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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月1日凌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发动了游击队武装起义。

　　导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武装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地印第安人缺少土地,经济极端贫困。恰帕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来得较迟,发生在1950年到1970年间,这20年间政府分配了许多土地,但土地改革远没能满足人民对土地的需要。

　　1992年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1988-1994)实行农业私有化改革,对1917宪法第27条进行修改,废除了土地分配制度,政府不再给农村居民分配土地。对于极度需要土地的印地安村社中的青年农民来说,这一新规定彻底断绝了他们获得土地的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更是加重了长期存在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和农村贫困化,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1994年1月1日起义当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Marcos)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回答群众问题时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今天开始生效,它是对在萨利纳斯政府的现代化项目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印第安人的死刑判决。于是,同志们决定在这一天起义来拒绝自由贸易协定给他们发的死亡令,以武装起义求得自由和民主,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起义的爆发在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激起了巨大反响,有的学者称萨帕塔运动打响了武装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第一枪。有的学者认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武装的改良主义者”,也有学者将萨帕塔运动定位为“后现代主义反抗”。而墨西哥著名历史学家卡洛斯则认为,作为一个反制度的新型农民社会运动,对它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有可能为今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找到应该走的正确道路的几个关键环节”。萨帕塔运动对因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展而感到消沉和沮丧的世界进步力量起到了激励作用。下面本文重点介绍萨帕塔运动在反新自由主义进程中最有建设性意义的自治实践。

　　一、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民主自治运动

　　墨西哥曾经有过灿烂的印第安玛雅文明。15世纪西班牙的殖民入侵使当地的印第安人口锐减,最终成为国内居民中的少数民族。2001年墨西哥官方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印第安人约有1150万-1200万,占总人口的11•5% -12%,其中有一半居住在南部的瓦哈卡、恰帕斯、维拉库鲁斯和尤卡坦四州。墨西哥革命(1910-1917)结束后,为了保持民族国家的稳定,政府在全国推行一体化政策,通过农业改革部、农业水利部等一些国家机构和政府发展计划,鼓励印第安人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印第安人被划入农民阶级。

　　20世纪60、70年代墨西哥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游击队武装运动,为了防止印第安人武装暴动,再加上70年代中期印第安领导人对政府一体化政策的直接批评,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开始由一体化转向“参与性印第安主义”,即将一些印第安领导人、以及他们所领导的运动联合到政府机构或者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官方印第安人组织及各种官方机构中。1974年,政府放权在恰帕斯由当地的天主教教会出面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印第安人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议题集中于土地和土地冲突、劳动者权益、印第安人教育、卫生以及贷款、咖啡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等问题。虽然与会代表也就民族自治和印第安人政治代表权进行了讨论,但大会的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这两个问题。

　　自治是印第安人对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正是这些斗争经验帮助他们发展了印第安文化,帮助他们得以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的多次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帮助他们在征服时期、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压迫下生存下来。印第安人的自治建立在印地安村社共同经济的基础之上,在解决部落、村庄和地区事务时的集体决策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且这种共同经济和集体决策方式也使他们在社区内部组织力量进行抵抗成为可能,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印地安村社共同经济的支撑。

　　正如副司令马科斯所说:“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到达恰帕斯开始组织工作以前,先进的自治模式就已经在印第安人社区发挥管理作用了。……一些城镇在自我管理方面经验很丰富,他们早已在实行自治。”当然,各个地方的自治程度并不相同。

　　作为纲领性文件,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其起义当天发布的《第一次丛林宣言》(也称《战争宣言》)中提出了自由、民主和公正三大基本要求。在双方停火开始和平谈判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将印第安人自治作为谈判的中心议题。同时他们认为,目前印第安民族、墨西哥全体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根源是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因此,它在1996年8月在拉坎顿丛林召开保卫人类反抗新自由主义大会,鲜明地提出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要求。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认为只有联合公民社会在墨西哥打开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政治环境,印第安人才能充分实行自治。而同时只有反抗全球新自由主义才能使墨西哥摆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民族国家。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上述要求在地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支撑。

　　二、萨帕塔运动自治实践的发展阶段

　　萨帕塔运动主张的印地安人民族自治是印第安人为自身权利斗争的继续。到目前为止,萨帕塔运动的自治实践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出自治要求。1994年1月12日政府宣布停火,在准备谈判期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了自治要求。在和联邦政府的谈判过程中, 1994年3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了35条谈判要求。实行自治是这35条谈判要求中的第四条。1994年12月政府军队判定卡纳达斯峡谷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根据地,随即发动了对卡纳达斯峡谷的大规模进攻,试图在包围峡谷后向恰帕斯州东部的拉坎顿丛林地区渗透。为了反抗政府军队的围剿,12月12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宣布了第一个萨帕塔运动自治市圣佩德罗(San Pedro deMichoacán)的成立,自治市首府为瓜达卢佩泰佩雅克(Guadalupe Tepeyac)。12月19日凌晨3: 30马科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两支联队已经跳出了政府军队的包围圈,并于11-14日控制了恰帕斯东部的38个市,几乎是恰帕斯州一半的领土。马科斯宣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将会在这些地方建立30个新自治市,这些自治市将接受阿马多•阿文达尼奥担任州长的自治州政府的领导。

　　第二阶段。1996年1月1日,在庆祝起义两周年的大会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表了《第四次丛林宣言》,宣布了五个阿瓜斯卡连德斯(Aguascalientes)同时成立(其中一个是对94年12月政府发动进攻时被破坏的阿瓜斯卡连德斯的重建)。阿瓜斯卡连德斯的主要职能是担任“公民社会和萨帕塔运动进行会面、交流的平台”,是“墨西哥文化和世界诸多文化交流的平台”。另外在地区自治机构没有建立之前,阿瓜斯卡连德斯也负责处理自治地区的社会生产事务。

　　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 1996年2月16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政府签署了《圣安德勒斯协定》。同年10月,萨帕塔人抵制了恰帕斯州的市政领导人选举,并拒绝承认革命制度党、革命民主党和国家行动党联合选举出的官员。同时,萨帕塔人又根据印第安人习俗通过公开的团体大会选举出了自己的自治机构领导人。这样,在同一个城市实际存在两套管理机构:联邦政府的官方机构和萨帕塔运动的自治管理机构。

　　1997年后自治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开始。1997年,政府背弃已签署的《圣安德勒斯协定》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尽管1994年12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宣布已经建立了38个自治市,但实际幸存下来的只有32个,而且这32个自治市的自治程度也参差不齐,一些自治市有职能完备的领导机构,一些则只有名义上的领导机构,有的则完全没有。总的来说,高地的自治更加正式,自治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区域和官方市政机构完全一致。因此,它们和官方市政机构之间的冲突也最多。在丛林地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将一些大市如奥科星格的管辖范围重新分割,并联合一些离市府很远的居民区组建新的自治市。

　　1997年春天,萨帕塔运动自治市在全体大会上按照印第安人传统习俗和惯例选举了自己的自治领导成员,并赋予自治领导机构卫生、教育以及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职能。另外,为了使上述自治政府进一步制度化,萨帕塔运动开始将其控制区内很多个市的联邦政府管理机构驱逐了出去。借口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联邦政府管理机构的驱逐举动, 1998年4月,政府发动警察和军队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动了联合攻击。

　　为了“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补充,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让心灵和话语找到可以生长的新空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随后一段时期进入了“战略沉默”期,运动领导人不再接受国内外媒体的访问,也不再向外界发布公报、信件等。但沉默对于萨帕塔运动来说并不是消极地毫不作为,而是同抵抗、谈判一样,都属于运动的重要斗争战略。对于萨帕塔运动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困难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下跌,运动根据地内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政府利用这一时机,用各种发展项目和资金补贴拉走了一些运动支持者。

　　第四阶段,自治实践的新阶段开始。2003年对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2003年7月,当时兼任萨帕塔运动自治镇临时发言人的副司令马科斯发表了一篇名为《第十三个纪念碑》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萨帕塔人宣布了控制区内部重组的结束。萨帕塔人将自己的控制区域划分为五个区,即北区、高地区、阿尔塔米拉诺区、策尔塔尔丛林区和托霍拉瓦尔丛林区。建在每个区首府的政治文化交流中心由阿瓜斯卡连德斯改称为卡拉戈尔,在区首府建立区政府管理机构——善政委员会(Councils ofGood Government)。五个卡拉戈尔和五个善政委员会的建立即是萨帕塔运动内部重组结束的标志。

　　卡拉戈尔和善政委员会的建立深化了萨帕塔运动区域内的民主。重组之后,萨帕塔运动的各个自治镇之间关系相互平等,分属五个“善政委员会”领导。由善政委员会负责调解所辖区域内的民事纠纷,接待对“自治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者的投诉,并监督社区项目的实施和担负组织团结群众的任务。而善政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各个自治市选派的代表轮流担任,“通过轮流到地区政府中服务一到两个星期,社区成员积累了服务和管理经验”。但同时,这种领导机构工作人员的代表轮换制也带来不少问题,“代表的频繁轮换,工作的频繁交接,使得善政委员会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工作缺少连续性,另外,善政委员会中女性代表人数严重不足”。

　　从2006年到现在是自治实践的第五个阶段。2006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区别于各党派开展的大规模总统竞选运动,萨帕塔运动开展了“另一种运动”(other campaign)。另一种运动的第一阶段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如今代号为“副代表零号”的马科斯领导,开展运动在全国的旅行。2007年3月25日“另一种运动”的第二阶段开始,马科斯和其他两名司令开始在墨西哥北部的旅行。“另一种运动”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会同民众见面,听取民众对社会的呼声和对萨帕塔运动发展的建议。尽管“另一种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受到政府的多番阻挠,但它还是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极大关注,很多社区和组织及个人表示支持“另一种运动”和《第六次丛林宣言》。另外, 2007年萨帕塔运动分别在年初、年中和岁尾在控制区的卡拉戈尔举行了三场“萨帕塔人与世界人民的会面”活动,特别是7月份的第二会面,参加者有3千多人。

　　三、萨帕塔自治实践面临的挑战

　　(一)自治实践没有国家宪法的认可

　　首先,萨帕塔运动的自治实践没有国家宪法的认可,这是自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1994年1月12日政府宣布停火后,萨帕塔运动开始和政府就印第安人权利和文化进行和平对话,达成了一系列极有限的一致,并在1996年2月16日双方签署了《圣安德勒斯协定》。在协定中政府做出了让步,承认印第安人可以通过正规的决策机制,按照传统和习惯进行自我管理。联邦政府承诺将在宪法中承认印第安人民的自治权,扩大印第安人民的政治代表权,保证印第安人的司法平等,建立一个新的法制框架以保证印第安人政治、法律和文化权利的实施。政府还承诺将承认印第安人民是拥有公权的共同体。对于萨帕塔人来说,这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治模式的根本性胜利,但这个协定没有涉及到土地改革和对墨西哥宪法第27条进行修改这两个全国性的严峻问题,而且也不包括市和地区自治,以及保证印第安人个人和集体权利能够全面实施的司法体制改革。

　　1996年11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和睦与和平委员会以及国家调解委员会通过谈判拟订了《印第安人权利与文化草案》。草案拟定后,联邦政府向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保证,不管这个草案是否能获得国会立法通过,都不会再对它进行修改。最后,塞迪约政府(1994-2000)认为草案中关于印第安自治的条款对国家统一存在着潜在威胁,否决了该草案。

　　2000年,在墨西哥执政长达71年的革命制度党在总统大选中遭到历史性失败,出身国家行动党的文森特•福克斯当选墨西哥总统(2000-2006)。福克斯在大选获胜发表演讲时说,他将在15分钟内解决恰帕斯问题,并敦促国会支持恰帕斯和睦与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印第安人权利与文化草案》。但在就任后,福克斯政府最后立法通过的却是1998年塞迪约政府自行重新起草的《印第安人权利与文化草案》,这一草案将《圣安德勒斯协定》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权利条款全部剔除殆尽。尽管这一草案遭到了国内主要印第安人组织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并在印第安人口居多的州被投票否决,但还是在全国投票中获得了最后通过。

　　尽管自治要求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但萨帕塔人并不气馁,他们仍然在控制区域内坚持着自己的自治实践。自2001年4月联邦政府通过官方的大打折扣的《印第安人权利与文化草案》后,他们便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运动内部——以巩固自治为主要目标,并将巩固自治和发展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结合起来。2003年7月,萨帕塔运动宣布已经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五个地区自治政府——善政委员会,这5个地区自治政府下辖30多个自治市镇。

　　地区自治政府的建立深化了自治的民主实践。现在,自治已经成了萨帕塔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善政委员会的管理模式甚至成了墨西哥其他要求自治的地方的一个参考样板。萨帕塔运动成了反抗和超越全球资本逻辑的强大象征。

　　(二)联邦政府对萨帕塔运动支持者的分化和腐蚀

　　政府将经济刺激当作有效的瓦解萨帕塔运动的有效手段。直到2000年大选失败前,在墨西哥执政的革命制度党都是从恰帕斯居民手中购买选票的。革命制度党的绝大部分政府公共救助计划所覆盖的人群也只是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者。起义爆发之后,政府宣布不再给起义地区提供任何物资和经济救助。但很快这一政策变成了凡是政府的支持者都可以获得政府救助。这使得一些农民团体及家庭必须为自己确定一个身份,要么支持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要么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1996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加强了抵抗政策,号召运动的支持者抵制政府的救济。由此,政府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政策使印第安人社区必须决定,要么继续忍受贫穷和政治高压,做一个坚定的萨帕塔人;要么,接受政府的救助,暂时缓解一下经济和政治压力。

　　政府的金钱政策成功地使一些萨帕塔运动支持者投向了政府的怀抱。“1999年,圣埃米利亚诺村有2/3的居民脱离了萨帕塔运动,被政府的各种经济创收项目拉走了。”这正是政府分化政策想要得到的结果。另外,政府的金钱政策严重干扰了萨帕塔运动的发展,使控制区内的冲突变得更复杂。萨帕塔运动的支持者和非萨帕塔群众在各个地区散居在一起,即使在一个村庄中也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支持者,非萨帕塔运动成员经常可以从运动所创造的开放空间中获得物质利益,比如1994年起义后获得的土地,以及在萨帕塔运动建立的医院得到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服务等,但作为运动成员却必须要抵制政府的金钱诱惑。这不仅是对运动支持者人性的考验,更是对萨帕塔运动团结巩固群众基础能力的巨大考验。

　　(三)自治运动内部成员的多样化和多派别

　　20世纪70、80年代,农民为了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组织了很多独立的农民运动团体。受萨慕埃尔•路易斯主教的解放神学理论影响的宗教人员在卡那达斯州政府管理区域之外的无主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社区间也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地方社会政治结构。”20世纪70年代,“各种各样的独立借贷、买卖和土地权利组织就存在于印第安人占大多数的地区,而且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它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些组织和政府,以及各组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样,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秘密机构和这些团体如农村集体利益协会、合作农场协会以及宗教协会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在有些地方,为了分享武装起义后带来的利益而支持萨帕塔运动的团体、组织之间,经常会发生利益争夺,他们之间的冲突有时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但冲突时常也会造成分裂。在自治机构和官方政府机构并存的地方,这些团体、组织内部各派成员之间的冲突有时会引起司法争议,而这又会给州政府加强对萨帕塔运动的干涉提供依据。然而,尽管不同团体之间、团体内部不同派别之间有冲突,但对州政府干涉的恐惧又使这些团体内可以通过直接谈判解决相互的冲突,并建立一个不从属于萨帕塔运动的早期州级自治政府。

　　四、萨帕塔运动自治实践的有利条件

　　尽管存在以上的不利因素,但“有趣的是,和社区内部分化相伴发生的是自治组织的繁荣发展”。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坚持在控制区域内使民主不断深化。为了不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军事结构破坏民主和自治的传统,在选举自治政府代表时,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就明确地取消了自身作为政治-军事工具的仲裁角色,规定印第安秘密革命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自治政府的领导人。这对于自治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另外,萨帕塔运动控制着印第安人社区的教育、卫生和司法机构,在运动自治区内占据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更有利于萨帕塔人推行其自治实践。

　　萨帕塔运动自治教育体系的目的是根据社区自身的需要和要求来推动参与性与包容性的教育体制的发展。新的社区学校是知识传承和社区居民集体进行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治的地方。学校的教师就是学校所在社区的成员,教师上课期间,所有学生的家庭轮流帮助教师管理耕种土地,用这种以工代酬的方式来支付教师工资。自治学校增设了实用生产技能,如建筑以及蔬菜、草药种植等教学内容。另外,学校还开设斗争教育课程,讲述萨帕塔运动的起因、目标、要求以及取得的成就等等,通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斗争教育,使抵抗和斗争在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萨帕塔运动对教育主导权的控制,使运动文化和印第安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

　　恰帕斯的自治医疗卫生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一些社区组织起来决定不再去政府设立的卫生机构,他们集资购买治疗一般病痛的药品和卫生器材,生了大病就去外地信得过的教会医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恰帕斯印第安人地区每万人才有四名医生。为了解决极度缺少医疗人员和设备的问题,萨帕塔人的医疗事业集中于疾病预防、社区参与和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现在萨帕塔运动地区有两所医院,以及一些小诊所,另外运动的五个地区,每个区都有70到300名不等的卫生员。所有印第安居民,包括非萨帕塔运动的支持者都可以到自治医院看病。萨帕塔运动的支持者在运动控制区内任何一家诊所和医院都可以进行免费治疗,而非运动的支持者看病,有钱的就交10到25比索做诊费,如果没钱也同样能得到治疗。

　　萨帕塔人在自治区内坚决履行《圣安德勒斯协定》,将其作为自治政府实施权力的法律准则,根据印第安人风俗进行司法管理。运动的法律规定凡是运动的支持者不得饮酒,违反者会被处以罚金或义务劳动。被政府的金钱政策拉走的人如果想要重新成为运动的支持者,必须先在监狱里悔悟48个小时,再交纳罚金。因为组织不是玩具,不是玩腻了就可以随意丢弃的。善政委员会义务对递送到委员会的指控进行调查。犯罪情节轻的可以通过交罚金和在社区里作义工抵罪,犯罪情节严重的有时会被驱逐出社区。如果是杀人罪,萨帕塔人会将罪犯移交给联邦政府的司法机关,但无论罪犯属于社区内部还是来自外部人员,都要供养受害人的家人。和卫生服务一样,萨帕塔人的司法制度对于居住在自治区的革命制度党支持者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奥文提克的善政委员会在2003—2004年度解决的85起司法案件,有15起就是关于非萨帕塔人的。自治区居民对自治政府司法权威的认可使自治政府在民众中确立了政治威信。

　　萨帕塔运动自治政府还主导着自治实践区域内的社会生产和发展过程。起义前,因为对即将发生的战争的恐惧,一些大农牧场主和家庭离开了,还有一些不赞同起义的持异议者也离开了村庄,这些人离开后,他们的土地,以及人们借着起义的余波占领的土地的分配权归萨帕塔运动所有。对土地的控制权使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占据着控制区内的政治主导地位。2001年,为了遏制政府的分化政策,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要求拉卡德尼亚村每一个村民必须在12月12日做出决定,选择跟随政府的村民将被收回起义后分配的土地。

　　1994年起义以后,为了发展生产,萨帕塔运动开展了许多自给自足的生产、交换和社会服务项目,如集体照看小块土地,饲养兔子、养蜂、制造蜡烛、进行生态农业试验、创建地方学校、建立接受传统和现代医疗方法的医疗卫生人员网络等等。大多数这些项目在开始时都是小规模的,随着五个阿瓜斯卡连德斯服务中心的发展,社区间可以互相调节并联合编制计划,包括制靴和纺织合作社,在奥文提克高地中部建立了地区自治中学。这种以非市场机制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替代选择为社区建立社会分配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进行更广泛地改变国家政策的政治斗争做好了准备。

　　2003年7月,马科斯在《第十三个纪念碑》这份文件的第二部分提到,在萨帕塔运动发展的十年里运动得到了国内外很多组织的物质和精神支持。马科斯说:“我们萨帕塔人说‘一切为大家,丝毫不为己’,……我们需要的是公民社会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社会集团狭小世界的广大世界’。我们需要的是政治支持,而不是施舍。”马科斯最后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它们完全不顾印第安人社区的实际需要,捐赠一些根本用不上的物品,或在社区开展一些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救助或发展项目。对此, 2003年善政委员会成立以后,萨帕塔运动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在自治区的工作进行了管理和引导。

　　萨帕塔运动规定各种团体和组织如果要在自治区内开展救助项目,必须提前将项目计划上报善政委员会,经批准后方能施行,而且项目具体的实施方案由萨帕塔人制定。这一规定不仅使萨帕塔人能够将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进行合理的调配和运用,而且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萨帕塔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调节,从而引导各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向着有组织的良性方向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在自治区内开展救助、发展项目进行管理和引导,萨帕塔运动取消了非政府组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使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摆脱了对外部非政府组织的高度依赖,使萨帕塔运动在印第安人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了主导地位。这不仅加强了自治机构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的合法性,增强了自治机构工作人员的参与经验,而且有效地调节了自治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运动成功地避免了支持者被非政府组织拉走的现象的发生。

　　为了平衡萨帕塔运动自治区内的经济发展,善政委员会规定凡是得到外部经济支持的社区、市或者合作社都要拿出所得发展援助资金的10%作为社区税,委员会将这一部分税收作为集体资金分配给其他没有得到援助的地区或者合作社发展社会经济生活。此外,善政委员会还规定,一些合作社出售产品获得的利润由委员会按照具体情况分配给没有产品出售或者没有得到任何援助的农民。通过这些措施,萨帕塔运动不仅使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得到了调节,还使自治建设摆脱了对外部非政府组织资金的高度依赖。

　　结 语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拉美传统游击队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起义之初就宣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推翻当政的萨利纳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通过合法、透明的选举,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总统,在墨西哥实现真正民主、自由和公正。在与政府的谈判开始之后,萨帕塔运动联合国内外公民组织开展了很多和平的抗议运动,如1996年8月在丛林召开的保卫人类反抗新自由主义大会, 2000年举行的公投,等等。萨帕塔运动从不认为自己是国家革命运动的先锋,在各个和平运动的组织与开展中也从不以领导者或者核心自居,它一直坚持并奉行公民社会才是社会变革的真正推动力量,只有各个社会领域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形成全国革命运动,才能引起真正的社会变革,而萨帕塔运动需要做的是为公民社会的行动打开更大的政治空间。

　　在和政府开始谈判后,萨帕塔运动越来越多地依靠公报、信件、宣言等舆论宣传为武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为数不多也不甚精良的军事武器是保卫自治的自卫工具。尽管政府军队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围剿和进攻主要集中在1994年,但针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低强度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联邦政府在恰帕斯州,特别是丛林地区,派驻了大量军队,政府一方面用国家正规军队对萨帕塔运动地区实施重重围困,另一方面给一些准军事组织提供训练、武器和资金,依靠它们在运动地区内对自治实施小规模的武装破坏。

　　因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不夺取国家政权,且在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旗帜性作用,墨西哥政府只能对运动采取围困,并利用低强度战争逐渐将其消灭的政策。政府军队的围困限制了运动领导人活动的范围,但萨帕塔运动及其国际支持组织利用先进的网络传播技术,及时地将运动的新闻、公报向全世界传播,彻底打破了政府将运动进行隔离,使其地方化的企图。

　　萨帕塔运动采取多元且灵活的斗争策略,使自治实践在墨西哥政府十多年的镇压中顽强生存并发展了起来,为全世界抵抗运动开创了一个可以实践新的管理和发展模式的空间,使社会运动的战场由街头扩展到了一个固定地域。尽管在政府的重兵包围下,萨帕塔运动自治区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以自给自足的模式逐步发展,且对外部非政府的支持有诸多依赖,但萨帕塔运动的自治实践和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一样,正在成为取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选择,对国家作为全球资本经纪人的地位形成挑战。（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