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2010年圣诞节前夕，在罗马尼亚议会期间，当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一个绝望的工程师由于反对政府有争议的经济政策，而跳下阳台自杀。据报道，这个自杀未遂的男子跳楼前大喊：“你将面包从孩子的嘴里拿走了！你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这个住院的抗议者穿着一件上面有“你已经毁了我们的未来”字样的T恤，他就是41岁的阿德里安•斯巴鲁（Adrian Sobaru），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患自闭症，作为布加勒斯特最新的削减预算步骤的一部分，这个自闭症孩子失去了政府援助。罗马尼亚的电视播出了这一事件，引发了反对总理埃米尔•博克的保守党内阁的不信任投票。斯巴鲁所反对的财政和工资紧缩政策包括，对如他一样的所有公务员削减25%的工资，同时严重削减对残疾儿童父母的社会援助金，这也对斯巴鲁产生了影响。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此人悲痛欲绝的哭声在那些听到的人们心中激起了无限波澜，他们在1989年的反共产主义革命中，推翻了亲西方的齐奥塞斯库政权。

　　经济混乱

　　后来在全国播放了斯巴鲁的自杀事件，引起了许多罗马尼亚人的同情，他们将此看做后共产主义时期野蛮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的象征。罗马尼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10年预期至少下降2%，而2009年已经缩减了7.1%。卷入腐败和任人唯亲丑闻之中的布加勒斯特政府不再努力帮助那些失业者和社会弱势群体，削减了四分之一的公共部门支出以及所有的社会支出，包括穷人的取暖补贴、失业补贴、残疾补贴等等。同时，国家的消费税从19%涨至24%，当局也努力将财政赤字控制在6.8%，以此来适应欧盟的紧缩财政要求（罗马尼亚2007年2月加入欧盟）。

　　这些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激起了亿万罗马尼亚人的愤怒，在这一个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只有约400美元的国家，这些罗马尼亚人几乎入不敷出。聚集了几万人的街头抗议者反映出普通民众对贫困和持续的经济危机的强烈不满，而贫困和危机却将罗马尼亚拖向破产的边缘。布加勒斯特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对联合新闻的记者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中产阶级，而在罗马尼亚，社会却分裂为极为富有的少数人和巨量的贫困的下层。”[1]

　　斯巴鲁的自杀事件恰恰表征了巴尔干半岛国家那无所不在的凄惨气氛，以及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憧憬的破灭。在那些同样遭受着高失业率、大众贫困、工资下降，以及削减公共支出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象斯巴鲁这样的悲剧也很容易发生。与罗马尼亚的斯巴鲁自杀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捷克医生集体辞职事件。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内阁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财政状况，削减了至少10%的公共支出，包括卫生保健支出。为了抗议这一决定，捷克两万医生集体辞职。这一集体辞职事件是“幸亏我们离开了”（“Thanks, We Are Leaving”）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是由那些满腹牢骚的医生发起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全国范围给布拉格当局施压，以提高他们的低工资并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改善工作条件。这次运动危及了许多患者的生命，面对着这场前共产主义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卫生保健危机，捷克政府扬言要实行全国警戒，以强迫医生要么回去工作，要么就会面对严酷的法律和财政惩罚。

　　人们也会想起拉脱维亚2009年的食品危机暴乱，虽然当时的总理东布罗夫斯基斯大幅削减公共支出、降低了拉脱维亚本已十分不堪的生活水平，从而已经失去民心，但是他在2010年再度当选。因为这次选举的焦点被引向拉脱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与那些大量不安分的俄语族群的无耻的冲突。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经济学研究教授米歇尔•哈德逊认为，在前苏联加盟国，如果一个严苛的政府在社会福利、教育、卫生保健、公共交通以及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削减支出，那就会削弱经济安全、威胁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就会大规模的移居海外，因为与其在国内罹患失业之苦，不如到国外改善生活条件。举例而言，在拉脱维亚，占全国总人口12%强的人（在劳动力人口中会有更大的比例）现在在国外工作。

　　哈德逊教授写到，当2008年“新自由主义的泡沫”破碎之时，拉脱维亚的保守主义政府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基于严厉赔偿条款的重债，这些赔偿条款将如此严酷的紧缩政策加诸拉脱维亚，以至于拉脱维亚的经济缩水了25%，现在是22%（其邻居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经历了同样严峻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也在不断增长。拉脱维亚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工作，而拉脱维亚的外来打工者则节衣缩食，将少的可怜的财物寄回赤贫的家里。拉脱维亚的儿童就象孤儿一样被舍弃了，以至于社会科学家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仅有230万人口的小国怎样才能在人口统计学上维持其存在。[2]这就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紧缩预算的后果，他们挽救了国际债主和本地的银行家，但却彻底毁掉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遍布前共产主义世界的深深的经济危机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那些包括右翼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在内的激进政党和政治人物获取了权力。匈牙利中青年民主党(FIDESZ -Hungarian Civic Union)是一个公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2010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取了52.73%的选票，“更好匈牙利运动”政党（JOBBIK）是一个排外的极右政党，在这次选举中以16.67%的选票位居第三。在灾难性的经济萧条期间，民族主义的右翼是如何获得大多数民众的选票的呢？他们通过重新使用了匈牙利传统上的少数族群替罪羊策略，并且指责特别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要为匈牙利广泛的失业和贫穷负责。奥斯卡•莫尔纳（Oszkár Molnár）是中青年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他被选入了新的议会，他公开说：“我热爱匈牙利，我热爱匈牙利人，相对于全球金融资本，我更倾向于匈牙利的利益。全球金融资本也可以说就是犹太资本，它想吞噬整个世界，尤其是匈牙利”，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却并没有遭到其党内同僚的公开批评。

　　德国新闻界谴责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但试图钳制本国媒体，还试图寻求中青年民主党一党统治，并将匈牙利转变为极权主义的领导者（Führerstaat）（匈牙利的时事评论同样抱怨他们国家日益增长的“欧尔班化”）。匈牙利Népszabadság日报的主编查尔斯抱怨新媒体法试图“在新闻工作者灵魂中烙上恐惧的烙印”，匈牙利“整体的合法状态正在系统性的消失。”[3]贝卢斯科尼式的民粹主义者欧尔班利用被全球化漩涡所困扰的普通匈牙利人的反资本主义、反欧盟、反美情绪，获得了强大的国内公众支持，他象以往一样站在公然反抗的立场上，警告欧盟停止干涉匈牙利的内政：“是欧盟应该适应匈牙利，而不是匈牙利适应欧盟……”（匈牙利于2011年1月1日正式接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但是，许多匈牙利人怀疑，新媒体法仅仅是分散公众对严峻的国内经济问题注意力的策略。

　　另一个独裁人物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 ）是前国家警察总长，有靠不住的共产主义背景，据报道与当地的地下犯罪组织有联系，他控制了保加利亚。保加利亚2007年1月成为欧盟成员，除了黑手党统治的科索沃（欧盟另一个令人反感的候选成员国，有望2015前加入欧盟）之外，它成为前东欧联盟中最腐败和最罪恶的部分。这个国家的苦难已经变成此地区畸形的后共产主义发展轨迹以及当前不满情绪蔓延的标志，所以，墨索里尼式的强人鲍里索夫及其右翼的保加利亚公民欧洲发展党（GERB）在2009年7月选举中的胜利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几乎每一个宏观经济指标都表明，现在的保加利亚比其共产主义时期情况更糟。

　　官方统计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暴跌，社会安全体系已经崩溃，甚至贫困的保加利亚人的生计都处于危险之中。市场导向的“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了保加利亚的工业和农业，失业、通货膨胀、极端的收入不公、赤贫、甚至营养不良，以任人唯亲、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招权纳贿（权利寻租）、走私、勒索“保护”费、非法赌博、卖淫和色情表演的形式进行有组织的犯罪和盛行的腐败，已经使后共产主义的生活水平和基本生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个不幸的结果是普遍忽视了保加利亚普通民众的经济与社会权利，对于许多人而言，现在8小时工作制已然成为了回忆。

　　灾难性的经济环境相应的产生了一个相当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政治气氛。在暴风骤雨般的后共产主义期间选举上台的内阁政府没有一个超过一个任期（常常少于一个任期）。这种变动表明了，由于惨淡的经济形势和现存政党精英对解决经济问题显而易见的无能，导致保加利亚政治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厌倦了经济衰退、政府不作为、窃国行为以及猖獗的犯罪和腐败，保加利亚人一次又一次的投下了抗议票，以反对无能、自私、腐败、犯罪化以及追逐私利的党派政客团伙对权力的控制。但是，他们好像仍然看不到不幸生活的尽头，尤其是现在的鲍里索夫内阁推行了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政策，削减了不少于20%的公共开支。

　　同时，政治已经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比任何盈利性的商业活动风险更小、更有利可图。这已经将政党变成了类似于骗子公司的东西——由肆无忌惮、恃强凌弱的寻租者严密组织起来的小集团，雄心勃勃地试图接管政权，通过剥削愚昧的民众和掠夺保加利亚的资源以发财致富，尤其是现在该国可以指望接受大量的外国援助和来自欧盟的投资。经常是犯罪源头的强大的经济利益成为各个主要政党的经济后盾，为本质上是盗贼统治的、黑社会性质的寡头政治注入了强有力的财阀元素。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民众看来，为腐败所困扰的政府与保加利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毫不奇怪，保加利亚人往往称他们的国家为“黑手党国家”、“香蕉共和国”、“马戏团”和“荒谬的伊斯坦。”他们仍然在等待一直承诺的“正常”资本主义和“正常”民主的到来，那时，个人经济安全、说的过去的工资和体面的生活水平将取代今天的高失业、赤贫、无家可归和社会失望。约120万保加利亚人（人口的16%），大多是年轻人，都已经用脚投票，去国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贫穷造成的移民已经使后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的人口从1989年的近9百万减少到今天的约7百万）。

　　失去民心

　　前苏联加盟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失败后不久就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化了（这些国家中有很多都解体了），在这些国家中，除了那些所作所为就像强盗一样的地方精英，其他的人都变成了第三世界的贫民。几乎所有这28个欧亚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只有波兰的GDP超过了其共产主义时期）。到处都是严重的经济挫折、根深蒂固的腐败，民众的挫败感和沮丧情绪无孔不入，再加上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看起来无限的困难以及无尽的剥夺，这些不仅削弱了新上台的权力的威望，甚至也使人们对西式民主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一种新财阀，他们既贪婪又无情，追逐财富与权力永不满足。他们通过私有化这个不正义的和腐败的过程，掠夺了原来的国有经济并且在国内肆无忌惮的再现了狄更斯式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最恶劣的一面，仿佛二十世纪的社会进步从未发生过。就在普遍的失业、匮乏、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中间，在所有的大城市，数百万美元的私人豪宅拔地而起，它们成为了不当得利以及普通民众无法企及的财富的宫殿般的象征，与此相对照的是，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正在为了找工作、应付日常开销以及找到一个可支付起的住所而挣扎着。这些新富阶层不仅过着奢侈甜蜜的生活，而且与政界联系密切，为了利润和迅速致富他们可以犯任何一种罪行，他们正是将路易十五的那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付诸实施之人，他们到处鼓动人们重新燃起改变命运的希望、鼓动人们应该使国家沿着“文明国家”的路子进行现代化，他们为此冲锋陷阵、乐此不疲。然而许多地区那些繁荣的新兴经济中的唯一事物看起来只像是有组织的犯罪，这种犯罪往往是由权力圈内部的窃国大盗所操纵的。

　　这些新富寡头的寄生层变得日益富有，部分原因是新体制下实行的“统一税率”法律可以使他们逃税，而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通民众现在只能自己掏腰包来支付原来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他们也要支付收入税、房产税和消费税，而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他们却并不需要这样做。原来的免费教育现在也货币化或者私有化了，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以及新的私立学校、学院、大学中，学生不仅要为各种培训支付费用，同时也要为各种教育都需要的入学考试和各种必须的测验支付费用。为了削减社会支出和预算赤字，政府取消了从医疗、教育、司法援助到住房、能源、公共交通等一切领域的补贴，这就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试验场，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剥夺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力，比如说法定最低工资制、带薪假期、免费和普遍的医疗、教育和法律服务、男60女55岁退休制度，以及工会组织。尽管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不断飙升，然而铁的市场法则依然运行，缺少社会福利、甚至最基本的社会团结，这一切都使那个共产主义时期的老笑话——他们（雇主）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雇员）假装工作——在今天看起来更为真实。因为人们并不愿意为私企（经常是外企）更努力的工作，这些老板看起来只对从雇员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又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和福利感兴趣。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与科学以及艺术与文化机构也以节省纳税人的钱的名义被彻底毁掉了（比如在许多转型国家中，国家科学院已经被关掉了或者即将被关掉）。

　　在这些危机重重的国家，当失业、贫困、犯罪以及酗酒和吸毒蔓延的时候，又伴随着根本支付不起的基本生活支出，比如食品、住房和燃料，这一切都使生活水平严重恶化了。几乎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处，公众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都是零。由于在民众期望与政府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民主的信赖渐渐被腐蚀掉了。如果一个政权长期不作为，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那它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危机和不稳定（比如魏玛德国就是一个例子）。鉴于其糟糕透顶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众渐渐失去了其长期秉持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仰。当然人们也认为他们的前共产主义时期是不民主的。因此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的观点也影响了民主的态度，即如何理解民主的价值，所以这个地区的所谓的“民主赤字”是相当庞大的。当地的统治精英逐渐地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结果是公众抗议和社会动荡已经司空见惯，其中包括约十二个国家发生的颇富争议的“颜色革命”（其成功与否有赖于西方对其的支持力度），“颜色革命”反对的就是那些民选上台但是已经失去民心的政府。例如，在2011年1月，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的反政府游行示威中，几名抗议者被击毙，150人受伤。阿尔巴尼亚保守党总理贝里沙誓言他绝不允许推翻其政府，但是抗议者又在地拉那以及阿尔巴尼亚其他的城市举行了新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预言将来要筹划更多的抗议活动。支持抗议者的社会主义政党谴责当局要为广泛的金融犯罪、普遍的犯罪和腐败、千疮百孔的经济以及公共基本设施的明显缺乏负责。社会主义党也要求举行新的选举，该党谴责现任政府在2009年选举中操纵选票，在那次有争议的选举中，贝里沙领导的民主党以微弱优势当选。当贝里沙公开指责其对手社会主义党企图进行“突尼斯式的暴动”（指的是最近推翻突尼斯独裁总统的流血事件，许多人遭到屠杀）之时，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后苏联的格鲁吉亚，尽管其“民主”当局总是千方百计的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却并不能阻止定期举行类似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满怀怨愤的抗议者指责格鲁吉亚强人总统萨卡什维利在2008年与俄罗斯之间的灾难性战争，指责他葬送了国家的前途。2011年1月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周围举行反对萨卡什维利的游行示威期间，反对党保守党的Lasha Chkhartishvili对参观的外国记者说：“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处在贫困的边缘，在格鲁吉亚除了警戒状态，什么都没用。萨卡什维利的独裁政权注定要垮台，因为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4]

　　目前，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国家支持民主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整个大中东地区的政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但是这种暴动的导火索几乎在哪儿都存在，特别是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经过20多年的无能、腐败、欺骗的后共产主义统治——加之整个前苏联加盟国实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实验——之后，抗议贫困、失业以及普遍的公职盗窃之蓄势待发的骚乱已经导致了地区范围的不稳定，在这个地区，某些西方背景的政权的生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的，这一点已经被证实。看看那些前所未有的投机活动，像极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前的症状。就像许多当地媒体论坛上的读者评论，他们讨论了有关新的后共产主义秩序的不稳定性与可逆性，认为它有可能被拉美模式所替代。“革命的民主”，后共产主义政权的不安全性与脆弱性的含义通过共产主义的思乡病浪潮得以增强，这一浪潮席卷了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的乡愁

　　随着1989年革命诺言的落空，人们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前共产主义国家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们对于贫困化、腐败、街头犯罪以及普遍的社会失序的怨愤情绪不断扩散，这种社会失序是与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转型与效仿西式民主相伴随的，这种状况就在许多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了对共产主义过去之日益增长的怀念之情（这些普通民众并非是其国家内世界性的和亲西方的精英分子），当他们回忆之时，就会越发怀念那些共产主义“美好的旧时光”——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所谓的“苏维埃时尚”（Soviet chic）在这个地区弥漫开来。

　　最近出版的《罗马尼亚评估和战略调查》（Rumanian Evaluation and Strategy Survey）显示，45%的罗马尼亚人认为如果反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发生的话，他们会生活的会更好。在经历了21年混乱的后共产主义生活之后，61%的接受调查者说他们当前的生活比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更糟，只有24%的人感觉现在更好。如果这个调查结果可信的话（这次民意调查是在2010年末进行的，选取了1476个成年人作为样本，而且调查数据方面有一个上下2.7%的误差），那么齐奥塞斯库就变成了一个大多数罗马尼亚人给予同情的殉难者。至少8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公众审判就将其处以极刑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60%的受访者甚至对他的死表示遗憾。[5]另一个最近的调查显示，59%的罗马尼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好的理念，大约44%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好的理念被应用的很糟糕，而只有15%的人认为这个理念的应用是正确的。仅有29%的罗马尼亚人仍然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坏的理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对于共产主义之积极的观点与年龄和居住地相关。超过40岁的大多数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好的理念（其中包括60岁以上的人中的74%，40-59岁人中的64%）但是在不记得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年青一代中只有少数人对共产主义持这种积极态度（20-39岁的人中有49%，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仅有21%）。农村的受访者有更为积极的观点，他们中只有21%的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坏的理念，而城市的受访者中有34%持这种观点。[6]许多罗马尼亚人之所以会怀念过去，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国家提供的廉价住房，以及免费医疗和政府补贴的在黑海岸的假期。一个68岁的退休技工说：“我为共产主义的失败感到遗憾，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当我看到我的儿辈和孙辈在多么吃力的挣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我们足够吃的，而且每年还有假期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7]

　　这种“苏维埃时尚”在前东德居民中间十分流行，他们称之为“怀旧”。[8]德国保守主义杂志《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柏林墙倒掉20年后，对民主德国的赞颂之声正在上升。那些断然批评民主德国是一个不合理的国家的人主要是年轻人和生活较富裕的人。”《明镜》周刊引用的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多的前东德人（57%）为前民主德国辩护，有49%的被访者认为“东德好的方面多过坏的方面，虽然有些问题，但那时生活还不错。”还有8%的人断然拒绝任何对东德的批评或者认为“总体来说，东德是好的。那时的生活比在现在的统一德国更幸福、更好些。”这些在柏林墙倒掉20周年显示出来的民意，揭示了对东德的怀念在许多前东德人中间已经深入人心。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只在那些哀悼东德消失的老年人中才存在的“怀乡病”，历史学家斯特凡•沃尔（Stefan Wolle）说：其实“一种新型的怀旧已经成形。”他还抱怨：“对专政的理想世界的渴望之情远远超出了那些前东德的政府官员，甚至那些几乎没有在东德生活过的年轻人今天也把它（东德）理想化了。”[9]

　　柏林自由大学一个研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所主任、政治学家克劳斯•施罗德（Klaus Schroeder）在对东德年轻人的一项2008年的研究中认为：“甚至不足一半的东德年轻人将民主德国描述为一个专政国家，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是一个正常的情报机构。”克劳斯认为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不能、而且也不想看到那些东德的阴暗面。克劳斯的研究结论使人们看到了那些对前东德心怀不满的人的真实想法。文章引用的一个东德人这样说：“现在看来，当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赶出了天堂”。而另一个38岁的男子认为，谢天谢地他曾经生活在东德，因为直到东西德统一他才第一次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和乞丐，以及那些为其生存而担忧的穷苦人。许多前东德人将现在的德国描述为一个“奴隶国家”与“资本主义专政国家”，而许多人则完全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在是过分资本主义、过分专政了，当然也并不民主。克劳斯发现这些观点都是令人担忧的：“我担心东德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现今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同一篇《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另一个前东德公民则认为：“就我所知，前东德并不比现在更专政。”他不仅热望着前东德的同工同酬和同等的养老金，而且他也抱怨在统一后的德国，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今天，不正义的活动仅仅是以比东德时期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进行，而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以及街头犯罪却完全不为所知。[10]

　　在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比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更受欢迎，后者是曾经很有威望而今已被冷落的反共偶像、前团结工会领导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后来的总统。为了对抗这一地区不断蔓延的对共产主义的怀念，也为了改变国内的舆论氛围，波兰狂热的反共分子修改了犯罪标准，其中就包括正式禁止所有的与共产主义相关的标识。在这个几乎可与中世纪的宗教审查制度相媲美的新法律下生活的波兰人，如果被发现唱国际歌、被发现带有红旗、红星、镰刀斧头标志以及其他的共产主义时期的象征物、甚至仅仅是穿着一件切•瓦格拉的T恤衫，就会被课以罚金或者被投入监狱。与此相同，捷克的保守党政府正试图宣布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为非法（尽管后者在2010年5月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1%的选票，而且在议会两院中都有代表），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该党的领导人要保留党的名称中的“共产主义”字眼。欧盟成员国中有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近期催促布鲁塞尔通过一项决定，即在欧盟范围内，对减轻或者否认共产主义政权罪恶的言行实施禁止。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在给欧盟正义委员会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到：“正义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保每个极权体制的受害者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在每个欧盟国家，都应该对那些公开宽容、抹杀和轻描淡写极权主义罪行的人课以犯罪。”在来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反共代理人的煽动下，欧洲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有关“极权主义”的颇富争议的决定，该决定将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处罚措施都无法抑制住共产主义思乡病的蔓延：在今天，在东柏林人中最流行的文化衫上写着“还我柏林墙！而且这次要将它加高两米！”

　　前共产主义国家会是下一个利比亚吗？

　　现在，西方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力只是集中于阿拉伯世界紧张和冲突的动荡局势，人们常常会忽视或者忘记攫住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危机。严重的不平等、贫困化、政府腐败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成为了后共产主义秩序的特征，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就像北非和中东一样极易爆发冲突，可能有一天它会比设想的更糟。对于这个麻烦重重的地区而言，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突尼斯、埃及甚至利比亚呢？

　　现在，这些转型国家那些长期罹患灾难之苦然而依旧保持耐心的普通民众正在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能出现一位救世主似的当权人物，在西方的帮助下，将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从贫困化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普通民众认为他们的民主革命及其美好的希望已经被形形色色的“阴暗势力”所背叛、劫持和窃取了。这些阴暗势力包括那些用现在的金钱权利替代了原来的政治权力的前共产主义精英团体，包括那些当地的野心勃勃的伪“民主主义者”与贪婪的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腐败的结盟（在当地的左翼分子看来），包括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索罗斯基金以及“国际犹太金融”进行的阴险的密谋（在极右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正像王尔德的喜剧《理想丈夫》中罗伯特-切尔顿爵士所说的那样：“当神灵要惩罚我们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如愿以偿。”

　　从上面所说的这些来看，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前共产主义国家那些被满足的愿望是否会被证明最终只是一种惩罚。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采取一种朝向创造民主世界秩序的进步性改革，而不是被全球化的霸主以及服务于它的当地的买办精英所控制，也会为这些国家抵抗国际金融机构与跨国银行的压榨性力量开辟出一个新的前景。（张 剑 译）

　　

　　注释：

　　[1] George Jahn, “In Romania, Turmoil Fuels Nostalgia for Communism,”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1, 2011.

　　[2] Michael Hudson and Jeffrey Sommers, “Latvia Provides No Magic Solution for Indebted Economies,” Guardian.co.uk, December 20, 2010.

　　[3] “There’s More at Stake than Just Freedom of the Press,” Der Spiegel International, January 19, 2011.

　　[4] “Saakashvili Has Turned Georgia into A Police State,” Interfax, February 11, 2011.

　　[5] “45% of Romanians Say ‘Ceauşescu, Please Forgive Us for Being Drunk in December (1989)’,” Bucharest Herald, December 29, 2010.

　　[6]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conducted amo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Rumanians between 22 October and 1 November 2010 were relea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st Crimes and the Memory of Romanian Exiles at http://www.crimelecomunismului.ro/en/about_iiccr.

　　[7] Jahn, “In Romania, Turmoil Fuels Nostalgia for Communism.”

　　[8] “Ostalgie” is derived from the German words Ost (east) and Nostalgie (nostalgia) and refers to the widespread sense of longing for many aspects of life in the forme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9] Julia Bonstein, “Majority of East Germans Feel Life Better under Communism,” Der Spiegel International, July 3, 2009.

　　[10] Ibid. The British Guardian marked the 20th anniversary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with an article by an ex-East German academic who similarly lamented the demise of the GDR which, she claimed, offered “social and gender e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nd lack of existential fears, as well as subsidized rents.” According to her, unification has “brought social breakdown, widespread unemployment, blacklisting, a crass materialism and an ‘elbow society’….” See Bruni de la Motte, “East Germans Lost Much in 1989: For Many in the GD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Unification Meant the Loss of Jobs, Homes, Security and Equality,” Guardian.co.uk, November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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