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经济朝着生产全球化方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量原本应该发生在北方国家的制造业甚至服务业生产的增长——以及部分北方国家既有的生产——现在被外包给南方国家，满足着那里少数新兴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需要。人们习惯上认为这种转变源自1974—1975年间的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或者将其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巨大增长。然而，我们却认为，全球化生产的基础在20世纪50、60年代已经奠定，并且在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理论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描述。

　　在海默看来，跨国公司从现代产业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结构演化而来，在这种结构中典型的公司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公司控制着特定市场或产业中相当大的份额。在跨国公司（同时也是这一体系）发展的某个节点，这些总部设置在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向海外扩张，通过拥有和控制海外分支机构寻求垄断优势，以及更加便利地获取原料和当地市场的渠道。这些公司将国际劳动分工内化于自身的公司结构来开展生产。海默注意到，“跨国公司作为组织国际交换的一种方式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国际化和“跨国寡头垄断”体系的形成，这将会越来越强化对世界经济的控制。

　　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一个激进方案》中，海默集中关注了发达经济体中落后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庞大的“潜在过剩人口”或劳动后备军问题，“他们可能分化形成一种工作在最底层的不断流动的过剩人口”。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海默强调，“因此，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积累”。第三世界巨大的“外部劳动后备军”，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内部劳动后备军”，构成了跨国资本得以将生产国际化的真正物质基础——过剩人口——源源不断地转化成劳动力，同时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弱化全球劳工力量。仔细考查海默的著作有助于澄清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从北向南的“全球工作大转移”这样一个在我们时代中变得如此核心的主题，不应该被过多地从跨国公司、去工业化、经济危机、新通信技术或者全球化和金融化这些一般现象等方面来理解——虽然这些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相反，这种转移应该被看作主要是垄断资本国际化的结果，源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和世界范围内生产的集聚和集中。并且，它和世界范围内工资与贫富两极分化的整个体系相连接，而这一体系的基础在于全球劳动后备军。

　　对世界经济控制力越来越强的跨国寡头在价格领域进行串通，避免了真正的价格竞争。例如，福特和丰田以及其他大牌汽车公司并不竞相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它们的最终产品，因为这样做会引发一场破坏性的价格战，减少所有公司的利润。价格竞争这一经济理论中最主要的竞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了，在成熟市场和产业中得以保留的两种主要竞争形式是：（1）对更低成本的竞争，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主要产品的成本控制必不可少；（2）所谓的“垄断竞争”，即少数寡头直接在市场营销领域进行较量。

　　大公司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的最低成本，以此扩大它们的利润率，强化它们在特定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以20世纪6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扩张为起点，对低成本优势和高利润率的不断追求导致相当大部分的生产被分包到海外。然而，这需要成功地打开第三世界国家潜在的劳动力蓄水池，来创造规模庞大的低工资劳动力。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劳动力扩张能够为资本所利用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1）很大一部分全球边缘国家通过农业商业（agribusiness）导致的非农化（depeasantization）——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造成城市贫民窟人口的扩张；（2）以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7年，世界劳动力从19亿增长到31亿，增长了63%，其中73%的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40%。

　　这些全球大趋势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独特的世界经济结构，公司的控制权和利润集中在顶层，底层的全球劳工面临着极度的低工资和长期的生产性工作缺乏。成熟经济体的停滞以及由此导致的积累的金融化趋势只会通过推动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戏称的“全球劳工套利”进一步加剧。所谓的“全球劳工套利”，就是利用国际工资差异获取经济收益、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特别巨大回报的体系。

　　理解帝国主义体系（不仅限于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跨国企业本身）这些变化的关键在于全球后备军的增长。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增长（包括可获得的后备军）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劳动者的地位，同样也对富裕经济体的劳动者产生影响，后者的工资水平也因此以及其他原因停滞或下降。跨国公司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全世界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地位。

　　主流经济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变化。大部分正统经济学家将全球劳动力增长、南北工作转移以及国际低工资竞争加剧仅仅视为“日益平坦的世界”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正在消失。正如代表正统经济学立场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认为强调低工资竞争（对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的负面效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让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来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克鲁格曼的错误分析基于这样的假设，工资始终会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调整，最终结果必然是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均衡。如果正统经济学阵营在这方面有所担心的话，他们不得不担心这种从全球劳工套利中获得的巨大收益能够维持多久。

　　恰好相反，我们认为全球劳工套利现象背后隐藏着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发展的一个新的全球阶段。根据这一规律：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

　　“现在，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领域，”就像哈瑞•麦格道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1986年所说的：

　　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最突出地表现在第三世界，那里失业率高达50%，穷困、饥饿成为日渐流行的地方病。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能够幸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3000多万男人和女人们，也就是超过10%的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处在失业状态；其中最富有的美国，即便是在经济循环的上升阶段，官方定义的贫困率也在升高。[2]

　　因此，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世界体系的上层被垄断金融资本控制，下层出现大量全球性劳动后备军。这一巨大的两极分化的结果便是，通过将工资低、受剥削程度高的工人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从南方国家榨取的“帝国主义租金”（imperialist rent）增加了。而后，这又成为北方国家劳动后备军规模扩大和剥削程度提高的一个杠杆。

　　马克思和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的一般规律试图解释资本积累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工资的持续增长，从而挤压利润和削弱积累。此外，它试图解释：（1）失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2）为何危机会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如此具有毁灭性；（3）大量人口贫困化的趋势。今天，这个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劳工套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资本通过将部分生产部门转移到世界上不发达地区，从而利用全球范围内缺少流动性的劳动力和在多数南方国家存在的生存（甚至低于生存标准）工资，获得巨额的垄断性回报或帝国主义租金。

　　在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独一无二的最著名论述中，马克思写道：

　　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使得贫困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与财富的积累相一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

　　工人变成“多余”的结果阻止了任何会导致资本积累停止的实际工资过快增长的趋势。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强调，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生产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后备军，自然地倾向于使上层的相对富裕和底层的相对贫穷更加极端化，跌入后一状况的威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杠杆，增加了就业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程度。

　　通过“不断地使劳动工具革命化”，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不断地生产相对剩余人口或劳动后备军，使他们与那些现役劳动军争夺工作。

　　“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写道，“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4]

　　如果使这一积累的必要杠杆维持下去，劳动后备军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补充，从而维持相对于现役劳动军不变（如果不是增加）的比率。将军们通过“招募”军队打赢战争，资本家则通过“解雇工人大军”赢得胜利。

　　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分化为多种成分的论述是复杂的，但显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并符合当时统计学上的相关类型。它不但包括那些完全失业的人，也包括那些半失业者。因此，他写道，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于各种形式中”。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外，有三种主要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在所有这些类型之上是一个额外的需要官方救济的群体，隐藏着后备军中更大的构成要素。

　　流动人口由那些失业的工人构成，这些失业工人是由于积累的正常波动造成的，或者是技术性失业：工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曾经拥有工作，但目前处在失业状态，正处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

　　潜在的劳动后备军来自农业。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立即“绝对地减少”。因此，有一种从生存农业向城镇工业的持续的劳动力流动，“不断地流向城镇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剩余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被救济的泥潭里”。[5]

　　第三种形式的劳动后备军，即停滞的过剩人口，按照马克思的语言，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就业极不规则”。这包括各种形式的兼职的、临时性的（今天被称作非正式的）工作。这类工人的工资“降到了工人阶级正常平均工资以下”（也就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正是在这里，大部分群众被大规模工业和农业变成“多余的”。

　　停滞的后备军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存在于“现代家庭工业”中，由通过分包代理机构进行的“外包工作”构成，通常被妇女和儿童等所谓“廉价劳动力”占据。这些“外包工人”在某一行业中的比重常常超过工厂工人。例如，伦敦德里郡的一家衬衣工厂雇用了1000名工人，却另有9000名附属于它的外包工人散布在乡村地区。

　　马克思认为，需要救济的贫穷人口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他写道：“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6]撇开“流浪者、罪犯、妓女”等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不说，这一贫民群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些只有在经济繁荣时期才被雇用的穷人是现役劳动军的扩充。其次，它包括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时期他们被大量吸收进产业中。第三种是那些“衰败的、流落街头的以及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这部分主要是没有能力适应新的劳动分工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危险的机器、采矿业、化工工厂等等的增多而日益增加的产业牺牲者，例如伤残者、病人和寡妇等”。这些穷人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7]

　　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全部规模在经济繁荣时期显示出来，这时候更多的工人被临时性地雇用，包括外国工人。在商业周期繁荣的顶点，相对于现役劳动军，后备军规模的临时性缩减具有将工资拉升到平均价值以上和挤压利润的效果——虽然马克思反复指出，这种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利润危机的主要原因，也从来没有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在经济危机期间，现役劳动军中的许多人将会变成“多余的”，大比重的相对过剩人口将会把工资拉低到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也就是历史性地决定的劳动力价值）以下。就像马克思本人所说的：“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8]因此，在经济危机期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现役劳动军和后备军，都被置于一个可怕的处境，大量的人口死于饥饿和疾病。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也没有撰写他计划的关于世界贸易的一卷。然而清楚的是，他认为积累的一般规律最终将扩展到世界范围。他相信富裕国家的资本将会利用国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发达国家中更高的剥削水平——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使之成为可能。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的那一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明：“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动力最便宜的国家去。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9]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有关帝国主义的劳动后备军分析做了有益的补充。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她指出，为使资本积累能够进行下去，“资本必须能够毫无限制地动员全世界的劳动力”。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过于“受到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的英国状况的影响”。虽然他曾经提到过农业领域的潜在储备，但在他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描述中并没有涉及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吸取剩余劳动（例如，农民），而为全球积累服务的剩余劳动力正是主要地蕴藏在这里。卢森堡承认，的确，在《资本论》讨论一般规律的章节后紧接着处理“所谓原始积累”问题时，马克思讨论过对农民的征用，但是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资本的起源”，并没有涉及它的当前形式。因此，劳动后备军分析必须被扩展到世界范围，把非资本主义劳动这一巨大的“社会蓄水池”考虑进去。[10]

　　全球劳动套利

　　马克思认为，对“不断扩张的市场”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内在的必需”。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种“内在的必需”呈现出新的意义。跨国公司的兴起，先是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和少量其他公司，然后逐渐成为二战后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聚集和集中的结果，但同样牵涉到世界劳动和生产的转型。事实上，正是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带来了“全球化”这一现代概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国际寡头已经将全部生产部门从富裕的高工资国家转包给贫穷的低工资国家，在寻找全球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改变着全球劳工状况，对世界劳工进行分而治之。美国主要的跨国公司，例如通用电气、埃克森、雪佛龙、福特、通用汽车、宝洁、IBM、惠普、联合技术、强生、美国铝业、卡夫和可口可乐，目前雇用的外国工人比美国本土工人还要多，这还不包括通过分包形式雇用的大量工人。像耐克和锐步这样一些大公司，100%的生产工人都由第三世界分包商提供，国内雇员仅限于管理、产品开发、市场营销、配送活动等。结果是不发达国家大量人口的无产阶级化，他们通常处在不安全状况下，工作在由国外跨国公司控制的大规模出口区。

　　在全球南方国家生产大量扩张的背后正是这样的超级剥削。一些新兴经济体因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即它已经为跨国企业和位于体系中心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帝国主义租金。正如劳动经济学家查尔斯•惠伦（Charles Whalen）所说：“离岸分包背后的主要动机是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渴望……一个需要每小时21美元工资的美国工厂的工人可以被一个每小时只需要64美分的中国工厂的工人取代……目前正在发生的离岸外包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确实能够发生。”[11]

　　然而，国际劳工套利通过全球供应链而发生的方式非常复杂。个人电脑组装商戴尔从全球多个国家中的300多个不同供应商那里购买大约4500个配件。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10年在一项关于iPhone系列产品的研究中指出：“今天，几乎不可能清楚地界定全球市场上一个制造业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iPhone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虽然iPhone背后的这两个声明在字面上都正确，但哪一个都没有回答实际生产到底是在哪里进行的。苹果公司本身并不制造iPhone。相反，实际的生产（也就是，除了软件和设计之外的一切）主要发生在美国之外。iPhone的配套件主要在8个公司生产（东芝、三星、英飞凌、高通、恒忆、村田、Dialog半导体公司、凌云逻辑），分布在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iPhone所有这些主要的配套件随后被装船运往深圳，在富士康（一个总部设在台北的公司）中国工厂进行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

　　苹果公司iPod产品庞大、复杂的供应链是为了给每一个零部件寻找最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和技术等），而最终的组装在中国，这里的生产在大规模、高强度和超低工资情况下进行。在富士康深圳龙华的工厂，30—40万工人在令人震惊的状况下吃饭、工作、睡觉。工人们被迫连续几个月进行长时间的快速手工动作，以至于晚上不停地抽搐。2009年，深圳富士康工人每月仅拿到当地的最低月工资，大约83美分一小时。（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全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一小时1.36美元。）

　　尽管中国工人在组装最终产品上投入了大量劳动，但他们的低报酬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仅占iPhone全部制造成本（包含航运价格）的3.6%。2009年iPhone的全部利润率是64%。如果iPhone是在美国进行组装，假设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10倍，同样的生产率，同样的零部件成本，苹果仍有很大的利润率，但会从64%降低到50%。实际上，苹果iPhone生产中22%的利润率是通过对中国劳工更高的剥削获得的。

　　当然，假设中国和美国的工资仅相差10倍，以此来计算美国取代中国进行组装所获得的较低利润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采取的是非常保守的假设。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同样的工作，总体上2008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报酬仅为美国的4%，欧盟的3%。相比之下，墨西哥2008年的制造业小时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

　　尽管中国具有低工资“优势”，但亚洲一些地区，例如柬埔寨、越南和孟加拉，拥有更低的小时工资，导致跨国公司具有分而治之的趋向——将一些生产部门，例如轻工业的纺织产品，主要地分包给工资更低的国家进行生产。2010年7月的《纽约时报》指出，一家为沃尔玛、丽诗加邦等公司进行采购和服装加工的香港公司利丰，2010年在孟加拉的产品份额增加了20%，而在中国这个最大的供应商那里则减少了5%。孟加拉服装工人的工资大约是64美元一个月，而中国沿海工业省份的最低工资为117—147美元一个月。

　　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剩余劳动力在压低全球南方国家工资方面作用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发表于1954年的著名文章《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然而，在主流经济学中，刘易斯最为出名的贡献在于提出“拐点”最终会到来。在某一时刻，资本积累会超过剩余劳动的供应（主要由于国内农村移民的减少），导致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提高。就像他所指出的，“当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供给时”，伴随“无限劳动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实际工资不变的积累“过程”最终一定会停止。[12]

　　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与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部分重合，并且事实上源于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但不同于马克思，刘易斯提出作为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路径的一部分，贫穷国家的劳动后备军最终将会被超越。今天，以刘易斯的理论为基础，权势集团的经济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劳工套利可以维持多久？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这一问题所关切的是，这种通过对贫穷国家劳动力超级剥削而获得的巨额帝国主义租金是否会急剧缩减甚至消失？例如，《经济学家》杂志担心，刘易斯的“拐点”，加上中国日益增长的劳工抗争，将会很快终结来自中国贸易的巨额剩余利润。它抱怨中国工人，“至少是城市里的工人，已经同他们泰国和菲律宾的同行拥有同样的工资水平”。一系列因素，诸如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国农村家庭土地所有制的稳定性、工人日益增长的组织性，也许会使得劳动力约束发挥作用的时间比预期的提前。如果中国的工资提高，切断了帝国主义租金，跨国公司将转向何方？“越南更为廉价：它的人均收入不足中国的1/3，但越南的劳动力蓄水池并没有中国这样深。”[13]

　　在《每月评论》的文章中，经济学家李民骐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有1.5亿的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50%下降到37%）。如今，“经过多年的快速积累，中国农村规模庞大的廉价劳动后备军已经开始枯竭”。李民骐着重通过人口统计学分析，指出中国的劳动力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顶峰的9.7亿，然后到2020年减少3000万，并且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他相信这将会改善中国工人的谈判能力，强化工业斗争，带来激进的变革。如果中国非农人口比重在2020年左右超过70%这一关键点，诸如此类的工业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升级。[14]

　　其他人则认为有关中国的全球劳工套利离结束尚远。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认为，“农村地区依然拥有中国45%的劳动力”，这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数以亿计，随着机械化的推进，这些劳动力的大部分都可以转移到工业中。斯蒂芬•罗奇注意到，中国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套利空间并不容易——中国制造业的小时报酬不足东亚其他地区（不包括日本）的15%，也低于墨西哥。[15]

　　全球后备军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中，同时从经验和理论层面观察全球劳动后备军，然后对帝国主义开展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没有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批判，关于生产的全球转移、全球劳工套利、去工业化等问题的分析就仅仅是悬挂在半空中的偏颇的观察。

　　国际劳工组织汇编的全球劳动力数据与马克思关于现役劳动军和劳动后备军的主要区分非常一致。在国际劳工组织关于2011年世界劳动力的图景中，工薪劳动者有14亿，他们中许多人的工作不稳定，只是兼职工人。相比之下，2009年世界范围内被归为失业者的数量只有2.18亿人（为了被登记为失业者，工人需要在之前几周时间里积极寻找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业者可以被看作和马克思后备军中的“流动的”部分大体一致。

　　另外的17亿工人今天被归类为“脆弱雇工”（vulnerably employed）。这是“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剩余类别，由所有工作着的非工薪劳动者组成，或者用马克思的词汇来说，他们是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包括两类工人：自雇工人和家庭工人。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解释，自雇工人包含那些从事生存和经营活动的工人。第三世界国家中自雇工人的城市成员主要由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各种类型的街头工人构成，而农业部分主要由生存型农业人口构成。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他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指出：“全世界大约有10亿多非正规工人阶级，他们是增长最快、最史无前例的社会阶层。”[16]

　　第二种类型的脆弱雇工“家庭工人”，由不付工资的家庭劳动者构成。例如，在巴基斯坦，1999/2000到2005/2006年进入工作领域的女工中，2/3以上是家庭劳动者。

　　因此，“脆弱的雇工”包含了大部分官方失业统计之外的失业人群，在贫穷国家尤其如此。正如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所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公开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并不存在由失业补偿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构成的安全网。失业即意味着死亡，所以人们必须找到工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17]脆弱的雇工中的各类构成部分对应于马克思描述的劳动后备军中“停滞的”和“潜在的”组成部分。

　　此外，许多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并没有被归入经济活动人口范围，而是被归入非经济活动人口。2011年，处于25—54岁这一主要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已经达到5.38亿。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群体，包括大学生（主要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底层产生的犯罪分子（马克思称之为流氓无产者），被体制边缘化的失去工作意愿和能力的人（马克思所称的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中需要救济的部分）。官方所界定的“失意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18]是数量巨大的可以就业的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如果将失意工人也纳入失业统计之中，则博茨瓦纳2006年的失业率几乎会翻倍，从17.5%增加到31.6%。

　　如果我们将失业者、脆弱的雇工、处于主要劳动年龄（25—54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加起来，所得到的或许可以被称为最大规模的全球劳动后备军，在2011年大约是24亿人，相比之下现役劳动军是14亿。正是由于规模最大时比现役劳动军还要多70%的劳动后备军的存在，遏制了全球范围的工资水平，尤其是相对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虽然发达国家的劳动后备军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的劳动后备军仍然位于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事实上，我们所提供的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最大数字可能在某些程度上被低估了。在马克思的概念里，劳动后备军同样包括非全日制工人。然而，由于缺乏数据，不可能将这部分包含进我们对全球后备军的估算。此外，关于非经济活动人口在后备军中所占比重的数字，只包含了处在24—54岁这一主要劳动年龄段但没有工作的人口，排除了16—23岁之间和55—65岁之间的人口。然而，从现实的观点看，在绝大多数国家，位于这些年龄段的人口同样需要并且有权获得工作。

　　即便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存在质疑，但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巨大规模是毫无疑问的。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2003年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世界贫穷、贫困化与资本积累》一文中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一点的含义。阿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包括富裕的、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和农业商业公司，现在正在对第三世界小农生产造成沉重的打击。”根据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核心资本主义观点，农业（主要是农民）生产注定要向以富裕国家为范本的高级资本主义农业转型。正如阿明指出的，在理想的资本主义剧本中，30亿以上的农村劳动者将会被大约“2000万新式现代农场主”取代。[19]

　　在主流观点看来，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些农村劳动者将被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地区的工业所吸纳。但是，正如阿明和印度经济学家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指出的，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单靠自身的工业并不能吸纳它们全部的农业人口。相反，它们的剩余人口大规模转移到美洲和其他各个殖民地。1820年，英国拥有1200万人口，但在1820—1915年间，英国的移民达1600万。换言之，这一时期英国每年新增人口的一半以上迁移到国外。这期间整个欧洲迁移到“新世界”（白人定居的温带地区）的移民总量为5000万。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在早期资本主义大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占领了地球大部分区域。今天，这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已经不再可能。因此，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所推动的这种农业人口减少，如果运转完全顺利的话，将会导致大规模的种族灭绝。阿明指出，即便整个南半球按照难以想象的7%的年均速度增长50年，也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剩余农业人口的1/3。耶茨补充说，“不管经济如何增长，也无法吸纳”数十亿的农民成为“工作状况好不了多少的传统无产阶级”。

　　如果观察城市人口，这些国家吸收大量相对剩余人口所带来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全球有30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集中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城市。在那里，人们拥挤在越来越令人恐惧的贫民窟。正如联合国人居署在《贫民窟的挑战》中所指出的：“城市不再是增长和繁荣的焦点，而已经成为从事非技术、无保护、低工资、非正规服务和贸易工作的过剩人口的垃圾场。”

　　巨大的高比率剥削将经济剩余喂养（feed）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这种直接利益以外，跨国公司从亚洲和其他南方“供养（feeder）经济体”获得的低成本进口还具有通货紧缩效果。这保护了货币价值，特别是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地位，以及资产阶级的金融财产。规模庞大的全球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迫使世界工人的收入紧缩，这种紧缩主要从南方国家开始，但同样影响了北方国家的工人，后者越来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弹性”。

　　随着以往被认为限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开始向富裕国家扩散，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后备军时用来描述最贫困部门工人阶级的概念“不稳定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重新启用。这导致一个被称为“危险无产者”（precariat）的“新阶级”的出现，虽然事实上这只是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的部分。

　　富裕国家中处在危险无产者最底层的是所谓的“外来劳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19世纪，位于财富中心的资本能够通过将资本转移进低工资国家，或将低工资劳动力转移进富裕国家，从而利用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尽管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劳工有助于抑制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工资水平，但从全球视野来看，从南方迁移到北方的移民劳工只是南方国家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这说明资本是全球流动的，但工人不是。

　　如果说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对全球南方国家工人的超级剥削，那么在这个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北方国家的工人不可能从中获益，他们的状况也会被拖累，既被跨国公司引发的灾难性的全球工资竞争拖累，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也被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过度积累趋势所加剧的停滞和失业拖累。

　　事实上，由于无力吸纳自身内部所生产的和从外部汲取的全部剩余资本（体现为使投资和就业不断弱化的矛盾），富裕国家三角（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停滞状态中。金融化曾经推动这些经济体发展了几十年，现在则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曾经被金融泡沫掩盖的生产领域的根本问题现在开始浮出水面。这不仅体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而且体现为日益增高的过剩产能和失业水平。在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时代，国家不能用有效行动去解决这些问题，其运转只能越来越简单地保释（bailing out）资本，以牺牲社会上其他部分为代价。

　　这些国家从其他国家侵占的帝国主义租金使得世界体系中心的过剩吸收或过度积累问题更加恶化。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著名的《垄断资本》一书中写道：“境外投资远不是国内产生的剩余的出路，却是将国外产生的剩余转向国内的一种最有效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境外投资恶化了而不是有助于剩余吸收问题。”

　　新帝国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二战以来垄断资本国际化时代全球制造业向南方国家的大规模转移以及最近十几年的加速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主要地由于全球制造业生产重心向南方的划时代转移，大约十几个新兴经济体经历了长达1/4世纪的7%甚至更高的出色增长。

　　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中国不但拥有最多的人口，而且经历了最快的增长速度，据说达到9%，甚至更高。7%的增长率就能使经济规模每10年翻一番；9%的增长速度所需时间是8年。然而，就像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实现了三次翻番，但由于内部数以亿计的劳动后备军，工资依然维持在接近生存线的水平。单纯从规模和增长速度来说，中国或许正在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工资依然保持在世界最低水平行列。与此同时，印度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3。中国的农村人口大约占45%—50%，而印度大约在70%左右。

　　正统经济学理论家依赖的有关发展的抽象模型假设所有国家经历同样的阶段，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生产。这就提出了所谓的“中等收入转型”问题，这一转型被认为会发生在人均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处在中等收入转型中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工资率，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除非它们能够转去生产高附加值和低劳动密度的产品。大部分国家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型，中等收入水平最终成为一个发展的陷阱。基于这一框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下一次大趋同》中提出，对中国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正在失去竞争力，必将衰退或者转移向内陆地区，但最终也会衰落。取代它们的将会是拥有更多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部门。

　　然而，斯宾塞的正统论述否认了当代中国的这样一个事实，仅在农业中潜在的劳动后备军就达数亿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转向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体系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替代劳动，这需要通过占领更大、更高利润的市场来使经济吸收日渐增多的劳动后备军。各方面情况都非常类似的唯一先例（日本例外，因为日本早在20世纪初便最早作为一个急剧扩张的军事帝国主义经济体而兴起）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世界经济扩张（而不是今天日益深化的停滞）时期，它们成功地在北方国家为它们的高附加值产品扩张了外部出口市场。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似乎不太可行，它们必须为大约占全世界劳动力40%的人口解决就业，这些人中越来越高的比例进入城市工业部门。不同于欧洲殖民时期，过剩劳动力的庞大蓄水池向外部释放是不可能的，他们无处可去。同时，在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推动内需为基础的积累的能力（不再主要依靠出口市场）受到同样的低工资劳动后备军以及快速上升的不平等的限制。

　　所有这些意味着，在某一时刻，中国空前的积累率和不能被积累过程很快吸收的庞大劳动后备军（尤其是伴随着向高技术、高效率生产的加速转移）所形成的矛盾注定要爆发。

　　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自身对于技术、通讯、金融、军事以及自然资源的联合垄断来控制（至少是限制）南方国家的发展方向。

　　随着世界体系中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深化，它们各自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表现为随处可见的阶级差异的扩大。全球北方国家中的相对“去工业化”趋势现在已经如此清晰，以至于难以彻底否定。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28%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12%，与此同时，美国（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经合组织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急剧下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考虑到日益增长的世界性动荡和对劳工的过度剥削，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事实上，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跨国公司体系的道德暴行。1992年，为推销产品，耐克支付迈克尔•乔丹2000万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生产这种鞋的4个印度尼西亚工厂所有工人的工资总额。这些工厂的女工的工资只有每小时15美分，每天工作11个小时。在这背后的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的跨国公司的国际采购战略。马克思关于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运作领域现在真正成为全球化的，各地的劳工都处在守势。

　　对于当前世界劳工面临的挑战，马克思1867年在洛桑代表大会上给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唯一可行的：“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20]一个新国际成立的时刻到了。

　　注释: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页。

　　[2]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Sweezy,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7,p.204.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8页。

　　[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1页。

　　[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页。

　　[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页。

　　[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1、706页。

　　[8]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7—608页。

　　[10]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1, pp.361-365.

　　[11] Charles J. Whalen, “Sending Jobs Offsho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A Journal of Economics 2, no. 2 (2005): 35.

　　[12] W. Arthur Lewis,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87-390.

　　[13] “The Next China,” The Economist, July 29, 2010.

　　[14] Minqi Li,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0-41,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pp.87-92.

　　[15] Yang Yao, “No, the Lewisian Turning Point Has Not Yet Arrived,” Economist, July 16, 2010;Stephen Roach, “Chinese Wage Convergence Has a Long Way To Go,” Economist, July 18, 2010.

　　[16]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London: Verso, 2006, p.178.

　　[17] Michael Yates, “Work is Hell,” May 21, 2009, http://blog.cheapmotelsandahotplate.org.[18] “失意工人”指有工作能力却不积极找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不积极找工作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很难或不可能找到工作。这一劳动力群体因为这一特殊性而在社会统计学范畴内既不被计为劳动力，也不被计为失业者。——译者注

　　[19] Samir Amin，“World Poverty，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55，no.5 (October 2003):1-9.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608页。

　　［译者：张慧鹏，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