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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克劳和墨菲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对于社会的结构进行了新的理解，并据此批判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区分的同时，也要从新的视角来深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并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

　　一、话语与社会

　　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结构主义理解受到罗兰•巴尔特、拉康和德里达的挑战，并使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拉克劳和墨菲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正如罗兰•巴尔特把语言分析的方法扩展到文化领域、拉康把语言结构的分析用于心理等领域一样，拉克劳和墨菲把语言分析的方法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不过他们既不分析语言，也不分析言语，而分析话语（discourse），话语是包含了言语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他们反对把言语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区分开来，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个结合体称为话语。他们批判了那种把思想和客观世界割裂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把语言看作是思想的领域，而把语言所指涉的世界看作是客观的领域。他们认为，任何客体都是由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客体。当然这不是说，客观事实不存在，而是说，话语涉及的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在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所有的东西都被纳入话语之中，被作为话语的对象而建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中所涉及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话语领域中被建构起来的。我们命名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他们引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观念。按照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观念，话语不仅包含了言语，而且包含了与言语有关的行动。人的行动和字词等都包含在“语言游戏”中。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话语就是如此，它包含了字词、句子、人的行动以及行动所涉及的事实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领域就是话语。话语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话语。因此，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话语”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中的“语言”和“言语”完全不同。

　　如果社会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就是社会，那么话语分析的方法也就同样适用于进行社会分析。拉克劳和墨菲借助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来解释他所说的“话语”。他们说：“我们把建立要素（elements）之间联系的实践称为链接（articulation），这些要素的身份（identity）作为链接实践的结果而被改变。我们把由链接实践所造成的结构化了的总体称为话语。” 正如人们在说话时把差异符号结合在一起一样，社会中的各种差异要素也是结合在一起的。话语就是把这些要素链接起来而表达意义，各种“要素”被纳入“话语”中，并被“链接”起来，“说出”（articulation）要素的意义或者“身份”。一旦要素被链接起来，意义（身份）不确定的要素就有了相对稳定的身份，或者说，在话语之中它们的身份被改变了。这就如同多义的字词组成句子一样，在句子中字词有了相对稳定的意义。要素没有确定身份或者意义，而当这些没有确定身份的要素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话语）中的时候，其身份也就相对稳定了。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又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对于话语的总体发生误解。

　　在他们看来，虽然话语在链接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结构，或者说话语有一定的连贯性（coherence），但是这种连贯性不是像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逻辑上的连贯性或者都指涉超越话语之外东西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实际上只不过是福柯所说的“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of dispersion）。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离散的，它不指涉同样的客体，没有共同的风格，没有概念上的一致性，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但是，话语的离散性当中包含了规则性。当然，这种规则性不是说，话语遵循了某种原则，人们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来对于话语进行解释学分析或者结构分析。这里的规则性无非就是指一种聚合。当一定的外在条件出现的时候，这种聚合就发生了，这种聚合可以被标识为总体。离散话语中的要素没有确定的意义（身份）。这就相当于后结构主义所说的，作为能指的符号总是缺乏一个稳定的所指，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所指。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话语不可能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在开放的话语中，要素的身份（意义）不是稳定的，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在话语的链接实践中，要素不可能完全变成环节，所有的要素都是关系性的，都通过话语的链接而取得暂时的身份（或者意义）。要素的意义是不断滑动和移置的。由于话语是开放的，因此，不存在话语领域和非话语领域之间的区分。存在的差别只在于，有些要素被更紧密地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有些要素只有更加松散的联系。他们强调，所有的客体都是话语建构的客体，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作为客体而被建构起来，那是因为客体在话语中出现的条件仍然不具备，它们潜在地存在于话语实践的领域中，还没有作为客体而建构起来。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呈现为一种话语的形态（或者说，社会就是话语）。其中各种不同的要素被链接起来，或者被表达出来。而被表达出来的要素就有了相对稳定的意义或者身份。但是，这种意义（身份）也会在开放的话语链接中被动摇。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话语中的要素不能被完全“缝合”起来，它只是在某种外在要素的作用下而暂时地结合为总体。在他们看来，完全缝合起来的“社会”（Society）概念必须被抛弃。如果把社会看作是完全缝合起来的总体，这就意味着承认社会被某个单一的原则所主宰，承认某个单一的原则调节着社会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差异就都是固定的，所有的身份都是确定的。实际上，社会之所以能够被暂时地缝合起来，是由于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这就如同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它们之间会互相斗争。但是当他们面临着日本侵略的时候，他们就结合起来。他们成为缝合起来的总体。但是这种缝合是暂时的。在这里，也不存在绝对的外在和内在的差别。内在的东西可能会变成外在的东西，而外在的东西也可能变成内在的东西。汪精卫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而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又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战争果实的内在要素。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社会就是各种差异要素的结合，而这些差异又不是完全固定的。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来说，必须存在内在和外在之分，没有内在和外在之分，那么差异要素就没有结合的必要了，但是内在和外在之分又不是完全确定的，如果完全确定了，那么社会就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完全缝合起来了。于是，“内在和外在之间的不可消除的紧张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条件。” 只有当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之间存在这种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的时候，社会的链接实践才能发生。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社会实践就是这种链接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各种冲突也会发生，社会冲突就是用等同性的链条来颠覆差异，颠覆差异的特殊性和稳定性。

　　二、社会结构的解构

　　根据他们对于社会的这种理解，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就是从某个隐秘的原则出发来理解社会，实际上就把社会的某些因素等同起来。比如，社会中的人被看作是“普遍”主体，是用不同的概念归纳起来的群体。比如社会被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这种区分实际上是用某种经济原则或者政治原则来理解社会中的行动者。这种观点看不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才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按照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社会差异性要素也按照某种原则来进行划分，比如被划分为政治要素和经济要素。这实际上就是按照一个尺度比如政治的尺度来衡量社会的差异性要素。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存在这样的政治幻想，这种政治幻想认为，社会运动中“充斥着某些‘普遍’主体，并在概念上以单数的形式围绕着（大写的）历史而被建构起来。它把‘社会’设想成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可以在某些阶级的立场上被加以理智的把握，并作为合理的、透明的秩序而通过政治人物的创立行动而重新建构起来。” 按照这种历史观，历史是有内在规律的，并且是不断进步的。在历史中社会的不断进步是在不同群体或者某些普遍主体之间的斗争中发生的。一些政治人物可以从阶级立场上理解社会，并把不同的群体组织起来，从而变革社会的结构。对于这些政治人物来说社会结构是既定的、完全可以把握的，社会是完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在这个秩序中，社会可以被区分为完全不同的层次，比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中，有些层次作为背后的原则而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

　　对于后结构主义的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对社会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社会观。这种本质主义实际上用某种本质的规定而把不同的社会要素纳入同一层次中，并把这个层次与其他相反的层次对立起来。按照他们的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就是“正统的本质主义” 。他们说：“当语言学的模型被引入社会科学一般领域的时候，这种系统性影响占了上风，于是，结构主义就转变成为新形式的本质主义：探索潜藏着的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了任何可能变异的内在规律。” 本来，结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因为，按照结构主义的原则，差异性的符号构成了意义单位。它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如果把这种符号之间的差异无限扩展，而把符号的意义或者所指理解为永恒的差异性建构过程，并从根本上动摇意义的确定性，那么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就走向了后结构主义。这样它就与本质主义无缘了。但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却认为，能指的符号是与确定的所指相联系的。它按照专有名词的方式来理解符号的意义。于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被固定化了，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这两者之间被完全地缝合起来了。这就与本质主义类似了。对于本质主义来说，各种现象的背后都有某种本质。有差别的现象都可以被归纳到其中的本质规定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主义也是要寻找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过，在这里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联系是单一的，这就如同能指和所指之间被缝合起来的联系一样。这种被缝合起来的联系就被拉克劳和墨菲理解为新形式的本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新形式的本质主义。社会的一些要素被确认为经济现象，而另一些则被确认为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作为绝对所指而与上层建筑的能指缝合在一起了。经济基础就作为上层建筑的抽象本质而发挥作用。他们说：“正是由于具体以这样的方式被还原到抽象，于是，对于正统观念来说，历史、社会和社会行动者就有了本质。这个本质作为它们的结合原则而发挥作用。由于这个本质不是直接可观察的，这就有必要把社会的表层或者现象与潜藏着的实在区分开来，从而任何一种具体存在（无论它在中介系统中的复杂性层次如何）的最终意义都必然指涉该潜藏着的实在。” 在他们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经济看作是最终的实在，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个实在所决定的现象。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要素的链接和社会要素的被缝合是不同的。链接是社会要素的松散聚合，这种聚合不能用某个潜在的原则来解释，也不是某个潜在原则的外在表现。他们说，“这种聚合不是外在于它自身的潜在原则的表达——例如，它既不能被解释学的解读所把握也不能被结构主义的结合所把握——但是，它构建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在某种外在的氛围中也可以被标识为总体。” 这就是说，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虽然社会中的差异要素是被链接起来的，其中不存在因果或者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但是，它们也有某种类似于结构的东西，或者说，它们也有一定的框架（configulation）。这种框架是在外部要素的作用下而构成的。这个框架是不稳定的，它是各种差异要素的结合。这种内在差异可能随时导致这个类似于结构的东西的解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总体，但是这个总体永远都不是一个被完全缝合起来的总体，而是包含着颠覆性要素的总体。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社会都有一种结构化的趋势，但是其中也存在着颠覆结构化（解构化）的倾向。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社会总是包含了“内在紧张的和开放的环节，这个环节使社会在本质上使它具有不成熟和不稳定的特性。”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中的各个环节没有固定的特性，话语的链接实践总是要颠覆这些环节的特性。因此，社会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颠覆性的关系。虽然在这种本质主义、功能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视角中，社会要素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们所说的差别和后结构主义角度所说的差别是不同的。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环节之间的差别是否定性的差异，环节的链接就是要颠覆各个环节的性质。从功能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异是肯定性的，只有借助于社会要素之间的差异，社会要素才发挥功能。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社会层次上的差别。对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来说，这就是要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而要完成这些功能，社会就要按照合理化的原则对于社会的差异层次进行管理。对于这种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观念，拉克劳和墨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说：“从后一个方式（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式——引者）来看，这毫无例外地是把社会当作实证性的东西来加以管理的问题。因此，一切差异化都是在合理性的范围内发生的，这种合理性主宰了整个领域和功能。黑格尔式的作为普遍阶级的官僚概念是这个视角的最完善的理论结晶。社会中各层次的差异化——根据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角度——是与这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这些层次中的每个层次都构成了可理解的总体中的环节，这个总体控制着这些层次并赋予其意义。就此而言，这种管理概念已经转移到了社会学领域。”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的理论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官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区分为等级，而把这种等级说成是社会中的功能性要素，是合理化管理的要求。而这个理论后来被转移到了社会学领域，社会成员也都按照功能主义的观念而被层次化。按照这种层次化的理解，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另一些人则从事思想或者统治思想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可以因此被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不同的人们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所有这些人的身份（或者说，他们在话语中的意义）都是由总体所决定的。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他们所说的差异化与这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中的差异化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所说的差异化是颠覆性的，是否定话语中各个环节的确定性意义，否定社会层次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差别。

　　三、颠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

　　当拉克劳和墨菲把社会理解为一种链接实践的结果的时候，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当人们发现这个说法所存在的局限性的时候，人们又会进一步补充道：上层建筑会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而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把社会区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地形学”，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没有改变这种“社会地形学”。他们说：“同样，知道上层建筑对于生产过程的干扰并不会引导我们走得更远，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们是上层建筑，它们占据了人们给它们指定的社会地形学中的位置。” 对于他们来说，社会的研究不能被限制在这种社会地形学之中。

　　在这里，我们要详细考察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的批判。他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曾经对于经济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上层建筑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其中存在着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的区分，但是，这些不同的思想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看法，即他们对于经济要素抱有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无非是关于经济和上层建筑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比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他们说：“尽管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趋向以最大的努力来克服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但是它们都这样或者那样地坚持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经济领域结构化的本质主义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的争论可以被还原到这样一个次要问题上：在确定社会历史过程的时候，究竟应该赋予上层建筑以多大的分量？”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内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只有次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肯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别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都保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似乎都遵循着某种同一性的逻辑。而这与拉克劳和墨菲所强调的差异原则是截然对立的。在特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究竟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不能从一般理论上加以回答。

　　于是，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的性质究竟如何？或者说，经济领域的构成究竟如何？按照他们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持一种本质主义观念来理解经济领域的构成或者经济领域的性质。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运动的规律具有完全内生的性质，这种性质与生产力的中立性命题相对应；第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是统一的，这与无产阶级的同质化和贫困化的命题相对应；第三，生产关系是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使命的中心，这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命题相对应。在他们看来，这三个命题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本质主义的观点，这就是经济领域是完全独立的、自主的领域。在经济领域中从事生产的都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经济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也像政治领域一样而被结构化的” 。或者说，人们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立起来实际上都是从一种思想理论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现象的，都是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缝合。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一些现象被缝合为经济现象，而另一些现象被缝合为政治现象。实际上，社会就是一种话语链接的结果，而一种社会现象究竟是政治现象还是经济现象，这是不确定的。一个领域被看作是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这都是链接实践的结果。拉克劳和墨菲根据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而对他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本质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第一，关于经济的中立性和完全的内生性的问题。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理解为一个完全中立的和内生的概念。这种中立性和内生性表现为经济有它自身的内在的运行机制，经济现象就是完全按照它自身的内在规律运行的，而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即按照独立于人的行动的客观现象来运行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中，人就变成了完全客观的东西，就像生产过程中的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被纳入生产过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马克思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象来理解经济过程的。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劳动力被看作是商品。正如其他商品有使用价值一样，人也有使用价值。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就是把劳动力这个商品纳入生产过程之中，劳动力就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经济过程中发挥作用。于是，对马克思来说，经济过程就是各种客观要素结合在一起的自主运行的过程。人在经济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被忽视了。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虚构”。在这种虚构中，劳动力仅仅被理解为像其他物品一样的商品。拉克劳和墨菲吸收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虚构”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劳动力作为商品有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是在资本购买劳动力的时候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资本家对于工人进行管理的时候，劳动力才会为资本家提供劳动。人们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其使用价值就自动地产生了。这两种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发生方式存在基本的差别。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然而，正是这个基本的方面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这样的观念中被忽略了。” 为了批判这里所存在的错误观念，他们借助于斯蒂文•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和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等人的观点，说明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在他们看来，要使劳动力能够真正具有使用价值，为资本提供劳动，资本家就必须对劳动力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中就包含了政治斗争。他们认为，“不是纯粹的资本的逻辑主宰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劳动过程不仅仅是资本加以控制的领域，而且是斗争的地带。” 既然劳动过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斗争的过程，因此劳动过程中存在“生产的政治”。劳动过程中存在资本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控制之间的斗争。资本的控制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它不再简单地局限于采用技术的手段，而越来越采用社会的方法，比如科层制度的方法。生产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过程。

　　第二，关于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贫困化的问题。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既然经济过程并不是按照单一的资本的逻辑运行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按照单一的逻辑而建构社会行动者或者社会主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差异性和非中心化的趋势，而把工人阶级看作是统一的总体，并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积累中必然会不断地贫困化。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马克思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等同起来了：一种关系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而形成的工资关系，一种关系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可以被表述为生产的关系和生产中关系。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中购买劳动力所形成的关系可以被称为生产的关系，这是一种工资关系。而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不同于工资关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会产生相互斗争的竞争关系。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生产中的关系是独立于生产的关系的。马克思把这两种关系等同起来了。在他看来，工资关系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而生产中的关系导致工人成为完全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非技术工人。马克思之所以会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因为马克思从历史的经验中发现这两个过程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因为马克思只是把劳动力看作商品，而没有看到作为劳动力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有独立性、自主性。他们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关系越来越普遍化，而企业中的非技术工人却在不断减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雇佣劳动者必然会贫困化。从工资关系的角度来看，人们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统一的，而从生产中的关系来看，工人并不是统一的。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当非技术工人不断减少的时候，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这种变化称为工人阶级的分化和碎片化。比如，为了对付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自主性，对于不同的人，资本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企业会把工作人员区分为核心成员和边缘群体，并在工资待遇以及劳动条件上区别对待。而工资状况和劳动条件又是与劳动者的自主性程度有关的。自主性程度高的人，收入较高，劳动条件也较好。妇女和移民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不能得到保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的分化和碎片化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雇佣劳动关系来说明工人阶级，或者说，不能再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解释工人阶级。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只是在经济关系的领域来解释阶级关系，而没有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解释阶级关系。

　　第三，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既然工人阶级不是统一的整体，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也不是完全由资本的积累过程所决定的。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再也不能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了。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非熟练工人的出现使工人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争取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成为它们共同的历史任务。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他们便联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可以说，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历史使命。拉克劳和墨菲对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看法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本来就存在内部的分裂。工人阶级的碎片化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地位碎片化了。不同的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差别与工人阶级在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共同地位相比是次要的。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才是主要的，而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是在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阶级社会身份的差异颠覆了工人阶级的共同特征。这些有社会身份差别的工人阶级不是同一的，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不存在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或者说，工人的利益不是由他们在劳动力买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斗争的原因而被整合起来的，他们没有从一开始就被经济所决定了的历史使命。按照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斗争不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政治斗争也就不能被理解为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他们否定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他们说：“政治领域不再被看作是‘利益的代表’，尽管所谓的代表会改变被代表者的性质。（事实上，透明的代表的观念是毫无根据的，这里实际上所质疑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型本身。）” 按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二分的模型，阶级利益属于经济领域，而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所谓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区分是意识形态上的缝合。

　　四、社会的结构化和解构化趋势

　　应该说，社会是各种关系构成的，而每一种社会关系又都是处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并受到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对于其中的某个关系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甚至会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所有的社会要素都处于话语的链接实践中，在链接实践中，其性质（身份）会发生变化。这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不能从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孤立出来，其性质也不能从它与其他关系的联系中孤立起来而得到理解。同样，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会随时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又都是在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社会被看作是一群人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实体，它或者被用来指称一定的民族国家，或者被用来指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组织、人群。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忽视了社会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交叉重叠。撇开这些交叉重叠的关系，而从某个孤立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无疑是把社会“实体化”、“物化”，把社会从一开始就理解为实体性的社会。这种物化和实体化的社会观当然无法准确地解释动态的社会现象。拉克劳和墨菲把社会置于动态的关系网络中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同样，社会关系的性质也是复杂的，其性质会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发生变化。在一种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关系，而在另一种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又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是由与它发生链接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在链接实践中会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具有无穷的可能性。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来说，它没有确定的所指。而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社会要素的性质从一开始就被区分开来。尤其是从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以来，政治和经济的二分从原则上被确定下来。虽然政治和经济的区分边界可以变化，但是动态的边界却始终存在。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这种边界意识。从他们所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扩展，社会关系之间不存在同质性，它们至多只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就一个人来说，他的眼睛可能像妈妈，与妈妈的家族类似，而他的嘴巴可能像爸爸，与爸爸的家族相似。而妈妈和爸爸又有其他家族相似性质。同样，就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来说，它也会与许多“家族相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属于“爸爸”的家族，又属于“妈妈”的家族。但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却可能把它归入其中的某个“爸爸”或者“妈妈”家族。这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就社会关系来说，这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理论视角来认识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上的缝合）。应该说，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社会关系的这种理解，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被传统社会科学所孤立地理解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内部不存在一定的结构呢？后现代社会理论和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社会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思想方法上的对立。

　　后现代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差异以及社会关系的变迁，而理性主义传统的社会理论则强调社会关系的统一性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思想方法推向极端，那么我们可以说，前者所遵循的是差异性的逻辑和历时性的逻辑，而后者所遵循的是同一性的逻辑和同时性的逻辑。从前者的视角来看，虽然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是意识形态的链接的结果。从某个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许多社会关系是相似的、乃至是一致的。从这个视角来看，虽然这些工人都是受雇佣的，但是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却可能不一致，有些人是白领，而有些人是蓝领。因此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使在生产中他们都是蓝领，但是在社会其他领域，他们的地位也不是一样的。因此，用阶级的概念来统括他们是不合适的。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观念来看，在经济领域中，所有的工人在市场中都处于受雇佣的地位，这种雇佣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被剥削阶级。前者强调了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异，而后者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同一性。从马克思本人的视角来看，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不能被对立起来。当马克思提出同质性工人的时候，马克思是从雇佣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工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构成了一个阶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工人在生产中的差异。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专门分析了分工，指出了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同种类的工人。这就说明了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在生产中可能存在的不同地位。马克思并没有用雇佣劳动关系来掩盖这里所存在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在批评马克思的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对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于分工的分析（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与雇佣劳动相比，分工只有次要的地位。应该承认，马克思当时对于工人内部的这种差异对于工人阶级同一性所产生的作用认识不足。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失误，而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问题尚未出现）。他们只强调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差异，而不承认雇佣劳动制度对于工人的地位的作用。当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也过度强调了工人之间的同质性而忽视了其中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关系中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统一，也不存在无同一的差异。

　　传统的社会理论强调社会的稳定性。这就如同把社会的某种瞬间状况固定下来，并探讨在特定瞬间下的社会结构。应该说，在某个特定的瞬间，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确定的，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是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就是讨论特定瞬间的人际关系的结构。在某个特定的瞬间，一个人或者在工厂中做工人，或者在政府部门中做职员。他或者属于上层建筑，或者属于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结构区分是准确的。虽然社会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个瞬间，但是它也有相对的稳定性。依据这种稳定性，社会固然可以被作为相对稳定的结构来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完全固定化。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社会结构的批评，揭示了把社会结构固定化所出现的问题。这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传统的社会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社会结构固定化，把社会结构当作社会分析的唯一方法，而不探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看不到社会结构内部也存在自我解构的趋势。相反，拉克劳和墨菲在否定社会结构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社会的解构化趋势，而忽视了社会的结构化趋势。在社会中，工人常常和工人聚会、交朋友，而知识分子往往与知识分子聚会、交朋友。我们把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称为社会中的结构化趋势，但是这并不否认社会中的解构化趋势。工人有时也会成为知识分子的朋友。社会中的结构化和解构化的趋势同时存在着。传统的社会理论过度强调了社会中的结构化趋势，并力图把这种结构固定下来。

　　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正如他强调同一和差异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样，他也把结构化和解构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时候，马克思正是从结构化的维度来分析工人阶级发展的基本趋势。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正在趋向于同一，趋向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或者说，马克思看到了阶级结构分化的趋势。同样，马克思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内部分化的趋势，或者说，工人阶级解构化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关系就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分析了分工发展的趋势。而马克思对于分工发展趋势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于社会解构化趋势的分析。当拉克劳和墨菲批判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的时候，他们似乎把结构化趋势和解构化趋势对立起来，只是强调社会中的解构化趋势，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化的趋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结构化趋势，那么讨论解构化趋势也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结构化趋势，那么社会将成为一个完全混沌的存在。反过来，如果社会只有结构化趋势，那么社会就完全是透明的。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社会分析中所使用的结构化和解构化趋势统一的思想与马克思关于差异性和同一性关系的思想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中的同一性也只能被理解为趋向于同一（趋同化），而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也只能被理解为趋向于差异（差异化）。或者说，社会中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为此，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不存在同一性的逻辑，也不存在差异性的逻辑。在他那里，只存在趋同化和差异化的趋势。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这种趋同化和差异化思想用来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状况趋向于统一，而在后工业社会，工人的状况趋向于差异。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趋同化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后工业社会，工人阶级的差异化趋势不断增强。正如我们不能用差异化否定趋同化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趋同化否定差异化。

　　五、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新理解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把社会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地形学。这种社会地形学的理论核心是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上层建筑的自主领域，而只有当经济是完全独立于上层建筑，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才能被确立起来。而根据他们的分析，经济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政治。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他把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买卖过程混淆起来了，把劳动力的买卖过程等同于生产过程，或者生产过程直接由劳动力的买卖过程所决定。在他们看来，生产过程中包含了斗争，具有政治斗争的特点。

　　从历史上来看，把经济从政治权力领域中独立出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本来不是独立的，经济的独立性是在政治革命中被确立起来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出现的。当经济领域作为政治斗争的成果从政治权力领域中独立出来的时候，经济就有了相对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又是由国家的法律体系来保证的。或者说，经济系统的自主性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被确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的自主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构架中出现的。而在确定的政治构架中，经济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不是独立的、自主的领域。它的自主性是通过政治斗争和法律框架而确立起来的。因此，只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和它的制度框架来说，经济才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自主的、独立的。如果仍然按照这种制度框架来理解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那么政治和经济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并且相对独立的领域。而经济的非政治性质也是从这个政治制度框架中理解的。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制度框架，从另一个不同的意义来理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那么其意义就可能完全不同。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经济的政治性质的分析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思想。对于福柯来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斗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经济权力，而这种为经济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一种微观的政治斗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治，那么经济领域中当然包含了政治，而且充满了政治斗争。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并把这个制度作为前提来考察政治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试图脱离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框架，对于政治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理解，并重新解释经济领域的特点，甚至把政治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或者说，他们企图把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理解为政治斗争的领域，并把这种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应该说，他们的这种努力不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错误的。他们首先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并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应该承认，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受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把社会领域区分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并进一步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别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市民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而理解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区分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又是由资产阶级以法律体系所规定下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两者之间区分的基础上。如果马克思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接受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分离，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就只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外表，而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实质。如果我们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那么我们就必然会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固定的框架来分析一切社会形式，那么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否定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进行了清晰的说明。 拉克劳和墨菲恰恰把马克思所否定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并批判他们所虚构的马克思。由此，我们可以说，不是马克思“虚构”了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拉克劳和墨菲虚构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论。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无数次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所存在的斗争。拉克劳和墨菲说马克思没有看到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间的差别，没有看到生产过程中的斗争。事实上，马克思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区分。他说：“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只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仅仅从流通过程看待经济领域，把经济领域看作非政治的独立领域。而马克思认为，表面上的平等只是局限在商品流通过程，而一旦超越了流通过程而进入生产领域，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和斗争就显示出来。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就是要揭示平等的流通过程背后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

　　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不是把工人仅仅看作是被动的，完全等待资本家去鞣，而工人不会有任何反抗呢？是不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完全是中立的，其中不存在任何斗争呢？马克思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就工作日内工作时间斗争的分析就是他们所说的“生产的政治”。他分析了在工厂中“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 在这里，“毫无根据的”不是所谓的“生产的中立性”，而是他们关于马克思的生产中立性的说法。

　　如果我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与经济领域的政治斗争性质的理论是不是存在冲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区分，那么经济领域就是非政治的，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来运动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论述，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人们僵化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而把经济领域看作是独立于政治领域的自主领域，那么这只能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外在相互关联的思想。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经济基础从来没有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非政治的领域。在马克思看来，经济领域中充满了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所进行的斗争不是纯粹的经济斗争，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质。在马克思看来，经济领域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领域中的政治斗争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领域中的政治斗争是生产领域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并不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发生冲突。这是因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的区分是一种动态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趋向于结构化，而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解构性的要素。在经济要素的结构化过程中，生产内部的斗争就是其解构化的要素。没有这种解构化的要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立”的经济过程就不会被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不会被颠覆。

　　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上，一些学者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当作僵化的概念，并用这些僵化的概念体系来分析社会历史过程，似乎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似乎“市民社会”（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内部就不存在政治斗争。只有从结构化和解构化两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概念，才能正确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才能准确地理解动态的社会结构。

　　六、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再思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人运动显示了许多新的特点，并引发许多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的反思和质疑 。拉克劳和墨菲对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思考就是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马克思的时代，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开始干预市民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传统划分被突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构成要素、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和工人运动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根据这些新的变化彻底否定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他们对于马克思工人运动理论的质疑都出于同样的理由：“两种类型的还原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现代类型的集体行动：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主张，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行动都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性的经济逻辑；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主张，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是由扎根于生产过程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并且所有其他的社会身份在构成社会行动者的过程中至多发挥次要作用。” 拉克劳和墨菲就是在反对阶级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旗号下质疑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的。他们强调，在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发生了内部分化，出现了利益上的差别，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工人运动已经不可能发生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主要是为了文化身份、自然环境、社会正义等各种社会目标而展开的，它们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关。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主要是由雇佣劳动者构成的，而在现代社会，雇佣劳动者队伍出现了内部的差异，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是现代社会中的解构化趋势，拉克劳和墨菲对于这种解构化趋势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解构化趋势的时候却忽视了社会中同时存在的结构化趋势。这种结构化趋势从阶级理论的角度来说表现为，社会的不平等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本占有的不平等，而且还表现为文化资本乃至社会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借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人占有制度而不断地被强化和再生产出来。布迪厄在他的《区隔》和《国家精英》中所探讨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结构差异。在这个社会中，一些人可以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或者相反，把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雇佣劳动者队伍发生了变化，但是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虽然雇佣劳动关系不再是衡量工人阶级的唯一尺度，但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制度所出现的“资本”分配的不平等并没有被改变。即使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受到遏制，这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消除。工人阶级仍然是这种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最大受害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性运动、反核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这些社会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针对这些不平等的。虽然这些社会运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工人运动，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但是，它们也不是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毫无关系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运动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女权运动是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的社会身份而产生的社会运动。如果说传统的妇女运动是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的话，那么现代女性运动则表现为抗拒女性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符号的运动。然而社会赋予女性的那些文化身份和文化符号又都是与女性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资本的多少有关。人们总是根据她们总“资本”的占有量来理解女性。因此，只要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没有改变，以女性文化身份为标志而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同样，反核运动、绿色和平运动似乎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无关，但是这些社会运动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矛盾和经济斗争。比如，风能发电厂可能是反核运动和绿色和平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而那些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就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然而，只要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存在着，以最小的成本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冲动就不会消失，破坏环境的趋势就不会受到根本的控制。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环境保护趋势实际上不过是环境污染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或者是从显性的破坏转换为隐性的灾难（比如，最近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现代新社会运动都是传统的工人运动的翻版，都是经济斗争，而不存在文化身份上的斗争、平等权利上的政治斗争等，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工人阶级运动。如果把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纳入传统工人运动的框架中去理解，那么显然无法解释现代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理解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指出了工人运动的多样性，承认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马克思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虽然并不都是工人运动，也并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但是它却是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平等和实质的不平等而进行的社会斗争。这些斗争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显然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还原到工人运动或者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也可以参与其他各种社会运动，并把它们作为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的一个步骤。

　　马克思在承认工人运动的多样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各种工人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同样，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有各种不同的目的，其中有对于自己平等权利的要求，比如同性恋者；有对于自己文化身份得到承认的要求，比如少数民族的斗争；有对于自己的社会利益的要求，比如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尽管其斗争的目的千差万别，但是其主旨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样一点：他们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形式平等，而要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然而，要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就必须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 工人运动不能满足于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的斗争，而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要公开地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而拉克劳和墨菲对于工人阶级非同一性的分析，对于现代社会运动新特点的强调就是要用所谓的激进民主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形式平等（同一性逻辑）。虽然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激进民主对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质的不平等。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从逻辑上来说，虽然不否定这种激进民主运动的社会意义，但是如果用这种激进民主代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用工人运动的近期目标代替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那么就是错误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才能真正被颠覆，共产主义所倡导的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得以实现，拉克劳和墨菲所强调的那种差异逻辑才能发挥作用。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激进民主恰恰忽视了这个根本点。

　　参考文献：

　　[1] 李世涛：《后马克思主义：一种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2] 付文忠、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3] 文兵：《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价值诉求与理论困境》，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编辑：刘德中）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