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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美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吗？
始于２００７年底的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被学术界冠以“大衰退”（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成为自１９２９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持续了３０多年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和劳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呢？本文认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是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财富和收入分配空前不公、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但并不意味着以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积累和增长模式的终结。经济金融化、社会保障私有化、先天不足的工人运动和政党工会关系、垄断资本的全球化从各个方面削弱和分割了美国工人阶级，使得劳资关系难有转变。
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劳动不能共享的积累和增长体制
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最典型的国家。
从资本积累模式看，金融化是指非金融公司“利润的产生日益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贸易和商品生产”。［１］（Ｐ１７４）从经济增长模式看，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乃至不断增长的服务部门）转向金融”。［２］（Ｐ７７）金融化积累体制是对战后福特制积累体制危机的反应和替代。福特制积累体制的特点是：金融资本受到高度管制，信贷被引导到生产性投资领域，满足工业资本积累需要；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福利国家建设，为大规模生产提供相应的社会需求；在劳资关系上，以劳资合作取代劳资对抗，承认工会和集体协商，实行工资随生产率变化调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国际协调机制限制贸易和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但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福特制积累体制出现了危机。根据巴兰和斯威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变得日益稀缺，剩余资本不能被生产性投资领域所吸收，以生产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工业资本积累陷入困境，停滞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和国际竞争加剧。因此，基于民族国家范围内垄断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以生产性投资为增长引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为特征的积累模式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重组、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成为摆脱积累危机的三大途径。
新自由主义重组一方面强调放松规制和自由竞争，实质是通过取消国家干预和削减社会保障，瓦解有组织劳工，采取收入从劳动向资本转移的再分配。另一方面，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重组，对企业施加提高资本回报的“股东价值”压力。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和少数富人的收入越高，越有动机扩大生产性投资和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收入不公可以通过所谓的“滴漏效应”解决。然而，新自由主义重组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美国总体经济表现产生了悖论性的结果。
首先，新自由主义重组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矛盾。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使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广泛以裁员、削减工资福利、外包、劳动节约型技术作为主要竞争手段，导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缺口不断扩大。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６２．５％，而工人人均小时报酬却只增长了１２％。［３］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美国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从１９６９年的６６％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７％。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局面不断加重。若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生产过剩的指标，尽管产能利用率随经济周期有所起伏，但基本趋势是下降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１９８９年的８３．３％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６６．２％，全部产业从８３．８％下降至６９．２％。［４］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长期停滞局面。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４％，而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平均为２．７％。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把这种停滞称为“大稳健”（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其次，金融化成为恢复积累，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美国大企业生产性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从来不是金融市场而是保留利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股东价值”压力下，股份回购成了美国非金融公司维持股市价格泡沫，回报股东的重要手段，其净股份发行是负的且规模日益增大。相反，金融机构的净股份发行是正的且逐步递增。这表明，非金融公司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保留利润以食利性收入形式不断转移给金融部门，而后者的利润却不能转化为前者的生产性投资。美国的非金融公司为提高利润，纷纷削减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投机业务。标准普尔５００企业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比重达４０％。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的金融业务利润比重曾分别高达１２５％和１５７％，［５］（Ｐ２３－２６）汽车业务的亏损是靠金融业务赚回来的。
再次，金融资本利润来自对工薪阶层的直接金融剥夺。由于生产过剩和停滞，美国金融机构的主要利润不是来自工商企业的融资信贷，而是不断扩张的家庭投资理财佣金和消费信贷。因而金融化的积累和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这必然不断放松信贷投放标准和金融管制，从而将最广泛的社会人口卷入金融赌博游戏当中。消费信贷暂时性缓解了工资停滞的不利影响，使工薪阶层可以超越实际工资水平维持正常生活水准，住房成为工薪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投资品。从长期看，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不过是金融资本人为创造的虚拟财富，是满足其积累需要的一种再分配手段。随着工薪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财富和收入加速从劳动向资本转移。住房价格的膨胀意味着工薪阶层最低生存或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不断被贬值和透支，最终还原为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其危机的恢复过程也很特殊。古典的工业积累危机下，危机本身播下了复苏的种子，固定资本更新和就业的增加成为经济复苏的市场自发机制。金融化积累危机复苏的特点是，金融机构和公司利润的好转伴随着就业和工资的恶化，即“无就业复苏”。因而，金融化和金融危机不断分割和边缘化工人阶级，造成工人阶级身份和利益的异质化。
一是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由于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的排挤，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阶级数量锐减。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１９７９年历史最高水平的１９４０万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１９０万，制造业占全部非农就业岗位比例从２１．６％下降到９．１％。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全部非农私人部门岗位损失７７０万个，其中制造业４４０万，制造业失去的岗位很难恢复。这进一步削弱了制造业工会的集体协商能力。
二是边缘化工人群体不断增加。脱工业化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低工资、低福利、高流动性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非常低，工人要么选择低工资，要么失业，这是美国低失业率的实质。危机使就业形势日趋恶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失业率达到１０．２％，就业不足率（含失业、放弃就业和没有全职工作）在２００９年９月达到１７．１％，意味着大约２３００多万美国人处于就业不足状态。找到体面而全职的工作非常困难，许多人被迫选择两三份兼职或临时工作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
三是工人阶级身份和利益的异质化。消费和抵押信贷、雇员持股、养老基金账户改变了工人阶级家庭的收入和资产结构，也改变了他们利益的同质性。作为工人、消费者、养老基金持有者、房地产投机者和纳税人的统一体，利益的复杂化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新的“劳动分割和工人身份的分裂”。［６］（Ｐ３５０）投入到金融市场的退休储蓄，抵押信贷换来的住房，成了工人阶级难以团结，被迫支持放松金融管制、期待恢复信贷和资产泡沫，提高投资回报的“抵押品”。
二、社会保障私有化——捆绑劳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从表面看，社会保障私有化是对人口老龄化、雇佣弹性化、全球化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应，但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其目的却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积累的需要。它至少承担着三个职能：以金融资本市场取代企业和国家来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甩掉企业和政府的相关负担，社会保障从企业和国家的责任变成个人义务；迎合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需要，为金融市场不断注入社会保障资本；捆绑劳资利益，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约束，使新自由主义改革具有不可逆性。
社会保障私有化始于里根政府，主要内容是削减福利开支、提高工资税和退休年龄，尤其是将养老金体制从确定给付体制（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转向确定提拨体制（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前者采取社会统筹方式，雇员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既定的；后者是雇员将缴存的养老储蓄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并委托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管理，进入股票证券市场。雇员最终的退休收入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工人缴存的退休储蓄规模，以及个人账户的投资组合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状况。
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经历了空前的股市泡沫，争夺社会保障资本成为金融机构业务扩张的主要目标。华尔街呼吁推进社会保障私有化，以便更多的退休储蓄进入资本市场，同时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因为银行要分散和转移信贷风险，克服流动性不足，就必须通过直接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造金融衍生工具。分割的金融体系显然不利于金融资本的上述目的。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游说下，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９年通过了《国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抑制金融资本投机、分割投资和商业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金融资本扩张扫除了法律障碍。
布什上任后恰逢泡沫经济衰退，为重启华尔街主导的美国经济，他提出了“所有权社会”改革设想，把社会保障私有化扩大到医疗、教育和住房领域。财产所有权、可继承性和自由选择成了私有化宣传中最具诱惑性的卖点。它宣扬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独立取决于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国家转移支付。这种控制力是指对住房、企业、医疗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该改革方案的实质是为恢复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拉动的增长创造条件，有利于华尔街和极少数富有阶层。但是私有化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成本变得日益高昂，工薪阶层的处境更加艰难。通过养老基金，工人阶级的确成了美国公司最大的所有者群体，但未能像彼得•德鲁克所预想的那样，工人借此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实现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本质上代表资本利益，当其对公司实施“股东价值”时，必然迫使公司以裁员等手段激化劳资对立。对工人阶级而言，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所有权社会”实质上是“你必须依赖自己的社会”。
“所有权社会”改革与撒切尔夫人的“人民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政治意图。按着保守主义的观点，如果工人阶级拥有市场资产的一部分——住房抵押、股票投资、私人养老金，他们将不再视自己为工人，而是把自己看成和他们的资本家老板有着共同利益的所有者。工人会把选票投给承诺改善股票回报而非工作条件的政治家，阶级意识将成为历史遗物。换言之，不仅劳资对立可以通过将工人变成资本家来消除，还可以打造一个广泛支持自由市场政策和共和党的“投资者阶级”。共和党前主席梅尔曼曾表示，所有权社会创造了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群体，类似于罗斯福新政颁布后的民主党。布什政府减税方案的顾问诺奎斯特也声称，社会保障私有化产生的股票持有者越多，意味着共和党人就越多，共和党将由此变成真正而永久的全国性多数。
但是，利益捆绑绝非利益共享，劳资对立并不能由此消除。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是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危机后又因“太大而不能破产”受到政府救助。工薪阶层的养老储蓄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数百万家庭在次贷危机中失去住房。尽管雇员持股和养老金投资使工人也有资本所得收入，但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劳动身份，而是加剧了劳资对立和阶级分化。１９８９—２００７年，美国最富有的前１％、９％家庭的股票资产价值分别增加了３６．８％和４４．３％，而接下来的１０％、２０％、２０％、４０％家庭分别只增长了１０．５％、６．５％、１．５％和０．５％。从家庭净财富分布看，２００７年最富有的前１％、９％的美国家庭所占比重分别为３４．６％、３８．５％，其余９０％的家庭只占２６．９％。上述三类家庭净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４２．７％、４０．２％和１７．１％。［７］普通工薪阶层来自金融资产的收益比重微乎其微。另据皮尤民意调查，１９８８年２６％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分化为有产（ｈａｖｅｓ）和无产（ｈａｖｅ－ｎｏｔｓ）两大阶级的社会，２００７年这个比例上升到４８％。［８］
社会保障私有化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由于社会保障日益和就业紧密联系，工人必须尽可能地保持被雇佣状态，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必须接受低工资，更艰苦和长时间的工作以积攒足够的退休储蓄，甚至不惜延迟退休。社会保障私有化强化了美国社会保守的政治倾向。金融危机没能动摇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反而使凯恩斯主义复兴变得渺茫。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以政府支出刺激需求，抑制金融和扩张实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它之所以不得势，有几个原因：一是虽然增加公共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反萧条效果更好，但由于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的私有化，政府可介入的领域有限且容易与私人资本利益发生冲突。二是政府干预的性质蜕变为私人成本的社会化和社会利益的私人化。如对少数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实施注资和国有化救助，最终是以增加工薪阶层税收来买单，因而多数美国公众拒绝凯恩斯主义。拉斯姆森民意调查显示，７５％的美国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好于政府干预经济。三是共和党的减税政策使政府支出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民主党很难逆转。共和党的减税政策有利于大资本和极少数富有阶层，刺激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包括１０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４５０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反对布什减税政策，认为这将会“恶化长期预算前景……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福利以及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研发等方面的投资……并助长税后不平等性”。［９］四是抑制并危及强大的金融资本利益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得势的重要因素。
三、民主党—工会关系的形式化——劳资关系变革的政治困局
２００８年，随着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以５３％的公众支持率入主白宫，不少人期待着他和民主党发动一场类似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变革，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恢复到战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劳资合作，开启美国工人阶级的新时代。然而，这种期盼的理想色彩远大于其现实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存在对立与共享的两面，但根本性质还是对立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共享的劳资关系需要特殊的前提条件做保障，不能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基础，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自发实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变革，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能强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即便出现资本积累危机，分配是否做出有利于劳动的调整也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力量的对比。
战后黄金增长时代的劳资合作基于空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大萧条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以至引发了世界大战，必须通过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来缓解。国家干预成为政策共识也受到苏联计划经济的相对稳定，以及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干预的实质是抑制金融资本，确保工业资本积累。工业资本积累的扩张伴随着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雇主接受工会和集体协商，承诺工资随生产率增长而调整，工会则接受泰勒式的劳动组织约束和资方合作。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是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的消费需求。这些是劳资合作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此次大衰退尽管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危机。金融危机直接源于信贷过度和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泡沫。当代金融资本运动日益背离实体经济，不能把金融危机看做是实体经济全面危机的反映。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做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１０］（Ｐ６９４）全球化提供了化解生产过剩危机和扩大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尚未演变成全球性的过剩危机。苏联、东欧的剧变解体被西方看做是国家干预“历史的终结”，并以此否定凯恩斯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美国先天不足的政党工会关系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削弱。美国工人阶级被种族、宗教信仰、移民、少数民族等社会标签分割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缺乏劳工基础雄厚的政党，他们有能力在车间、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同雇主和政府抗争，却不能团结起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护自身利益。虽然工会和民主党关系相对密切，但也只是始于罗斯福新政且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工会为民主党提供选举经费和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上台后兑现政治承诺。因此，美国劳资关系不像欧洲那样，作为工党或社会党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市场模式的重要内容，而是限于《瓦格纳法》框架下。该法虽然赋予工人罢工、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力，但覆盖面很小且没有实施保障，并受到反工会的《劳资关系法》的制约。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功能只是监督选举工会代表，没有强制企业接受集体协商的权力，对雇主拒绝集体协商，协商后不守信用，歧视工会会员等不当劳动行为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措施。１９８１年，里根总统授权解雇罢工的空中交通控制员并解散其工会事件，成为美国劳动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打破了《瓦格纳法》关于不得歧视罢工的工会工人并永久解雇的规定，使该法形同虚设。
美国的工会组织现状使劳动法改革显得非常迫切。尽管工会力量削弱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美国表现最为严峻。美国工会化比例从１９５４年最高纪录的３５％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３％，私人部门降至７．２％。全球化、脱工业化、雇佣非正式化只是工会化比例下降的共同因素，但美国工会率下降主要源于资方的强烈抵制。１９９４年克林顿总统授权的邓洛普调查委员会也证实了这一点。最新调查显示，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监督的秘密表决方式下，组建工会遭到了雇主的各种抵制。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间，５７％的雇主威胁关闭工厂，４７％的雇主威胁削减工资和福利，３４％的雇主选择解雇支持工会的工人。即便组建了工会，有５２％的工会在一年之后不能达成协议，３７％的工会两年以后仍达不成协议。［１１］
围绕２００８年总统大选，工会组织提出了修补《瓦格纳法》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希望在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中获得通过。该法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为便于工会组建和行使集体协商权力，取消由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监督雇员秘密投票选举方式（工会认为这有利于雇主），改由雇员在自愿授权卡上签字，只要超过半数雇员同意，工会即自动成立并行使集体协商权力，也称“卡签法”；二是针对雇主抵制或拖延集体协商的行为，法案规定工会成立后，雇主必须在９０天内同工会达成集体协议即第一合同，如达不成协议，提交强制调解，若调解失利，则实施强制性绑定仲裁；第三是加大对雇主歧视和损害参与工会雇员行为的处罚力度。
然而，像以往劳动法改革的宿命一样，《雇员自由选择法》未能在民主党议员占优势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梅尔森指出，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第四次推迟了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１２］在选举政治目标上，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前任没什么区别，劳动法改革只能为获得更多选举利益，特别是符合雇主利益的改革做出牺牲。历史学家格罗斯对美国冷淡的政党—工会关系评价道：“在白宫谁主政无关紧要，大无畏的领导精神总是匮乏的，没有一位总统甘冒风险主张工人权利或者诉诸立法解决严峻的劳动关系。……为了报答企业界和有组织劳工对选举运动的支持，他们一方面摆出寻求改革的姿态，同时操纵局面以最大化政治利益。”［１３］（Ｐ２７６）
如果再放眼欧洲，更能理解为何不能期待美国出现劳资关系改革奇迹？为何国际金融危机不能成为劳资关系的转折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主导欧洲政坛的以传统劳工为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后的选举中大范围失利，支持率降至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保守的中右政党上台给劳资关系改革蒙上了政治阴影。工党、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政党的集体败选并不意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不仅美国的民主党，欧洲传统劳工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执政理念上都经历了“政党悖论”的蜕变。以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为代表的“新社会民主党联盟”推行“第三条道路”，试图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以应对全球化，实质却是比保守政党更积极的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下降，这些政党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寻求跨阶级的政治联盟，背弃了传统劳工选民。工人阶级也不再把它们看做是自身利益的代表。中左政党这种转变不仅使自己在政策取向上无异于右翼政党，又陷于丧失劳工选民基础的境地。
四、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劳资关系恶化的不可逆转
全球化有利于垄断资本摆脱国内生产过剩，扩张海外积累，但却导致了全球性的劳动弱势地位。一是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就业岗位外流压力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工会及其集体协商能力。二是以全球“劳动套利”战略降低劳动成本。跨国公司在它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将附加值最低、竞争最激烈、工资为竞争因素的生产、加工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着国际工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劳资关系日趋紧张。三是削弱各国对劳动保护的力度。跨国资本以退出相威胁，迫使各国展开降低公司和资本所得税的竞赛，对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提高征税来弥补，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限制工会和集体协商，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保护措施。四是国际竞争削弱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那么，全球化能否推动各国市场经济进而劳资关系模式的趋同呢？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工会、集体协商、工人管理参与、雇佣保护等刚性劳动关系会导致工资向下刚性，易于产生高失业和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弹性化”劳动关系模式，有利于顺应市场变化、及时重组、扩大就业、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最优模式。依据经济达尔文主义逻辑，全球化竞争会迫使欧洲和日本放弃僵化的劳动关系，最终趋同于美国模式。至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空洞化和失业问题，他们认为外包和海外投资虽然导致低技能岗位流失，但会被国内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扩张产生的高技能岗位所弥补，从而形成净就业创造。外包虽会扩大高低技能工人间的收入差距，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物价水平，从而提高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总之，主流经济学把全球化描绘成劳资共赢的过程，刻意淡化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导致各国劳资关系趋同于美国模式，也没有证据显示工会、集体协商和劳动保护妨碍了一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更不能证明全球化是劳资共赢的过程。资本主义多样化理论认为，大企业仍然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而大企业的竞争力是由基于本土的劳资关系、企业间与企业内关系、企业与金融关系等一系列互补的比较制度优势决定的。比较制度优势体现在不同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上。例如，以德国为代表的调节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力，体现在以汽车、机械制造为代表的传统高端制造业和相应的渐进技术创新，采取的是高技能、高工资、高质量、高价格、高利润的生产战略。这又和稳定雇佣、行业技能培训与集体协商、共决制等合作共享的劳资关系密切相关。没有这种互补的劳资关系，竞争优势就不复存在。他们由此认为，全球化不会导致劳资关系模式的趋同。事实上，尽管欧洲大陆、日本的劳资关系受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各自的合理成分。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曾是坚定的撒切尔主义支持者。他把美国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看做是新格雷沙姆法则，即“坏资本主义往往驱逐好资本主义。”［１４］（Ｐ７８）因为它阻碍了在新自由主义之外寻求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努力。
工会化、集体协商程度的高低和国际竞争力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但如果把贸易盈余看做是竞争力指标的话，两者之间却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欧洲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较高的国家多数是贸易盈余国。相反，低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的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在美国，工会化程度的下降却伴随着贸易赤字的急剧攀升，因而雇佣弹性化能提高一国产业竞争力的观点是个伪命题。无论耐克、可口可乐，还是ＩＢＭ、通用电气、福特汽车，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控制和经营商标、品牌、专利、广告、专业诀窍等所谓的知识产权业务，加工制造主要靠海外生产和外包获取成本竞争优势，甚至完全像个虚拟公司根本不搞制造业务，这必然伴随着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这些转移的岗位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既有低技能的也有高技术型的。２００８年，美国最大的１８家非金融跨国公司平均海外雇员比例为６１％，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扩大。跨国公司唯一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什么岗位流失问题。由于海外利润和积累对美国公司日益重要，因而海外生产和外包不断扩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海外利润占全部美国公司利润比例从１９５０年的５％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０％，同期，海外保留利润占全部美国公司保留利润比例从不到２％上升至惊人的９９％。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内高技术、高收入岗位的增加。１９５０年，美国前１０大私人雇主雇佣了５％的非农劳动力，其中８家是制造业企业，提供的是高工资、高福利和稳定的就业岗位。２００８年，前１０大私人雇主雇佣了２．８％的非农劳动力，这些企业全部为服务业，其中七家为零售。沃尔玛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提供的是低薪、低福利、高流动性、没有发展空间的就业岗位。道琼斯工业指数企业的变化显示了大企业也不再是稳定就业的象征。１９８７年，３０个指数企业中有１６个是从大萧条时期就上榜的。经过２０年的“股东价值革命”，它们当中只有埃克森、通用电气和雪佛兰存活下来，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后，ＡＩＧ、花旗集团和通用汽车从指数企业退出，它们分别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商、银行和制造商。美国人口调查局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劳动适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分布状况在过去几十年里长期停滞化，教育没有成为减少低技能工人、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美国成为ＯＥＣＤ国家中工资分化和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１５］（Ｐ３５）
五、结语
撒切尔夫人当年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然这绝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必然的和不可替代的发展趋势。经济史学家波拉尼就曾指出，“自由放任绝非自然形成，就连自由放任本身也是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１６］（Ｐ１４５）陷入危机而没有变革的动力，恰恰说明新自由主义赋予了资本太多的权力、自由和选择机会，工人阶级力量和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即便新自由主义模式出现危机，也只能按着资本的利益去调整。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竞争只是“符合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因为自由竞争“自由的并不是人，而是资本”。［１７］（Ｐ１５９）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危机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找不到解决自身矛盾出路的危机。同时也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劳资合作或者改善则需要特殊的制度条件来保障。这些特殊条件及其调整也绝非自发实现的，从来都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和社会运动争取的结果。
参考文献、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