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笔者最近拜读张淑兰同志的《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以下简称“张文”）一文，颇受启发。张文较系统地探讨了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并对印度“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张文的这些分析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拜读之余觉得张文有观点似乎值得商榷，特撰此文向张淑兰同志请教。

　　一、关于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问题

　　笔者觉得首先要弄清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否则，就无法与张淑兰同志商榷。

　　（一）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不过我认为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已逐渐掺和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 1964年1月，印度国大党《布巴内斯瓦尔决议》指出：“国大党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在民主主义、人的尊严与社会正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 这里“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均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

　　（二）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12月，尼赫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将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 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道路”。

　　（三）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方法、政策”。1958年8月，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如果在一个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里采用社会主义，是不会突然使这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减少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方法”，因为尼赫鲁在文中继续说道：“必须牢记，不会由于魔术般地采用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方法，贫穷就突然变成富有了。”正因此，尼赫鲁在此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同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种方法。”

　　但印度国大党也有“社会主义（的）政策”这一提法。如：1973年4月13日，国大党议会局的一份报告里说：“国大党议员们一致认为，国大党已经决定大力推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既定政策。” 事实上，国大党又将“社会主义政策”看成是“社会主义方法”。如：1964年1月，国大党《布巴内斯瓦尔决议》将“计划”（“计划化”）称为“社会主义政策”，同时将“计划”（“计划化”）“这一政策”称为“社会主义的方法”。

　　（四）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印度获得独立后，尼赫鲁多次说道：“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说很多，但是我想强调一件事，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以某种贪得无厌的社会为基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贪得无厌的倾向是我们身上固有的本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摆脱这种贪得无厌的倾向，要用合作的精神来取代它。” 从后面的文句来看，前面“关于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再如，1958年8月，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如果在一个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里采用社会主义，是不会突然使这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减少的。事实上会出现一个落后的贫困的社会主义。” 这里的前一个“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方法”，后一个“社会主义”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表明，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有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有时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有时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等等。张文说，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年会后，国大党的文件中常常把“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简称为“社会主义”。笔者同意这一说法。但笔者还认为，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类型社会”）。

　　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会主义”始终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和工具

　　张文认为，“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笔者不完全同意张文的这两个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在1955－1967年，还是在1967－1980年，“社会主义”始终是印度国大党的追求目标。

　　（一）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张文持这一观点，笔者表示赞同。正如张文所说，1955年1月，由于尼赫鲁的提议，在国大党的阿瓦迪年会上通过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国大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另外，1964年1月，在国大党的布巴内斯瓦尔年会上进一步明确要在印度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可见，1955－1967年，“社会主义”（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亦即“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

　　（二）1967－1980年，“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张文认为，“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换言之，1967－1980年，“社会主义”不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正如张文所说，在尼赫鲁去世后基本上控制国大党的英迪拉•甘地指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相信可以用我们的努力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此外，1967年6月25日起生效的《印度国大党章程》明确指出：“本党宗旨在为印度人民谋求幸福与进步，以和平与宪法规定的方式，在印度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英迪拉•甘地1970年7月18日在四五计划（1969－1974）前言里还明确地写道：“随着此计划的完成，我们将迈进另一个时期，朝着我们的目标亦即繁荣的、民主的、现代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前进。” 印度政府在“四五计划”（1969－1974）备忘录中也明确地写道：“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既公平地分担也公平地分享利益。” 最后，印度政府于1972年5月30－31日在一份题为《对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探讨》的文件里仍然明确地写道：“我们五年计划的基本前提已经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前进，以求得迅速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减少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形成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所应有的价值观和态度。” 显然，1967－1980年，“社会主义”（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

　　这里笔者顺便分析一下张文的理由。张文认为，“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换言之，1967－1980年，“社会主义”不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其理由有二：

　　理由之一是：英迪拉•甘地说：“社会主义在每个国家都不是一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人民的贫困。社会主义只是工具和道路。”张文以此作为理由之一来论证其“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这一观点。

　　其实，英迪拉•甘地这段话的基本观点与以前尼赫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如：1958年8月，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国大党“必须自己思考”，“要找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道路”；“民主和社会主义”“不是目的本身”；“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社会的幸福”或“福利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可见，1967－1980年，英迪拉•甘地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以前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是一样的。既然，张文承认“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那么也应该承认“1967－1980年，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而不能说“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

　　另外，英迪拉•甘地上述这段话中的“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换言之，在英迪拉•甘地看来，“社会主义政策、方法”在每个国家都不是一样的。“社会主义政策、方法”不是国大党的主要目的，国大党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人民的贫困。国大党通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消除人民的贫困，达到“社会的幸福”或“福利国家”这一目的。显然，英迪拉•甘地这段话中的“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但张文将它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得出了“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这一观点。这一理解并不符合英迪拉•甘地的本意。

　　由上可见，英迪拉•甘地这段话并不能说明“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

　　张文理由之二是：“印度政府在五五计划中写到‘建立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手段’，包括‘巩固民主的政治秩序，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减少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形成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所应有的制度、价值观和态度’。”但张文并未标出此资料的出处。为弄清此问题，笔者查阅了印度“五五计划”（1974－1979）全文，包括其“前言”和正文，并未发现张文所说的这个资料。 恰恰相反，笔者倒发现有资料说明“1967－1980年，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如：1971年3月，甘地夫人取得大选胜利后，重组计划委员会，确定经济政策的“新方向”，把执行“加速社会主义来临的计划”作为最优先考虑的政治任务。在“总理的指示”下，印度政府1972年5月30－31日出台了一份题为《对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探讨》的文件，重申“我国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前提”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前进，以求得迅速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和财富的悬殊差别，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创立自由、平等社会的价值观” 。

　　总之，笔者认为，张文上述两个理由似乎均站不住脚。

　　以上表明，1967－1980年，“社会主义”仍然是印度国大党的追求目标，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亦即“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阿图尔•科利1980年7月撰文所说：“印度的政治领导人再三宣称，他们要使印度朝着社会主义类型的发展方向前进。”

　　其次，笔者认为，无论是在1955－1967年，还是在1967－1980年，“社会主义”始终是国大党的工具。

　　（一）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工具。早在1936年，尼赫鲁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就印度来说，就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将最终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这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共同点，两者都赞同政治独立。” 可见，此时尼赫鲁已将“社会主义”当成国大党的工具（当然这里只是当成实现民族主义的工具）。

　　1964年1月，国大党《布巴内斯瓦尔决议》指出：国大党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此社会具体目标有很多，“首要的目标是消除贫困，以及贫困带来的全部邪恶。”采用的“方法”亦即“社会主义方法”，具体说是“计划”（“计划化”）这一“社会主义政策”。 这里，“计划”（“计划化”）这一“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成为国大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消除贫困”的工具。

　　此外，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和K•P•M•桑达拉姆在评价尼赫鲁努力建设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时也明确地指出：“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里，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手段，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并且废除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很明显，他们也认为“社会主义”（这里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是国大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手段。

　　（二）1967－1980年，“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大党的工具。张文持这一观点。笔者也对此表示同意。正如张文所说，英迪拉•甘地指出：“社会主义在每个国家都不是一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人民的贫困。社会主义只是工具和道路。”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会主义”始终是印度国大党的追求目标（这里“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也始终是国大党的工具（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如“计划化”）。正因此，在印度，有“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目的”这样的说法。如：1964年，印度共产党人莫汉•库马拉曼加拉姆在《评一九四七年以来党的政策》一文中使用了“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目的”这一说法 。

　　三、关于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本质

　　关于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本质，朱明忠先生在《当代亚太》1998年第8期发表《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文，说道：“1955年尼赫鲁提出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理论，1964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既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用他的话说是一种‘中间道路’。”张文引用朱先生的这段文字，并看成是“我国学术界认为”。其实，朱先生的上述评价只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看法。事实上，朱先生的文章发表后，笔者在《当代亚太》1998年第12期发表了《也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朱明忠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实质上而言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畴”，虽然尼赫鲁主观上认为他的“社会主义”是“中间道路”。“尼赫鲁的这种社会主义绝不是‘中间道路’，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根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或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或曰“改良资本主义” ，或曰“挂起社会主义招牌的隐蔽的资本主义” ，或曰“国家资本主义” 。

　　张文的“内容提要”里明确地说道：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式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实质上走的是把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公平’综合起来的中间道路”。但张的正文里在引用朱先生的上述评价之后，谈了自己这样的看法：“印度自独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之前的印度，从本质上讲是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很明显，张文在关于国大党“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上同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观点。如果以正文里的观点亦即“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为准，那么笔者认为，张文的这一观点基本上是能够接受的。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的“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一修饰语用得似乎不大妥帖。

　　笔者觉得下面这样的评价似乎更适合于评价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本质：从本质上讲，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大党“社会主义”是政治上接受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和经济上采用某些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并结合印度自身情况的民族资本主义。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一）政治上接受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是民主的。所以，他在政治方面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深受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影响。 正因此，他的“社会主义”主张政治上实行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从实践上看，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作为总理，坚持把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与印度民族主义相结合。1950年1月，生效的印度共和国宪法规定，印度是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采取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行成人普选权基础上的定期选举；建立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

　　（二）经济上采用某些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尼赫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是平等的。所以，他在经济方面采用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尤其是深受苏联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的影响。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就说道：“我早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使我很感兴趣。但是，苏联有许多事情我不喜欢——例如残暴地取缔一切反对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搞成一模一样，在执行政策时采取不必要的暴力。” 所以，他的“社会主义”主张经济上采用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 从实践上看，50年代初开始，印度城乡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活动。在工业中实行计划经济（“计划化”）以管理经济，并建立庞大的“公营”经济（推行国有化政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提倡“社会公正”和“社会均等”，“消灭贫困”。

　　（三）结合印度自身情况。尼赫鲁认为，独立后印度完全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与方法对印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害；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两者的精华结合起来，而且是实际和实用的，必须适合印度的情况。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起来，实行适应印度自身情况的混合经济体制，在此体制里，公营和私营经济同时并举，多元的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各尽所长，同时确保公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此外，奉行非暴力主义，亦即通过和平和合作的方式进行变革，如赎买本国和外国的某些企业。使之成为公营经济，等等。

　　总之，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是政治上接受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和经济上采用某些类似社会主义的政策、并结合印度自身情况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看法似乎比张文中“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看法更妥帖点。

　　以上仅系笔者一点浅见，不足之处太多。敬请张淑兰同志和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2] 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1982年。

　　[3] 周青、晨风、陈友文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陶季邑：《尼赫鲁和苏加诺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6期。

　　[5] 尚劝余：《尼赫鲁与现代印度》，载《南亚研究季刊》1993年第3期。

　　（编辑：张 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