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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词是否潜藏人类文明形态的基因密码？近年来国宝级青铜器何尊频频亮相文博大展，引发夏商周文明的研究热度，意蕴深厚的铭文“宅兹中国”尤为引人注目。人类社会历史凭借其物质繁盛与精神高度而积淀为不同的文明范式。华夏先民拥有的“中国”观念则见之尧舜禹时期的邦国时代。从标识地理位置的方位区划到象征辐射四方的文化影响，人类文明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仍旧存留着中华民族“宅兹中国”的文明之声。自何尊开始，“中国”两个字发展至今，业已承载着诸多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的人文密码，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身份证”。作为令人沉思的系列研究论题，人类文明新形态探寻的起点和根基或在于此。有待确证“中国”在词源意义上所蕴含的文明质素，更待掘进式垦拓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打开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的学术视域。

　　“中国”表征“文明”的源头与源流在哪里？“文明”与“中国”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理论界探寻“文明形态”的中国坐标，亟待解开这样的思想谜题。在蔚为壮观的历史场域中，亦有存疑之处：“中国”的同源概念何以生成聚合，其历史发展走向中透射出怎样的文明兴味？“中国”的同源概念诸如“中”“国”“夏”“华”“华夏”“天下”最初表达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倘若溯源式探究上述疑难，则具体分解为追思“中国”本原、追问“华夏”意味、追怀“天下”观念等更为基础的学术论题。

　　“中”蕴含着华夏古老文明智慧。最早见于甲骨文的“中”，为旗旒之象形，方口为立中之处，乃氏族徽帜、方位中心、天下正位。《尚书·大禹谟》称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最初表义“射箭之中”和“建旗之中”，继而衍生出“中正”“中德”“中行”“中道”之意。孔子继承了古人“尚中”的思想并提出“中庸”概念。“中”构成“中庸”的核心理念，“庸”表达平常与恒常之义。“中庸”即在于如何用“中”。《中庸》主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核心理念在于“中和”。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天下的根本，“和”为普遍的原则。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通过“尚中贵和”态度和行动达到“致中和”的目的与结果。《尚书》所言“四国之中”，即涵摄以“中”指代国家方位并表达治国理念的意图。“中”内蕴的“大本”外化为“择中建都”并凝集“国”的实体。

　　“国”体现华夏先民的国家理念。“国”的原初意义在于“方”，其本义含有放逐之意，显现剔发披枷、流放边塞、内外之别的意思。甲骨文有“多方”之称。“国”后来从商代的“或”演变而来，正是表意疆界的“口”与表意武器的“戈”引申出疆域和国家的观念。相对于夏朝以前的中国历史而论，绵延着早期城邦式的古国、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为代表的邦国、距今4000年前的方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相对于周朝“中国”而言，区域方位意义上有“四国”，包括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称，“东南西北的‘国’底成立，显然是城市的起源”。据《尚书》等文献考证与二里头文化等考古发现，商代的许多方国城邑，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河南焦作府城商城等。时空论域和宇宙视域的“国”，无疑蕴含着持中守本的根本理念，表达出威慑四方的未来愿景。

　　“中国”取义“天下之中”。述介夏商周历史的《尚书》《竹书纪年》以及甲骨卜辞均未出现“中国”称谓，但已有“天下之中”“四国之中”之意。譬如《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商代夏后的王畿在甲骨文中亦有“中土”“中商”之称谓。《尚书·周书》载“小邦周”自称“西土之人”，以致攻克“大邑商”，方借由祭器向上天与世人宣告“余其宅兹中国”。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同时期的《尚书·梓材》中，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说。“宅”的独特涵义在《释名·释宫室》即称为“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这较之于《尔雅》的解释“宅，居也”和《说文解字》的解释“宅，所托也”更加翔实充分。《诗经》留存“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女炰烋于中国”“内垒于中国”“哀恫中国”诸多记述。《穆天子传》曾有言，“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正所谓，“一个王朝的建都选在天下之中，宫庙在都城的中心，这都属于礼制的内容”。从“天下之中”形塑“中国”，内嵌着礼制的诉求。《周礼》盖有云，“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从中体现出“以圜土聚教罢民”制度。《国语·越语》赋予“中国”以聪明睿智、万物财用、贤圣、仁义、诗书礼乐、异敏技艺的文化内涵。朱熹所注《诗经·大雅》冠以“中国”为“京师”“诸夏之根本”。西周作为诸侯国政权核心，实为“天下共主”以“中国”“京师”架构的政治中心。

　　“中国”尚有民族意味的“华夏”称谓。谁主中国沉浮，始于华夏先民族群的角逐和交融。中国拥有4000多年文明信史，《夏商周年表》记载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历史。“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部族与羌、夷、戎、狄、苗杂居融合，塑造出古老“中国”版图上的华夏族。《尚书·周书·武成》首次论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指称“夏”“华”“诸夏”等，可追溯至仰韶文化。美学名家陈望衡认为，仰韶文化可被称之为文明前的“文明”，因其为华族奠定了基本性格，“仰韶文化的出现，实质是华族的开始”。考古界证实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2000多年变迁的仰韶文化，是上古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夏”得名于夏水即汉水，“华”“夏”本义相同，较之于四方“夷蛮戎狄”，代指中国与中原。“夷”与“夏”相对，正如《说文解字》说“东方之人也”。《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夷”泛指“四方之民”，《春秋穀梁传集解》说：“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左传》记载孔子所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东汉经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有云：“夏，中国之人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意指衣冠华美而礼仪隆盛，既言表华夏文化影响的广阔，也极富文明积淀的神韵。

　　“中”与“国”均包涵“天下”观念。谁引天下潮流，尽显中国的治理架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明显在“治国”基础上指向了“天下”的最高境界。《尚书》既称道“天下之中”，也在“五子之歌”中感念大禹是“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表达出君主治理天下的意图。《诗经》中“天下观”的表述莫过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内嵌于四海归一的治理结构。《老子》倡导“圣人执一为天下式”的价值理念。《庄子》提出“和天下，泽及百姓”的治理构想。《周易》展现极强的人文关怀，称扬“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礼记》昌明“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治理秩序。“中国”观念延伸出“天下观”，展现出“中华民族对生存世界的空间、秩序和意义世界的人的价值活动的看法和价值认同”。其中至少包含了四种意义。一是方位空间的“天下”，仁和中正，无远弗届，凸显“中国”的中心位置。二是统治区域的“天下”，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彰明“中国”的治国优势。三是文明传播的“天下”，革故鼎新，天人合一，展现“中国”的精神风骨。四是内外关系的“天下”，协和万邦，亲仁善邻，显现“中国”的宏阔格局。发端于此，“中国”与“天下”展现出一体同构、表里同一的历史禀赋，涵养并塑造出中华文明器宇恢弘、环宇兼济、兼容并包的独特形态。

　　权以上文佐证，“中”为体而“国”为形的样态可窥一斑。悉数“中”“国”“中国”“华夏”“天下”等关联性概念及其蕴含的文明质素，既一脉相承又义理赓续，隐含着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经久不息、代际相承的奥秘，展现出“国家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载体”的意涵。恰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理解的“中国”：“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中国的唯一持久属性归正于文明，伴生于文明并展现文明的高度。倘若分而述之，“中国”呈现内在统合的价值序列，“中”的意涵奠定了“国”的根基，“国”的品格受之于“中”的熏染。“中国”与“华夏”的本原意涵趋同，前者内嵌国家治理结构，后者表征文明礼仪之邦。“中国”形塑并延展于“天下”，“天下”尤为突显“中国”独有的品貌。华夏先民的宇宙本体与家国情怀，体之于“中”、形之于“国”，两者合二为一，成于“中国”风骨，显于“华夏”文明，终以“天下”追怀。概言之，“中国—华夏—天下”的理论根脉生成并延展于“中”“国”的原初概念和表意系统，表征文明的历史，延展文明的结构，塑造文明的骨骼，彰示文明的体魄。

　　中国观念生成史蕴藏着独特的文明史。文明的本性在于创造，中华文明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中华民族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没有假设，文明无须装饰。文明没有“活化石”，只有历史性遗存。泛文明界域的“考古中国”“乡土中国”“舌尖中国”“学术中国”耳熟能详，但凡有所指向则必然承载着中国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赓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遍布理论思维、社会制度、科学发明等众多领域，最终沉淀为文明形态。

　　文明形态表征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意义。文明进步作为社会历史兴衰更替的动力源泉，既汇入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也聚合为峰峦耸峙的不同文明形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进而阐明“作历史的研究时，须注意于其时代之情势及各方面之思想状况”。文明进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展现出热人类未来发展的向度及其可能。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转述并认同海德格尔反思现代文明的观点，“趋向开端却总是意味着在追溯已走过的路时发现其他的、开放的可能性”。文明形态演进的可能性不仅交集着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国家等多重元素，经历着和平与战争、稳定与动荡、顺利与曲折的多重变奏，而且提出了如何选择文明道路、吸纳文明要素、借鉴文明成果的问题。

　　社会历史的描述大多选择文明的维度。人类文明曾经星河灿烂，但绝大多数消逝在历史的星空。文明形态均是从社会历史的躯体中“脱胎”演化而来的。人类文明大抵经历野蛮到文明、蒙昧到启蒙、传统到现代的历程和状态，但这毕竟依从于价值观的简单判断，甚至带有相对主义和二元论色调。人类及其实践活动是文明的创造者，但也曾是文明的施暴者。颇具共识的是，因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大冲突和大融合，人类文明产生激变。“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古代文明诸如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国夏商文明等在古老而富饶的土地纷纷陨落，由此遗留古典文明的诸多策源地。兴起后的第二代文明包含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国先秦文明。一如古代文明内“最初的中国”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中国文明接续向外的扩张与交流过程，亦为人类文明呈现出“畴人子弟分散，或至诸夏，或至夷翟”“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的丝路雏形。

　　“轴心时代”显现人类文明萌发在时间与纬度区域上“不约而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界定的“轴心时代”，绵延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主要囊括了北纬30度左右的中国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三大轴心文明，留有“终极关怀的觉醒”。“轴心时代”结束了人类文明的非历史状态，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形成与古希腊文明双峰并峙的文明样态，可以说太平洋西岸中华文明与环地中海文明位居其中，联通亚欧大陆两端，开掘出东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萌发之初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所谓“多元”指向华夏各民族有其独特历史文化；所谓“一体”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多元一体”概念。考古学意义上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虽有年代和地域差异，但彰显出中华文明前的“文明”。中华文明历经先秦早期文明、封建农耕文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以及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抵达社会主义文明，实现了质的飞跃。就文明所处的历史状态而言，中华文明经历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社会主义文明艰辛探索的不同模态。工业文明虽然仍处于中性化表达以及阶段性划分的模糊状态，但终究难以遮蔽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步伐。

　　历史形态彰显中华文明样态并呈现断代研究特征。20世纪90年代，张岱年先生曾倡导“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综合创新研究。所谓中华文明“三部曲”则把5000多年历史形态划分为古代的六大原创文明之一、近代滞后发展状态、现代复兴的文明新形态。代表性的观点见之王东教授依从历史形态学的界分，主要涵盖“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期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代”“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时期中华文明的雏形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公元1000年前后宋代开创的理学时代”“公元1840年以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时代”“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综合创新时代”，进而预言中华文明的“第七个新时代、新形态”。藉以上述历史周期和文明时代的划分，能够洞察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与中华文化的赓续发展。

　　中华文明生成史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广义上的封建社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界定，是指“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即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狭义上的封建社会，指西欧中世纪的国家结构，覆盖9—15世纪西欧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起始于战国，历经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长达2300多年。这种文明生成史还表现在整体性农耕文明渗入并改造游牧文明的历史之中。一是秦王朝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时代。秦代尽管从立国至覆灭区区15载，却用铜戟铁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展现出中华民族极具创造力的文化性格。二是汉唐成就了封建社会中华文明的“中兴期”。东方文明与西域文明碰撞交融，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通过“古丝绸之路”双向流播，开疆拓土和兼容并蓄文化品格日益突显。中华民族创造了享誉宇内的汉唐气象和璀璨夺目的文明形态。三是宋元明时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成熟期”。梁启超从“道学”主张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促成社会变革与新秩序塑造，多民族政治分治既带来冲突也促进文化交融，科学艺术发展凸显文明生命力，儒释道合流造就理学的皓首穷经。历史的积淀为中华文明带来“有容乃大”的气派。四是清代表现出中华文明从顶峰向衰落的转变。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最终确立，君主专制推向最高峰，对外交往却由活跃走向闭关锁国。八股取士和文化专制将思想囿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中华文明错失发展契机乃至陷于停滞。

　　不妨佐以“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观念进行勘正。文明不可或缺文化体系支撑。中国封建社会文明伴生于封建制度兴起、衰微乃至自救过程，先秦子学衍生出两汉经学进而嬗变为宋明理学面孔。有研究者建议，当以“六经”“四书”暨中华释老、理学传统与西方文明体系做辩证性的研讨，从而熔铸出中华文明新学理与文化体系。探究中国哲学视域内的中华文明，有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英国思想家罗素保持着探究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中认为，“道教”“儒教”和“佛教”三种因素构成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文化。然而，这样的“和平文化”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及至清代难以应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渗透和冲击，终究难以支撑起号称大清帝国的“跛足巨人”。

　　中华文明在近代蒙受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中华文明既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共识，但为什么又不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针对此番历史演进中的悖论，较为妥善的解释属于前现代化的命题。毫无疑问，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然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深刻阐明，“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世界历史特性和发展图景，洞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链条与生俱来的缺陷，进而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为证作出彻底说明。资本主义扩张并企图颠覆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总是以掠夺与奴役作为基础。施暴者的发迹史往往映衬出被施暴者的血泪史。

　　中华文明史上质的变革奏响了时代强音。认识并衔接两个历史时段尤为重要，这就使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新中国诞生至20世纪70年代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文明状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掘进文明结构、文明进程乃至文明形态的新贡献由此开篇。中华文明的质的变革恰恰比现在自我坚守和自我更新所焕发的新生机。纵观古今，当本土文明蒙受外来文明冲击之时，前者往往奋力抵抗、殊死搏斗，其结果或为短暂赢得胜利、或被历史所湮灭。中华文明顽强的韧性与自我更新的特性使其在坚守自己的文明火种之时敢于刮骨疗毒，赓续血脉并实现自身质变。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数千年绵延生息、传承至今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迎来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蝶变。

　　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归属社会主义文明范畴。为何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关键在于其中蕴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价值追寻、精神塑造和伦理诉求。社会主义发展体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而在其发展境界上则留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席次。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价值诉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愿景，构成相互确证和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此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貌特征。社会主义文明的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延续相统一，前者蕴涵解构资本主义文明的内生要求，后者容纳前者的价值内核。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着现代文明向文明新形态跃迁，表征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迁移，展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图景。

　　人类文明史的赓续发展，绝不拘泥于西方史的既有程式。当宏阔博大的空间和深邃悠远的时间促使中华文明充分“裂变”“冲击”“涅槃”之时，人类文明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旺盛生命力。理解把握这道命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贯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命题，尤为凸显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关系的新走向，耦合了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今世界面临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明形态共存的现实境遇。人类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相互并存和竞争的时代。令人慨叹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文明道路，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文明生活方式，共同缔结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命题。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新型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显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也无法回避来自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为何社会主义内部会滋生出“膜拜”资本主义文明的暗流，为何存在倒向西方文明的种种论调，使得“文明危机”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不期而遇。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文明长期鼓噪“自由市场万能论”“普世价值论”，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什么呢？难道只是频繁的社会冲突、残酷的地区战乱、频发的生态灾难？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裹挟着全球性经济危机、逆全球化思潮、地缘冲突。

　　理解把握这道命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贯穿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命题，凸显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关系的新走向。文明史绝不等同于西方史，人类文明在当代中国更显生命力。文明更为贴合并属于“中国式”命题，是经由探索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生动力之时，以异质性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为参照，更好回答文明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形态之“新”亦在于其交融并覆盖着文明形态的新高度、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人类未来社会的新擘画，展现出极具方向性与原则性、动态性和平衡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发展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社会历史历时性与共时性协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人类文明的内在规定性。它聚合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并标定其高度，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方向性与原则性要求。文明新形态取代既有文明形态，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持久作用，表现为社会历史运动的结果。郭建宁等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原因在于“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人类文明的新创造新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性质决定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谢俊春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文明形态”。经由“文明形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逻辑架构，展示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乃至实践探索的可能性空间。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现出务本开新、推陈出新的特质。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人类文明的整体协调性，具体表现为人类文明的有机构成及其考量区间，尽显人类文明的动态性和平衡性诉求。社会主义缔造新型人类文明并推动文明实践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并吸纳了摩尔根关于政治社会是创立人类文明根基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强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进而提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人类文明新形态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注解，必然耦合为中国式现代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同样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势所在。郝永平等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及其协调发展的图谱。繁复的文明新形态图谱成为了物质文明的保障、政治文明的导向、精神文明的思维向度、社会文明的普遍状态、生态文明的价值基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明形态受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也受到人口、环境以及地域和气候等因素的熏染。因由事物发展普遍联系与相互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动态跃升、平衡发展的特征。

　　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关联人类文明的外在多样性。它呈现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样式及其现实水平，反映出人类文明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能效。文明形态及其系统化塑造，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反映出特定国家和民族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王东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有厚积薄发的后发优势，“典型特征是大器晚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崭新形态。王莉等研究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昭示着人类迎来了步入全面现代化的新型方案，拥有了挣脱西方文明话语束缚的可能。人类文明形态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体，不是思维观念的臆造物，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生成物。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历史不断生成、创造、迭代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赓续发展乃至创新超越的结果。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如何正确看待文明的多样性，突破文明的差异性困境，看似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答题”，实则是文明再造的“选择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意味着人类饱受现代性困扰的稀释和消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抑或成为现代性思维重构的契机或现代性命题重塑的机缘。要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及其现实可能样态，就必须明确人类文明新形态代际相承、赓续推进的特点。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涉人类文明的未来前瞻性。它蕴含着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及其实践指向，反映出人类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基调。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无疑是理论的重大发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经坦言：“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中国特定区域实现文明超越的方向，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可能性。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背后是文明的互补性。文明多样性存在从不缺席碰撞和交融其他文明样态，这种交替进行并呈现上升态势的文明概貌，也许正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步演进的规律使然。方世南就其本质作出说明，“多样性文明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特质和客观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卓越的创造精神的体现，更是人类社会展示出蓬勃发展生机的活力源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以遵循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基础，显扬社会主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根据社会历史发展机制机理与时代境遇，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着经验创造、示范引领的特色。

　　综上所述，既往文明的离场与新型文明的出场交错起落，新型社会必然展露出新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属于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既是社会形态，也是崭新的文明形态，其本质代表着人类未来和文明进步方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在《论中国》开篇谈及中国的独特性，“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当代中国自当确证人类文明图谱内必然有中华文明“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文化渊薮”的一席之地。

　　于今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向度及其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位置，可以概括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体系。但更迫切需要理论界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作出科学的而不是自诩的、宏阔的而不是狭隘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区域局限的整体性建构。毕竟唯有解码中华文明发展“多元一体”的流转脉络，追寻家国一体的形成过程，推动文化主体性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方可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达至“宅兹中国”。亦如孙正聿等学者所倡议的，“深入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实现哲学理念创新，如何以哲学理念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进而形成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理念。有鉴于此，阐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理所应当成为理论界的使命任务。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