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6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0月1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6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余斌。会议由彭五堂主持。

　　孙应帅先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背景和条件等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具体斗争等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余斌介绍了本卷的主要内容，重点围绕马克思关于“工人合作工厂”、“劳动力产权”、“重建个人所有制”、“比较优势理论”等有关论述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围绕“劳资矛盾”和当代中国工会、政府、政党等应承担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收集了1864年9月-1870年7月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组织和斗争的。从中可以看见他们为工人组织的成立、原则确立和国际联合等做出的贡献。

　　一、工人斗争和成立组织的背景

　　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工人斗争和成立组织的背景。他援引官方的报告称：“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P7）。而官方所称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P8）对于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他指出：“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P1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曾多次对资产者指称的“懒惰是贫穷之因”的说辞进行反驳。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反驳过他们对共产主义将助长懒惰之风的指责。之所以马克思要对此多次反驳，是因为这涉及到工人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根源的认识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运作、剥削剩余价值是工人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而不是资产者声称的什么工人的懒惰或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差异。工人的懒惰或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差异只能导致劳动报酬的合理差异，而并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个体劳动者通过辛劳赚取“第一桶金”后，这桶“金”一旦成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或资产者所称的“利润”后就转变成为“资本”而不是“劳动报酬”了。何况家庭成长背景和知识、技能教育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能够带来未来增殖的“资本”，也不是所有劳动者都有能力投入的，这从今日社会“权二代”、“富二代”的产生和“阶层流动固化”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劳动人民的贫困”导致工人的团结和组织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合理的要求，而不是资产者所认为的匪帮或流氓组织。

　　至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条件是否具备。马克思认为，一是个别的、各国的工人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压制，难以形成规模和持久开展。二是“夺取政权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简单的涨工资、调整工作时间等经济要求得到满足后并没有消除工人贫穷的根源。三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P13）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二、国际工人组织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付出努力，他们并亲自制订了国际工人组织的一般原则。

　　如工人斗争的目的，是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P15），“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P219）但这种政治斗争仍然只是手段，因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P15）。

　　而工人协会的目的，则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工人协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有权任命组成中央委员会，并有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员。

　　和现在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更像是各国的联络协调机构。“中央委员会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P17）

　　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我们建议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P213）这和现在大多欧美工会主席由会员缴纳的会费中领取薪酬而不是由政府或企业付薪，以保持独立性类似。

　　工人协会内各工人团体的关系，“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在各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或“互助会”等。同时，“也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P18）

　　对于工人协会和各国工会的关系，是相互配合而不是毫无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各国工会为争取工人权益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也不反对两者间的联合或合作。如“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由6人或7人组成，其中3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委员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50个）”，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P375）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何况，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这里，我们看到最初的工人联合组织与后来组织的一些区别特点。一是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能不同，更多是联络协调机构，不像第三国际对各国支部具有决议命令权，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民主原则。二是工人团体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平等原则。三是在合法性上，为便于开展工作，协会尽管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为诉求，但在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出直接和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相对抗的要求，表明早期工人组织更为奉行务实原则。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P94）这类似“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三、国际工人组织的具体斗争

　　国际工人组织在成立后具体的斗争中遇到了各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协会”具体工作也进行了指导，这也为今后国际工人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借鉴。

　　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支部在理事会的委员安排问题上产生冲突，马克思在解决冲突的决议中给出了建议，然而他也指出,“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弗尔在巴黎分部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P90）

　　伦敦中央委员会还可以在巴黎派驻代表。但是这样的代表，应当“只同巴黎分部理事会协同工作”而不具有后来组织的特派员权力。这样的代表，还将行施（监督权），但和后来组织的监督权也有较大区别。

　　此外，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P91）这表明，阶级成分和出身不必成为加入工人组织的必要条件，工人出身的成员并不必然坚定和忠贞，而非工人阶级的成员可以在加入后的思想教育和实践中改造过来，这也为后来工人组织和政党的实践所验证。

　　对于组织内的思想和派别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都会展开坚决斗争，如对德国拉萨尔主义派的斗争。拉萨尔主义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和通过争取普选权改变工人状况，但他们列举证据驳斥了这一空谈和幻想，指出“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决议：（1）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P371）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5—14）中马克思提到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一个所谓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但恩格尔似乎没有说明原因。而这份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了这个原因。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与官方的赞美词令即“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显然，衡量新中国巨大成就的最好的指标就是中国居民大众的健康水平，这一点可以部分地用期望寿命（也称预期寿命）来代表。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而到2007年则提高到73岁。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落实所具有的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现如今中国资产阶级著作代表也不停地指责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迫使这些法律无法落实。其实他们的指责与当年尤尔等人对十小时工作法案的指责一样毫无道理。应当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再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工人合作工厂的意义：“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这种兴奋愉快心情和自愿也是公有制的优势之一。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因此，公有制必须是全国性的。这里没有强调公有制必须是全世界性的。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全国的公有制呢？“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无产阶级党建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党建的方式是组织群众并用知识加以指导。但是，一国工人阶级不能关门搞党建，必须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在《协会临时章程》（15—18）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如今中国的物权法就是确认物对人的奴役权，而国有企业中的下岗和解聘已然迫使那里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配，这同样是一种奴役形式。必须废除国有企业领导人让国企职工下岗和解聘国企职工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由国企职工代表大会行使。

　　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41—87）中恩格斯提到，“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绩来。不错，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领导体育训练；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连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经过六年到八年，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们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壮。”恩格斯在这里其实提到了大中专院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和体育教师的来源。这也给退伍基层军官提供了一个出路。

　　恩格斯指出，“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这大概是它最适合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11—169）中马克思提到，“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所以，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这一段是批判西方经济学中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要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隐含着工人收入的提高不会导致资本家的收入下降的假设。马克思还提到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隐含假设：“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可见，向公平方向分配蛋糕的一小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时，马克思指出，“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今天人们在谈到做大蛋糕时，也必须确定什么是大蛋糕，什么是小蛋糕，标准点在哪里，以及它们是由什么规律决定的。

　　在谈到价值与供求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相反〕。……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西方经济学强调价格调节，也就是说在任何价格下都有均衡。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只能够一种平衡，即市场价格相当于自然价格时的平衡，否则就会通过变动来补偿。另外，既然不同商品平衡的速度不同，那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都更难达到了。

　　马克思指出，“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判断每个时代公平和公道的依据，那就是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谈到工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时，马克思指出，“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今天有些人在谈论劳动力产权，那么避免这种过度的损耗就应当是劳动力产权研究应有的内容。

　　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70—183）中恩格斯指出，“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因此，只有日本和德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提出过自己的反对二战的纲领，才能使这两个民族不受谴责，而只谴责当时的两国政府。人民和政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区别开的。在韩战、越战和伊战问题上，美国的工人阶级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反战纲领的呢？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今天美国也在争取舆论，其方式也是把美国变成有“教养”人士集聚的大本营。而美国的“进步和自由”与当年沙俄的“进步和自由”没有什么两样。

　　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213—223）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今天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有义务进行同样的统计工作，并发布统计报告。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这是马克思反对股份制的又一个证据。同时，也指明了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制应当如何操作。但我认为，同样份额的收入应当是指利润分享那一部分。就工资这一块来说，还是应当根据劳动效率而有所差异。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232—235）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说马克思已经充分提出了自己的证明；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结论驳倒。”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能够让全体西方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的结论驳倒，我们就成功了。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243—245）中恩格斯提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这段话，明明白白地指出了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什么样的含义，尽管这里只谈到了它的基础。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大量运用数学模型来强化这种局限。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257—259）中恩格斯指出，“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以及实证资料应当来源于何处。

　　在这里，恩格斯甚至呼吁德国的工厂主也来看《资本论》：“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泉源，并将感谢我们促使他们注意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它来反对那些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我们号召我们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倾向，特别是本书的这一部分要认真研究；无疑地，你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问题的。”那么，今天中国的资本家也应当看《资本论》，以便反对美国人。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273—325）中恩格斯提到，“x量商品a＝y量商品b；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把交换价值表现在自己的使用价值上，而只能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只有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商品不能把它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能把别种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做抽象劳动的单纯的实现形式。”西方经济学用效用来确定价值，其实是用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计量其交换价值。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展开，但这已经预言了关于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的书的出现，尽管这本书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反的。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同时把劳动对象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因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个双重结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价值；而劳动的形成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则加进价值。”这是劳动二重性在价值保存和增殖上的体现。

　　在提到工作日的斗争时，恩格斯指出，“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同了。劳动契约对他来说并非生产的自由当事人的契约。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乃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和资本订立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工厂法的朴素〔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自愿不等于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由法律规定或在资本家违背法律的情况下由资本家规定的。被迫出卖劳动力就是被迫出卖人权。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保证雇用劳动的人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可是他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下，这种差异就社会来说是可以抵消的，但就个别小业主来说却不能抵消。因此，价值增殖规律对于个别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来从事生产，同时雇用许多工人时，即一开始就运用社会平均劳动时，才会完全实现。”因此，在价值定义中提到的社会平均劳动，对于大资本家来说，在其企业内就能达到。这是由大数定律所保证的。

　　恩格斯还提到，“其次，生产资料单单由于大规模生产而来的节省，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不变资本部分的减少，这只是来源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取得了社会性质。”因此，价值定义中的社会平均劳动已经包含了这种社会劳动，因而并不是由小业主的企业和大工厂的平均计算而来。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资本家购买100个单个劳动力，他所得到的是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但他并不对100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支付报酬。工人一旦进入了结合的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已经归并在资本内了。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这个结合的劳动力，而是隐含在资本之中，但它并不包含在代表资本的机器和建筑物中。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的价值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也许在美国有利可图（如碎石机）。而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结果，那些原来对资本无利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因此，通过法律限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会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生产力的提高。

　　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326—350）中恩格斯提到，“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在原本没有权威的地方，由于力量的较量也会导致权威的出现，例如政府作为权威来规定工作日长度。但政府的权威有多强，还得看力量的较量。像中国有些地方就可以违反政府的权威而不落实劳动法。

　　在《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385—392）中恩格斯提到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资条例，“每一个工人要放弃契约所规定的工作，必须在前一个月，并且要在每月1日预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绝按照规定的条件从事计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继续工作至少4星期至8星期。在这种情形下，空谈什么根据双方协议调整计件工资，空谈什么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契约，那实在令人可笑！工资分两次支付：每月22日预支一部分；下月8日支付上月工资的余额。这样，资本家就把应该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平均拖欠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钱可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惬意。”应当禁止这样的工资条例，企业拖欠工资应当按商业银行最高贷款利率补偿利息。实际上，上个世纪末中国厦门的一家私企就实行过类似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制度。而且那家私企的平均拖欠是五个星期到八个星期，也没有任何预支。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萨克森矿工要永远记住：资本家向协会储金会缴纳多少钱，他们就会在工资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钱。……在任何情况下，把工人的金钱与资本家的金钱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中国的社保基金也应当完全由个人缴纳，而无需经过企业来缴纳其中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对于这一部分不是逃避就是拖欠，不少人在离开企业很久到养老时才发现这一部分并不存在。应当在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之外，还要规定最低社保基金标准，并要求企业将社保基金直接支付给工人，再由工人本人去缴纳。

　　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417—432）中马克思指出，“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继续让人民感谢自己的“好”政策，而应当以作为人民的先锋队为人民争取好政策为自己的义务。中国人民终有一天不会再感谢任何人，而把一切承担在自己的肩上。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可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爱尔兰史》（523—571）中恩格斯提到，“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斯密斯以及在我们目前（从1846年起，爱尔兰地主更是异口同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论调啊！可见，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瞩目的政治问题。”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无法排除社会科学的干扰，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进步。

　　在这里，恩格斯质问，“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呢？”同样地，如果中医治不了病，它又怎么能够在中国存在千年以上呢？

　　恩格斯指出，“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资的英国资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说得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规模在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规模的农业，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100万人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锹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400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绝爱尔兰人。”比较优势原理存在的根本问题这里已经揭示出来了。

　　在《“爱尔兰史”的片断》（572—573）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这也是自由贸易就是假货贸易的一种含义。随着资本主义成份在中国的兴起，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的历史被伪造的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不仅伪造历史，而且伪造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最高价奖励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

　　在《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586—596）中我们看到，“对于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的伟人，“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同样地，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绩。

　　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599—603）中我们看到，“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劳动的解放才是在今天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

　　在《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604—605）中我们看到，“对工人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靠欺骗得来的。”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消灭物权和物权法。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表明：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在一国比如德国率先取得成功的，无须在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成功。第二，根本就不用去补多少的资本主义的课。第三，在消灭沙俄野蛮势力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解放。苏联就是这样的。

　　在《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650—653）中我们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产工具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在半野蛮状态中这种秩序也许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也就不需要了。”对于鼓吹私有制的人，应当让他们去工厂亲自做工。

　　在《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654—656）中我们看到，“教育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委派视察员，视察员对教学过程本身虽然无权干预，但应当监督法律的遵守，正如同工厂视察员应当监督工厂法的遵守一样。”如此说来，生产也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委派视察员监督法律的遵守。这样可以把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分开了。同时，也把国家资本主义与政府资本主义要分开了。公共产品的非政府提供也有了新的说法。

　　在《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657—663）中我们看到，“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以下的纲领：1.实行土地国有化。2.在国内建立农业移民区。3.实行非教会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4.取消私人发行银行。把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交给国家。5.用一种直接的累进税代替所有赋税。6.取消国债。7.取消常备军。8.缩短工作日。9.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并且付给代表薪金。”现如今中国只做到了第4条，部分做到了第1条和第8条。由于军事科技的进步，第7条不可能做到，但所有的健康的成年人无疑都应当参加或参加过军事训练。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谁不拥护你们，他就是反对你们。”的确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664—669）中我们看到，“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的行动。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其实，格莱斯顿的训斥要比中国一些官员对于群众的训斥轻微得多。这些受雇于群众的公仆竟然教训群众，不仅是太不谦虚，而且是太无耻了。

　　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670—700）中我们看到，“不久前创刊的‘回声报’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的调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户。”由于广告费的存在，现在的报纸更关注那些能够登广告的大客户。因而这些报纸的言论决不能得罪这些大客户，甚至还要吸引他们。显然，市场经济下的出版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乱。”不知道，今天中国称为物权的是个什么东西。

　　会议研讨情况

　　在讨论中，科研人员对马克思恩格斯对“劳资关系的矛盾”和当下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情况进行了探讨。有人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研究和希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矛盾”。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这一问题在公有制基础上曾得到较好解决。但在改革开放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后，随着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后，劳资矛盾重新出现并呈现部分地区的激化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会、政府和执政党三者之间应当在今后发挥更有效地作用。

　　对于工会而言，西方国家的工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的工会领导由会员选举产生，薪酬由会费支付，则工会主席在与资方谈判的时候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为会员争取最大利益的更大自觉性。而中国工会或由政府任命或由资方提供薪酬，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欠缺，在与资方谈判时就难以获得员工支持或认同，因此发挥工会的更大作用必须获得政府、政党和员工的更大支持，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对于政府而言，本来政府发挥公共管理职能应当站在更中立公正的立场上，但现在政府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规划、拆迁等行为上更多站在资方的角度侵犯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既将矛盾由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转移到政府与公众身上，又在资方对政府的捆绑上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损失。因此政府应当逐步切割裁判员和运动员角色混淆，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职能厘清，发挥行政管理和经济监督职能，站在更为中立公正的立场上才能对劳资矛盾和社会对立进行仲裁。

　　对于执政党而言，在有阶级社会，政党的阶级性无法完全抹杀。共产党如果在劳资立场上不代表劳动者利益，则既会失去劳动者支持，也不会被根本上反对共产主义的资产者所全力支持。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应当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政策制定上逐步向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上倾斜，才是获得多数民众支持和长期执政的保证。

　　

　　（执行编辑：孙应帅、余斌）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