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5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6月2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5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彭五堂和几位马研系研究生。会议由余斌主持。

　　彭五堂介绍了本卷的主要内容，重点围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美国内战的有关论述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马研系研究生孙怀龙、刘晓辉、贺钦、郭纯平、夏一璞、陈见喜、潘金娥各自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余斌做了些点评。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围绕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美国内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报告除了上述报告人的研读笔记外，还收录了其他几位研究生的研读笔记。由于孙怀龙报告的是第14卷中的内容，故没有收录。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全集》第15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0年1月-1864年9月期间写作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时事评论性的。文章的主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经济政治状况的评论；第二，对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评论；第三，对美国内战的评论；第四，恩格斯写作的一些军事词条和军事评论。本人重点学习了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著作。

　　一、欧洲的经济政治状况——关于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

　　1848年欧洲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贸易量都大幅度增长，然而工人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随之改善，反而有所恶化。马克思在本卷中有很多论述。在《法国的状况》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工人生活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工资下降。马克思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一文中指出：“对比一下工厂工人1839年和1859年的工资水平，就可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60小时的工厂中，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14—15小时的印花、漂白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资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即使是工资增加的工种，其增长幅度也非常有限，与产出、贸易和利润的增长不成比例。而一旦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许多工人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进一步恶化，个别家庭陷入赤贫境地。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离帕德蒙登（约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经年迈，而且身体很弱，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纺织厂做工谋生。他们住在底楼的一间可怜的小屋里，离脏水沟只有几步；他们窗户上面是个楼梯，供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们这间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挣到‘仅得不死’的工资，但是在最近的15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资来源也没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费用完全断绝。贫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拉进它的深渊。时间每小时都在逼他们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包。别人都知道，他们在14个星期内没有挣到一法寻，但一次也没有找教区求过帮助。祸不单行，老大爷又病了已经一个月，不能起床。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有吃人的场面罢了。8天以前（12日），两个姑娘中身体比较好些的一个在极端绝望中最后决定去找济贫所监督，向他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而这位先生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他在下星期三以前为这家人什么也不能做。三个不幸的受难者在这个有力的刽子手最后开恩给予帮助以前，还得忍受5天。全家只好等待，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终于到了，官方救济机关应该给挨饿的一家人扔下一点面包渣了；这时，村里的居民就被一个消息震动：一个姑娘已经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个在现代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可怕事件将怎样结束。将进行一次验尸。（验尸官）将大谈英国济贫法的慈善精神，将再次称述执行机关的完美，举出〔初步〕证据说明法律对这个悲惨事件决不能负责。济贫所监督也能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法庭不对他说一堆恭维话，至少他也将很欣慰地听到人说他没有丝毫罪过。最后，陪审官们将用这样一句庄严的判决词来结束这出法庭喜剧：（遵上帝旨意而死）”。

　　而与此同时，面对报刊上要求英国公众援助贫苦工人的呼吁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两个群体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得比伯爵和整个贵族集团从工厂区的地产中每年得到30多万英镑的地租，那里的本来没有任何价值的地产像魔术一样达到了现在的价格，这一切仅仅归功于他们本身并不参加的工业活动。‘晨星报’甚至确定了得比和别的大地主应该捐助多少救济费。例如，它规定得比的救济费为3万英镑。议会散后不久，得比勋爵果然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捐募救济费的大会。他本人施舍了1000英镑；别的大地主也认捐了相应的数目。结果并不怎样，但是土地贵族总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与贵族地主的假慈悲相比，资本家集团表现更为冷酷：“但是，棉纺织工业的巨头们却顽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态。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他们——无论在地方上为了周济穷人而建立的委员会里，或者在伦敦的委员会里。伦敦一家报纸写道：（‘他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利物浦的市场上’）。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种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它是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关系的人格表现。由于劳资关系中资本家一方长期出于主导地位，在资本家眼里，工人算不上是自己的同类，他们和机器、厂房一样，只是为获利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因此，把工人工资压至最低水平就成为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较高利润的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解雇工人和削减工资往往是资本家减少损失、转嫁危机后果的主要手段，工人由此遭受更大的痛苦。有关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的记录，无聊是在官方文件，还是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大量地找到。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展开质疑。哈耶克把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观点称为“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反而恶化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说法是一个神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程度不一地改进”。对于历史事实，各方存在很大争议，我们在此不论。从逻辑上分析，决定工人工资的基本因素有两个：第一，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决定这工人工资的底线。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关于《谷物法》的争论即与此有关。由于英国限制谷物进口，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外，高粮价使得工人的生活费用较高，工资难以降低，从而影响资本家的利润，于是产业资本家坚决要求废除《谷物法》。第二，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工资的实际水平。资本和劳动谁处于强势地位，谁就能够占有更多的剩余。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只是为资本和劳动分享更多的剩余提供了可能，但它既不是工人工资提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从这两方面看，哈耶克的观点恐怕站不住脚。首先，大量的历史记录表明，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依旧十分贫困，他们的收入大体上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工人的储蓄率很低。这说明工人的工资水平仍在底线附近徘徊；其次，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由于缺乏工会等工人组织，工人基本没有和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在1867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前，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无法利用投票权对政治施加影响。根据“理性人”假设，资本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第三，即使在产业快速扩张，劳动力短缺时期，资本家往往通过雇佣女工、童工或残疾人，甚至从国外输入劳动力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绝不会通过提高工资来争夺现有的劳动力。这是资本家之间的一种“默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重要证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很高的速度，资本积累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但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低粮价不仅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使工人生活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在保持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的同时，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二是劳资力量不对等。工人出于分散自发状态，无力与资本对抗。

　　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真正得到改善，始于19世纪末。主要原因是：第一，工会的建立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资本家阶级被迫做出让步。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出现在当时最发达的英国，而是出现在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而且还是在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的统治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发展很快，对德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影响。第二，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可以对政党选举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以英国为例，1867年，部分熟练产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后，除了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妇女外，其他工人获得了选举权。随着工人获得选举权，工人阶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1900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在议会里实现独立的劳工代表权，1906年，它改称英国工党，1924年首次组阁。工党的成立和执政对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事例：近年来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的美国国会议员多为民主党人，因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工会。产业工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主张贸易保护，这些主张往往体现在民主党的施政纲领中。

　　二、对美国内战的分析

　　美国内战是19世纪6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多篇评论。在《北美内战》一文中，马克思驳斥了英国媒体关于美国内战原因的错误观点。英国媒体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歪曲美国内战的真正根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内战爆发的原因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因为北部工商业资本家主张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而南部种植业奴隶主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二者的利益冲突引发了战争。因此美国内战与奴隶制无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正义在北部一方，北部也不应该用武力强迫南部蓄奴州废除奴隶制。南方从北方分裂出去，不是正好使北方摆脱与奴隶制的关系吗？马克思对这两种观点给与了批驳。他指出，关税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事实上，在1846年-1861年间，美国一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税制。只是在内战爆发后的1861年，保护关税的税则才在美国国会通过。导致内战的真正原因是奴隶制，而且是南部蓄奴州为了保存和扩大奴隶制而蓄意发动的。奴隶制本来是美国南北各州妥协的产物。“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又被所谓塔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然而，由于奴隶制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它并没有在其他州得到推行，于是奴隶制求助于最高法院。“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了。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地理界限，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1857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随着奴隶主的得势，他们的活动日益嚣张。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南方奴隶主的过火行为不仅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就连他们在北方的同盟——民主党人迫于选举压力也开始反对南方的做法。北部民主党首脑道格拉斯是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支持南方奴隶主的野蛮行为，就会输掉参议员选举。这导致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这种状况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进一步加剧，“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张，各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经使奴隶制度合法化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作了解释；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领地内都是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结果，北部民主党人支持道格拉斯，南部民主党人支持布雷金里季，民主党选票的分散导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赢得选举。由于共和党的选举纲领提出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要求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并谴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要求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这样奴隶制就被限制住了。林肯当选总统使南方奴隶主感到留在联邦内奴隶制就难以维持下去。因为“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400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领，参议员图姆斯曾经很鲜明地表述了要求不断扩张奴隶制领地的经济规律。他说：‘再过15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使得南方奴隶主不断扩大蓄奴州的企图受到遏制，于是南方蓄奴州宣布脱离美国，并首先向北方发动军事进攻。由此可见，美国内战根源于奴隶制。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刘晓辉的研读笔记

　　在《英国的政治》中，马克思揭露了议会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虚伪性。“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个声名狼藉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议会精神的愚蠢，依靠无名报刊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险地，悄悄地窃取权力。”议会、政党和选举制度被誉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而马克思通过对英国第三次对华战争的分析，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指出了英国的议会所谓的民主，实质是独裁形式的一种招摇撞骗。如今，研究中国的政党制度，必然会涉及西方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面对中国政党制度所谓“专制、独裁”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展现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内涵，另一方面也需要揭露西方议会政党制度的民主虚伪性。

　　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中，马克思分析了不幸事故在大小企业中分布的情况及其原因。

　　关于不幸事故与安全装置。事实表明，按照工厂法保护条例规定，为操作机器的工人安装安全装置设备的工厂，安全事故比没有安装的工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不幸事故的分布的原因。“在每个工业部门，大多数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与机器有关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不幸事故发生在最大的工厂。……两点原因来说明：第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没有装置安全设备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渡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地的速度增加，而对于这些企业上的监督则减弱了。”马克思引用贝克先生的话详细解释了第二个原因：“由于在每时达1000马匹力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经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险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润的因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工人们不能落后，尽管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紧张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转移到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带来亏损。”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真实描述，不得不令我想到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国每年的瓦斯爆炸事件防不胜防、数不胜数，富士康员工13人自杀，大量工人下岗，大学生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业困难等等，这些是我们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出现的大量矛盾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像马克思一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掌握大量翔实的数据来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走向。

　　贺钦的研读笔记

　　在《对墨西哥的干涉》一文中，马克思严正地指出，“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是“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大量举证了殖民主义背后的利益勾结与纷争。作为欧洲近代霸权史上的三朝大国，此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虽强弱互现，但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阵痛和惊悸中。于是，对外转嫁危机成为欧洲反动堡垒的权宜之计，岂料贼多肉少，英国、西班牙与法国很快便分道扬镳。三国在墨西哥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欧洲神圣同盟的历史遗存，而殖民地利益的较量与激化不过是欧洲各统治集团间矛盾的延伸与外化。欧洲三国还企图扩大墨西哥蓄奴制以牵制美国内战的进步势力。欧美列强在墨西哥问题上的激烈交锋，可谓提前预热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之争，“拉丁美洲究竟是不是美国的后院”及其“如何成为美国的后院”等问题似乎都能从这里看出历史端倪。面对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多变的战争版图，马克思紧紧围绕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两条主线，通过对美国内战、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欧洲列强对拉美的侵略战争等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准确把握住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演化的节奏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潮流。

　　坦言之，在研读马恩原著前，本人时常困惑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才能避免区域性国际问题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迫和浅薄？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纵深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国际问题研究必须点面结合，方能深入浅出。马克思出生在德国，奔走于欧洲，心系着世界。他对美洲事务的敏锐观察得益于其在欧洲问题研究上的多年累积，而他对历史宏观的科学建构更是与其对历史细节的考究密不可分。由此可得，区域性国际问题研究一要摸清史实、抓住矛盾，二要拓展视域，提炼规律，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而这其中，读史是启蒙必备，地区史、世界史、本国史缺一不可。

　　另外，个人体会在批判、反思和自省中研读原著，更具挑战性且更为有效。这意味着阅读主体必须自主思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规律性认识保持高度敏感的同时，又不受制于、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和观点。

　　总之，对年轻学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既是通往真理的捷径，又是超越捷径的真理，唯有坚持和创新才能无限接近真理。

　　郭纯平的研读笔记

　　在《美国内战》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美国内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奴隶制。

　　首先，马克思驳斥了两种观点，即南方为关税而战和战争源于维护联邦。对于前者，马克思认为：“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对于后者，马克思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他认为，内战的原因其实已被南方的战争口号所回答，南方分离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继续维持奴隶制的联邦。然后，马克思通过分析其对内、对外政策，来证明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回顾南方奴隶主在美洲扩展奴隶制的历史说明，美国上一任布坎南政府是为奴隶制的扩张而服务的。另一方面，布坎南政府对外也积极支持南部奴隶主攫取更多的国外土地，“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对堪萨斯的争夺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堪萨斯问题上，北方人民对南方奴隶主的妥协走到了转折点。他们成立了武装的解救组织，保卫新移民的利益，在这一组织中产生了共和党。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南方奴隶主将奴隶制引入新殖民区的原因。在这里，他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如果被限制在原来的土地上，它就注定走向灭亡，这是奴隶制经济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南方奴隶主在新大陆扩张奴隶制，不是要摆脱旧的联邦，而是企图打破联邦内部的力量平衡，建立起另一个奴隶制联邦；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根源。在分析其原因的过程中，马克思避免了从法律、习俗、民族特性、伦理道德方面摸索这场战争的起因，而是从社会生产的矛盾中发掘出美国内战的根本原因，这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夏一璞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意大利统一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赞美了意大利人民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性，尤其对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论述与评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与政治思想。

　　马克思在《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一文的最开头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里，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亦可以替换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传说中的罗慕路斯于公元前753年创建了罗马，而考古资料表明，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意大利部落就居住于此。但之后，这块孕育着无穷智慧的土地战火纷飞，难以获得片刻的宁静，甚至于，人们很难相信，盛名之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该词组的前缀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地区的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国家统一的迹象。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作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但是意大利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愿望与努力却远远早于加里波第。早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尼科罗•马基雅弗利，被罗素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无比卓越的一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就曾十分强烈地表达了对抗击外敌，实现祖国统一的渴望，以至于历经下狱、流放之后，依旧执着不懈地为蔑视他的君主建言献策，才有了永垂政治学说史的《君主论》。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加里波第所处的19世纪60年代，期间相差近500年，然而历经五个世纪的变迁，除了拿破仑强行侵略后建立的傀儡统一政权之外，意大利的分裂状况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马基雅弗利的意大利是“坏蛋和冒险家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好像专门用来证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如果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就成为最卑劣的野兽。’”（［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加里波第的意大利革命勇敢但危险，在面临多国毫不留情围剿的同时，革命也不断遭遇结盟与背叛。然而，最终，马基雅弗利孤独地回到了政治历史研究的故纸堆中，而历史却成全了加里波第的丰功伟绩。在成就上，我们无法评判理论与实践在价值上的差别，但从面对同一个事业，完成的最终结果，我们可以做上这么一番比较。

　　从个人政治与军事能力上看，马基雅弗利和加里波第均为“意大利天才”。马克思在《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一文中在比较图尔和加里波第时写道，“这（图尔）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可见，在马克思的心中，马基雅弗利和加里波第一样，都富有极其成熟的政治敏感与军事才能。加里波第作为著名的革命执行者，军事将领，其军事才华毋庸置疑，恩格斯盛赞他是西西里起义第一流的军事领袖。对于马基雅弗利的军事才能，恩格斯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中“军队”和“炮兵”两个词条中，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马基雅弗利在《兵法》（也有译作《论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对当时先进的军事武器的精辟论述，他甚至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将马基雅弗利称为“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

　　在追求意大利统一的渴望上，马基雅弗利与加里波第均十分强烈。在《君主论》的最后一章中，马基雅弗利写道：“她（意大利）等待一位人物将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第的劫掠以及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抑郁苦恼的恨事消除”。（［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3页）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引述加里波第的豪言壮语，但从他们描述加里波第在战争中的坚定与勇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意大利统一的追求并非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权宜之计，其饱含的爱国热情一点也不逊于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

　　然而在启动革命，贯彻统一指导思想的实践过程中，马基雅弗利与加里波第截然不同。囿于历史的局限和思想的禁锢，马基雅弗利在精神上憎恶专制政体，主张共和体制，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历史的趋势，才是意大利逐渐强大起来的根本，然而，在封建王朝迅速复辟，佛罗伦萨共和国瞬间倒台的现实压迫下，他屈从于现实，将意大利独立的期望寄托于封建君主身上，他甚至谄媚地吹捧美第奇家族：“现在除了在你的（洛伦佐•美第奇）显赫的王室之中，她（意大利的统一）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3页）所以，最终，马基雅弗利在没有得到君主任何积极的回应后，他只得在书中，在辛勤的劳动之余和古人对话，成就了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加里波第所指挥的革命运动也曾经历经挫折，然而在一次次的挫折之后，他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政府的援助和奢求任何君主的仁慈，而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与力量，才能取得政治交往、军事对抗中的尊重。马克思也很睿智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一文中写道，“在他（加里波第）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而在与革命的叛变者拉法里纳的斗争中，出于顾全大局，加里波第有妥协有退让，但是在涉及到革命性质与趋势转变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坚定地“拯救了自己的事业，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伴”。

　　对于每一个爱国者来说，分裂的祖国都是锥心的疼痛；而每一个力图追求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力图消弭同胞分离痛苦的爱国者都是值得人们敬仰和历史留名。无可否认，无论是马基雅弗利还是加里波第，他们都是意大利统一坚定地的推行者，他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做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最终，马基雅弗利在现实中失败了，他定格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始祖；加里波第胜利了，在他的努力下，意大利实现了最终的统一，以共和国的形式完成了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前十史》和《佛罗伦萨史》中的美好愿望。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真正可能完成和能够完成马基雅弗利心愿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而且是他依靠的千千万万投身于意大利解放事业中的人民群众，而这些，是远在500多年前的马基雅弗利所不能想到的。

　　陈见喜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在1862年6月著文分析了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意义，太平军的战术、行为，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环境，并以《中国纪事》为题发表在1862年７月７日《新闻报》。在篇首，马克思这样写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没有任何口号。他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又一次“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的更迭”而已，而且指出了运动的宗教色彩，及引发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欧洲人的干涉”。马克思更是严厉地批评太平天国领导人除了要改朝换代以外，没有提出任何任务，也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整个运动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马克思为了描述这场运动的灾难，还专门摘录了夏福礼（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马克思显然认同他的观点，他得出结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并不高，他发表文章时距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天京陷落尚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正像马克思所说它没有一点建设工作苗头，它没有提出自己的任务。

　　当时间指针指向1927年时，中国又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同样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被改造为一支有理想、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军队，而且从弱到强，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取得革命的胜利。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是，这支军队创造了历史上距离最远、最艰苦的长途行军纪录——长征；创造了历史上消灭敌人最多的记录，同时，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独一无二的奇迹。我认为，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归结起来原因在于：一是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二是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三是这支军队是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因此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四是这支军队最终目标是为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在奋斗。

　　战争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标，惟其如此，军队才能保证不偏离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支持，获得战争的胜利。同样，改革也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标，这样才能使改革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

　　潘金娥的研读笔记

　　第十五卷中，马克思关于欧洲政论文章占很大篇幅，代表性的文章有：《英国的政治》（P9-14）、《法国的状况》（P3—8）等。在《英国的政治》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议会对第三次对华战争、对法商约和意大利纠纷的答词的辩论，揭露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虚伪，英国议会制形同虚设，独裁者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个人意志得以实行。在《法国的状况》中，马克思描述到：从1848年到1860年，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从而暗示：法国人民群众只有推翻帝国的统治，才能获得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善。

　　在十五卷中，马克思还对美国内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表达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批判了当时英国国内对于美国内战的原因仅仅局限于自由贸易的争论的片面观点，指出：美国内战的实质是进步的资产阶级与落后的封建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战争。从而揭示出北方共和党必将最终战胜南部民主党，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先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必将代替落后的封建奴隶制的历史发展规律。北方共和党之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他们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南部的蓄奴党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从而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极力宣扬他们的正义性以及北方共和党人的反面，就连奴隶们也相信：南部对北方的战争是为了争取包括奴隶们的利益的正义的战争。正如《飘》中所渲染那样：美国内战给南部庄园主以及他们的奴隶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同时，北方的代表人物白瑞德，也被描写成不可理喻的异类。然而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通过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一些数据描述和分析，还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在最终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有激烈的议会斗争，另一方面还有血腥和暴力的战争。因此，对于今天有人提出，无产阶级可以“摒弃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今天和将来，无产阶级要获得政权，是否还一定需要暴力斗争？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

　　非报告人的研读笔记

　　一、韩焕霞的研读笔记

　　在1861—1865的美国内战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战争；是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的评价很高，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的探讨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的实例；是他们客观分析美国当时的经济生活而提炼出来的观点。通过阅读他们对美国内战根本原因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提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美国内战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分析也正好证明了这一思想。

　　美国内战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说，奴隶制在美国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奴隶制已经与当时世界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了冲突，它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那么的不相容，以至于它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必然地会让位于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这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这也印证了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思想时总结出来的想法：“在事物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由于当时奴隶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不会和平地、自愿地将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经济，这就决定了美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奴隶制度必然会被消灭，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的发展模式迟早也会变成生产的阻碍，而被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美国内战的发生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马克思也对美国内战爆发有一个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整个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在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否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才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美国内战虽然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但是当时战争的发动并不是从奴隶的利益为出发点，因为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是做奴隶的。而之所以要消灭奴隶制的存在，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所以迫切需要在政治上采取共和制而不是奴隶制，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的经济制度，最后能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才能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一切阻力。而由于奴隶主的顽固性，所以只有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才能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

　　二、熊仕葵的研读笔记

　　本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1864.9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当时，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完成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美国发生的内战，在本卷中有大量文章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年代，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依然是我们最值得追求、最鼓舞人心的崇高理想，因此他们观察社会、实践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财富。我想这是我们重读经典、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的意义所在。

　　在论述美国内战这一事件时，马克思恩格斯鲜明的表明了他们的工人阶级立场。以前在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对教材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但是现在读这些文章时，时时刻刻能体会到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奔走疾呼。如在《美国内战》（357-366）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这些话启示美国劳动阶级，肤色其实不是区分社会地位、社会阶级阶层的标志，不管是黑人劳动者还是白人劳动者他们的生存状况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是属于被压迫、被奴役者，他们要联合起来，共同来改变命运。具体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要把反对黑奴制度看作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

　　马克思运用他们特有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内战的实质就是奴隶制度。在《北美内战》(346-356)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美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度问题为基础的。在掌握大量材料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奴隶制度存在的秘密：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是联邦蓄奴州的生存规律。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就豁然开朗了一样，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美国种植园奴隶制存在的秘密，因此美国内战实质就很清晰了，蓄奴州只有不断扩张领土才能维持生存，但共和党主张不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土地，这势必导致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二者的利益不一致导致矛盾尖锐。蓄奴州在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执掌联邦大权之后便宣布脱离联邦，挑动了内战。

　　马克思站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立场看待美国内战，对美国的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尽快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

　　三、池重阳的研读笔记

　　英国，曾经世界第一工业帝国，现在在世界各强中，经济实力不再称雄，只能算作第二梯队。而这种衰败迹象，从《马恩全集》第15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描述英国的文章中，就可见端倪。

　　导致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我总结有以下几点：

　　1．技术优势逐步丧失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技术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工业霸主。但是随着欧洲其他工业国和美、日等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技术优势已逐步丧失。

　　以《马恩全集》第15卷提供的资料为鉴，纺织机可以说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和代表性工具，凭借此英国当时的纺织工业相当发达，因此纺织品的出口是英国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作为纺织工业的最重要的部分——原料棉花的生产技术却不是由英国控制，而是由美国人后来居上发明了分离棉花籽和棉花的技术使得棉花的产量快速增长，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人控制了棉花的生产和供应。

　　谁掌握了最新技术，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优势。

　　2．傲慢与保守，缺少创新和学习精神

　　英国人以绅士风度出名，同时也是傲慢与保守的代名词，英国人给世人的这个印象一直以来从未改变过。以现代汽车工业为例，英国的汽车品牌大部分被德、美等国收购，仅剩的几个品牌动辄号称百年历史，虽给人以高贵的感觉，但市场份额却很低。而英国人仍然以老大自居，生活在自己的自我满足中。

　　3．国家利益不一致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可以绕开议会“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英国军队和财政）”，对中国的战争其实是为某些资本家（当然包括军火商）的利益服务。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政客们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同的政客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但这样有可能会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比如在美国内战时期英国很多政客主张对美国开战，果真这样，将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在侵略中国时也有失败的战例（1859年六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遭受的失败），但帕麦斯顿勋爵接到“白河失败的消息，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而他在议会竟然安然无事。英国政府内利益之争之混乱影响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4．对外经济的依赖性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升级，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还是以棉花为例，美国因内战而棉花断供，英国的工厂就无法开工，而在印度的棉花因交通的限制而无法运送。这个问题对于只顾个人利益或眼前利益的资本家来说，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他们的解决办法无非是说服议会（政府）以战争解决战争问题，也不愿花大钱去建立一个从印度到英国的运输通道。这些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事情只有人民的政府才能办到。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性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引以为鉴，我现在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人其实同日本人有相似之处，都非常的勤劳、能吃苦，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希望不要蹈日本的覆辙，为美国所忽悠。

　　四、黄凤琳的研读笔记

　　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中，通过分析法国军队在历史战争中崛起的事实和德国军队在历史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为德国的军事改革指明了方向。虽然本文只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和中叶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和战争状况，但是如果我们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可以寻找或抽象出当今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当年的西欧列强们从欧洲宗教势力统治下的封建状态过渡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的一般过程或一般模式。

　　1．接触战争

　　我们把近代西欧列强国家的外部联系理解为那些具有先进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如工业实践之于农业实践)的国家，与被分析的那些具有落后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如农业实践之于工业实践)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于近代欧洲来说，尽管国家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如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系之于同一历史片刻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已经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内容了，但是对于那些具有落后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的外部联系来说，这种内容就不是那么明显或基本了。更基本的联系，就是战争。正如，恩格斯在文中所讲的“‘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扬”一样，处于落后的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在与其外部联系的不断接触中，获取进行内部改革的所需信息或参数，并为进一步的内部改革提供可能。因此，也可以说，近代欧洲列强们的内部改革的前提就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先进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联系。这一段展示了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一阶段。

　　2．削弱封建势力。

　　在欧洲列强们的近代初期，自其通过战争获取到其国家的外部联系的基本信息后，改革国内社会分工实践类型或模式便成为近代初期以后欧洲列强国家的任务了。我们通常把国家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同时空地对待，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分析事物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运动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方法，这里运用于近代西欧列强国家，就表现为战争在时空上是削弱封建势力的始因，并进一步成为变革国内自然分工实践模式或类型的始因。对于近代西欧列强国家来说，削弱封建势力的过程就是削弱欧洲宗教势力的过程。仅从逻辑上来看，列强们要争取以国家主体的形态活跃在历史舞台，那么其前提必然就是他们自身必须具有较成熟或可以称得上国家的形态。当近代西欧列强们遭遇战争之后，削弱欧洲宗教势力的控制或影响便成为历史必然。而且，近代西欧列强们要对抗或削弱欧洲宗教势力，只有两个办法，那就是团结国内各邦以形成民族国家和团结下层民众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二阶段。

　　3．形成民族国家

　　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为德国指出了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之初的军事战略。“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指出了统一战争机器对于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的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德国军队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对军队性质和使命的认识。欧洲宗教势力统治下的德国军队似乎只是“为了检阅”而存在，因此德国的军事改革就是朝着服务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推动因素变革。“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是近代西欧列强的第三阶段。其第四阶段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找不到线索，因此下面不再继续，仅此列出，作为参考。

　　（余斌点评：当然找不到线索。因为上面的那些线索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都没有。而且即使撇开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来讲，上述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削弱封建势力和形成民族国家在德国历史上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之后才开始的。从所谓抽象的国家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五、钱丹红的研读笔记

　　在公元1851年，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并领导了持续14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资本-帝国主义有力的一击。无法否认，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惹人注目的又一起农民为反抗摇摇欲坠的统治王朝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件。在中国的史学家笔下，多是对这一农民战事进行正面描述，对之歌颂有加。而伟大的革命导师笔下的太平天国起义则又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从不同的视角谈起了自己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提到，无产者必须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起专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批评了太平军只破坏不建设的革命行为。这确实有力地指出了当时太平军革命的一大缺陷，似乎他们认为只需要破坏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就能达到自己革命的目的。这也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之一。

　　马克思还介绍了太平军供养军队的方式，革命军的基本组成，太平军的全部战术等。最后，马克思对太平军的结论是：“太平军就是中国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停滞，他认为只有在那时的中国才能造就这样的“魔鬼”。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过渡社会状态，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世间罕见的。正是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才导致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严重落后，而农民则是被迫为保卫家园而奋勇抗战。对于农民阶级，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民是被压迫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文化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后的历史包袱。……但是，农民的鲜血一直洒在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上。不能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就轻视或无视农民的历史作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7期。）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指出了太平军的革命不足之处，为中国史学家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借鉴；同时他的论述，也似乎贬低了农民革命的历史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六、姚立新的研读笔记

　　近读马克思之《中国纪事》，很有感触。文中说：“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以上评述实在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极大误解。我们再来看看我党部分领导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

　　“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懈努力，做了各种探索。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不搞社会主义，中国要有今天这样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局面和国际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引自《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从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事实看，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盛大的民族运动。它们虽因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而归于失败，但在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引自《陈云文选》第一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自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太平天国是有肯定的方面的，这是历史实事。那么我们如何来分析像太平天国运动等历史事件呢？

　　我们如何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要从三点出发：一是阶级分析法。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而不被表面现象所惑。太平天国运动在发展中是有让中国百姓慌乱的一面，但是这个运动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描述是表面的，没有实质分析，是不科学的。二是中国国情法。世界革命的一般规律是不排除在个别阶段个别国家的特殊性的。这是历史规律本身正常的运动过程。在《中国纪事》中说到“中国化石”好似说中国不该有革命，革命在中国发生好似太早了。这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三是唯物辩证法。事物要一分为二，太平天国对中国民族运动有贡献，也对中国社会有破坏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有两面性，破坏与建设。我们只有吸收其好的积极因素，才能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历史，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更好的把握。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事件也是一面镜子，历史本身就是一面宝镜，照着过去，照着现在，照着未来。《中国纪事》为我们提供了表面化的史料描述，问题是要从表面化的史料把握事件的实质，这是我读《中国纪事》的感触。

　　（余斌点评：马克思称中国为活化石，并不是肯定这种状态，他也不可能有丝毫中国不该有革命的想法。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而且马克思曾把太平天国事件明确地称为中国的“起义”，并“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马克思还准确地预见到或了解到，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但未必就不会不受自己人阴谋的危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这场起义的革命性质也无疑要比后来的辛亥革命逊色得多。）

　　七、康晏如的研读笔记

　　在《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俄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本质进行了概括：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而是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任何一种力量而达到。在法国与德国之间，俄国左右摇摆，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德国人此时却希望，俄国会因为国内的解放运动放弃自己的对外政策信条，这在马克思看来是虚幻的希望，只表明了外界对俄国国内发生的运动的本质了解得很差。

　　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俄国国内发生的解放农奴运动。马克思认为，解放农奴运动在俄国内部必然引起一系列无法调和的矛盾。沙皇中央所理解的解放农奴等于排除仍限制着皇帝专制的障碍，即取消贵族的相对独立性和取消农奴的村社自治。贵族认为，既然无法阻止农奴解放运动，无法保持昔日的状况，就应有条件地解放农奴：条件之一是通过要求补偿金，将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来改变自己的剥削方式；条件之二是贵族用放弃自己对农奴的统治来换取在政治上参加帝国治理的一定权力。农奴对解放自己的理解则是要“去掉他们旧主人的旧制度”，即让自己彻底从从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三者固有的矛盾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就显现出来，使得政府和贵族达成妥协，暂缓解放农奴，试图通过对外冒险碰碰运气。1859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和1860年的华沙会议就是这种表现。

　　但是，无论如何，在俄国无论是沙皇还是贵族都无法阻挡国内要求解放农奴的运动之势。在1861年农奴改革之前，俄国的农奴制已经陷入了深刻和全面的危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当时俄国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这与落后和衰落的农奴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从阶级角度分析，农民运动方兴未艾，1859年的“禁酒暴动”表面上是农民反对政府推行的酒类专卖制度，实质上是广大农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大规模的阶级运动；此外农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和农奴制度的双重压迫，迫切要求自由，反对增加代役组，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

　　迫于革命形势，沙皇着手准备改革，但基本的原则是保存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1861年法令的基本精神中，农民虽然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但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因为获得相应的份地必须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组，地主的收入通过村社的连环保制度得到保证。农奴制虽然被废除，但是农奴制经济关系依然保存，代役租包含了农民赎买人身的赎金，地主的收入反比改革前有所增加；劳役租与改革前并无本质差别，只不过数量上有所减少，地主的利益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因此，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具有掠夺性质，农民不仅失去了大量土地，而且背上了巨额赎金，濒于破产。改革不能解决俄国社会的根本矛盾。马克思对俄国解放农奴运动中各阶级的深刻分析及其对运动内部包含的矛盾的独到见解预见了这次改革的后果和本质。

　　八、隋萌萌的研读笔记

　　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到，“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这使我想起2008年舆论对王石及其企业万科的批判。王石说捐款不应成为企业负担。在现在的情况下捐钱的作秀的意味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意义。如同在今年年初被捐款门事件弄的身败名裂的影星章子怡。我个人认为应该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引导。同时，对于捐款的去向应该向社会大众予以坦白。如同在前段时间的西南地区的大旱，有人在网上公然写到我不会向灾区捐一分钱。

　　“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这是马克思描写的几个世纪前的英国的穷困工人。最近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我看过一则消息，说富士康12连跳已经让在现场的媒体感到恐惧，有些记者已经打算不跟了。到底是遭到诅咒还是压力的传染？有记者朋友怀疑富士康发给自杀者家庭40多万再加上其父母每年3万的养老金，让这些贫穷的打工者有样学样愿以一死换来家庭的保障。论调确实冷血，但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和悲剧。最近富士康出台各种政策，调整最低工资，聘请心理医生，保证一周最少休息一天。我觉得在关注各种企业健康发展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关心关心在这背后的农民工？看到有人说只有马克思才能够救富士康。并引用了大量资本论里面的话来论证。我深以为然。

　　（执行编辑：彭五堂、余斌）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