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3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5月11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张伟和陈秋贵。会议由余斌主持。访问学者郭正礼以及研究生院马研系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张伟介绍了本卷前半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以及在研读过程中引发的几点思考。陈秋贵介绍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和从战略战术方面介绍了马恩的军事思想。由于还有一些时间，余斌也谈了一下他的学习心得。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伟的研读笔记

　　一、本卷的背景及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计划分六册出版。这六册的顺序是，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包括四篇，即资本、资本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1858年8月至11月，马克思写成了原计划的六册书中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也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于1859年6月出版。实际上，这本书只是篇幅巨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没有按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下去。因为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对以后几个分册中的基本思想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许多问题必须补充研究。于是，他重新阅读了大量资料，写下了23个笔记本的手稿。随着手稿的扩大，马克思产生了把准备好的手稿，写成三卷书的思想。这就是后来的《资本论》。《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它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资本论》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序言》、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此外，还有三个针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与评论，包括《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马克思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及经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使得简短的《序言》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在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是这二者的统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钥匙，也是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在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中考察交换过程时，揭示了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货币，阐明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详细地考察了货币的各个职能。

　　在《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中，马克思对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当•斯密、西斯蒙第、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论。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予以颂扬。布阿吉尔贝尔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狂热地反对货币。马克思认为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但在富兰克林看来，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货币只是为了技术上面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

　　亚当•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与斯密相反，李嘉图不仅清楚地做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理论作了一点点补充和修正，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当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既然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如何据此论证工资？第二，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是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第三，如何解释交换价值和交换价格的不同？第四，不包含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对上述质疑的回应，分别形成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学说、剩余价值理论、竞争学说以及地租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最终是在《资本论》里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里播种下了《资本论》的种子。

　　在《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中，马克思介绍了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和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前者认为在规定价格时，只是想象的金银起作用，金银只是当作计算货币起作用，镑、法郎等货币名称是观念的价值原子，如果金银的价值提高了，就应当折算成更多的镑、法郎。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格雷主张国家中央银行来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生产者以自己的商品可以从中央银行换回一张价值凭证，相当于代表一定工作时间的银行券，该凭证可以领取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马克思认为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他把这种时间当作共同的劳动时间，或之间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

　　在《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马克思主要探讨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各种学说。

　　二、几点思考

　　1．关于《序言》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与正文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序言》的主要篇幅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属于哲学领域的内容，而正文部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内容，两者之间似乎脱节。如果说序言是正文的方法论基础，似乎在正文中也难以找到直接的材料。在《序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叙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与动因。那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部分内容是否仍是马克思阐述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或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通过对经济的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

　　2．关于世界货币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只有贵金属才能作为世界货币，并且“抛弃了那些由这种特殊领域内的交换过程所引起的特殊形式，即它作为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的地方形式”。在当代，贵金属的货币功能已大大弱化，而经济强国的纸币，马克思那时最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的形式，却成为世界货币。如何用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来解释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

　　3．关于通货膨胀

　　马克思认为，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随着价格符号（纸币）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货币）即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纸币）去等于它们所代替流通的金量（货币流通量）而产生的反应。这里可以理解为：虽然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价格也随之上涨，但价格上涨的幅度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幅度是一样的，商品价格上涨只是商品价格符号的变化而已，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化，也即没有发生通货膨胀。那么，还会发生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现实经济过程中，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各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是不同步的，表现为轮番上涨，在此过程中商品的相对价格会出现波动，社会财富也在此过程中重新分配。纸币发行量增加所引起的结果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纸币发行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

　　4．关于两个“决不会”

　　在序言里有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非难常源于此。面对非难，支持马克思的学者也提出了各种解释。我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国情、外部环境等），某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所必备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如此就能解释，相同生产力水平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5．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借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武器

　　马克思是在批判吸收在他之前经济学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构建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当前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或多或少都能够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经济学家那里找到理论渊源，因此，马克思当时的批判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当今的西方经济学批判。

　　陈秋贵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9年1月到1860年2月所写的著作。这一期间，世界各国发生的主要大事有：1857-1859年印度农民起义，1856-1860年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意大利战争，1859-1860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以此来唤醒群众起来革命。

　　在经历了1857-1858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新革命的到来充满了期盼。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急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当时欧洲的局势充满了动荡，马克思恩格斯希望，这种动荡能够带来新的革命。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很活跃，意大利则利用奥法两国的矛盾，起来反对奥地利。在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反动专制制度的不满日益强烈。在英国，工会运动取得更大发展，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争取国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运动。在俄国，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如火如荼。

　　在本卷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很多关于意大利革命的论述，是因为他想利用意大利革命的胜利来唤醒其他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他们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开展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在这里，我主要介绍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和马恩的一些军事思想。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认为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人笨，但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德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也落后于他国。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税同盟的建立，这才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土壤。资产阶级的兴起，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开始从英法等国输入政治经济学。而此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别林立，有保护派也有自由派，处于一种盲目地跟从国外政治经济学的位置。当时德国国内的这种状况，与当前中国学界视西方经济学为盛典的现象，颇有相似之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一成不变地追从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并试图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认为，这里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一切的历史科学都是有意义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恩格斯认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对经济学某些问题的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恩格斯认为对待科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黑格尔“思辨式”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按照逻辑的方法；另外一种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就是按照历史进程的写实方法。而经济学讲究的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求得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的规律，这就需要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认为首先要对黑格尔的方法做一个批判。同时，恩格斯也承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而马克思正是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并把它从唯心主义的方向引向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地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对经济学进行批判，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两种方法，从事物的相互联系，矛盾的普遍存在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事物，存在着两个对立面，产生了矛盾，需要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来解决两个关系的矛盾，解决完这个矛盾之后，这个解决的方式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的出现而放弃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得到进步。

　　马克思正是利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经济学的意义，他认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最终凝结在物上，因此马克思选择从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从物物交换讲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进而产生了货币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货币本身也有矛盾，进而衍生出许多金融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他的唯物史观贯穿于经济学说，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运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述经济学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思想

　　在本卷中的收录的文章是1859年到1860年的文章，当时正值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有直接叙述战事的，有对战争进行总结的，其中有很多军事思想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总结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思想，从历史客观事实出发，在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各阶级进行战争的经验，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内容，马恩的研究涉及了战争、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问题。他们从 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革命的关系说起，到军队建设，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态度、地位等，还有许多对战略战术的研究。

　　在本卷中，马恩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这里我主要总结一下马恩关于战略战术的思想：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马恩在许多地方都有写到，要集中兵力，避免分散兵力。“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 “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奥军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军队调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这是完全正确的。分兵两岸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

　　（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即使德国总的说来注定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 “在意大利目前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

　　（三）兵贵神速，要给予敌人最迅猛的打击。“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起来，好象是倒退了一步。”

　　（四）要乘胜追击，不能半途而废。恩格斯在总结意大利战争的时候，就强烈谴责了拿破仑三世不懂战争，在取得优势的时候，没有乘胜追击。“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 “拿破仑不去追击奥军，而出自感激的心情放走了他们。在索尔费里诺，弗兰茨-约瑟夫几乎是硬要他得胜，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比马振塔会战更好的战果。正是现在出现了平凡的拿破仑施展他的全部本领的局面。战争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进行，并且它的规模能使巨大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刚刚达到平凡的拿破仑的〔神圣之路〕的起点，刚刚看到光辉的前景，‘高尚的’拿破仑却已请求议和了！” “法国人犯了许多战略上的大错误；法军不可饶恕地按兵不动而使胜利大为减色，并且由于错过了追击的机会而几乎使他们丧失胜利的果实”。

　　（五）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 “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

　　（六）构筑要塞和进行堡垒战。“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 “我们在这种场合所必需的要塞构筑得愈早愈好。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要塞，我们在前面已大略谈过，要更详细地谈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不要只耽于幻想和构筑筑垒封锁点，不应只依靠这些封锁点而轻视唯一能使退却的军队停驻的那种类型的工事，即营垒和河岸上的要塞群。”

　　（七）临阵换帅是战争的大忌。“我们认为，奥军的失败不是由于联军表现了什么卓越才能，不是由于线膛炮的神话般的作用，不是由于臆造的各个匈牙利团的叛变，不是由于法国士兵的大受赞扬的勇敢，而完全是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私人顾问们所任命的用来代替像海斯将军这样人的奥地利将军们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三、马恩的一些其他论述

　　在《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中，马克思说道“只是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雳声的闪电一样，成为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当时，革命的情绪已经在欧洲普遍存在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人民一直在等待革命的重新来临。但是，马克思认为革命不是靠空喊口号，而是要付诸于行动，要唤醒人民的革命意识，如果不能的话，就只能是白日做梦。“如果不能唤起这种热情，那霍亨索伦王朝的动员、武装调停、宣战、进行战争等等就将是以黄金海岸的一个黑人的幼稚想法为基础的，这个黑人认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门口上吊，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意大利赢得了什么？》中，意大利战争只是法奥两国在意大利的领土上为了争夺意大利的保护权而展开的斗争，意大利并没有赢得什么。“这个联邦或者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权力和影响的政治实体，或者只是一种骗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大利决不会得到统一、自由和发展。”这场两个列强在他国领土上争夺利益的战争，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并且还会一直反复下去。强权的战争，丝毫不会考虑弱者的要求。“经过6个星期的斗争之后，这两支外国军队的外国首领没有让一个意大利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动手安排和处理意大利的事务。”这与1904-1905年的日俄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里写道“自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企业主表示不满：让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加深劳资之间本来就很深的鸿沟吧，去加深已经积累起来的、自觉的阶级仇恨吧！这种阶级仇恨正是社会变革最可靠的保证。”马克思一直认为要想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需要的是他们自己的觉醒，所以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地越彻底的时候，这一天会越快地来临。

　　在《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中马克思通过对英格兰人口变动情况的研究，指出英格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某种腐朽的东西，这种腐朽的东西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者，使得自己的财富不断地扩大，无产阶级则日益贫穷，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会引起犯罪率的提高。“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在《新的对华战争》中马克思指出英国在用武力迫使中国缔结《天津条约》之后，中国认为这个合约能够带来和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试图用一小块肉来满足一个列强的胃口是不现实的，只会使得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最终把你整个吞下，只有自身强大了，才是对付侵略者最好的办法。当时，中英刚缔结了《天津条约》，英国公使带着军队进入白河时，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击。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破坏条约，要对中国进行报复。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强盗式的逻辑，条约里允许公使进入北京，但不代表可以带军队进入北京。这只是列强惯用的一个手段。“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一个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质的冲突。”侵略者总会找到一个借口来侵略他国，甚至不屑于动脑子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随意找了这么一个荒唐的借口。

　　相关讨论

　　余斌认为，在《对华贸易》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1844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据此余斌提出，先进的工厂制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竞争过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这同时表明，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不是现代工业打垮的，而是其它原因破坏掉的。他认为如果西方不入侵中国，中国或许将难以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过渡到现代社会。

　　张建云则认为马恩是从人类发展的一般性来描述历史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进行的，而是围绕着一条直线，上下波动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但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愿望是一致的，按照这种必然性，封建社会是必然会瓦解的。

　　陈人江则认为这是大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解的不同造成的，大的历史观不是以单个国别来说的，而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她接着指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往往不是从最牢固的地方开始的，而是从最薄弱的地方进行的。

　　

　　（执行编辑：张伟、陈秋贵）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