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许敏 译

　　摘要：这篇文章对体现在宏观历史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变化、金融化和危机之间的关系的对比方法进行了评估，把2008年金融危机放在历史语境中，以1929-2008年的美国数据为核心进行实证分析。这篇文章发现无论是利润率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是企业的现金资产和经济衰退之间都无相关性，但是发现利润率下降和危机来临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与危机是和金融化相关并伴随其产生这一观点相符合的证据。这些发现支持沃勒斯坦-阿瑞吉假说，即在资本主义霸权周期背景下，利润率下降引起企业现金资产增加，导致金融化，并与其它机制相结合导致系统性危机。

　　关键词：危机；金融化；政治经济学；利润率；世界历史

　　1.前言

　　危机是推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从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到另一种的变化时刻，从一个公认的政治秩序到另一个的变化时刻，从一组主导思想到另一组的变化时刻。了解这些过渡时刻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经济为什么和如何采取它实行的形式。如果我们能理解如何随着时间建构经济力、政治力和思想力，那么也许可以以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运用这样的知识来改变权力结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种世界经济的组织方式蜕变成危机，从旧方式的毁灭中产生新的方式，进而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属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历史制度，因为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和跨越地理空间，它解构和重构了它所采取的形式，然而由资本无限积累的逻辑构成（阿瑞吉1994,4-10；阿瑞吉&西尔弗2001,259；德勒兹&瓜塔里2009,303；马克思1990,253；穆勒和边沁1987.309；波拉尼2001,134-5；熊彼特1976,83；斯密1991,374；沃勒斯坦1983,14；韦伯2002,17）。资本主义理论概念化的基础是解构和重构周期通过长期趋势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的驱动因素是利润率。利润率是衡量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积累多少资本的工具，并且利润率可以表明我们是处于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萎缩的时间点。如果无限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目标，那么在系统层面上积累资本能力的缺乏将引起关注。利润率的相对下降是结构机制的潜在危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运用2008年危机之后尚未受到定量评估影响的理论，使用实证分析方法描述利润率与危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认为利润率下降转变成经济危机的机制是金融化。当生产过程不再提供最佳机会使得利润最大化，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最终，从经由生产过程积累盈余向经由金融部门积累盈余的转变发生。

　　企业可能试着在更高效的技术、更有效的劳动过程或更低的劳动成本上投资。企业降低劳动成本有以下几种方式：减少支付给公民劳动的工资和福利、雇佣非公民劳动、转移生产或外包（福禄培尔、亨瑞克斯和克雷耶1982）。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仅降低成本。压榨劳动达到它的极限，因为这里有一个最低的生产成本，但没有利润率相对下降的下限。在这些时候，金融相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这里没有准入的固定成本。随着生产性资本转为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有金融扩张，这看起来最终获得了生产和金融扩张时期产生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些泡沫最终会破灭，潜在危机仍未解决。

　　2.文献综述

　　以亚当•斯密的价值起源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确定在商品、生产、市场和金融之间存在潜在的理论联系，形成了首个现代的金融化理论。（马克思1990,251；李嘉图1996,17,88,183；斯密1991,25-6）。在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M-M'）这个简约版里，投资货币生成利润，消除商品阶段。货币只是转化为更多的货币（马克思1990,257）。

　　建立在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主张，因为垄断金融资本产物的富裕国家里的资本呈过饱和状态，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资本是不足以扩大商品生产，但从地理方面来说，必须向外扩张以保持一个充足的利润水平（霍布森2006；列宁1979,53,75；卢森堡2003,399）。在国家的支持下，银行在向外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当信用中介机构，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也就是说，资本能产生利润——并且确保货币资本由全球资产阶级支配（列宁1979,31）。从而，银行用来将货币资本从生产性资本中分离。那么，帝国主义是使得金融资本战胜生产性资本的全球状况，是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一种状况（希尔弗丁1981,239,301；列宁1979,59,99-100）。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保持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线性理解，使得他们的资本主义扩张理论不完整。

　　卡尔•波兰尼的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即“大转型”理论）和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介绍了一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历史终结的阶段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造和毁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过程的方法。那么，某些世界历史时期可以被理解为创新、生产性资本积累的时期，一个将市场从国家中分离的时期，而其它世界历史时期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促进行业竞争、发现新市场、新行业、产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为特征（波兰尼2001,10-12；熊彼特1976,83）。高级金融是这次周期的、全球的过程的驱动。（波兰尼2001,16）。然而波兰尼和熊彼特对全球经济维持一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他们的理论不完整。

　　新左翼理论关注的焦点是过度积累导致全球经济周期波动。一个人需要实现利润以积累资本。随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过销售活动、一个专业化的平民政府、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以暂时避免全球过度积累——因为垄断资本剩余而非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剩余被导入这些通道（巴兰和斯威齐1966,67,79）。为了加速资本积累，相对于一些利益而言，国家也促进另一些利益的“自由”（巴兰和斯威齐1966,57,66；沃勒斯坦1979a，121）。在全球范围内，在核心与边缘之间采取不平等的交换形式（哈维1991,147-50；沃勒斯坦1979a，71）。经济衰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常运行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供给过剩的长期趋势；伴随着劳动和福利制度，导致贸易的周期波动，形成有利的投资契机和就业机会的轨迹。（哈维1991,150；沃勒斯坦1979a，97-98；赖特1979,177-78）。政府债务是经济低迷的结果，并且又进一步加剧衰退（布伦纳2003,105,141；布伦纳2006,190,329）。但是宏观历史社会学不够完备地提出有关引发危机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社会现象的理论。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点从长期向中期理论转移，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的改变方面。20世纪70年代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为了避免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而推动金融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克瑞普纳2011,2）。通货膨胀是结果，并且对经济政策的去政治化、更加强调股东价值和美国企业市场份额的损失有长期影响（弗里格斯坦和Shin 2007,402-3,406；克瑞普纳2011,144）。虽然当代经济社会学不能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熊彼特和波兰尼理论结合形成一个世界历史视角，但是新左翼理论和当代经济社会学可以提出全球经济危机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

　　3.危机：一个争论

　　在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沃尔特•罗斯托、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厄内斯特•曼德尔和世界体系分析法的代表人物伊曼纽•沃勒斯坦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原因和理论上的后果进行了辩论。现代化理论对韦伯强调文化因素胜过经济因素提出了新的解读方案。现代化理论家们的规范性目标组成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合。现代化理论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线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国家最终将达到相同的目标：现代性。依附理论是由劳尔•普雷维什领导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一个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理论。同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理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世界经济具有依附联系时，社会不可能流动。依附理论家把世界经济中的每个国家看作单一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基于某一国家与该体系相关联，不同的国家生成不同的结果（弗兰克1966,18；普维雷什1994,172）。世界体系分析法是左翼斯密主义对依附理论的批判。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法之间存在三个关键差别：（1）世界体系分析法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形成了民族-国家的阶层概念，称作半边缘，在促使系统级稳定或不稳定方面起到了基本的理论和实践的作用（阿瑞吉1994,78；沃勒斯坦1974,60）。（2）在依附理论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定位于具有特定地理位置的属性，但在世界体系分析法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定位于具有世界经济总体的属性。个别国家在这种层次结构中可以向上或向下，但这个结构保持不变（阿瑞吉1994,78；沃勒斯坦1974,60）。（3）世界体系分析法也与依附理论的分析单位进行争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采用了一系列有关权力和历史的全球过程的形式，而非观察个别民族国家的历史轨迹（阿瑞吉1994,86）。在下一章节，我们详述了这三个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思考他们三个的定位，并且介绍了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的乔万尼•阿瑞吉的金融资本理论。

　　沃尔特•罗斯托和厄内斯特•曼德尔两者都采用相似的分析方法，运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解释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低迷。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在世界经济中一个为期60年的上升和下降的周期。它分为两个阶段：A阶段和B阶段。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是世界经济的上升期，以解决前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问题的变化为基础。B阶段是以生产利润率下降为特征。在B阶段，资本从生产过程向金融化转移，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失业、对利润的挤压和生产转移。在康德拉季耶夫的B阶段，资本试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和削减工资。这个过程加剧了中心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也使得汇率波动。对罗斯托和曼德尔而言，从A阶段运动到B阶段的关键是利润率下降或感知到的利润率下降（曼德尔1978,178-79；罗斯托1978a，307-8）。然而，罗斯托断言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的开始，而厄内斯特•曼德尔和大多数研究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学者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向B阶段转移（曼德尔1978,178-79；罗斯托1978a，287-88；罗斯托1978b，34）。无论曼德尔和罗斯托如何确定他们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都被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难倒了（曼德尔1978,29；罗斯托1978,290）。

　　伊曼纽•沃勒斯坦反对罗斯托和曼德尔有关20世纪世界经济衰退的观点。沃勒斯坦的批判是：（1）曼德尔和罗斯托强调通货膨胀而不是利润率（沃勒斯坦2000,211-12），（2）罗斯托和曼德尔断言停滞和通货膨胀不相关联（沃勒斯坦1979b，664-68）。另外，沃勒斯坦认为，危机经常与世界经济停滞时期混为一谈——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但从历史角度看，危机克服从而延长了导致资本主义终结的不可避免的危机。

　　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体系分析家在如何运用周期上意见一致。乔万尼•阿瑞吉和米歇尔•莫利诺由于方法论的原因拒绝康德拉季耶夫，然而，我们认为也存在拒绝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理论上的原因（阿瑞吉1994,7；莫利诺1984）。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把霸权周期分割为该周期的经济和政治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系统性积累周期允许分析家把霸权周期看作由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组成，而不是还原为这些理论范畴。从这看出，分析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作出一种对资本主义改进的批判，这能更好地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复杂性。因此，我们认为，自从它允许我们搁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阿瑞吉的金融资本观点作为理解危机的理论框架是更可取的。

　　乔万尼•阿瑞吉运用布罗代尔重构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M-C-M’），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发展的周期性方面（阿瑞吉1994,6；阿瑞吉&西尔弗2001,260）。全球经济的这次大转变采取了一系列系统性积累周期的形式，由用M-C表示的物质扩张阶段，随后由C-M’表示的金融扩张阶段组成。M-C和C-M’表示资本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M-C，货币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商品，第二阶段C-M’，商品通过世界体系的金融扩张生成利润（阿瑞吉1994,87,214-15）。过度积累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而这反过来引起企业所持有的现金资产量增加（阿瑞吉2007,101-6；阿瑞吉&西尔弗2001,263）。与增加霸权的国债相耦合，这就是我们把其通俗地称为经济衰退与萧条（阿瑞吉2007,109,112-13）。

　　4.按时间序列考察利润率

　　这主要是一篇理论性论文，但是运用了定量的实证法。我们认为确定利润率下降和危机之间的机制存在三个假定：

　　•以乔万尼•阿瑞吉的金融资本理论为基础，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现金资产增加，而这又反过来产生会导致危机的金融化。

　　•利润率下降加上通货紧缩会导致资本成本降低，增加实际投资，然后通过市场机制避免危机。

　　•利润率下降导致可用于投资的基金枯竭，制止金融化的发生但会导致危机。

　　我们选择观察1929-2008年这一时期的美国，因为在那个时期资本积累集中——最大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并且美国政府在制定全球货币政策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上没有其他国民经济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我们观察数据显示在美国随着时间推移的利润率、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美国银行业以及国债。理论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措施的趋势之间存在联系，可以预测经济衰退。

　　有必要在实证分析中识别如何理解利润率。利润率很简单，即超过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利润率不是发展或国家层面上经济成功的指标。公司想让他们的利润率达到最大化，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利润率表明如何成功，从平均水平来看，公司通过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实现利润。

　　一旦我们构造了利润率、通货膨胀和现金资产的衡量标准，我们将使用时间序列分析观察与2008年经济衰退相关的三个指标的时间顺序的变化。于是，理论允许我们分析结果。这里，因果机制不是来自数据分析本身，而是来自理论与对数据描述之间的关系。

　　用于构造利润率变量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联邦储备档案经济研究系统，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和固定可再生的有形资产都是来自经济分析局。这些来源提供了国家范围内某一年的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信息。以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马克思1967,49）的利润率公式为基础，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源构造利润率的衡量标准：

　　P’=s/C=s/(c+v)

　　这里，P'是利润率，s是剩余价值，C是总资本，c是固定资本，v是可变资本。在宏观经济学中，计算是相同的，但相反它被称作资产利润率。我们为了检验利润率和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计算年利润率和一致协方差时间序列分解。我们使用《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的“企业利润”变量为s变量，固定可再生的有形资产中的“私人固定资产”为c变量，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中的“工资与薪金支出”和“工资与薪金的补充额”为v变量。杜梅尼尔、格利克和兰赫（1987）写作的《美国利润率》（关于美国利润率的历史研究）使用相同的数据。

　　图1 利润

　　

　　美国的 M-C阶段大约开始于1930年，持续到1970年。在图1中，利润好像一个指数函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然而在1929-2008年期间，有些年的利润相对下降。在1970年、1974年和1980年利润率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几年停滞和利润下降，在2008年更为显著，利润率大幅下降，下降的幅度我们甚至在1929年时都没有见到过。

　　图2美国的利润率

　　

　　

　　美国利润率看上去不同于总体利润（见图2和图3美国利润率五年移动平均值，后图从略）。1利润率一直在增加直到1945年它才开始下降。这与一旦建立美国霸权，利润率就会开始下降的理论相一致。因为当某个赚钱的活动和企业的组织方式有高利润时，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些领域，此时竞争就会加剧。竞争加剧导致价格降低，但是因为有最低的股本和工资，利润萎缩。这个曾经最赚钱的活动不再有利可图，资本就开始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寻找下一个最赚钱的活动。

　　5.运用通货膨胀检验假设#2

　　通货膨胀侵蚀购买力和资产价值，而工资和薪金没有相应地增加。通货膨胀是“‘说不'的一种间接方式…不需要任何适合这样做的明确的协议”（科瑞普纳2011,64）。引发通货膨胀和发行更多的货币一样简单，然而它能极大地增加不平等。随着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昂贵，大多数人不能够负担得起。能够用来弥补这个缺口的资产价值同时被侵蚀。恶性通货膨胀有极大的人类后果：从思想上已经与支持和鼓励它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相分离。

　　在世界体系分析法中，使用通货膨胀率作为利润率的代理是有争议的（沃勒斯坦2000）。拒绝利率替代利润率可以追溯到约瑟夫•熊彼特（正如可以追溯到世界体系分析法强调的周期上）。熊彼特在《景气循环论》中写道：“价格下降和货币收入的下跌是不同的，而这反过来和实际收入的下降也是不同的”（熊彼特1939,450）。由于利率沿着利润率平行移动，厄内斯特•曼德尔建议使用它们作为利润率的代理（沃勒斯特2000，211）。利率通过国家政策也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认为不要解决如何衡量利润率的问题。除了利润率，伊曼纽•沃勒斯特对使用的其它指标作了批评，但是他承认考虑到概念和和技术的局限，近似于利润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沃勒斯特2000,212）。在这部分实证分析中，如果利润率捕捉到了理论要求它捕捉的内容，我们想用通货膨胀进行核对。

　　我们使用消费价格指数衡量1913-2009年间的通货膨胀率。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在他们研究中所做的，人们预料到通货膨胀可能会掩盖利润率。如果在通胀时期，利润率增加，它可能只是反映了通货膨胀的改变而不是真正实现了利润的改变，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可以说明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之间不相关，那么将不再关心利润衡量的有效性。2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利润率至少受到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随着通货膨胀上涨，他们预计短期对利润的侵蚀超过利润率衡量中所能捕捉到的，在通货紧缩时期，预期利润短期增加。因此，似乎在通货膨胀时期利润率下降，在通货紧缩时期上涨，它使我们怀疑利润率捕捉到了我们相信它捕捉到的，即，在国家层面上的资本积累。换句话说，如果两者趋于联动，它不仅给通货膨胀是利润率的好的代理这一主张提供了更多的信任，它也对使用利润率数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1947年、1974年和1980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图4通货膨胀与利润率，从略）。1947年利润率也达到高峰，所以在1947年整个经济中，某些剩余价值可归因于相对货币成本的增加。然而在1974年和1980年，通货膨胀增加但是利润率下降。如果这不是通货膨胀时期，利润率可能会更加下降。这表明在这些时期资本实际上很少有获得利润的机会。在1932年和2009年通货紧缩达到高峰。在这两年中，有低水平的利润。这些年尽管货币变得相对便宜，资本仍难以积累利润。

　　从观察利润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来看（图5通货膨胀与利润率，从略），我们得出结论，通货膨胀与利润率不相关。通过比较利润率时间序列和通货膨胀率时间序列的变化，我们可以排除假设2，即如果利润率下降，资本成本降低，而这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实际投资，因此金融危机因市场机制而避免了。我们认为，由于利润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缺乏相关性，情况并非如此。

　　6.查看现金资产检验假设#3

　　到1970年，企业对盈利下降作出反应。在20世纪60年代末，企业盈利相对下降。我们认为，与2008年相比他们可能较小，但是这次相对下降把如何更好的积累资本的信号传递给企业。通过考察通用汽车公司，该公司于1908年开始经营并在汽车销售方面全球领先，我们探讨了利润率下降和企业持有的相对资产之间的联系。我们查看了战后以来由美国大型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自2008年更名为汽车清算公司）持有的现金资产数目。对银行资产负债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和短期贷款数据的分析表明债务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时间关系。数据集、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来自联邦储备档案经济研究系统的H.8，有每季度和每周的包括银行当前现金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商业银行的数据。关于通用汽车公司数据，我们使用由沃顿研究数据服务中心提供的北美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它有标普上市公司搜集的信息。我们将研究现金资产、交易资产（包括衍生品与积极的公允价值）和其他资产的趋势。我们期望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与利润率呈反比；这样在企业持有少量资产的时候，利润率会相对较高，并且由于利润率下降，企业会选择更多的流动性。我们期望在当前经济低迷时，我们将看到至少在1970年时不曾在这样的水平上看到的现金资产。

　　通用汽车公司总部虽然设在美国，但在全球销售和有生产工厂。因此，最好把该公司的现金资产不仅看作是美国所持有的资产，而且是捕获一个跨国过程的标志。

　　在1971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和短期投资首次大幅增加（见图6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和短期投资，从略）。31984年、1993年和2004年现金资产数目大幅增加；其它年份经济衰退。在200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和短期投资下降，随后现金资产大幅增加达到从1950年以来不曾看到的水平。2008年是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它破产然后被美国政府救助。对通用汽车公司救助背后的原理是：因为它是美国和全球经济的重心，它的破产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美国的其它大型公司效仿。通用汽车公司被救助的事实证明它是美国经济霸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观察该公司多年以来现金资产的变化，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大型企业对以美国现金资产随时间波动为中心的霸权项目发挥重要作用。

　　在乔万尼•阿瑞吉的著作中，历史证据表明在世界经济中企业如何对盈利能力下降的危机作出反应（阿瑞吉1994,215）。这里，我们可以用令人非常信服的证据来检验企业实际上是如何反应的。观察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现金资产的相对增长较快的时期是在1970年前后这段最引人注目的时期。那么这允许我们拒绝仍是利润率变化与金融危机之间联系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第二个备择假设是当利润率下降时，人们没有多少钱可用于投资，因此就会避免金融化。通过查看通用汽车公司的现金资产数目和短期投资，我们看到随着利润率下降，企业现金资产增加，从而会把更多的现金投到金融部门。

　　格蕾塔•克瑞普纳展示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美国经济中现金资产增加略早于金融化之前。通过比较金融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利润来源，她发现与其它活动（例如制造业）相比，来自利息支付、股息和投资资本收益的收入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中的金融化证据。（克瑞普纳2011,33）。理论上，虽然她对利润和现金资产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她把现金资产水平看作非常近似于利润数据，特别是在当代——但是她指出从20世纪50年开始它们都在增加，在1980年后更加迅速地增加（克瑞普纳2011,37）。为了找到更多的金融化证据，克瑞普纳比较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发现2000年前后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比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利润比的5倍，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现金流之比是20世纪50年和60年代现金流之比的3倍（克瑞普纳2011,40）。同20世纪70年代之后通用汽车公司现金资产增加的证据一起，克瑞普纳提供的证据表明1970年以后美国已经发生金融化。

　　7.国债

　　在当代经济中，债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美国，通过个人和家庭债务的机制，普通劳动者可以过上拥有中产阶级大房子、豪华轿车和私立大学学位的生活方式。由于需要偿还巨额学生贷款，离开大学的大学生被迫去工作在对他们自身而言没有其他选择的岗位上。类似地，有长期抵押贷款的雇员成为一个温顺的劳动力成员以偿还他们的住房贷款，希望通过房屋价值升值最终获得一个较高层次的社会地位。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也使用债务以能够维持美国人惯有的消费水平，并且确保经济的持续运行。不断增加的世界储蓄量已经为美国的消费者债务和投机提供资金，其他国家购买美国政府债务以维持消费支出，这考虑到了这些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德国）持续出口产品的生命力（巴拉克里什南2009,11）。特别是日本金融家愿意在1970年后为美国预算赤字提供资金，以便美国能够为日本出口持续提供补贴（布伦纳2006,189）。然而，日本贷款恶化了美国债务问题，因为通过支持日本的出口市场，美国国内生产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美元贬值和日本贷款的价值下降。这种贬值使得日本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时使得日本商品对美国消费者变得更加昂贵（布伦纳2006,190）。东亚中央银行，特别是中国，仍然为大多数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以此保证出口市场。而这种安排保持美元昂贵和美国利率低，它在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灭，将进一步威胁到全球经济（布伦纳2006,329）。换句话说，债务不仅是对克服危机的政治反应，它本身也可能加深经济衰退。

　　我们看到1970年之后美国国债开始显著增长（图7美国债务，从略）。我们研究美国的利润率、企业的现金资产水平和国债之间的关系。因为霸权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国债捕获了经济和政治力之间的关系。霸权崛起的国家几乎没有债务，并且借钱给其他核心国家。另一方面，霸权衰落容易导致债务增加，因为他们的循环积累被耗尽之后，从其他国家借钱是为了扼杀经济问题。有鉴于此，我们使用来自美国财政部的历史未偿债务报告中的美国国债数据。

　　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增长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迅速增长，稳定了几年，在2001年之后更为迅速的增加。自1970年，伊曼纽•沃勒斯特确定了世界经济的三个债务周期，“这些都在试图维持世界体系的消费能力：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石油贷款；美国政府的借贷和大型公司的借贷”（沃勒斯坦2003,55）。这给乔万尼•阿瑞吉的积累周期中的政治因素提供了信任，即世界经济中原来最赚钱活动的盈利下降，这与为这种积累周期设定前提条件的国家的政治力下降相耦合。

　　8.调查结果简要：根据证据评定假设#1

　　通过分析利润率，我们只剩下对利润率变化和金融崩溃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不相关，这使得我相信，我们衡量我们认为通过利润率正在衡量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成本的改变对实际投资没有一个正面的影响。通过观察通用汽车公司和银行部门的现金资产数目的变化，我们推断出金融化在利润率下降和危机之间建立联系。因此我们排除了世界经济范围内利润率下降抑制资金向其他活动流动的假设。最后，通过显示外国债务的变化，我们揭示出利润率变化与政治进程相联系。

　　仍然令人费解的是，2008年利润水平下降尤为显著，但是利润率并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减小。在这个时期工资增加，而利润下降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利润率下降？与其他年份相比，我们看到固定资本有少量增长，与企业倾向于不再投资于该企业和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相一致。这可能是为什么现金资产水平呈显著增长。利润可能不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性活动，可能来源于更多的投机行为。

　　这里有一些历史的和理论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基于衍生品的抵押贷款、其他类型的衍生品、债务抵押债券、反托拉斯法的侵蚀、银行不加管制和信用违约掉期都形成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利润最大化角度而言资产转移到金融服务最合理。然而商业界觉得，传统智慧认为市场总是明晰的，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债务抵押贷款和其它的创新金融产品都是“垃圾”，然而回顾过去市场不可能明晰。一旦商业界对这些金融产品的盈利失去信心和在新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下拥有信心，更加阻碍了积累资本的能力。这留给我们的问题多于答案。虽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可变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处在一个运行中有更少的有效的结构性压力的非均衡时期。另外虽然时间序列分析给研究人员提供预测未来的统计工具时，我们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以至于不能合理地预测可能发生什么，特别是在有可能很成熟的历史时刻。但是尽管我们相信，只要较少限制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能力塑造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

　　附录：利润率的其它衡量标准

　　当运用不同的利润衡量标准时，为了检查利润率是否改变，本文采用八种不同的方法计算利润率。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本文说明折旧、净利息和间接工商业税。使用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中的固定资产消费变量构建折旧度量方法。使用联邦储备系统中选择利率历史数据计算净利息，间接工商业税是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中“当期赋税和向世界的其他国家转移支付”变量。根据杜梅尼尔、格利克和兰赫（1987），八种利润的衡量标准是：1）利润+折旧；2）利润+净利息+折旧；3）利润+间接税+折旧；4）利润+净利息+间接工商业税+折旧；5）利润；6）利润+间接工商业税；7）利润+净利息；8）利润+净利息+间接工商业税。

　　

　　在图A1“美国的利润”(从略)中，以如何衡量利润为基础，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但是幅度改变。这里有三个利润衡量方法的主要集群。任何把净利息考虑在内的衡量都是嘈杂的利润衡量，而不包含利息的衡量更加平坦并且有较低的幅度。排除把利息考虑在内的衡量，把升值（appreciation）考虑在内的衡量比把间接工商业税考虑在内的衡量有较大的振荡。对未调整利润的衡量似乎等同于把间接工商业税考虑在内的衡量。

　　在图A2“美国利润率”(从略)中利润率衡量显示包含净利息的衡量与没有包含净利息的衡量之间有差别。如果我们使用包含利息的利润率衡量，结果将同我们从本文中所获得的差异很大。实际上，用把利息考虑在内的衡量所得的利润率普遍上涨直到1980年左右，在这之后下降，但比其他衡量更加嘈杂。

　　包含净利息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争论中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广泛引用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使用利润率而非利息和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衡量时，为什么需要进行资本主义长波研究的证明：

　　经济发展长期跌宕起伏不是货币“稀缺”或“超富足性”的结果，取决于是否由一代掌舵“通货膨

　　胀”或受到“渴望公共财政重组”的激励。相反：当平均利润率下降削弱资本家的投资活动时，对

　　货币资本的需求并因此利息率经历一个相对下降。只有当具体情况允许平均利润率急剧上涨和市场

　　的显著扩展时，投资活动将带动整个行业，从而导致资本积累和货币资本需求呈长期扩张趋势（在

　　相对较高的利息率上）（曼德尔，1976,144-45）。

　　利息取决于利润率，因此使用它作为调节利润率的方式构成一个内生性问题。因为利润率和利率之间存在因果循环，净利息变量和任何假设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包含利息近似于多年在大量的投资活动中重复计算利润率，而不是在这些年里，利润率下降没有与增加投资相耦合。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包含净利息的衡量利润和计算利润率的方法应该将其排除在外，因为它将使结果有偏差。

　　致谢

　　非常感谢朱丽叶•亚当斯、理查德•布瑞恩、米格尔•森特诺、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查尔斯•李马特、伊曼纽•沃勒斯特和克里斯托弗•维尔德曼对本文提出他们有用的评论。感谢耶鲁大学经济史午餐的参与者们的宝贵反馈意见。

　　注释

　　1.从这种衡量中减去税收，其它方面不调整。在附录中，我们计算和评估八种备用的对利润率的衡量，根据折旧、净利息和间接工商业税进行调整。

　　2.强调利润率而非通货膨胀是现代理论家和依附理论家之争的一个反应。更具体地说，是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和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A阶段特征和B阶段特征之争的一个反应（沃勒斯特1979b，664）。、

　　3.短期投资通常由一天到一周组成。这些投资或借款的类型对于公司而言是为了避免税收和对公司超过一定的临界值的资产监管，从资产负债表中清除资产的方法。

　　作者克里斯汀•Plys是耶鲁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一名博士生。她在2012-2013年期间是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福克斯国际学者。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跨国社会学和国际发展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劳动、比较和历史社会学以及第三世界国家。

　　译者许敏，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