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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内在矛盾外在化的做法再次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不能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固有的产能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而重新回到马克思，并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要求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主要的批判。第一，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人际关系货币化，把人们之间的差异还原成量的差别，把人物化，造成了利己主义的文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资本主义无疑并不是最有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资本主宰着一切。据此，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原则，“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要求的是生产力上讲效率，而“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要求的是生产关系上注重公平。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才能避免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人们才能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劳动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所以，正是在强调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首先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前提，其次要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手段。

　　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发达基础上建立的，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结论，而应该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借鉴苏联的实践经验，以及由于统购统销和官僚资本赎买政策的实行，中国确立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此后，在党的八大以后，虽然毛泽东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试图发展商品经济，但最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敏锐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正因此，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逐步改变了原来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国内在市场经济问题迈不开步子，担心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于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魄力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

　　概括邓小平南方谈话，最根本的就是两点：一，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6]，还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形成制约资本、三资企业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超越两极分化，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必须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一点，即要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并推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而使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以人为本：超越资本的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未能很好地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弊端，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破坏、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其二，过早地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如对金钱权力的崇尚和追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人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7]在强烈的市场化推动下，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还出现了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于是，“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8]这些问题也迫使人们反思这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对市场的吹捧变成了冷静的思考。此后，1997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和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

　　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在总结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开拓了发展的新思路，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共识，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十个结合”。就经济方面来说，这种改革新共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新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坚持以人为本，反对片面追求GDP。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超越了资本逻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是对经典现代性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所遵循的资本逻辑的超越。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承认资本在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地位，但是又不能放任资本的发展，必须既利用资本又控制资本，从而超越资本的逻辑，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在发展动力上，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宏观调控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古典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最大的效率和自由。科学发展观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其两极分化的倾向，从而建立起由资本市场和国家权力双轮驱动、双向制约的科学发展模式，保障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第三，在根本经济制度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十七以来，我们彻底摒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以公有资本制约私有资本，否则，宏观调控就没有手段，在私有资本占主导的情况下，政府就会被资本所挟持、胁迫，引导、驾驭、约束和限制私有制本就缺乏强有力的手段，资本逻辑就会像“普照的光”一样，一切资本主义的肮脏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关系到改革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共产党政权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

　　简言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种人本维度，坚持“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结合，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坚持“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结合。中国在承认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同时，超越资本的逻辑，遏制、约束资本，坚持以人为本，让市场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资本、资本家服务。重要的是政府应该使资本家竞争以使工人得利，而不是让工人竞争以使资本家得利，从而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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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8]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9] 曹天予主编：《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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