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重要学术会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数量明显减少。但学术界仍然通过线上或线下或者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召开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主要有如下重要学术会议。

　　5月22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体系内容”研讨会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组织召开。来自全国10所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部分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会专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体系内容”主题，从课程开设情况、课程教学内容设计、课程教学经验和课程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相关的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

　　8月29日，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北京举行。此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主办，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主题聚焦“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研究员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讲话。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在新时代坚持、继承、弘扬、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9月25日，“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七大召开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第三研究部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所属的各分会及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承办。会议围绕中共七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党的领袖人物与中共七大以及中共七大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外交等方面的独特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9月26日，“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第27次年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共同承办。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进行了大会发言与广泛研讨。

　　9月28—29日，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光明日报社、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委主办，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委党史办和寻乌县委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江西省寻乌县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弘扬唯实求真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针对寻乌调查精神的历史、寻乌调查与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0月17日，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在湖南韶山举行，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此届研讨会以“新时代视野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为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0月18日，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峰论坛”在湖南韶山举办。此次论坛由湘潭大学主办，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湘潭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承办。论坛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科研院所和全国高校的11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11月7日，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二十五届年会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端论坛（2020）在天津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会议主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辛向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郭跃文等六位专家作大会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龚云作大会总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相关科研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各基地的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共1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11月13—15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坛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承办。论坛主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致辞并作主旨报告，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林春逸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陈志刚研究员主持论坛开幕式。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理论特质等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

　　11月17日，“首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20”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该论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日报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秘书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论坛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为主题，聚焦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心聚力。部分在京全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机构代表、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代表等150余人参加了论坛。

　　12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毛泽东论坛”在湖南韶山召开。此届论坛主题为“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辩证思想关系、毛泽东文化现代化的方向与路径、毛泽东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二）重要出版物

　　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其中较重要的学术专著介绍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新时代新思想标识性概念”研究系列丛书（第一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取重要的核心的标识性概念进行学术化解读，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一辑主要选取了八个标识性概念介绍，分别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贺新元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陈建波）、《坚定“四个自信”》（戴立兴等）、《“一带一路”倡议》（任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刘须宽）、《总体国家安全观》（尚伟）、《新发展理念》（任丽梅）、《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宪奎）。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现实》，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在历史与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于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

　　郭建宁主编《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文化意蕴、当代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及其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多个方面，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展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梁树发、郗戈、黄刚、龚剑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逻辑体系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理论体系建构的一般方法论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逻辑体系，指出它的形成是文本形态向理论形态、自在逻辑向自觉逻辑、单一逻辑体系建构向复合逻辑体系建构转化的结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把它既看作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又看作衍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细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公平与效率，人与自然，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党的建设等基本范畴，并对其内涵、意义进行辨析。该书从辩证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三维路向”立体式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张维为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历史视角、国际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特别介绍了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立梅《毛泽东领导方法及其时代价值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分层次研究，分析了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毛泽东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探讨了矛盾分析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调查研究法以及其他具体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原则和毛泽东对这些方法的运用，揭示了毛泽东领导方法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其他学术著作与融学术性通俗性于一体的思想性读物还有：徐中远《像毛泽东那样读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晋《毛泽东的诗路和心路》（人民出版社）、欧阳湘和罗玲《毛泽东在广州》（广州出版社）、刘建武主编《毛泽东研究报告·2019》（人民出版社）、冯蕙《毛泽东著作编研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简称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发展，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两个重要的方面。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科发展概况

　　2020年，马研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方面研究人员有6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1人。学科成员立足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积极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力，主要情况如下。

　　以撰写学科研究报告为抓手，带动学科成员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前沿问题，提升学术敏锐性和研究能力。2020年度共同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科2020年度发展综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年鉴.20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部分等，梳理了学科发展情况、学科的学术热点、理论重点，并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进一步提升了科研能力。2020年，学科成员主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两项、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马工程重大项目一项，参与各级各类课题十多项，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论文30余篇。学科成员全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2.毛泽东思想学科发展概况

　　2020年，马研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研究人员有5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3人。学科成员立足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积极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力，主要情况如下。

　　成功举办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8月29日，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北京举行。此届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在新时代坚持、继承、弘扬、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国内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

　　以撰写学科研究报告为抓手，带动研究人员关注毛泽东研究前沿问题。2020年度撰写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学科2020年度发展综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2020》毛泽东思想部分等，梳理了学科发展情况，学科的学术热点，理论重点，并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推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研究文章，进一步提升了科研能力。2020年，研究人员承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两项。于晓雷出版专著《中国改革开放思想专题研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卷）》，其中对毛泽东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表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生平研究类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论文30多篇。学科成员全部参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撰写工作。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保持常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知网上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检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检索到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别为2026篇、246篇和547篇。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检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检索到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88篇、106篇和24篇。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检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检索到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别为2292篇、662篇和1810篇。同时，2020年毛泽东思想相关研究依然延续近年来逐渐繁荣的趋势。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知网上通过篇名与关键词检索“毛泽东”，检索到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192篇和1609篇，通过检索主题“毛泽东思想”，可以检索到的论文数量为683篇，较去年有明显增多。另外，2020年全国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召开的相关学术活动和出版的重要著作，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总体上看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热度不减。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1.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

　　秦宣着重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内容和逻辑结构相关问题，分析了主题确定的依据，阐明了思想内涵涵盖的主要领域和涉及的主要方面，提出从基本命题、复合命题和外层命题三个层次理解逻辑结构。[※注]李捷认为，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六个维度，一是世界变局维度，二是新时代维度，三是中华民族复兴维度，四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维度，五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维度，六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维度。[※注]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守正和创新的理论品格，守正就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大推进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以极大勇气推进了实践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把制度创新放到突出的位置来看待，使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朱炳元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继承和系统性发展，其贡献主要包括：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始终如一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化了人们在新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注]何毅亭认为，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意义，为建设美好世界和解决世界共同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关于治理、信任、和平和发展四个方面的中国方案。[※注]

　　2.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研究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包心鉴认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求共同富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起科学的发展架构；坚持制度创新定型、优化治理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积聚成强大的制度优势。[※注]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成就和经验，谢春涛认为，“小康社会”的提出，经历“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到“小康社会”提法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在于一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何毅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具有以下意义。一是阐明了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二是揭示了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与“不变”的关系。所谓“变”，最重要的就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演进；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谓“不变”，最主要的就是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并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三是提供了看待新发展阶段的基本方法论。必须把握好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必须把握好社会活力和良好秩序的关系，必须把握好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注]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问题，林建华认为，应聚焦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国内的层面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充分体现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从国际层面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几百年的历程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现代化新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注]

　　3.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李捷认为，新时代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同此前的改革开放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六个紧紧围绕”的关系，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关系，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注]

　　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姜辉认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点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治理的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个方面的制度，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新时代中国治理新境界的开辟，要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借鉴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注]

　　4.关于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方世南认为，要全面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需要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政治理论学说、生态经济理论学说、生态文化理论学说、生态安全理论学说、生态公正理论学说、全球生态国际合作理论学说等维度着眼。[※注]“大同”社会的理想表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追求和聪慧的中国精神，但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同”社会理想，都带有时代和历史的明显局限。王伟光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大同”理想付诸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为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而砥砺奋斗。[※注]

　　5.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学习和研究

　　李慎明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指南，其核心内容是四个方面，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注]

　　韩庆祥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是两个大局；根本主题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核心主线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哲学方法是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根本观点是历史方位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命运共同论、国家治理论、强大政党论等。[※注]

　　韩振峰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领中国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底蕴。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就要坚持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

　　6.关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域拓展研究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在政治的范围内进行。2020年度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由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等领域拓展的趋势。顾钰民、余婧兰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体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拓展。[※注]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转向社会问题。翟坤周认为，从当代中国“三农”跨学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弱化”、“虚化”和“浅化”事实，到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化”“实化”和“深化”的学科拓展；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阐释“三农”发展“时代蕴涵”，到全面审视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五大问题”；从“三农”发展的“问题域”批判，到“发展论”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转换；从“三农”发展的战略定位、价值定向和实践定力三大“政治命题”的精准揭示，到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三个“梯次目标”实践指引，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蕴含的“学科拓展—问题意识—范式转换—目标路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注]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关于革命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学界坚持以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毛泽东的文本和党的文献，运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对以下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1.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多数是从毛泽东相关具体思想和工作方法着手，探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从而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其中，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研究比较多。肖贵清等认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注]胡振平研究了毛泽东初心的形成过程，认为五四运动推动青年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道路。[※注]还有学者研究了毛泽东的自我革命精神[※注]、中共八大前后的党建思想[※注]、政治免疫力思想[※注]、抗战时期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注]、党的政治建设[※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官僚主义的剖析[※注]、“两个务必”思想的四重维度[※注]、对教条主义的四次批判[※注]、确立请示报告制度[※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法规思想[※注]等。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发展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对此，有学者聚焦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为新时代党中央应对“两个大局”提供借鉴。丁俊萍等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采用了“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内因”与“外因”相统一、“问题”与“矛盾”相承接的发问方式，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旨归、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问题导向，形成了包括调查研究、结合实际、着眼实践在内的系统解题路径。[※注]还有学者研究了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艺术[※注]、战略意志[※注]、底线思维[※注]、如何应对“大事变”[※注]、革命精神[※注]、自我革命精神[※注]、斗争精神[※注]、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科学思想[※注]、调查研究话语构成[※注]等。

　　不少学者从研究毛泽东的文本出发，探讨其文本形成的历史背景、蕴含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现实启示等。辛向阳认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是中国共产党树立马克思主义文风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新时代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注]还有学者研究了《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的问题意识[※注]，《论十大关系》[※注]《愚公移山》[※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注]《论持久战》[※注]《论联合政府》中的人民立场[※注]，《实践论》[※注]《实事求是》讲话[※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注]、古田会议决议蕴含的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注]等。

　　在寻乌调查90周年之际，不少研究聚焦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杨明伟专门考察了毛泽东一生中如何解读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认为这篇文章沁润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生机活力，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邃内涵和无穷魅力。[※注]还有研究从历史角度考察寻乌调查和寻乌调查精神、寻乌调查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的关系、寻乌调查与寻乌调查精神的新时代价值等。[※注]

　　2.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学界特别把重点聚焦在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展开，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从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汲取养分，永葆斗争精神，走社会主义道路。[※注]许全兴认为，从立功、立言、立德和对世界影响看，毛泽东堪称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其本质和精髓则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革命的科学精神。[※注]

　　还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研究了毛泽东如何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风险挑战。胡映兰认为，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特别是针对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公然玩弄起“真内战、假和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即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而灵活地运用“两手对两手”策略，领导全国人民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智慧和宝贵的实践经验，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注]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策略思想。孙瑛辉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对于推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注]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不少学者把研究聚焦到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上，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对国家建设的构想，相关研究有在1947年土改纠“左”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演变历程考察[※注]、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想[※注]、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建国思想的发展[※注]、毛泽东对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贡献[※注]等；又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巩固国家政权的努力，相关研究有毛泽东的社会公平思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经验[※注]、毛泽东与新中国形象建构[※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旧政权公务人员的争取与安置[※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注]、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注]、1960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小整风”[※注]等。周新城认为，毛泽东最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强调对苏联经验要进行分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值得浓墨重彩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注]有学者分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批驳了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视作“暴力社会主义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毛泽东关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并指出暴力革命是战略问题，和平手段是策略问题。[※注]

　　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学界比较关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贡献。李捷认为，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上，系统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提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在国家治理制度安排与实践上，创立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体制、单一制国家制度框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族人民大团结体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注]

　　有学者系统研究了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金民卿研究员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历史主体理论、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等，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胜利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运用唯物史观的国家本质、功能、消亡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创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运用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质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注]

　　有学者探讨了毛泽东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黄力之认为，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及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毛泽东形成了两点理论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但如果直接运用其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很可能发生挫折和失败；第二，之所以不能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欧洲，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自己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注]还有研究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为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历史境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生成的方法是通过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批判错误观点和路线，在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

　　4.毛泽东的医药卫生思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全球各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面临着一场“大考”。对此，学界专门研究了毛泽东的医药卫生思想，特别是聚焦毛泽东应对疫情、重大疾病的方法，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借鉴。

　　朱继东认为，在发展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时，毛泽东首先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和抓好卫生防疫事业，并教育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事业的政治性，同时又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强调卫生防疫事业的人民性、提出团结中西医的要求时凸显卫生防疫事业的科学性、推进全国性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体现卫生防疫事业的普及性、在推动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中实现卫生防疫事业的公平性，逐步形成了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普及性、公平性的主要特征。这五个方面紧密联系成一个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这对于当下应对疫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注]还有研究总结了毛泽东应对疫病灾害的战略之策，包括：把防疫治疫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开展公开透明的防疫治疫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成立专门的防疫治疫机构和专业队伍，采取高效有力的防疫治疫措施，坚持疫病研究以破解防疫治疫中的难题，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防疫治疫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启示。[※注]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的中医思想。盛海英等指出，毛泽东客观评价了中医地位与作用，认为中医事关民生问题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推动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建立中医教研机构及出版中医书籍，并纠正了卫生部门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指明了中医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使“团结中西医”成为国家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主张中医与西医应有机结合，不要以西医来代替中医，要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以便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并在个人对中医药临床实践的经历和革命与建设实践对中医药的需要中得到深化。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集中表现在中西医关系上：在卫生事业的重要性上，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临床应用上，提出“中西医结合”；在科学性上，主张中西医并驾齐驱。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注]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研究

　　温丽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有两个，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并升华出新的理论成果；二是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精神支撑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三个情怀，即人民情怀、发展情怀和世界情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四种方向，也就是坚定理论的自信心是践行之基、提高理论的供给力是动力之源、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发展之魂、提高理论的吸引力是创新之要。[※注]梁小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有三条线索，第一条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第二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重要依据，第三条是在探索和解答社会发展的时代之问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研究

　　郭建宁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并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围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他还提出，中国70多年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在于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注]

　　贺新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经验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要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必须不断提升全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与全面把握中国实际和中国特点，必须不断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发展问题，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进行反倾向斗争和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必须高度重视领袖人物与集体智慧的良性互动，必须以科学态度和革命勇气对待马克思主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不少学者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侯惠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坚持底线思维，既设置不可触碰的红线，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又积极主动地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定型所必须解决的难题；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统一奠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之上，不断实现理论导向和制度导向的具体统一；把握时代潮流，紧扣时代主题，推进改革开放，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终回归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注]

　　谢伏瞻从坚定制度自信的角度提出，加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研究，深入阐释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注]辛向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具有独创性。[※注]

　　石仲泉着重强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建设，目前的关键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注]贺新元、郭红霞提出，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性这一核心理念融化到制度建设中，形成了一套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支撑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颜晓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展开研究，认为多方面显著优势展现系统优势、多方面显著优势植根历史优势、多方面显著优势基于实践优势、多方面显著优势彰显中国优势、多方面显著优势归因政党优势。[※注]

　　袁银传、白云华在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总结了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一是坚持把核心与中心的良性互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二是坚持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三是在守本传承与借鉴创新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四是在民主与集中的张力系统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

　　3.关于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

　　刘志明认为，新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彪炳史册的“两大奇迹”，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党的民主集中制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注]邹琪认为，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沿着马克思研究社会有机体创设的理论路径，科学地回答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关于改革、发展、稳定辩证关系的思想，是邓小平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和具体展开。邓小平把改革、发展、稳定看作有机整体，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障，它们之间是统一和谐的互动关系。[※注]梁爽提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具体应用，具体反映为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中的辩证应用。[※注]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研究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不再是历史事实的基本描述，而是研究者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分析和结论概括。李婧认为，从研究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经历了从文本阐释解读到思想提炼升华、再到学科体系构建的过程；从研究内容来看，则重点是理论观点的阐释、精神实质的挖掘和理论特质的提升。[※注]王增福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各个阶段转变，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工作任务的转变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在艰辛探索中逐步实现了从注重模仿苏联到坚持中国特色、从偏重生产关系到关注生产力发展、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等发展范式的转换。[※注]陈俊天认为，虽然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使命不同，但是都体现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其主题也实现了从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的转变，然后由建设主题再向发展道路、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的转向。[※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贾绘泽认为：“用鲜活的实践和时代发展诉求激活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中华传统文化文本，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深刻把握和充分吸收科技创新、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使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视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立足中国和放眼世界的有机统一；深刻驳斥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在批判中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注]王增福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即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起点，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作为理论基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实践基点，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作为价值旨归。[※注]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维度和发展逻辑研究

　　王让新、李弦认为，如果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及其历史性飞跃，一方面要通过“理论创新”来科学地“解释世界”，进而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创新”来成功地“改变世界”，进而实现实践层面的突破与创新。[※注]正是这双重维度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基本依据。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逻辑研究。刘希刚、郭凯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自身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在思想内容方面呈现出具体化结合、时代化发展与主题化集成的重要特征，表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时代性、体系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之需、时代之问与理论之维。”[※注]李婧认为，产生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引着中国从沉沦衰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使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要解释其中的原因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注]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比较宏大的主题。张庆熊认为，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两大问题，然后再回答为什么和如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基于一种有机生态论的观点，我们需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福于世界和人类。[※注]

　　4.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具体体现，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存真理性的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必须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依靠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续战斗力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注]

　　（五）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

　　关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知识分子，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郭建、于阔城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注]当前，深入剖析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对于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破解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化解新风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也不应当忽略特定时期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张世甲认为，“蒙达尼派”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最早在蒙达尔纪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们或在宏观上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从实践中体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殊途同归逐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扩大马克思主义受众，加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欧洲路径；他们领导或参与了三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展现出反帝反封建、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收获了重要的革命经验”。[※注]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内传播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的认识和掌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孙占元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李达、陈望道等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国民党查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代表的革命进步书刊时，就进步书刊的编译和传播进行艰苦的博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党内学习活动，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注]2020年适逢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与《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纪念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一百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研究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政党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学和文学等方面，阐释了《共产党宣言》所贯穿和蕴含的思想资源，并就《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民主体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共产党宣言》的三个译本比较等方面进行交流。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传播的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需要更加强烈，我国也需要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为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向国外传播，刘淑文、刘叶华认为，一要着力构建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出版系统性和针对性；二要提高本土化水平，增强国际传播有效性和影响力；三是加快数字化建设，增强国际出版融合发展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出版，成为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媒介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注]

　　三 总体评述

　　2020年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总体来看，学界主要关注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理论研究相对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产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化发展历程和发展经验的研究。

　　（一）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的成果较多

　　202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旨在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发展。主要代表性成果有：阎树群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陈俊天的《中共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顾海良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和历史主题》、李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贾绘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王增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刘安琳和顾保国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二）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思想研究仍然是学术研究热点，其中内容涉及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三大法宝还是活的灵魂都是研究的重点问题。同时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文本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尤其是在寻乌调查90周年之际，不少学者的研究聚焦毛泽东的寻乌调查。2020年学术界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同现实相结合是一大特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学界结合现实情况，专门研究了毛泽东的医药卫生思想，特别是聚焦毛泽东应对疫情、重大疾病的方法，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热度不减。这些探究大都是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论证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有一部分从具体的内容出发，如党的建设方面，来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从而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毛泽东思想进课堂形式多样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毛概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疫情期间，各大高校采取了网上教学模式，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研究宣传的渠道。同时在教学内容方面，把贯彻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精神作为“毛概课”教学的首要任务。

　　从整体上看，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深入。当前研究中，很多是从宏观上说明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在微观上研究不足，还需要加强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具体内容方面的相互关系，把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又相对独立成体系的关系讲明白、说清楚。

　　（三）注重关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和理论发展性质的探讨

　　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通常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其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历史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实践划分，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分为与此对应的三个阶段。但是有研究者认为，新时代与改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所处方位、使命任务、主要矛盾、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特征，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现阶段党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而易见“复兴”成为了总任务表述中的关键词，因此新时代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可以用“复兴”加以概括。对此，也有学者直接用“发展”来阐述。于是，建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发展”）四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学界在理论上的学术探讨值得赞赏和肯定，学术研究需要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样才能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理论发展性质的探讨。目前党的文献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都是阐述为“两次历史性飞跃”，即第一次飞跃形成了单一理论形态的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了由多个理论形态组成、具有共同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飞跃中形成的开创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前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的构想相关，是否现在存在“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为第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综合对相关教材结构及其有关内容表述的分析，以及对党的核心领导人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论述的研究，陈曙光、阎树群认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应该是“又一次飞跃”或“新飞跃”，冯景源、龚维丽则直接将其称为“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确实需要深入探讨，有助于读懂、弄通、悟透理论，更好地发挥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现了面向国外的国际视野拓展

　　研究者提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有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内问题，也要重视国外问题，还要看到国内与国外互动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大国博弈对我国产生的重要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中，要坚持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高度重视和推动全球治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创新和发展；二是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等；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在总结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汲取了世界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执笔：沈阳、彭海红、于晓雷、方涛、杨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