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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

发布时间: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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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世界各国应对疫情这场大考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公开化,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2020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围绕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涌现出一批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以及思想理论新思考的研究成果。2020年的国外共产党研究,既有整体性研究,亦有国别研究;整体性研究既有聚焦某个国际热点问题的,亦有关注国外共产党整体状况的;而国别研究的契入视角也比较多样化,有理论视角、现实视角、比较视角、历史视角等等。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诸多挑战,国外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要求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2020年,学术界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流变和历史分期、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主要议题的争论、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一 学科概况
  (一)国外共产党研究概况
  在国外,2020年度与共产党相关的研究文章涉及从历史到现实的多个维度。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有埃尔斯贝格·科瓦利奇科撰写的《1918—1938年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华沙委员会问题研究》[※注],作者在文中对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此外还有《20世纪20—30年代西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白俄罗斯和波兰矛盾:历史文献和研究前景》[※注]等。日本学界也有一些从历史视角研究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文章发表,比如西山美久的论文《当代俄罗斯的历史认识问题: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再评价》[※注]、原田昌博的论文《1930年代初柏林的政治酒吧》[※注]等。2020年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外共产党研究明显式微,这与国外意识形态大背景的变动息息相关。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外共产党整体力量变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去共产主义化”在该地区不断被强化,欧洲议会在2019年9月通过了将共产主义和纳粹相提并论的法案。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中,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波兰等多个国家也相继在议会通过“去共产主义化”法案,并打压、取缔共产党。这种状况导致在该地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遭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公正对待,也反映在了该地区与共产党相关的研究上。
  前苏联东欧地区之外,2020年度的国外共产党研究既有著作,也有若干文章。著作有《不为国王也不为国家:爱德华·塞西尔·史密斯、加拿大共产党与西班牙内战》,该书讲述了爱德华·塞西尔·史密斯的故事,他是大萧条时期加拿大共产党的积极宣传者[※注];以及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小松泰信《共产党入党宣言》[※注],讲述了他本人在65岁退休后直至2019年8月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心理变化。2020年度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顽固前哨:英国共产党、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和反帝国主义团结》,探讨了英国共产党、英国更广泛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与津巴布韦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场反帝国主义团结运动带来的机遇和限制条件[※注];《伊朗人民党和农民问题(1941—1953年)》考察了伊朗人民党从1941年成立到1953年从国内政治舞台上失去影响能力期间,党对农民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注];《解读美国共产党在美国工会中的历史作用——早期制度主义劳资关系理论的启示》[※注];等等。
  在国内,关注国外共产党研究的期刊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当代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等,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学报、国别刊物和地方刊物刊发有关国外共产党研究的文章。刊发的相关研究成果涵盖国外共产党整体性研究、国别研究、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研究、共产党发展史研究、共产党选举实践研究、共产党对2020年度热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研究等诸多内容。2020年关于国外共产党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召开的数量少,而且大多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暨《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发布会”,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百年大变局”。参加论坛的有来自日本、俄罗斯、越南、乌克兰、意大利、古巴、老挝、尼泊尔等国家的近20位国外共产党人和左翼专家学者。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发展成一种“显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需要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并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迈向新阶段。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集中凸显、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时代特征。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越出其历史传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应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也有学者关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颜利研究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与新动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界分》、中国政法大学邰丽华教授《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性剖析》。也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南京大学张亮教授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心使命》一文中强调,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无法推卸的国际义务,我们的首要任务已不再是学习,而是理论创新,即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切实研究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理论先导。
  除了上述一些主要学术论文以外,2020年度国内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主要有:陈学明、王凤才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四卷):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一书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国家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评析;李媛媛所著《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一书,总结归纳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集中关注的主题,研究了西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阶层)等具体的阶级阶层、各具体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并给予了客观评价。相较于国内学者的多主题研究,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内在矛盾,由此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深入批判,并试图寻找某种超越路径。总的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反思中坚持批判,不断寻求理论突破。
  (三)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况
  2020年适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国外左翼学者以此为契机,发表了大量研究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种族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广泛探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国外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疫情大考中彰显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出高度评价。
  2020年“马克思主义节”于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主办方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马克思主义节”迄今已经举办了30多年,2020年度的主题是“一个正在燃烧的星球,一个即将胜利的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左翼活动分子、工会会员、学者等参加了活动,重点讨论了气候问题、反抗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2020年是巴西圣保罗论坛(FSP)成立30周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年度的论坛并没有举办线下会议,但古巴网站发表多篇相关的纪念文章。弗拉迪亚·卢比奥指出,当前全球环境较为复杂,政变、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政府实施越来越不人道的封锁、大量虚假新闻等等,因此圣保罗论坛成立30年后依然重要。古巴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阿贝尔·普里托·希门尼斯在纪念文章中指出,在拉美地区目前的形势下,圣保罗论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新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形成。在这一周年纪念日,圣保罗论坛需要关注的一个主题是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
  2020年8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新书发布会暨“新冠抗疫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研讨会受到了国外许多左翼政党和学者的关注,引起热烈反响,来自匈牙利、德国、捷克、日本、希腊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观点。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一)国外共产党研究进展
  1.国外共产党整体性研究
  于海青、秦振燕在《2019年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2019年国外共产党在探索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道路上无畏风雨、执着前行。各国共产党围绕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100周年、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柏林墙倒塌30周年三大历史事件,开展了大量纪念和反思活动。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各国共产党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也实现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突破,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新的发展亮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各国共产党努力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十分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坚持反对反共主义、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为争取劳动者利益、支持生态和女权主义而斗争,是当今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维护者和捍卫者。深入分析当今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全面总结当前引领一些共产党实现新突破的新理论、新经验,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是摆在国外共产党面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在国外共产党整体性研究上,姜辉等著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在回顾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经验的基础上,侧重关注研究东欧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格局、新趋势。从空间维度来看,该书还聚焦共产党执政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地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综合来看,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历程,既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经验、发展趋势的宏观论析,也有关于具体国家和地区代表性活动与运动、理论与思潮的具体研究,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学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国外共产党国别研究
  2020年度国外共产党国别研究有多篇文章发表,比如,《当今世界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任务》[※注]、《新型政党政治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注]、《路线与策略:缓慢衰落中的印共(马)》[※注]、《日本共产党国政选举的现状及展望——基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参众两院选举样本的研究》[※注]、《美国共产党三十一大述评》[※注]、《美国共产党三十一大的策略主张及其新动向》[※注]、《右倾长期政权下的日本共产党转型实践:市民视角的新左翼》[※注]、《日本共产党第28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评》[※注]、《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法国共产党的发展困境》[※注]、《执政后尼泊尔共产党的新动向》[※注]等等。此外,对于有新变化的共产党,其相关情况也会及时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体现。比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比利时工人党异军突起,成为西方共产党普遍发展困境中最具生长潜力的力量。又如《中年危机还是走向终结的衰落?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从成立到现在》一文回顾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历史,主要包括印度共产党初登印度政坛、从革命道路到议会道路、左右翼的立场分野、印共(马)是否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继承人等内容。[※注]
  国外共产党国别研究方面,2020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该套丛书2020年度已出版了五个国别的社会主义运动研究著作,其中涉及大量相关国别的共产党研究,包括乌克兰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陈爱茹著《变革与转型:苏东剧变后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注],康晏如著《传承与创新:白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注]。2020年度在国别共产党的研究中,有关日本共产党的研究值得关注。2020年1月14—18日,日本共产党召开第28届党的大会,会上对2004年开始执行的日共党纲进行了部分修改。针对新修改的日本共产党纲领,日本社会反响很大,出现了不少基于不同立场的解读文章。如:埼玉大学名誉教授鎌仓孝夫的论文《日本共产党的未来社会论》[※注]、中村醇一郎的论文《简论日本共产党纲领部分改订》[※注]以及《日本共产党大会和改定纲领之批判:向资本主义跪倒,以革命为敌》[※注]。
  3.国外共产党关注的年度热点问题研究
  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国外共产党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疫情的暴发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大考中因其防控不力而饱受诟病,社会上弥漫着失望、绝望、愤怒的情绪,并引发了对现有体制和秩序的新一轮反思。社会主义的“幽灵”再次高调登场,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共同奏响了“社会主义浪潮”的新乐章,聚力推动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另一个年度热点问题——中美经贸摩擦,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关注。轩传树、高妍围绕该主题撰写了《国外共产党对中美贸易战的解读与审视》[※注]一文。文章指出,虽然中美贸易战以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时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关于中美贸易以及双边关系讨论的结束。贸易战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共产党、工人党高度关注,并从中美贸易战的动因、实质及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国外共产党及工人党以此为基础,表达了对美国政府为一己私利而恣意破坏既有国际贸易规则的谴责和对中国政府理性应对的支持。该文系统梳理了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与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中美关系现状,进而明确未来对美关系的基本前提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可能走向。
  4.国外共产党对两制及两制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共产党及其理论家开始思考: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构建?在21世纪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引领作用?李海玉在《21世纪以来美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共产党围绕为什么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它跟踪分析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各种危机;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的蓝图及过渡方式和步骤;强调从美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探索美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调整党建的思路与方法;积极参与国内选举政治;及时剖析、抨击极右翼政府的内外政策。这些新探索对于推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美共这些新探索的实际效果还需要接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注]还有学者对英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英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长期致力于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英国道路,并为此大力倡导“和平过渡”思想,希望联合英国工党等左翼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而始终无果,并持续走向衰弱。英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强调应客观全面地认识苏联模式,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探索,认为它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注]我们可以发现,各国共产党在围绕21世纪社会主义展开思考时,首先,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次,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构建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最后,认为“议会道路”在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比较有市场。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在于制度优势。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不同社会制度优势位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势风光不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和发展经验光环黯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最终要靠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赢得世界人民的拥护。[※注]朱旭旭在《近年来日本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和展望》一文中指出,日本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阐释了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两个异常”危机,论证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危机最终导致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日本共产党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日本人民描绘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自由而平等的未来社会。然而,日本共产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明显存在理想主义的一面,需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注]
  5.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研究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研究呈现出了不同于往年情况介绍的特点,在既有情况介绍的基础上,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运行特征、功能和挑战等视角展开了具有历史纵深性的研究。情况介绍性研究有强蓓、王喜满《第21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新特点与新变化》。文章指出,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召开了第21次会议。此次会议与往年会议相比,在会议的前期准备、会议进程、会议议题、会议效果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变化,可以说准备更加充分、议程更加完备、议题有所侧重、效果较为突出;这次会议对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注]其他还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综述》[※注]、《第21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述评》[※注]等。
  综合纵深性研究有余维海、陈姣《论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运行特征、功能与挑战》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运行特征》。文章指出,经过22年的发展,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经发展成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多边交流平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团结世界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恢复和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经不是早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之间的联合性会议,而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国际性年会,发挥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交流、联合、学习等政治功能,是国际联合的新形式。然而,受到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要想在未来实现良好的发展并在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依然任重而道远。[※注]从其他视角研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还有《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关系的演进》[※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与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第21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果与特点》[※注]等文章。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展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回顾性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我国学术界展开系统研究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历了近40年的研究历程。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回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总结其呈现的时代特点,反思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颜利教授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指出:“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核心词汇可以用‘革命’一词概括。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索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寻找欧洲革命出路,尤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新革命观的探索最具影响。”“20世纪中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的主题词汇是‘生存’。各个学派的理论家面对文化危机和历史的困境,都积极探索摆脱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主题为‘现实’。这个阶段,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提倡更具‘理性’韵味,研究重点聚焦于对科学技术、生态环境、文化问题和妇女解放等现实问题,不断对传统内容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深思、对科技发展进行研究等。”[※注]东北师范大学韩秋红教授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她指出,早在1935年,卢卡奇的文论《左拉与现实主义》就被介绍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钱锺书、戴望舒、徐仲年等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翻译萨特的一些作品,《明日文艺》《文学杂志》《大公报》等报纸刊物上开始出现对其生平、作品概要的一些介绍;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苏联学界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的译介;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著作逐步传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体现为强势发展,无论是译著、论文、专著等在数量和研究水平上均有显著提升。[※注]
  也有学者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议题展开的争论,如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讲师回顾了国内学界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展开的讨论和争论。文章指出,徐崇温研究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判断,将其看成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反映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杜章智研究员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补充的社会思潮,判断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前者不仅共享了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改变世界的革命政治取向,而且还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拓展,可视为是后者的“继续”;徐崇温研究员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强调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时,要避免混淆两者的原则界限;王雨辰教授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研究路线上没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而是重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重点发展了人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汪行福、李佃来与张一兵、张亮等学者之间展开了争论。张一兵和张亮的“断裂说”从主体革命与历史辩证法两个层面出发,认为当前的主体和历史更应该从“断裂”而非“统一”方面进行解读;汪行福和李佃来坚持“转场说”,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性解读出发,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从开始的创造一种不同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自由主义霸权及意识形态统治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出路问题。[※注]
  2.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特征新发展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续关注的重点。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教授撰写的《传播与资本主义:一种批判理论》一书,对传播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尝试构建一种传播唯物主义,从社会、工作、劳动、技术等议题对资本主义传播进行批判,并探讨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这种传播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超越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注]福克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发展是对阿尔都塞以降至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回应,强调了辩证哲学对社会分析的重要性。生命政治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南京大学蓝江教授探讨了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他指出,奈格里发展出一条不同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解的道路,即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将生命政治生产视为一般智力或人们之间的协作性关系的生产,提出劳动者联合起来,通过出走的策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生成新的“公众”,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但奈格里没有把数字化和算法权力充分考虑进去,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体制日益结合并逐渐转化为数字资本主义和算法智能资本主义的今天,用一般智力、非物质生产和生命政治为我们许诺的美好未来不过是新的画影。[※注]南京师范大学吴静教授反思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她指出,阿甘本预设的法律状态和例外状态的绝对对立,将真实的国家和社会历史静态化,并回避了法律实践中制宪权力的权限范围问题,这也导致阿甘本所谓的自由只是片面强调主体行为上的自主性,却没有对这种自主选择的效果进行反思,从而过于强调自由在伦理层面上的优越性。[※注]华南师范大学虞昊和吴冠军教授从总体上对生命政治研究进行了思想史梳理。他们梳理了霍布斯、韦伯、福柯、阿甘本等的思想,为我们厘清了生命政治的双重面孔,即捕获、征用生命的权力与保护、扶植生命的权力。他们指出,唯有在对后者进行认肯的基础上,生命政治的批判性潜能才能得到有效释放。[※注]
  批判理论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教授讨论了阿多诺对海德尔反主体理论的批判。他指出,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直观“存在”,难免会把存在变成“存在者”,会导致物化。从方法论上来说,海德格尔采取了现象学的方法来直观地把握存在。而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翻版,是拜物教思想方法的体现,是精神面相学。当然,阿多诺在批判海德格尔的时候,只是批判他所采用的现象学方法,而忽视了他所采用的解释学方法,而这种解释学的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程度上直觉地把握的意味,但是,解释学循环具有辩证法的色彩。这是阿多诺批判海德格尔的一个不足之处。尽管如此,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德格尔,而且对于揭示海德格尔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注]南京大学李乾坤博士对比了霍克海默和福柯的批判理论。他分析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和福柯的批判哲学的共同点:第一,二者都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追求人的解放为目标;第二,在方法上,二者都将认识过程放置在人的活动之中进行讨论;第三,批判理论和批判哲学在对自己首要批判对象的笛卡尔哲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一致之处。但他也指出,首先两种理论范式在方法论深层的不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而福柯的方法论则更多是一种综合了知识社会学、结构主义等多种思想来源的谱系学方法;其次,两种理论范式对西方思想传统的理解也不同。批判理论和批判哲学都是在对20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之上作出的卓越创造,也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别具一格的出场路径。[※注]
  3.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的深度解析
  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畴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石。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深化和拓展,相关概念、范畴的内涵与边界也需要重新思考和明确界定。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邰丽华教授区分了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她认为,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四大局限——根据地理空间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阻隔,根据时间维度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的倾向,根据研究立场、方法或观点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蕴,根据研究领域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因此需整合与拓宽现有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用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代替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王雨辰教授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他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五个部分的内容。[※注]这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是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多学者将之称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回应,是以学术理论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主流传统,采用的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据此,他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左翼激进主义,他不想回到传统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也不想回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当阿尔都塞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导向左翼激进主义时,他也就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欧阳英研究员探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相继出现且表现较为活跃的一些重要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她指出,“碎片”“符号消费”“交往”“承认”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要概念都是以“专业化”范畴为核心的。碎片范畴是专业化范畴在认识论领域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符号消费范畴是专业化范畴在消费领域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交往范畴是专业化范畴在社会关系领域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承认范畴是专业化范畴在价值观领域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化发展是其生产方式发展的社会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论思想,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发展还将继续深入地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走向,因此,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它的存在,从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注]
  4.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动向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国外恩格斯研究形成了新高潮,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深化发展。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2020年国外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文章、著作,对恩格斯的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呈现和探讨。
  推进青年恩格斯的相关研究。英国“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特雷尔·卡弗出版了《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一书,考察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之前十年的生活和工作。全书分为想象、观察和职业三个部分,揭示了恩格斯从16岁到25岁取得的诸多成就。卡弗对恩格斯在遇到马克思之前的一段被忽视的生活进行了一种创新叙述,颠覆了既有恩格斯传记的标准叙述,揭示出恩格斯的重要性不仅与他的著名合作者有关,也源自他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的影响。[※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迈克尔·海因里希指出,在1842年之前,恩格斯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日后构成其理论思考基础的三要素,即哲学洞见(黑格尔哲学)、政治激进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然而学界对青年恩格斯的研究普遍聚焦于1844年前后恩格斯的生活与著作,因此,要加强对其早期思想,甚至其童年与少年时期生活与成长的相关研究。[※注]
  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英国伦敦南岸大学教授保罗·布莱克利奇在《恩格斯反对马克思?》一文中梳理和反驳了一度在西方“马克思学”中盛行的“马恩对立论”。他指出,恩格斯在遇见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朝着他们共同事业的方向前进了,在后来的合作中,他也作出了独立且重要的贡献。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工会斗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的社会主义者,还为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妇女压迫的出现及其资本主义形式奠定了基础。最重要的是,恩格斯还通过普及马克思主义方法,使几代社会主义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他自己的著作和合著的作品,他还为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了准备工作。[※注]此外,诸多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展现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反对忽视和贬低恩格斯的工作。如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马塞罗·默斯托指出,恩格斯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他甚至比马克思更早地理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地位,他在马克思去世后对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注]
  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将追踪学习发展为平等对话和批判反思。南京大学张亮教授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发展日趋规范,先后发展出文献考订法、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法、差异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并在近40年间表露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不仅推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规范化发展,而且通过学术竞争的方式,客观上对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必须基于自身足以和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科学研究成果,批判继承这些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方法体系,不负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期待,将中国建成21世纪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研究的新中心。[※注]人民大学赵玉兰副教授对MEGA2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时提出的“季刊说”进行了理论追溯和评价。她指出,“季刊说”并不是毫无征兆地横空出世的,它同德语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深入挖掘密不可分。首先,“季刊说”的提出得益于新资料的问世。其次,“季刊说”在MEGA2中的确立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学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性质所作研究的正式肯定。最后,“季刊说”的提出和正式确立并不意味着“著作说”被根本推翻,更不意味着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性质问题的研究由此完结。相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域才刚刚开启。面对“季刊说”所开启的研究视域,中国的研究者要把握住机遇,通过深入的文本和理论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观点和结论。[※注]
  5.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再挖掘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卢卡奇的方法论解读、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视角。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近年来,学界侧重讨论卢卡奇的方法论,尤其是总体性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分析和评价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解读,指出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解读中,最有价值的是辩证法的总体性思想。[※注]他同时也指出,卢卡奇虽然领悟到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总体性,但并没有真正把握它,只把它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一个重大不足。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而且是涵盖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三个方面的宏大而系统的辩证运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卜祥记认为,卢卡奇试图把黑格尔哲学重新代入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但由于其对物化现实的批判并未上升到价值形式的高度,而是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连接起来,陷入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从而背离了唯物史观。[※注]日本学者广松涉和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巴克豪斯试图超越卢卡奇人本主义倾向,从物化批判推进到物象化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批判上升到价值形式批判。
  阿尔都塞一直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2020年是阿尔都塞去世30周年,其最重要的遗稿之一《论再生产》的中译本[※注]新近出版,受到学界关注,为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指出,阿尔都塞从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的新视角切入意识形态主题,重点考察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入门资格以及臣服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教化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注]他不是简单地指认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域或类型,而是关注意识形态发挥阶级支配、镇压和统治的客观作用,从而使整个马克思—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研究传统从观念形态第一次转向了现实生活。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研究,学界从梳理其具体观点转向分析其批判方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雨辰教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揭示和批判当代西方社会中的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王雨辰教授对比法兰克福学派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异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传统,分析并评价了批判理论的得失及其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注]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教授认为,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的个别时代诊断可能会显得陈旧了,但是它独特的批判方法仍可被视作“活遗产”,这种独特方法就是内在批判。作为一种旨在追求人的解放的社会理论,批判理论必须要证明追求解放的诉求也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他通过分析霍克海默、霍耐特等关于内在批判的说明指出,内在批判是追求人的解放最为恰当的批判方法:不存在某种铁的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解放的社会必须依赖于人类主体有意的实践活动才可能;历史的进步也并非是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存在着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这些标准只能内在于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注]
  (三)国外左翼思想研究进展
  1.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
  2020年恰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国外左翼刊物和网站发表了大量研究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章。国外左翼学者纷纷以纪念恩格斯诞辰为主题,探讨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国外一些左翼政党发表声明,举办研讨会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格外受到重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评价恩格斯是现代生态思想的奠基者之一,其开创性成就是利用辩证自然观,阐明了达尔文之后遗留下来的所有四个唯物主义“起源”问题,即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的起源、家庭的起源。今天,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流行病肆虐的背景下,恩格斯的见解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对于人们理解生态问题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注]保罗·布莱克利奇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的本质上理解生态危机开辟了空间,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涉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革,还必然涉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转变。[※注]卡蒂娅·汉克回顾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三篇文章,认为恩格斯当年的反思促使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中寻找一种方法来替代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注]
  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俄共全会作出了相关决议,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就列宁的历史地位、列宁的思想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纪念列宁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俄共认为,列宁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立者和苏联的缔造者,他为争取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从资本的剥削下获得解放、开创一个没有战争和民族压迫的新世界贡献了毕生精力。[※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总结了列宁的理论贡献,认为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以及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此外,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对党建理论、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注]奥地利劳动党发表声明,认为列宁提出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指导方针和民主集中制的指导方针,在民族问题和国际主义、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革命运动的战略战术、哲学问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注]
  2.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始终是国外左翼关注的议题。弗雷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深刻论述。她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种区分于(并依赖于)“政体”或政治秩序的“经济”;一个区分于(依赖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经济生产”领域;一种区分于(并依赖于)幕后占有关系的剥削关系;一个区分于(并依赖于)非历史的外部自然物质基础的人类活动社会—历史领域。当前资本主义存在三种危机趋势: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危机趋势、生态危机的内在趋势、政治危机趋势。[※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促使国外左翼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大卫·马修斯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下的医疗制度,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霸权力量,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西班牙、希腊和英国的卫生系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重组,其特点是公共资金减少、普遍主义倒退、共同支付增加和私有化,医疗保健越来越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商品。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医疗体制改革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广大民众。[※注]伊恩·弗格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起源、传播方式以及它在全球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程度,是由以下因素塑造的:全球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逐,西方各国政府对疾病的反应(或缺乏反应),以及现有的分歧和不平等。[※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南北差距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许多国外左翼学者认为南北差距是一种全面整体性的差距,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淼研究员通过分析整理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正确了解和看待南北差距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价值和意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注]
  3.对种族资本主义的批判
  近些年,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再度兴起,种族资本主义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概念框架之一,也成为西方左翼学者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2020年5月,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美国有150多个城市发生抗议和骚乱,甚至一度引发了全球67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在此背景下,《每月评论》推出了种族资本主义专刊,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发展。福斯特认为这场大范围的抗议行动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瓦解。[※注]美国卡尔顿学院非洲研究和政治学助理教授施特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组织和扩张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在本质上是以种族为导向的。他把现代美国的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化为一种种族分层的政治经济,它由战争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积累、统治征用和劳动力的过度剥削构成。种族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反种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注]美国查普曼大学副教授莉莉亚·蒙佐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种族化结构,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资本主义的种族化问题。由于缺乏医疗保险,黑人发病率过高,他们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这种压迫制度。[※注]
  4.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讨
  社会主义问题一直是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并不断引发广泛讨论。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南希·弗雷泽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生产领域的变革,还必须变革生产同使其成为可能的幕后条件的关系——社会再生产、国家权力、外部自然和财富形式。这些条件存在于资本的自身循环之外,又在资本可及的范围之内。[※注]《每月评论》编委因坦·苏万迪认为,面对全球经济中美国产量的相对下降,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劳动贵族阶层明显衰落了。与此同时,广大工人阶级面对经济停滞、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格局,受到越来越多的剥削,生活条件全面恶化,导致期望值降低。这些物质关系的时代性转变所产生的历史阶级背景,使全球左翼见证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受到世界瞩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外左翼人士纷纷表达了看法。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进行系统思考基础上形成的广泛综合体,是21世纪杰出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它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维护社会公平、自由和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回应这些挑战的最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和实践指导,是构建全面性战略及确保其实现的关键,鼓舞各国人民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而斗争。[※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前主席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认为,社会主义要实现复兴就要打破旧观念和习惯思维的禁锢,不断革新;中国在这个方面作出了表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和习惯思维,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关键所在。中国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为解决现在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新问题提供了参考答案。[※注]意大利《21世纪的马克思》主编安德烈·卡托内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制度优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强大的控制和隔离疫情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能够充分积极地、有纪律地、有意识地遵守中国政府的指令;如果没有领导人和人民之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非常牢固的纽带,疫情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注]
  5.国外左翼发展现状和重大实践活动研究的新进展
  (1)北美、欧洲地区左翼研究
  金融危机后,美国左翼思潮呈现一些新特征。有学者认为,美国左翼思潮涌现出的不同观点既相互叠加又相互融合,一些主要左翼思潮尝试从理论诉求转换成行动方案。此外,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出现复兴的迹象。[※注]有学者撰文分析了当前美国左翼存在的问题,认为美国左翼话语体系多元化、动员方式网络化和选举力量分散化共同导致了美国左翼内部的分裂,致使其影响力有限。[※注]有学者介绍了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指出法国左翼学界从多视角阐释共产主义,创新了研究路径,形成了一些对西方社会复兴共产主义观念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特别是关于过渡阶段、国家消亡、政党引领等命题,存在严重分歧,这也成为当前法国左翼促进共产主义复兴的困点。[※注]另有学者介绍了法国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认为不论是法国左翼学者的理论构想方案,还是政治势力的具体实践方案,虽然都对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探索,但他们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层面,而在具体实践中,也并未超出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框架。[※注]
  针对当今南欧出现的左翼民粹主义现象,有学者译介了雅克·比岱的研究,指出新兴的左翼民粹主义把自己视为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并用“人民”代替了传统的社会阶级的概念。这一思潮认为,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已被右翼政党吞并。因此,对民众而言,“集合左翼反对右翼”的战略已经行不通,只能“集合人民反对寡头”。[※注]2020年1月,西班牙组建成立实行民主制度以来首个左翼联合政府。就执政以来的各项措施与行动计划看,西班牙新政府更侧重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更多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夯实民意基础。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组建的联合政府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由衰转盛。[※注]还有学者研究了近年来崛起的比利时工人党,认为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战略的指导之下,比利时工人党制定了一系列既彰显党的政治立场、身份特征,又严谨务实、灵活多样的行动策略,使之成为西方共产党普遍发展困境中最具生长潜力的力量。[※注]
  (2)俄罗斯、中东、亚洲地区左翼研究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左翼运动目前存在问题,认为21世纪以来,俄罗斯左翼政党之间基于思想理论分歧、斗争路线迥异以及面临众多内外挑战等原因而不断分化,形成了如今“一大众小”的分散格局,也造成了俄罗斯左翼运动的规模缩减、矛盾加剧,策略调整、重心转移,社会关注度减弱和政治影响力衰退等后果。[※注]有学者总结了当前中东左翼政党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特征,认为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中东左翼政党必然要开展政党外交,也决定了中东左翼政党的地区性交流与合作以进步事业和政党发展为主要内容。虽然受西方国家中东政策影响,中东左翼力量内部存在分歧和差异,中东左翼政党之间既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但是,这种交流与合作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注]
  2020年度,国内学者对亚洲地区左翼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探讨了21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认为斯里兰卡各主要左翼政党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有三种:议会斗争为主,“街头政治”和“工人罢工”为辅。斯里兰卡左翼政党还丰富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类型,出现了“人民运动”“平等权利运动”等形式的社会运动,反映出斯里兰卡民众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呼声,也表现了左翼政党争取政治话语权和民众支持的勇气和智慧。[※注]有学者通过总结21世纪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不断暴露的情况下,韩国左翼运动开始调整斗争战略,使左翼思潮在与现实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呈现新格局。托洛茨基主义、清算主义、新左翼、基本收入理论等渐渐成为新格局中的重要流派;韩国左翼社会运动开始出现深化和联合的趋势;创新性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左翼社会工作者和理论家的重要内容。[※注]还有学者撰文介绍了当代印度的纳萨尔运动,指出20世纪90年代进行重组的纳萨尔派革命力量在印度中东部地区形成了“红色走廊”,改变了偏僻农村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纳萨尔运动是毛主义革命在印度的一场实验,它希望通过组织化的革命和暴力斗争建立崭新的社会秩序。[※注]
  (3)拉美地区左翼研究
  2020年拉美左翼出现新变化。10月18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选举。23日,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院宣布,左翼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以绝对优势获得大选胜利。有学者就选举之后玻利维亚的政局走向和新政府的未来挑战做了分析,认为刚刚获得选举的执政党还面临着经济、社会、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的挑战。能否保持国家的稳定是应对上述风险挑战的前提条件。[※注]
  还有学者撰文分析了巴西左翼政党的发展前景。目前,巴西左右政治力量依然在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中,相互关系仍未定型,未来政治格局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博索纳罗领导的极右翼保守主义政府来说,首要的考验是如何提高可治理性,推动经济增长,解决民生问题。而对于巴西主要左翼力量劳工党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劳工党存在继续发展的机遇。虽然劳工党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它依然是巴西左翼的主要力量。它拥有大约150万名党员和一个制度化的全国性组织,得到本国最强大工会联盟“劳工统一中心”(CUT)以及“无地农民运动”在内的许多社会组织的支持,且在国会两院中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劳工党拥有东山再起的雄厚资本和实力。但另一方面,劳工党面临如何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的严峻考验。[※注]在即将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2019年之后,反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运动在拉美地区不断蔓延,拉美左翼政府、左翼政党、左翼领导人、左翼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应对拉美右翼势力增长和新自由主义回潮的对策,在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持续反击和批判的同时,继续探寻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方案。[※注]
  三 学科发展需改进的几个问题
  (一)国外共产党研究方面
  国外共产党研究学科在2020年取得了一定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程度的拓展。学科队伍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特别是一些有较好外语水平的科研人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功底经过积累更为扎实。但是,国外共产党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是要有历史前瞻的眼光。在研究国外共产党的时候,要将其放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中去研究。二是国别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学界按照国别进行的国外共产党研究偏重于情况介绍,而对其理论发展变化的研究跟踪相对薄弱。国外共产党都有各自的网站、报纸、理论期刊,但其每年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鲜有体现。此外,有很多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参政议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新的经验,也需要做深入理论总结和分析。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培养共产党人律师,从法律层面为党参政议政服务,还与300余家企业开展社会主义企业建设合作。三是目前的研究比较孤立,把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国内国际环境当中展开深入分析还有待加强。国外共产党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国别的具体国情有全方位的认识,把共产党放在其本国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背景展开研究,当前国内学界在这方面尚有欠缺。四是比较研究亟待加强。比较研究可以横向了解各个国外共产党的状况,有利于在比较中发现各个共产党的特点和共性,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相对较弱。五是整体性区域研究亟待加强。区域研究具有重要性,有些地区,由于具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区域整体状况也亟待国内学界掌握。六是关注面亟待拓展。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陷入低潮,国外共产党力量变小变弱,对其进行的研究也减少,有些地区、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多年未见跟踪研究成果。
  今后的国外共产党研究,还需要相关科研人员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断积累,厚积薄发,不断充实、深化本学科的研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五月风暴”的结束以及资本全球化引发的西方社会问题的集中凸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和现实使命发生了转变。有学者甚至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已经“终结”,也有学者否认这一观点,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发生了相应的“转场”,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了一种理论逻辑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推进其后续研究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终结”还是“转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应作广义还是狭义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思潮是何关系等问题均没有形成普遍共识,这也构成了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障碍。未来还应着力在这些方面下功夫,突破研究中的理论瓶颈,取得更多共识。
  二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多一些严肃的理论反思,而不是盲目地追随潮流。随着“后”学研究和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相较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逐渐沉寂下来,这反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充分时间进行学术沉思。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直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一些理论思潮做科学的评析和思考。
  三是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要培育更多有实力的研究团队,积极与国外学者和研究团队展开交流对话。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并不多,且面临新老成员难以接续的困境,有些团队已经开始“转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再度勃兴,急需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加入,实现研究团队新老队伍的接续。同时,也要积极与国外学者和研究团队进行沟通交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动态,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入发展,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三)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方面
  国内的国外左翼思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一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的研究还不均衡,一些重要的左翼政党、左翼运动和左翼思潮并未得到及时和深入的关注。比如,东欧剧变后的一段时期,非洲社会主义全面衰落。但是,根据苏塞克斯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学者们的研究,非洲抗议事件在2010年到2011年间急剧上升,在许多非洲城市中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近些年,非洲出现了抵抗资本主义运动,引起国外左翼学者的密切关注和研究。但国内对这些左翼学者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导致鲜有这方面的介绍和深入研究。
  二是国外左翼思想研究领域较为宽泛,需进一步明确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和主题,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应主要立足于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加大对国外左翼思想理论重点问题的评析力度,从而深入认识和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此外,国内目前的国外左翼研究大都是停留在追踪式介绍层面。在延伸的和深入的思考方面,是非常不够的,亟待在客观梳理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的同时,加强对其研究力度与对其未来走向的判断。
  三是学科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学科研究人员较为分散,相关领域研究人才较为缺乏,从而影响了整体研究效果。应进一步整合国内研究团队和资源,加强学术交流,与其他相关学科配合发展,影响和带动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国外左翼研究领域,以形成较为稳定、可持续发展、能够体现学科特点和优势的人才队伍支撑。
  (执笔:于海青、周淼、陈爱茹、王雪冬、郑萍、张莉、禚明亮、秦振燕、唐芳芳、雷晓欢、覃诗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