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在抗疫举措及成效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愈发彰显。在这一背景下，加之2020年恰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国内外学界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审视与批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与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共运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学科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一）学科发展与重要学术活动概述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面临巨大挑战与危机，抗疫举措乏力，长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加剧，社会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更为凸显。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还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和人力援助，中国、越南等国的经济也稳步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这种状况也使得两制关系的新态势备受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也在这种新态势下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2020年度，受疫情影响，许多国际研讨会都无法召开，但国内学术界仍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

　　2020年7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新书发布暨202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研讨会”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围绕“世界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分析与展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大主题展开。百余位与会专家就全球抗疫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格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世界共产党发展的新态势新特点、抗击疫情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新冠肺炎疫情与两制关系的新态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交流。

　　2020年8月21日，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承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与教育现代化、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探索及其启示、列宁的人格风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列宁主义的哲学创新、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0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20年年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此次年会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联合举办，主题是“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大意义”。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多角度探析及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重大议题。

　　2020年11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暨《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此届论坛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百年大变局”。大会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研讨，来自尼泊尔、俄罗斯、越南、英国、乌克兰、意大利、日本、黎巴嫩、老挝的13位国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线上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贡献与世界意义，百年大变局中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挑战与发展前景等。会议还发布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9—2020）——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六）》和《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第六辑。

　　2020年11月21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承办的“恩格斯、列宁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学术前沿论坛暨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40周年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恩格斯、列宁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对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态势进行了探讨。

　　2020年11月26日，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承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围绕传承和弘扬恩格斯崇高科学精神、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恩格斯的精神风范感悟真理力量、恩格斯的党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习恩格斯的军事科学思想、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科学评价及其当代启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0年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与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厦门联合举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国际共运”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分别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国际共运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态势、新变化、新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国际共运学科的发展等议题做了研讨。

　　2020年12月29日，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20年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与会专家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四个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全球治理与世界左翼、左翼政党的新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二）热点问题及研究成果

　　2020年度，本学科对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组织和人物，当代资本主义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进了本学科的发展。

　　1.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2020年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对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贡献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从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的总体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释。主要著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研究员主编的《恩格斯思想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和文章《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辛向阳研究员的《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的《学习和继承恩格斯的光辉革命遗产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的《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及其当代价值》（《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和著作《永远的恩格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2.列宁诞辰150周年

　　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学界发表了多篇著述对列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从不同视角对列宁及其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如姜辉的《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探索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伟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绝不能丢掉列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盛发的《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建立》（《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等的《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经济纵横》2020年第12期），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教授等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俞良早的《关于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等等。学界对列宁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列宁及其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的总体评价，二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三是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研究，四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五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此外，学者也对列宁的青年教育思想、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观、共享发展思想等思想进行了阐释。

　　3.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内涵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与广泛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2020年度，学界从意识形态、劳资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总过程、价值运动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剖析。主要著述有：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黄再胜教授的《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邓伯军教授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宏潇的《后危机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双重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等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兼论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莹教授的《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赵泽林等的《数据与资本：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及其批判性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剖析，学界认为，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改变，只不过剥削手段更为隐蔽和精巧。

　　4.新冠肺炎疫情对新自由主义的检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资本主义国家持续蔓延，与其长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重大关系。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造成破坏，使其在疫情冲击之下陷入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而且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恶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安东等的《新冠病毒、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讲师王鹏权的《新自由主义迷思的破灭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方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慧君教授等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调适——兼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弊端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美国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主编、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新冠肺炎与灾难资本主义（COVID-19 and Catastrophe Capitalism）》，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特聘教授大卫·哈维的《新冠肺炎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亨利·A.吉鲁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瘟疫”》。学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抗疫不力、政治腐败、经济金融脆弱和意识形态极化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亟须变革而无计可施的窘境。

　　5.新冠肺炎疫情下两制关系的新变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危机。学界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为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疫情大肆蔓延。疫情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愈发凸显，而长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更造成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不断深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抗击疫情中表现优异，向全世界更加鲜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兴趣。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资本主义的治理困境，社会主义的抗疫成效，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制关系的走向，学界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姜辉主编的《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汇集了对德国、美国、匈牙利等近20个国家的20余位前政要、共产党领导人、学者等进行的专访。这些国外人士认为，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不尽相同，其背后折射出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对待人民生命权、生存权的本质差别、凸显了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高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欲立副教授和陈学明教授的《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元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中海教授等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进入高潮的原因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黄相怀研究员的《论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困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兼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以及两制关系的新态势进行了分析。

　　6.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新态势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姜辉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在变革发展中走向振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9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侯军处长的《对世界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特征考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柴尚金研究员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党政研究》2020年第3期），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曹绿的《后疫情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现状、本质特性及其现实指向》（《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东德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汉斯·莫德罗著、李瑞琴和王建政译的《历史与当代视野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等等。学者们普遍认为，左翼与右翼力量此消彼长，世界范围内“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但总体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掌握着世界话语权，世界治理体系规则仍由西方国家制定。而要实现左翼阵线的广泛联合继而替代资本主义阵线，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世界社会主义虽加速复苏，但重启社会主义复兴尚需时日。

　　7.越、老、古、朝四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

　　2020年度，越、老、古、朝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在疫情发生后，朝鲜立刻启动国内防疫机制，并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大紧急体制”。在抗击疫情同时，朝鲜劳动党还召开多次中央级别会议，讨论了反腐败工作、巩固国家政权等重大问题。老挝迅速出台一系列防控举措，遏制疫情蔓延，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古巴依靠其全民医保制度和严格防疫措施，成功控制疫情。越南主动制定防控方案，多措并举，不仅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且2020年GDP增长率达到了2.91%。

　　围绕四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学界发表了多篇文章，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潘金娥研究员的《越共是怎样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7期），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越南社会科学院教授范文德著、金淑霞译的《论市场经济与越南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1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文等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以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2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付东的《朝鲜的“国家现代化”趋势》（《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朴东勋的《近期朝鲜劳动党中央会议透露了什么》（《世界知识》2020年第1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的《古巴的政治体制改革》（《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廷的《古巴医疗外交的特点、动因与意义——兼论新冠肺炎疫情给古巴医疗外交带来的契机》（《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韩晗的《古巴社会主义进程与“更新”：国家制度构建的视角——兼评〈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修订版）》（《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

　　（三）学科发展特点

　　一是学科涵盖面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和组织的研究，还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动态的跟踪与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土化、时代化的研究，以及对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发展的研究与跟踪。通过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研究，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愈发丰富，学科的现实针对性越来越强。

　　二是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推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高质量之作。由姜辉、潘金娥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是国内唯一关于国际共运研究的年度发展报告，出版两年来已获得国内学界的认可，皮书的总报告已翻译成英文、越南文和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和越南重要期刊上发表，全书的摘要和目录也被新西兰等国外共产党网站刊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二版）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作了介绍和分析，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发展历程、功过得失作了客观评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了展望。《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每年出版一部，对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是学术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常态性交流机制已经形成。经过多年的建设，本学科已搭建了比较完善的学术交流平台。如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两个全国性的学会每年都会召开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学科人员的交流和学科成果的推广。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倡议发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和“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举办的学术年会等，也已成为本学科的品牌性论坛，对推动学科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交流、扩大学科的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一）关于恩格斯和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2020年11月28日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4月22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国内学术界召开相关会议以及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对恩格斯和列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对恩格斯和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恩格斯及其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倡导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变化的时代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彻底践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宗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大众化，为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通向马克思主义搭建阶梯。[※注]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系统的。他提出了工人阶级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有了阶级基础；起草了第一个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宣言，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政治基础；阐明了两大基石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他不仅撰写了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而且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原则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等。恩格斯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在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方面，有学者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恩格斯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科学的前瞻性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性质和一般进程的学说。[※注]有学者指出，恩格斯是和马克思并列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与奠基者，一生为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恩格斯协同马克思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他对工人阶级和现实社会进行了研究，写下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五个一”；恩格斯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基石、政党理论、革命理论、国家理论、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理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八大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恩格斯开展了十次主要的理论批判，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进行了坚决斗争，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斗争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规律。[※注]有学者探讨了恩格斯晚年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时代价值，从批判与反思、论证与建构、创新与发展的三重维度，探究恩格斯晚年书信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确定下来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注]有学者探讨了恩格斯晚年发展党内民主思想及当下启示，恩格斯晚年正值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需要及恩格斯自身理论的成熟与对革命实践的反思，鞭策着恩格斯对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作出新的深入思考。他主张党员都应是“普通一兵”，推崇全体党员平等地位；要求落实好“已通过的东西”，强调党的制度切实执行；强调“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反对个人崇拜；倡导坦诚“批评”和“争论”，营造良好党内民主氛围。深入理解恩格斯晚年这些发展党内民主的观点、主张和设想，对于当下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注]

　　关于列宁及其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价值。有学者指出，列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没有改变列宁提出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根本性质和总主题。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遇到的历史难题的解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列宁的党建学说没有过时，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重温列宁的建党学说更能体会其真理性光辉。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重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从列宁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念里获得精神力量，从列宁的著述中获得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注]有学者指出，在弥漫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纪念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具有特别的时代含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纪念列宁，在于从列宁的“革命者人格”中汲取更多的政治能量，借以推进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事业，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实践性、扩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影响的世界性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揭开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波澜壮阔的精彩序幕。[※注]

　　（二）关于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研究的新进展

　　201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学术界从共产国际创立的历史必然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中国革命中的功与过及其现实启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鉴于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020年学术界对共产国际研究的热度依然不减，并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观点。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国际联合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轩传树研究员等论述了国外左翼对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进行国际联合的形式、可能性等问题的讨论。他们指出，国外左翼关于如何重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并未达成共识。大致看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以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形式来重建联合；二是明确表示目前重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尚不成熟；三是认为当前重建联合的形式应该更为多样。[※注]

　　关于国际联合的形式，有些国外左翼主张以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形式来重建联合，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应采取何种组织原则的理解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土耳其左翼学者菲克雷特·巴什卡亚（Fikret Başkaya）在“共产国际百年：从共产国际到未来世界党”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而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是无法做到的。因此，讨论是否应该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他认为，共产国际式的世界共产党及其要求每个成员党步调一致的规定早已过时，联邦制的形式才是目前更为实际的选择，未来的新国际组织应该类似于第一国际，能够接纳不同类型的政党与意识形态。而土耳其革命工人党领导人松古尔·萨夫兰（Sungur Savran）虽然赞同以国际组织的形式重建国际联合，但他对“新国际”的组织原则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作为世界政党，应遵循民主集中制，而非联邦制的原则。共产国际是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在国际舞台上的体现，而新的国际组织应将“第四国际”的奋斗目标与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相结合。[※注]

　　有些国外左翼认为目前重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尚不成熟。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其主办的国际研讨会最终声明中指出，目前缺乏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大规模、有实力且愿意承担起组建新的革命中心责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为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理论领域和实际工作中协调各党力量进而共同行动仍是必要的。在理论领域，应坚持将反对机会主义看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各种国际场合加以落实；在实际工作方面，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推动各国群众性抵抗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会斗争的国际化，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并扩大其影响力。总之，各党间的密切交流与互相协助是在国际范围内加强共产主义力量的必要条件。[※注]美国左翼刊物《雅各宾》特约编辑洛伦·巴尔霍恩（Loren Balhorn）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目前重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时机仍不成熟。理由是，目前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从长期的政治沉寂中有所复苏，但是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仍未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直接威胁。当前点燃大众对社会主义热情的是从事改良活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非共产国际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国际成立百年后的今天，与其直接学习共产国际的政策，不如借鉴其在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经验：将国际主义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并仿效前辈社会主义者追寻理想的严肃性和献身精神，以日常斗争中的具体胜利来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并为未来事业的更大进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也要吸取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联合时，既要强调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开明的思想和谦虚的态度，以避免重蹈共产国际的覆辙。[※注]

　　有学者认为当前重建联合的形式应该更为多样。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张以内部沟通以及国际会议的形式来重建联合。该党在报告中指出，为应对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危机，工人阶级有必要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但是相比共产国际成立时，当前的全球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已拥有更加丰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验。因此，当前各党之间合作的中心问题应是分享各国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与历史经验，合作的形式应以内部沟通以及国际会议为主，而非回到旧有的共产国际式的“世界共产党”形式。各国党必须尊重其他党在本国斗争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选择，既要对兄弟政党领导的斗争给予支持，又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注]

　　可见，国外左翼政党、左翼组织、左翼学者在深度分析当今世界的新形势、新发展、新阶段的基础上，对于国际联合的形式等虽然未达成共识，但是都主张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国际联合，来积极应对来自资本主义的联合攻击，进而不断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三）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新进展

　　列宁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尤其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新变化的考察，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许多学者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1.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列宁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及矛盾的深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定义，并详细阐释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特征及历史命运等，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贡献，学界普遍给予了肯定。姜辉指出，列宁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顾海良认为，列宁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科学理论，同时提出并推进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教授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列宁创造性地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科学预测到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为俄国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回答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曾遇到过的新的时代问题。[※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赵敏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王金秋讲师指出，列宁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竞争必然导致生产集中和垄断，并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垄断，从而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注]

　　从实践意义来看，列宁通过对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指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作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等正确论断，极大地唤醒了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自觉性。[※注]基于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列宁将帝国主义理论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现实结合起来，为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与20世纪初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引起了学术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当代适用性的争论。不断有人对列宁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列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甚至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

　　我国学者通过对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内核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普遍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基础的揭示，对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分析，对我们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千千讲师和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炳元教授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核心论断没有过时，仍是理解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最佳视角，也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佳起点。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的垄断和全球性统治依旧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痼疾，决定着帝国主义的最终发展趋势。[※注]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列宁的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实质提供了思想理路。他指出，金融化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由西方金融资本所推动的金融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在全球展开。列宁在当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他不但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根源与特征，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后果——金融危机。列宁的金融危机理论使人们清晰地看到，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资本的垄断联系在一起的。[※注]

　　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认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历史阶段仍然没有终结，它所造成的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而人类前景只能是战胜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变化，资产阶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再生产为目的、靠动产与不动产的高额利息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以剥削广大劳动服务阶级和发展中国家人民为统治基础和前提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与政治经济学理念是永远不会变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注]

　　还有学者指出，列宁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宁波大学杨瑞和李包庚教授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协商对话的方式代替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但其殖民扩张本性仍然没有改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试图摧毁人类和平发展大厦。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很大缓和，但是仍然处于合作与对立的矛盾中。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从单纯的土地、资源占有变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平演变。国际关系发展仍然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遵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注]吉林财经大学韩艳红副教授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于分析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透彻分析其内部的根源和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导火线，但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经济结构金融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美国控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美元霸权等原因造成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美国向外转嫁危机，本质是帝国主义美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发展道路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反映。[※注]

　　在肯定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当今资本主义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剥削手段的隐蔽化，超级剥削的全球化，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矛盾的加深，等等。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学者们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下，形而上学地照搬照抄《帝国主义论》中个别语句和表述来解决现实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注]但只要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本质不变，只要垄断资本主义必将朝着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辩证特性不变，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核就依然有效。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当今世界的时代问题与列宁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能苛求从他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坚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内核，同时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实现新的理论创造，无疑是对待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确态度。[※注]

　　（四）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关于两制关系和世界格局的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推动了世界格局和两制关系的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当前局势作出如下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注]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许多学者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两制关系和世界格局进行了研究，积极探讨了世界格局与两制关系的新态势。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利于推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大国关系的重构，进而推动了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也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国际秩序造成新的冲击。参考消息网推出了“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专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主编的《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汇集了对德国、美国、匈牙利等近20个国家的20余位前政要、共产党领导人、学者等进行的专访。学者们围绕这一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刘建飞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对国际格局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只是使其沿着原有的轨迹加快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将从三个方面影响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是使大国政治格局加快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方向演进，促进国际权力由“一超”向“多强”转移；二是增强非极化的发展动力，促进国际权力由大国向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三是加快国际政治地理中心由欧美向东亚转移。三个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最终将促进更宏观层面的国际格局——非西方化——的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实力消长带来复杂的影响，但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国际格局演进的大趋势，特别是大国政治格局不会走向两极化。[※注]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疫情后的全球新秩序等问题指出，在疫情彻底得到控制之前，世界经济会在三方面发生深刻改变，有些甚至是永久性的。第一，需要近距离接触的行业很难彻底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第二，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措施不同，有的严防死守，有的松散随意，这会给全球抗疫带来不同影响。第三也是最明显的变化，逆全球化、供应链本地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会发生深刻变化，这些都会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疫情会重塑世界经济，疫情过后，国家间经济和贸易联系会被削弱，各国经济也会更加内顾和封闭。[※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三大逻辑特征：以规则霸权工具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正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恐难避免，并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注]

　　也有学者分析了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指出疫情重创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疫情让经济全球化面临一大突出矛盾：互联互通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义，但防疫抗疫又需要隔断人之交往，这便增加了各国施政难度。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会加快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结构的调整；二是一些国家政策会转向内向发展，减少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三是一些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出现调整，促使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注]

　　2.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推崇金钱至上的原则，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实行紧缩政策，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导致西方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瘫痪，推动了财富、收入、权力等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很多学者尖锐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罪魁祸首。

　　朱安东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抗疫不力、政治腐败、经济金融脆弱和意识形态极化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亟须变革而无计可施的窘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与政治国家结成同盟，不断解除资本增殖束缚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从旧的系统性危机走向新的系统性危机的过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干预，不是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在挽救新自由主义和尾大不掉的金融寡头。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垄断资本与无产阶级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博弈。在新自由主义系统性危机中酝酿的极端意识形态，很有可能成为比新冠病毒更具杀伤力的“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本是偶然事件，但截留别国物资、股市多次熔断、负油价、经济衰退以及种族矛盾冲突等一幕幕闹剧和悲剧接连上演，表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性矛盾正进一步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正进入新阶段。[※注]

　　张慧君等学者认为，对当代资本主义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且会引发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政府治理失败等多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西方国家面临着多重危机，并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新自由主义体制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破坏使西方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陷入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西方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金融化，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萧条。疫情的冲击使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加速集中，劳资关系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暴露无遗并被进一步强化。疫情的冲击迫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理念、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做出必要调适，但这些调适并不能终结新自由主义，也难以根除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注]

　　3.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应对揭示了两种制度的长短优劣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抗疫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不仅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还成为全球经济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西方国家疫情的失控，加剧了种族、阶级、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两相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学者们在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还对两制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的《大流行后的世界》一文中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地缘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倚重于中国的战术和行动。胡利奥指出，西方世界的实力下降在七国集团（G7）面对危机的无能中凸显。“G7”正在迈向“G6.5”的路上。罗马更多地望向了北京，而不是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美国的手足无措造成的空白正迅速被中国利用其在抗疫斗争中的成功填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应对疫情的领导者，向各国援助医疗用品、派遣专家团队、分享经验信息、加快科学研究，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占据美国地位的认识。中国推动下的全球援助运动也凸显了欧盟自身的弱点。[※注]

　　学者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应对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展望了两制关系的前景。王元指出，世界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中国的崛起造成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漫长低迷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则加剧了这一变局，国外左翼力量对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判，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疫情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不能用疫情危机掩盖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国外左翼力量通过比较各国在疫情中的表现，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对反华种族主义、极右翼与可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成为抵抗政治倒退的重要力量。[※注]

　　原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定向于满足人们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了满足自身营利目的所宣传的那种需求。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将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纳入少数股东的钱袋，而是以公平方式施惠于所有人。”[※注]也有学者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所做出的调整很可能会延续以往的发展轨迹。很多政府出台的救助措施都是迫于危机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所作出的交易性、临时性的策略选择，而不会利用危机进行更具变革性的制度转变，也难以从根本上撼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支配性地位。在危机结束后，许多国家很可能会恢复原状，等待10年或更短的时间后迎来下一场危机。[※注]

　　（五）当前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发展阶段特征的研究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彰显。

　　1.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治理失序形成鲜明对比

　　南京师范大学学者王志强、梁钦从两制关系对比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具备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影响甚至直接控制国家政治，普通大众不仅无法享受国家发展成果，其自身安全和利益还常常受到威胁，因而各种抗议示威不断，社会乱象频出。[※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资深演讲撰稿人大卫·里特于2020年5月20日在《时代》周刊发表的《美国的新冠病毒危机是民主的失败》一文也证实了这一论点。该文分析了美国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代议制政府功能的演变、企业与金钱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揭示了当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未能顾及广大民众利益、导致平民大量死亡等问题的深层原因。[※注]

　　2.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使社会主义制度永葆政治底色

　　有学者认为，人民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立场，不仅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意蕴，也是新型政党制度运行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基本出发点，它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基本立场与终极追求。[※注]

　　有学者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人民性”，实质上就是制度内蕴的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性和实现其利益的真实性、广泛性与持久性的体现。这就要求党的执政和国家机关施政，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此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人民作为实践主体彰显的，也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注]，体现了制度的人民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在公共危机面前，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要集中人民的力量，只有切实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真实关切，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合作，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磅礴力量。[※注]

　　3.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提供重要引领

　　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整合资源、协调利益、解决矛盾，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党的领导制度是统揽性制度，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之源。[※注]

　　另有学者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国家治理最大的掣肘是力量分散，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政党制度的功能就是妥善调节政党关系，各国政党制度调节政党关系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各不相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创新实践，使政党关系充满活力。[※注]

　　4.通过制度创新自觉适应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要求

　　对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贯性一直是一个难题。有学者指出，由于各政党轮流执政，执政党倾向于从自己的政党利益出发，只做对自己政党有利的事，很难在国家最大化利益上达成共识，政策具有较强的短视性和狭隘性，且容易受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绑架，很难想象能够为国家制定未来30年乃至100年的奋斗目标。[※注]

　　好的制度必然是遵循了内生性演化与自觉性建构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与适应性在权力交接时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权力交接的乱象。有学者认为，处理制度的延续性与发展性、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关系，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党和人民作为国家制度自觉性建构力量，对制度能动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对制度运行客观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能力。[※注]

　　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期，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不确定性事件大大增加，世界进入高风险期。特别是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将打压遏制中国的崛起作为战略性目标，拉开了新一轮世界权力争夺的序幕。[※注]这也对未来权力交接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进展

　　1.越南“内外兼修”，加强自身建设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学术界围绕越南革新开放的重要内外因进行了积极探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阐述越南共产党反腐斗争经验时指出，越共特别强调要防止“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要把建设“真正革命的、日益廉洁和稳固的党”作为奋斗目标；要围绕德才兼备、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核心内容，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组织机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紧跟科技革命潮流。[※注]与此同时，越南共产党对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给予了极大关注。人事工作非常复杂困难，更加敏感，它关系到个人名誉、政策制度等，容易滋生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必须按照科学、严谨、公平和客观的原则来进行。在选拔干部过程中，必须以个人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效率和个人威望等条件作为主要衡量标准，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创造心情舒畅的环境，形成团结统一的力量；决不让那些不符合标准、不具备能力的人进入国家机关，以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注]

　　在此基础上，越共为应对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加大正面宣传教育的力度和广度，加强越共党员干部尤其是战略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纯洁党的运动”，提高越共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他们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和错误言论的辨识能力，制定《党员干部惩戒条例》等规定，加大教育惩罚力度，让越共党员干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高警惕。[※注]

　　越南共产党革新30多年来的执政和领导实践证明，在民主社会中，党的权力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力量的权力，而国家权力是组成国家的人民的权力。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明确与加强，同时也应注意，党的权力和国家权力不能混为一谈。执政党的权力是政治权力（制定路线方针），国家权力是社会调控权力，是组织和管理社会。诚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和革命时期），当坚持和保卫国家政权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时，就有必要统一党和国家的权力以执行特殊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这是一个客观要求，但只适用于特殊时期。革命时期的转变意味着要实施相应的新的革命任务，党和国家有必要根据新的革命时期的性质、特点和要求重新分配权力。[※注]

　　哲学上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越南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越南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迈进的引领力量，宽广的视野也是提升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有学者从越南如此大力度、大幅度地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出发，分析越南最近10年来革新开放的新探索。当今世界外部环境愈发复杂，越南通过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回应全球化、坚守全球化愿景、探索自身经济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态度，是勇于探索的改革魄力和前瞻性眼光，是使越南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够占据先机的新思路，同时也应重视，这种改革思路是由外向内倒逼式改革，可能需要承受一些风险和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实惠。[※注]

　　越南逐步谨慎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取得了成效。越南在革新之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如今已经与世界上18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政策的成就有助于越南发展市场经济，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得到其帮助和支持。越南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注]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1年1月26日至2月1日召开。会议除选举阮富仲再度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产生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外，还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越南要建成发达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与世界强国“比翼齐飞”的愿景。越共十三大提出，越南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不断加强越共党建战略，完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战略，坚持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战略，探索“弯道超越”发展战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安全稳定发展战略。[※注]

　　2.老挝“正本清源”，加强党建并巩固与中国合作

　　有学者沿历史逻辑，在梳理老挝人民革命党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回望中总结了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建设经验，指出老挝人民革命党立足本国国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和凯山·丰威汉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确保党能够纯洁、坚强、稳定。[※注]

　　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贴近当下老挝社会发展的特点，显示出了极大的治理弹性和制度弹性。在党建方面，老挝人民革命党强化政治意识，提升政治站位，坚定全体党员干部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各级党员干部都必须做到立场坚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目标、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主观主义和急进主义。强调要从工作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各级党组织在各领域的领导能力，深入贯彻和落实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细化各领域和各层次的具体工作，做到各司其职、有原则地做好各部门的工作[※注]，锻造了一支坚强的领导力量。老挝人民革命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措施的决议》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目标任务、主要举措作出了具体规划，狠抓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思想意识、对人民的负责意识和服务意识教育，把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日常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注]

　　在中老关系方面，两党两国的兄弟关系映射出超越西方地缘政治传统观念的中老亲密关系定位。老挝作为率先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不仅是中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合作文件，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与示范者。两党两国的高度共识，生动地诠释了“兄弟”二字的深刻价值和现实含义。[※注]

　　3.朝鲜积极加强法治建设，在困境中谋发展

　　朝鲜经济转型开始后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呈现多元化趋势，因此迫切需要健全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社会。近年来，朝鲜领导人多次强调法治观念和法治建设。金正日最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金正恩也十分重视法治建设。2019年4月，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表示，“朝鲜一定要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强化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根据现实制定法律规章和规定，更加细分化、具体化和科学化与时俱进地进行补充修订”，“全社会要发扬遵纪守法的风气，树立守法意识。废除双重制度，坚持法律适用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慎重性”。[※注]

　　为推广法治，朝鲜开始注重完善法律法规、宣传守法意识，逐步推行依靠法律规章来管理社会。2000年至今，朝鲜修订或新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对于社会关系中的大部分领域都用法律来界定，特别是对于市场行为中出现的私有物品、知识产权、继承、公民权利、经济权限等予以承认和保护，加入了许多带有市场因素的法条。

　　2020年是朝鲜实施“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收官之年，也是其五年战略的决胜年。2020年伊始，朝鲜劳动党发布2019年12月28—31日召开的第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勾勒了朝鲜“新道路”的蓝图。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正面突击战”。全会并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而是动员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来保障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全面提升了国防自卫力量的地位，更加凸显朝鲜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决心。[※注]然而，朝鲜面临的发展环境并不友好。长期的国际制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接连发生的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使2020年朝鲜经济遭受重创。2019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因受国际制裁影响，下滑至2013年即金正恩执政初期的约40%，而2020年又下滑至2019年的约30%，全年总额不足10亿美元。

　　为应对阶段性发展困境，克服国内经济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有限等不利因素，2020年10月5日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80天战斗”。首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国家紧急防疫工作，彻底坚守防疫战线，确保“80天战斗”的胜利；保证到2020年年底前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向受灾群众提供住房助其顺利过冬；积极推进今年要进行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且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要在年底之前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注]

　　2020年的9个月之间，朝鲜劳动党召开了10多次中央级别会议，会议讨论了抗击疫情、反腐败工作、巩固国家政权等重大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人事机构调整，突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进一步确立了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建构，在灾难中重整旗鼓，重新规划战略路线。党的会议直言不讳地指出朝鲜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朝鲜领导人打破传统、直面现实、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领导风格。[※注]

　　2021年1月5—12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是在半岛和平进程迟滞不前、美国政府换届以及国际制裁、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等多重压力造成朝鲜经济严重萎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加强党内监管力度。与此同时，“整饬整顿、巩固充实”成为八大经济政策的主方向。八大强调五年计划基本主题依然是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朝鲜认为，未能科学制定战略目标、科技未能在经济领域发挥牵引作用、未能及时做好整顿经济工作体系和秩序是总结七大时得到的教训。[※注]

　　4.古巴继续推进“更新”，在左翼联合中提升国际地位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政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谋求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国际社会对古巴道路和古巴模式的独特经验和世界历史意义给予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启了古巴独立自主谋发展的崭新历史，更极大地鼓舞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拉美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民族民主革命，古巴革命从生产关系层面彻底扫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势力，为古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铺就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古巴共产党在古巴革命、建设与更新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古共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是支撑古巴革命顽强生存的重要原因。[※注]

　　自20世纪70年代起，古巴党和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制度化”更新。进入21世纪以来，古巴党和政府审时度势，不断深化古巴的政治体制更新和经济社会模式更新，使古巴不仅顶住了美国的经济制裁、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还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近年来，古巴党和政府坚持探索本国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古巴已踏上了一条在变革开放中坚持、在巩固和发展中完善的社会主义道路。[※注]2019年，古巴经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并颁布了若干关涉党和国家全局的新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落实模式更新纲要，古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领域的调整有序推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得到持续关注和改善，模式更新的理论化工作也不断深入。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在回顾革命胜利60年来的经验与成就时，更对古巴模式更新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有着深刻的认识。未来，能否有序化解经济领域的深层矛盾将直接关涉古巴模式更新的全局。[※注]

　　国家制度的构建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古巴制度“更新”的现实动力。[※注]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重启“赫尔姆斯·伯顿法”，“庞大邻居”针对古巴的扩张性战略使古巴面临新的地缘政治考验。与此同时，古巴社会主义长期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和国际主义的外交原则。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古巴不仅依靠其专业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自身抗疫取得显著效果[※注]，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对外医疗援助。作为一个长期遭受美国封锁的岛国，古巴克服重重困难，展现出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赞誉与声援，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例如，古巴以医疗援助方式，向拉美各国提供“奇迹手术计划”，使许多拉美民众重见光明。近年来，古巴与地区其他左翼国家交往密切，并积极致力于地区一体化与团结。古巴和委内瑞拉通过上述行动赢得了地区民众对左翼力量的好感，助推了左翼运动在拉美的发展。[※注]

　　三 学科发展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越来越强的引领作用，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国际共运学科也得到更多的重视。但从总体来看，本学科仍处于比较薄弱的境地，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由于本学科的研究包含多方面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只有通过对这些领域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全面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前景，所以，在将来的研究中，这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其次，通过各种平台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机构力量的整合，加强集体攻关能力。目前，国内研究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学者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学者人数并不太多，而且分散在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效整合这些研究力量，对于共运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来看，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牵头编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力量有一定整合，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将来，这种集体攻关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最后，学科研究的创新性需进一步加强，以形成因应时代发展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既涉及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更包含对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通过历史与现实相对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建言献策并提供学理支撑是本学科研究的现实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推动学科研究的不断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特征、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顺利发展。

　　（执笔：邢文增、王子凤、刘海霞、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