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0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理论界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座谈会，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梳理和评价。

　　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座谈会等纪念活动。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天津师范大学主办，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11月6—8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2020年年会”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年会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重庆师范大学主办，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重庆市高校党建研究咨政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协办。年会聚焦“历史大变局：非常规形势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11月21—22日，“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发展论坛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论坛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发展论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11月26日，“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承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11月27日，“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人文交流学会联合主办。12月6日，“第十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主办。

　　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界出版了许多资料汇编、专著和论文，对恩格斯的贡献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回顾。主要有：姜辉主编、辛向阳和苑秀丽副主编《恩格斯思想年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顾海良《永远的恩格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何毅亭《纪念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习时报》2020年11月25日），姜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光明日报》2020年11月30日），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顾海良《恩格斯的思想、精神与风范——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期），等等。

　　通过各种研讨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深切缅怀恩格斯的不朽精神，宣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执着信仰和坚守捍卫。同时提出，纪念和缅怀恩格斯，就要更好地阐发、传承、发展他的理论，进一步练好内功，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空间，在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回应世界变化和中国发展中的时代之问，不断开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新境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不懈奋斗成就中华民族伟大事业。

　　第二，以列宁诞辰15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理论界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座谈会，对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梳理和评价。

　　为缅怀列宁的生平事业和历史功绩，重温列宁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程中所展现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的认识，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2020年3月28—29日，“列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社会哲学与大众传播学院联合举办。4月19日，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开创新时代的源头活水”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5月23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社会哲学与大众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列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俄“列宁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行，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社会哲学与大众传播学院5位专家出席了会议。8月21日，“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承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主要研究成果有：俞良早《列宁十月革命重要思想重释》（红旗出版社2020年版），杨金海《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的研究——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兰州学刊》2020年第10期），苑秀丽《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朱继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贡献和启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文化软实力》2020年第2期），何萍《走出列宁思想研究的“冷”与“困”——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而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等等。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和在哲学观、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等领域的理论创新，认为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全面把握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20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重大问题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其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传播过程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及其内在统一性，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意义。学界2020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的研究等方面。当然，也有学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题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党建史等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相重合，在此就不再赘述。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应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完整历史，研究它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的发展趋势及其基本规律。这一角度也是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首选角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研究，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来龙去脉，揭示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顾海良教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特征与学理依循》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脉相承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不断演进的过程。恩格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概括为科学性和革命性，列宁根据时代发展丰富这两个特征的内涵。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认识的升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逐渐被拓展和深化。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作出新的概括，即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理论特征的发展，也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注]辛向阳研究员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具有鲜明的守正创新品格。守正就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创新。[※注]西安交通大学燕连福教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域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在“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的统一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炳元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体性继承和系统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始终如一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化了人们在新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注]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有学者回溯了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探讨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院郝立新教授通过对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回望，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贡献在于：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对以往旧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整体性超越，以及对新世界观形成的整体性推进；二是通过深入拓展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建构；三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现实和思想理论的变化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要的补充和完善。[※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金海教授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阐释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他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大众化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志民教授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的吕增奎和鞠俊俊采用对话的形式，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发展。[※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史，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2019年11月由清华大学和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首批20卷）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1期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首批图书出版座谈会笔谈”栏目，并刊发了与会专家的发言，介绍了出版情况以及此部丛书出版的意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艾四林教授介绍了出版该丛书的缘由以及该丛书的编写框架。除了导论，各个读本均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原著考证部分，包括对原著作者写作、文本主要内容、文本出版与传播情况的考证性介绍；二是译本考证部分，包括对译本、译者翻译过程、译本主要特点、译本出版和传播情况的考证梳理；三是译本考订部分，包括对译文的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一些重要的术语进行比较说明，对错误译文、错误术语和错误印刷进行查考、辨析和校正性说明；四是原译文影印部分，主要收录完整的原著译本，同时作为附录收录前人关于该书的完整译文。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这部丛书用历史通考的方式是对老一辈工作的肯定，同时，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认为，该部丛书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中国社会的情况，深化党史国史的研究。姜辉研究员认为，这套丛书的问世开创了我国大规模收集、整理、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经典文献的先河。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认为，这套丛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新阶段。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张卫峰认为，这套丛书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研究。[※注]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有关学者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与传播，介绍了近代革命者如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刘师培等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摘译和推介，指出这一时期的翻译和研究往往是零碎的、片段式的，甚至还有曲解和谬误。紧接着介绍了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组，着手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此外，还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以及《资本论》的赓续翻译出版。[※注]也有学者介绍了中央编译局五次修订《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情况。[※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桁林研究员专门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就思想研究思想仍有可取之处，文本时序是主要依据，因素分析是辅助手段，后者不可能喧宾夺主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这已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共识。但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要史论并进、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警惕发展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危害。[※注]

　　也有学者从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董振华教授指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都在与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作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坚持、学习、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要以斗争的精神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精神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本真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银传教授和张顺凤博士研究生认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恩格斯的多部著作和多篇书信都对教条主义展开了严厉的理论批判和严整的理论澄清，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对深入揭示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危害、科学掌握恩格斯对教条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注]

　　（二）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研究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始终具有理论重要性的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不断宣扬的“马恩对立论”“马恩差异论”在相关的研究领域造成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也加深了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点的割裂性判断。2020年，中国学术界，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背景下，总体上呈现了对于马恩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系统反思，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对立论”，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批判。

　　以“马恩对立论”为立论的专题。武汉大学哲学院李佃来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为什么是错误的》一文中，从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和自然—历史关系三个视角出发，对马恩对立论的基本论断和历史沿革进行剖析。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在反思和批判自第二国际至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马恩对立论”最主要的做法，是无限放大和拔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上的差异性，并将恩格斯论定为以自然辩证法为理论前提的直观唯物主义者或自然唯物主义者，从而以此来反衬马克思作为一位重历史、重实践、重人道的哲学家的伟大形象。与具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本体论倾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这种“抑恩扬马”的对立论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上，也可以说提出了一些突破教条的、颇有价值的新见解，然而我们更要看到，这种对立论不管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上提出了多少新见解，它也完全是建立在对恩格斯的严重误读和“矮化”的前提下的。它不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思想关系遮蔽起来，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而且对人们研究恩格斯的思想也具有负面的引导性。所以，从根基上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学理基础并肃清其消极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注]

　　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细致研读来解析马恩对立说的历史性错误。扬州大学商学院炎冰教授撰文《重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文本价值——兼评西方学者所谓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对立”说》，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思想对立，以消解作为有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惯常手法。这些方法虽然在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如说他不过是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释者，甚至还剽窃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观点，而马克思则因其在经济上给予的慷慨援助而无奈地做出了牺牲。具体到自然辩证法论域，从学理上界说二者对立并形成一股思潮的，则是由标示为“弑父”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率先开启的。而如果要破解“对立论”命题，真实呈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立意的意义原像，就必须回到文本的创作语境及其意向性期待之中，以理解恩格斯的真正创新。利用辩证法的逻辑，结合当下的科学成果，把从天体演化到地球运动，从无机物质存在到有机生命过程，从低等生物的行为表现直到人类精神活动状态，都纳入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中予以理性化处理，使之类别化、序列化进而系统化，以表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性与有机整体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自然画卷的描绘而凸显自然界发展规律上的铁的必然性，最终用来佐证、反衬乃至预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同样体现为一种铁的必然性，这也便是为什么恩格斯会将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关联起来的缘由。基于此，所谓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的“对立”说便不攻自破了。[※注]

　　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进行比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学胜教授在文章《在差异中共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关系——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比较》中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或差异论的语境下，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研究体现为观点不一甚至相互对立，没有合理阐明并评价二者的真实关系。秉持思想史研究态度，借助细致的文本比较可以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领先于马克思，促进并推动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马克思则在哲学高度优于恩格斯，应当在哲学逻辑和经济学批判逻辑相互作用的视域中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及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差异中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具体而言，如果说恩格斯领先于马克思，那主要是就其率先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深刻启发马克思而言的；如果说马克思领先于恩格斯，那主要是就其实现了对以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为代表的旧哲学的突破而言的。也因此，只有在经济学逻辑（主要受惠于恩格斯）和哲学逻辑（受惠多重资源）这双重逻辑相互作用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巴黎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这里的哲学逻辑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而是建立在感性对象性活动或劳动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推动了其哲学批判，而哲学批判反过来又深化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不是如恩格斯那样停留于费尔巴哈哲学立场和经济学批判逻辑，而是更为深入地将其新世界观与经济学批判逻辑相结合，得出了与稍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基本思想。但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能如此迅速而深入。在根本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有着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立场，又有着各有侧重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因而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的那样，他们二人是紧密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抬高其中的任何一个而贬低另一个都是错误的。[※注]

　　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理论反思。南京大学姜迎春教授等在文章《1995年以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重大问题研究述评》中提出，近年来关于马恩思想关系的争论，其根本在于学者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论断所秉持的原则和立场。几乎所有关于此议题的争论，背后都隐含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因此，在整个相关议题的争论研究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便被置于前提和基础的地位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中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定性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还根据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学界关于这一论断的争论可以具体分为这样三个问题：其一，哲学存在基本问题吗；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吗；其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吗。由于这一论断是恩格斯提出的，所以，对这一论断的否定性回答，其实质便是站在马恩“差异论”或“对立论”的立场。反之，则是站在了马恩“一致论”立场。不容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很多的阐释，这些阐释既不是对马克思的简单教条复制，也不是别有用心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错误歪曲，而是基于时代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之双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去恩格斯化”或“去马克思化”倾向的实质都是想要“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基于原著和文本的解读和诠释，不反对采取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可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科学原则。断章取义、胡乱拼贴和张冠李戴的随意曲解绝对不可能“回到马克思”，这种研究只能是一种非法的僭越。[※注]

　　（三）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内容最丰富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研究重点。传统上理论界认为《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认为“《资本论》内容极其丰富，除经济学内容外，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注]近年来，众多学者从哲学视角对《资本论》展开解读和诠释，乃至一些学者提出“从根本意义上看《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观点，从而引起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2020年度，学者们围绕这一争论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形成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坚持正统看法，认为《资本论》从根本上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2019年底到202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常庆欣副教授合作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质疑了《资本论》根本上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观点，重申《资本论》是一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注]他们指出，在把《资本论》“哲学化”的众多观点中，最典型的是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注]。张旭等认为，说《资本论》是存在论，仅仅在概括的层次或水平上是成立的，但这种成立仅仅是就叙述而言，仅仅是在把深入研究倒退到浅层的描述的意义上的成立。《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是通过模糊马克思使用的某些概念、曲解他的经济学方法、歪曲某些引文的含义实现的。在分析层次上，这种论证从现实退回到概括程度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这使论证呈现出表面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消解掉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遮蔽了《资本论》中隐藏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资本论》哲学化，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既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的进展，而丧失其客观性。张旭等指出，在典型的《资本论》哲学化论证中，有一个重要论点的论证，即认为《资本论》考察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研究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资本论》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注]。张旭等驳斥了这种论证，认为这种研究把物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表现、掩盖与支配的多维关系，简化为一种缺乏解释力的单纯的掩盖关系，把以物（商品）的关系为“中介”的人的相互依赖的历史阶段，呈现为用抽象概念就足以描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资本论》所做的哲学化解读只有使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水平上才能够成立，它不会为我们理解《资本论》中的核心思想提供应有的帮助。

　　第二种观点坚持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针对张旭等的质疑和驳斥，陕西师范大学雪婷讲师给予了回应。[※注]雪婷回顾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是为了回应物质利益难题，而对这些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入剖析是他构建新哲学的内在驱动力。雪婷指出，张旭、常庆欣离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动机探讨《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因而忽视了《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任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造成了对《资本论》存在论解读的“存在”概念、“现实的历史”与“存在”的关系以及《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误读”。雪婷的结论是：第一，《资本论》是马克思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哲学理论任务的深化和发展；第二，《资本论》所建构的新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构成《资本论》方法的理论基础；第三，《资本论》正是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因而，《资本论》是一部深度关切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遇的哲学著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二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卜祥记教授认为，《资本论》具有多样化的理论定向，并在后世解读中呈现出经济学、哲学、政治哲学等多样化的阐释维度。作为两种最具有影响力的阐释方式，对《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定向和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不仅各具理论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当基于经济学理论及其技术层面的《资本论》研究致力于完善与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基本性质认知的差异性，所以在《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解释方案。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呈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并实质性地彰显《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而要立足于唯物史观以确立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则必须首先明确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指向，即唯物史观是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是服务并从属于《资本论》研究课题的理论创立，真正的唯物史观就存在于《资本论》中。这是《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理论定向。就此而言，《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注]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对《资本论》这一伟大的经典著作的理论性质的认识，这种理论争鸣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资本论》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他还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显然，说《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更准确。至于说《资本论》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视角研究《资本论》可以丰富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是必要的。其实，任何理论著作都有特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持，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定它是哲学著作。

　　（四）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技哲学观的当代运用研究

　　恩格斯晚年的代表性著作《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地位。恩格斯将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视域，其中所蕴含的科技哲学观念，也在当代的科学发展、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在纪念伟大革命导师的光辉思想的文献当中，《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以恩格斯的科技思想指导当前的“绿色发展”实践，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璐教授等提出，《自然辩证法》作为恩格斯成熟时期的重要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思想及以自然为核心概念的辩证法的内涵、机制等进行了集中表达，这成为辩证法纲领性的原则，伴随着马克思主义而广为流传。恩格斯尽管以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但绝非将辩证法限定在自然科学的领域，辩证法也绝非简单地成为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其中蕴含的整体性、有机性、和谐性、社会性等思想亟待进一步阐释，尤其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的视域下诠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深刻内涵。可以说，绿色发展就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代的理论延展。绿色发展理念在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传统中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和实践的有益补充。[※注]

　　针对西方学界广泛存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术争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章印教授在文章《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回顾了从20世纪早期直至21世纪的今天，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所受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内学者的否定。在这一理论阵营，他们或者认为辩证法本身只是方法，并没有本体化的自然辩证法，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却把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本体化了；或者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但是事实上，在作者看来，反对以及有些支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都误解了其“自然”和“辩证法”的概念。恩格斯的“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实践化自然，其辩证法是从实践活动出发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广义对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包括概念和思维本身中的对话、人与实践化自然之间的对话以及实践化自然本身中的对话，其研究方法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对象化自然和形而上学对话而指引出来“自然辩证法”的实践化自然和辩证对话。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一种“自然诠释学”。[※注]

　　以《自然辩证法》在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领域的学术影响为核心关切，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伟教授撰文《西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维度和最新进展》，认为自然辩证法广泛地处理因果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辩证法问题。正是通过马克思的影响，并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它们一起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发展而来。恩格斯实现了批判和解释科学，而这是他的前辈们所没有做到的。在日常工作中，那些坚持遵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人会发现自己更能掌握特殊调查的细节联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作出的是一种“元理论”贡献，旨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触角延伸到自然领域，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其意图也引起了西方学界的争论，学者们从文本的编辑历史、自然科学特性、实地案例论证与哲学范式的创新等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争论形成的原因以及恩格斯的意图，证明了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性。这些研究为规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在科学的概念和实践的生产过程中采用辩证的框架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注]

　　聚焦于新的科技发展对科学与人文关系提出的新问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军教授等认为，纵观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演变过程，经历了“原始的自发的统一”到各门科学的精细化分科，这一过程是科学与人文间“对立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但从科学与人文的本质、内在逻辑及遵循规律看，二者具有走向“统一”的可能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供了依托唯物辩证法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但囿于多重条件限制，这一尝试未能实现。然而，21世纪的“大数据”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技术性工具和操作性平台，为人们沿着恩格斯推动科学与人文走向统一提供了可能，科学与人文融合发展的新世界图景也正在加速来临。[※注]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凡教授与程海东教授指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以自然和自然科学为反思对象的哲学著作，其目的是要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泥淖里拯救出来，以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因而，《自然辩证法》具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阐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蕴含了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和辩证科技思想。《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是克服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武器，是指导新时代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日益成为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人和劳动的异化。在现有生产方式下，人们只关注科学技术能带来的最近的有益效果，完全忽略需要积累和重复才能显现的结果。因此，只有对现有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连在一起的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才能避免科技的异化，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力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注]

　　（五）列宁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批判方法研究

　　近年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等阴魂不散，借机生事。其中，民粹主义在全球局部地区政治动荡、整体经济形势低迷、部分民众生活品质降低等因素的刺激下，有趋于抬头的态势。特别是在欧美地区，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英国公投脱欧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民粹思想色彩浓厚。就国内而言，中国正经历史上未有的社会变革和伟大实践，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活跃，一些错误思潮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拖住中国前进的步伐。民粹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研究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正确应对民粹主义，消除其负面影响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列宁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批判方法来看，主要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哲学批判法。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孙秀玲等认为，列宁的批判具有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点。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落后、狭隘、反动的本质，他们幻想依靠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美化小生产者，并企图说服反动专制政府进行自由主义改良，暴露出小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真面目。列宁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肯定了早期革命民粹派的历史进步性，批判了自由民粹派抹杀对抗和斗争的调和主义，抨击了左派民粹派对落后社会制度的维护。最后，列宁还运用哲学批判的方法，揭露了民粹派“主观社会学”本质，指出民粹派不承认社会历史领域存在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认为所谓的社会形态只不过是由“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制定并积极加以实现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在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错误观点，进一步维护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注]

　　关于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也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他认为列宁从理论起点上对民粹派进行了哲学方法论上的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不将具有某种人性的个人作为起点，而是将现实的人看作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之相反，民粹派将想象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在理论上就陷入了唯心主义。李健分析了列宁从经济观点和社会制度上对民粹派的批判要点。针对民粹派提出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市场而缺乏生命力，因此俄国应该避开资本主义的观点，列宁从理论上说明了剩余价值在俄国实现的可能性，指出剩余价值的主要出路是资本化而非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资本主义正是在剩余价值资本化、生产迅速扩张与人民群众有限消费的矛盾中发展起来。按照民粹派的理解，生产直接受生活消费制约，那么会始终存在市场不足问题；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生产可以通过生产消费扩张，间接地并且归根到底地受生活消费制约，那么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可以在周期性的痉挛中发展起来。针对民粹派提出的乌托邦式社会制度的计划，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宗法性质的强制无法相容，除了产生巨大的矛盾，民粹派乌托邦不会带来任何其他东西。而且，民粹派对国家缺乏唯物主义认识，把它看成凌驾一切阶级的万能工具，因此堕入了机会主义的改良。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群众痛苦的根源，群众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摆脱痛苦，民粹派的改良带来的政治上的损害超过了经济上的收获。[※注]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孙秀玲等认为，学习与借鉴列宁的批判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理直气壮地开展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揭开错误社会思潮的伪装，彻底揭露其反动实质。我们对当代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要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揭开它的虚伪性，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剖析其不同时期的倾向性，揭露它们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反对以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二是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滋生的土壤。切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传播途径，既要倡导批判精神，提高群众的批判能力，又要深入分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裹挟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切实解决社会改革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大众话语的方式演绎出来，让马克思主义更“接地气”，让广大群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在斗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争夺群众的力量。[※注]

　　（六）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历了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包括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狭义来说，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主体地位的主体形态。从本源意义来讲，21世纪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理论品格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从发展过程来看，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中国，所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中国。[※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为推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注]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是始终坚持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方针方略，又对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提出明确要求；既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了深刻阐述，又明确了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大制度安排；既阐明了新的发展理念，又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既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又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出明确要求；既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了阐述，又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作出系统政策指导。这一切无不彰显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体现着知行合一、实践第一的内在品格。[※注]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也一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大繁荣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必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力和厚植丰腴的学术土壤。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一道，将在21世纪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注]这就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全面准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在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领会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原创性贡献，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领会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作出的新部署，真正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注]。

　　三 总体评述

　　总体上，2020年学术界、理论界借助恩格斯诞辰、列宁诞辰的契机，通过各种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回顾和评价了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同时，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已经进入了21世纪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近百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回应世界变化和中国发展中的时代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阶段。在今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不断开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正当其时。

　　（执笔：孙应帅、彭五堂、梁海峰、刘道一、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