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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自19世纪末以来经历了多维度的理论重构与实践演化，其内涵既根植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又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不断被赋予新形态。概念的泛化与视角的多元性也导致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知模糊。但越是如此，我们越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才是对帝国主义的较准确认识？多维视角下，如何把握帝国主义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

　　与此同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又有诸多政治经济事物及其概念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各种理论在阐述帝国主义之时往往借助它们来进行说明，由此形成了一个围绕着“帝国主义”的概念丛。在认知理论中，概念丛指的是通过语义关联、逻辑推演或经验联结形成的概念群组。在以“帝国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概念丛中，其他概念以不同的关联方式映照出帝国主义的特殊属性，从而构成理解帝国主义现象的理论坐标系。因此，通过对帝国主义相关概念丛的系统解析，从概念关联的学理阐释中厘清“帝国主义”的概念边界，借助多维透视还原帝国主义的结构稳定性和历史可变性——这种理论路径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对帝国主义观念及其现象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最大限度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并以此为框架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与当代国际秩序的深层矛盾。在帝国主义相关概念丛中，“帝国”“世界体系”“霸权”及“资本主义长波”是与帝国主义关联度较高、提及频率较多的，故本文选取这四组概念展开论述，以揭示帝国主义的多维特征、本质属性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延续性，并从“21世纪新社会主义”视角出发提出应对帝国主义的出路。

　　“帝国”与“帝国主义”无疑都用来表征对外征服和扩张的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现代帝国主义概念及其问题意识的产生，也主要来自对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剧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的探讨。但是，社会科学中经典的“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它们具有时间坐标上的非共时性。帝国与帝国主义存在以下主要方面的区别和联系：

　　1. 帝国的政治本质与帝国主义的复合性

　　“帝国”首先是一个政治单位，其核心特征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对领土扩张的强烈内在动机。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甚至大英帝国，帝国体系始终以政治控制和军事征服为手段，通过直接统治实现资源攫取。从本质上来说，帝国是建立在以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基础之上的，劫掠越多的土地，占有越多的人口，其财富来源就越充足，正如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说的那样，帝国的逻辑是一种“领土阶级统治（territorialism）”的逻辑或“权力的领土”逻辑。这种逻辑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统治的逻辑。

　　相较之下，“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其内涵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维度，融合了资本竞争、经济扩张与国家间的力量斗争。与帝国既强调帝国内部唯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又强调作为帝国体系中心的宗主国对附庸国或朝贡国的政治支配权力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有可能采取非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对外虽然也有通过领土兼并来实施直接的政治统治的殖民地，但还有主要依靠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维持的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后者通常在政治上、形式上独立而经济上不独立。因此，帝国主义既争夺“政治领土”，也争夺“经济领土”，且后者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核心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即体现为垄断资本的金融资本通过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暴力）实现全球范围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复合性使得帝国主义既继承了帝国体系的扩张逻辑，又呈现出资本驱动的非中心化特征。

　　2. 殖民帝国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分野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段的特殊性。“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笔者注）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现代帝国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19世纪末出现的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殖民帝国存在着本质差异。

　　殖民帝国以领土兼并为标志，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的占领，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资本帝国主义则主要通过金融资本输出、市场垄断和间接控制来实现支配，例如美国对拉美的“香蕉共和国”的干预。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从英国向世界各国扩展，资本积累逻辑不断加强，通过直接的暴力征服攫取领土和人口，从而获取资源占有财富，不再是唯一的方式。相反，在对外的殖民征服和扩张动机中，金融资本的积累需求日益上升为主要的方面，殖民帝国就逐渐向资本帝国主义演变。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一个过渡时期，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强既有在世界范围抢占殖民地的传统殖民帝国的一面，又有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来进行剥削积累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面。此外，资本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竞争焦点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这一转型也标志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

　　3. 非中心化与多元竞争

　　与帝国体系下只存在单一统治者与主导者不同，帝国主义时代呈现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多元竞争格局，这就是列宁引用霍布森的话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相互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19世纪末的英德海军竞赛、美西战争均反映了列强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争夺。这种竞争不仅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为20世纪的冲突埋下伏笔，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垄断组织的形成（如德国的卡特尔与美国的托拉斯）。

　　尽管金融资本在一国内能控制国家政权，但它也面临着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挑战和竞争。各国垄断资本集团间的竞争又往往导致帝国主义国家间全方位的力量斗争，最后上升为军备竞赛，这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由于英法两国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德日两大战败国被美国军事占领，外交上难以独立自主，与此同时，出于遏制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需要，西方国家（包括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统合起来，建立了资本主义反共阵营，欧共体的成立又化解了欧洲国家间传统的恩怨矛盾。另一方面，美国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也促使它极力终结殖民主义。这样，资本主义列强就不再为了势力扩张而抢夺殖民地，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彼此之间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但帝国主义的多元竞争并没有终结，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垄断资本集团仍然在世界市场上激烈角逐，致力于夺取更多的“经济领土”，在全球战略影响力和地缘政治上也仍然存在着竞争。

　　帝国与帝国主义的上述区别，意味着帝国作为具体实体，其政治统治比帝国主义具有更强的直接感知性，而帝国主义的资本统治是多元化的，也就没有统一的载体，找不到具体的面目，更多表现为一种关系性统治。同时帝国与帝国主义分别表征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形态也表明，帝国主义不可能蜕化回帝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帝国论”沉渣泛起，大有取代“帝国主义”理论之势，但“帝国”在这里不过是一个隐喻。西方许多右翼政治学者虽然极力鼓吹“帝国回归”“新帝国”，但他们将帝国主义的美国指为“新帝国”，至少相当于承认帝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属性。以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左翼则将这个隐喻用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强调资本的帝国凌驾于衰落的民族国家主权之上，否认“帝国”的实在性。然而，这个资本的“帝国”不再将民族国家作为承载主体，而是无形无边界，无所不在，也就意味着找不到反抗的具体对象，更找不到反抗的靶心，因而相应地只能诉诸同样面貌模糊的“诸众”（mass）作为反抗主体，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批判性。

　　如果说帝国对应着帝国体系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则对应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下简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与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都用来指称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不过，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时间维度的阶段性产物（垄断阶段），也是世界体系空间维度的权力投射。从世界历史的时空坐标角度，我们亦可以把帝国主义看作世界体系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性表现，它反映了后者的内在深层矛盾。

　　1. 世界体系的双重结构与新帝国主义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为分析帝国主义提供了空间维度框架。现代世界体系是伴随着16世纪初西欧商业资本和殖民征服力量相互结合，共同开辟世界市场的进程而开始出现的。西欧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构建了国际劳动分工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中心国家主导工业生产与资本输出，边缘地区（如拉美、非洲）沦为廉价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与商品市场，半边缘则介于二者之间。从这个角度，帝国主义可以概括为中心国家及其大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非中心国家和地区的掠夺与支配，无论是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政治力量来捍卫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维护和巩固本国大资本集团的利益。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和重新瓜分的领土几乎囊括了全世界，资本主义商业活动及国际分工也基本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范围，世界体系在这一时期完全形成了。这一体系具有“双重权力结构”，即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并存，它们分别代表着金融资本基于经济剥削和基于单纯的军事征服的不同统治方式。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体系分崩瓦解，世界体系二重结构变为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一重结构，但是在这个一重结构的世界体系中，中心-边缘关系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其手段指向非领土化因而更加隐蔽。帝国主义由此进入了被大卫·哈维等人称为“新帝国主义”的时期，典型地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经济全球化是以中心国家的产业资本输出作为先导，但根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政策驱动和主导的新一轮资本全球积累和扩张运动。它加速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但并未消弭中心与边缘的鸿沟。首先，与19世纪末中心国家资本直接掌握整个生产过程不同，20世纪末的跨国公司是将生产工序分割开并配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把每个地理空间的单个企业当成整个生产链条的一个价值创造节点。在由此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中，中心国家控制着产业链高价值区域，如技术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边缘国家则从事原材料供应、中间产品生产和成品组装。这种产业链分工就将边缘国家锁定于低附加值环节，从而更深地嵌入到不平等国际分工中，中心国家则通过金融、知识产权/专利、高端制造业来攫取丰厚的超额垄断利润。

　　其次，新帝国主义还通过“剥夺性积累”（如金融投机、债务陷阱）来实现金融资本增值和对世界市场的垄断统治。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并利用边缘国家资本短缺和债务增加的压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其开放市场。20世纪末以来，名目繁多的金融工具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使资本积累日益偏向于从这种快速流动性中获取巨额收益。因此，以中心国家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热衷于对不同资产-证券组合投资，不停地从一个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倒换成另一个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从一国国债倒换成另一国国债，从一种外汇倒换成另一种外汇，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将金融投资短期回报的战略作为企业治理原则强加给它们控制着股权和债务的企业，以“结构重组”和“减员增效”来决定着各国中这些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就业水平。一国一旦融入这样的金融自由化的经济体系，国家就会失去对本国通货的控制，确定汇率或利率以及产业政策就不能不考虑国际投资者的反应，乃至被迫服从所谓的“市场规律”（实质是金融投资者的联合力量）。与此同时，国际金融资本还通过信贷、收购、兼并、股权置换等资本输出形式，控制和支配了边缘国家的产业和金融部门，后者的优质公共资产（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被迫出售给了国际债权人和跨国资本集团，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心国家的支配地位。

　　2. 当代世界体系的矛盾深化

　　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矛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帝国主义时代表现为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如果说冷战时期，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的话，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消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就上升为了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

　　经过30年左右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分工体系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心—边缘”的矛盾集中爆发。为了纾解危机，中心国家纷纷转向超级量化宽松，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西方经济体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以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方式来稀释国家债务。增加的巨额货币并未帮助实体经济有效复苏，而是进入投机市场，一方面引发了国际大宗商品（石油、粮食、有色金属及煤铁等）价格陡然上涨，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成本和生活成本，使之难以应对高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集团以零利率的低融资成本募集的热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拉动后者资产价格大幅上升，而且加剧其生产过剩，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泡沫和出现硬着陆，并在泡沫破裂和股市暴跌的情况下被国际金融资本完成战略收割和控制。换言之，源于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体系转嫁给了边缘国家，边缘国家则由此承受着债务飙升与社会动荡。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主义的崛起，既是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转嫁长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结果，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道（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区域间合作共赢），标志着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关系的重大调整：中心国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如中美芯片战争）、联盟对抗（如北约东扩、印太战略）来维护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导权，边缘半边缘国家则寻求多极化合作以突破对中心的依附性发展。垄断资本为维持垄断利润，不惜加剧地缘冲突，高筑关税壁垒，实行经济脱钩，导致世界经济萎缩和停滞，这一过程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论断。

　　世界体系内在具有多种高度不平衡的关系，不仅包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异己的生产方式（如奴隶制、小生产）之间的不平衡、“中心—边缘”分工结构的极大不平衡，处于分工等级最高端的中心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这种中心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即列宁归纳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它指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和由此引起的霸权转移。列宁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1)因此，在帝国主义理论视阈下，霸权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多元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者，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有多个，而霸权国家只有一个。

　　1. 霸权更迭的历史逻辑

　　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更迭历史是长于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现代帝国主义历史的。早在15世纪末开启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商业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及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就不断通过商业殖民战争来争夺海上贸易霸权。依据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每一个经济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求按照新的经济实力对比来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而每一个经济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大资本灵魂的集中代表和体现，要追求在世界市场上拥有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的地位，就必然离不开军事、政治、金融乃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较量，较量的胜出者就获取了对世界市场和国家间体系的控制力，即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霸权国家为了维持巩固自身地位，还必然主导构建一定的国际秩序，制定一定的国际规则，以协调和平衡霸权统治下的矛盾。因此，霸权更迭遵循着“经济崛起—军事扩张—制度主导”的路径。例如，19世纪的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与海军优势建立“不列颠治世”；20世纪的美国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削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和掌握了西方军事领导权的基础上，通过在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等方面的领导权，创建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体系霸权地位。

　　与此同时，霸权并不是永久性存在的。每一个霸权都有其兴起到兴盛再到衰退最后终结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霸权周期。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体系霸权周期的时间尺度并不一致，没有形成严格的阶段对应关系。例如，资本帝国主义出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好处于英国霸权周期的衰落阶段，也是英国霸权逐渐向美国霸权过渡的阶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兴盛及衰落阶段，则对应着新帝国主义。经典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两个霸权周期及其周期阶段的差别，英国霸权的特点就与美国霸权下殖民主义的消亡、旧帝国主义列强间的联合、金融资本统治方式的改变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别，又影响甚至某种程度决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战略及策略的调整。

　　2. 单极霸权与多极化竞争的矛盾

　　多极化竞争不光包括帝国主义的多元竞争，还包括非帝国主义力量和反霸权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及霸权的竞争。尽管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但由于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存在，更由于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分治均势格局，致使它哪怕处于巅峰时期，世界至少1/3的地区不属于其霸权作用的范围。而建立完全的、真正的世界霸权，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就成为美国明确追求的国家战略，无论是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美国领导下的大国合作”图景，还是杜鲁门的声明“全世界应该采用美国制度”都反映了这一勃勃野心。冷战结束后，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作为与美国抗衡的另一极消失；另一方面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经由全球化向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推进，第三世界大部分被纳入这一秩序中，强化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统治，再加上经过雅尔塔体系的改造，其他旧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丧失了从政治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能力，这些因素都一度给予了美国成为世界单极霸权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目标却是与其他力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两极格局终结后试图推进的多极化愿景相悖的。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同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导致新的实力对比变化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东升西降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性崛起，不仅加剧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也相应地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上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意愿和行动普遍增强。包括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等国际机制，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区域合作组织，提出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积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提供自己的方案，这无疑对美国的单极霸权形成了很大的制约，也凸显了单极霸权与多极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守成霸权国与崛起国在经济、技术、规则、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博弈。这种博弈既可能引发“修昔底德陷阱”，也可能推动多极体系的形成。

　　3. 霸权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风险

　　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表明，霸权竞争、大国战略竞争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永恒的矛盾表现形式。而帝国主义国家对霸权的争夺，最后通常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新兴工业国（德国和日本）与既有霸权国（英国、法国）对世界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大国力量均衡的基础上。在均势条件下，为了调和霸权竞争的矛盾，大国缔结暂时的协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从而带来一定意义上的普遍和平。但是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列强之间矛盾的调和与合作往往是暂时的，几十年甚至百年和平与稳定并不反映为“长久”，而是霸权争夺的冲突和斗争间歇期。只要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还未终结，帝国主义多元竞争的矛盾还存在，就不能完全否定帝国主义战争再次爆发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美国霸权周期来说，虽然它首次实现了霸权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和对抗的约束，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去共同对付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的敌人——这是不同于之前的霸权之处，但霸权的内在逻辑，即对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遏制，意味着美国不能容许任何挑战者的出现，无论它来自盟友还是非盟友，这也决定了即便战争不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也有可能在霸权与其他挑战者、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及反霸权力量之间爆发。仅仅为了彻底压制竞争者，就会促使霸权主动挑起战争。更何况，美国对西方盟友的钳制和彼此之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从而也就不能排除从经济竞争转向政治对立和斗争的未来。而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采取了种种手段，包括以安全为由破坏全球贸易规则；滥用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任意干涉他国内政，挑起“颜色革命”或给予军事打击，颠覆他国合法政府，扶植傀儡政权；密切监听甚至胁迫和控制别国领导人和政治经济领域重要负责人等。这些手段暴露了其霸权主义的排他性，也使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陷入合法性危机。

　　历史还表明，霸权衰退期往往伴随着冲突升级，因为霸权衰退致使帝国主义多元竞争或多极化竞争更加激烈。例如，荷兰霸权在18世纪衰落引发了与英国、法国之间的多次战争；20世纪初英国霸权的衰落引发了一战；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看作进入了霸权衰退期，其严重的经济滞胀导致美苏对抗加剧。冷战出人意料地终结则仿佛历史的“神迹”，它使世界市场突然间扩大，重新平衡了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失调的经济循环，也挽救了美国霸权的颓势。而随着当下全球化退潮，美国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支配遭遇严峻挑战，其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美国霸权只能重回下降轨道。美国为打压和遏制被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正不惜在亚欧大陆两端挑动地缘政治对立，利用盟友体系围堵中国，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这种“阵营化”趋势与20世纪初的列强结盟高度相似。尤其是针对中国，美国已经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那么未来向军事战演进就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因此，需要警惕俄乌战争、台海南海紧张局势成为“新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兆。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又叫长周期）理论由俄国经济学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经济周期性长期波动，每个周期持续50年左右，由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组成。长波上升期表现为生产力的飞跃与市场的扩张；下降期则表现为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与金融投机泛滥。学术界普遍认为，资本主义自诞生并从1789年（或1793年）开启第一个长波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五个长波。现代帝国主义完全形成于1894—1913年这一第三个长波的上升期，这一时期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长波也是观察帝国主义特征的一个重要角度，它表明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长周期（尤其是长期性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长波下降期凸显帝国主义反动性

　　长波的下降期具有以下特点，在该阶段：经济景气期时间缩短，规模变小，大小不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频次比长波上升期更多、负面影响更为深重，使整个产业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明显疲软，并且由于停滞和萧条的延长变成了长期性的危机。但往往也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浪头。

　　帝国主义的反动性通常在长波下降期集中爆发。首先，经济危机和对长期性危机的应对本身就在强化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在长期性危机中，大量中小资本不断遭到吞没，也就不断地加强垄断的基础。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不亚于1929—1933年大萧条，也使1982—2007年这一第五个长波的扩张期向下降期转折。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另一方面却动用大规模资金（来自纳税人的高额税款）救助金融机构，而且主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反而促进了银行业和金融业的集中，大银行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自那以后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不过是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大众财富的洗劫，帝国主义政府将大量社会资源从普通民众手中转移到富人和金融寡头手中，不仅没有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反而拉大两极分化，成为全球化衰退的社会根源。

　　其次，垄断资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倾向于对外扩张与军事冒险。资本主义自身很难克服它已陷入的，哪怕是暂时陷入的社会经济危机，相反，凯恩斯主义以来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过是在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推迟延后，这样反而使社会经济矛盾更多地积累起来。而严重的危机最终都要向外输出，不是推动全球普遍陷入危机泥淖就是转化成军国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长波下降期的发展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第二次长波的下降期（1874—1893年），将近20年的长期萧条使得西方各国加紧对外抢占殖民地和资本输出；第三次长波下降期（1914—1939年），帝国主义竞争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殖民体系瓦解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第四次长波下降期（1967—1981年），经济严重恶化的美国不惜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基，而石油危机与“滞胀”催生了新自由主义及其向全球的扩张。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第五次长波下降期，全球经济的长期不振、世界市场的萎缩已经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的反动，包括各国右翼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回潮，保守主义政权崛起，并有可能走向法西斯化，致使大国对抗加剧，国际关系重新被强权政治和军事帝国主义阴云所笼罩。

　　2. 长波下降期催生的技术革命对帝国主义有双重作用

　　几乎每一次技术革命来临之时，都恰逢资本主义社会深陷经济危机的长波下降阶段，例如第二次技术革命爆发的19世纪末，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1873—1893的长期萧条中；第三次技术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当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正饱受着“滞胀”的折磨。而当下，我们也正在迎来被称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人工智能革命。因为经济危机既是对旧的产品、技术、产业形态的严重冲击和加速淘汰，也是新产品开发、新技术采用、新产业涌现的催化剂。金融资本大量从无利可获的旧产业部门撤离，并疯狂涌入有利润增长前景的领域，这一行动本身就是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推动了创新和技术革命的浪潮。诸多长波研究者都指出，技术革命是驱动长波从下降期转为新一轮上升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尽管长波下降期充满了危机，其催生的技术革命却会带来新的生产力跃迁，从而增强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为帝国主义提供续命可能。例如，尽管当前世界经济仍旧增长乏力，然而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也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有可能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列宁也强调，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并没有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正是长波下降期经由技术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反向支撑作用。

　　然而，正如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说：“帝国主义的标志……并不是生产力的衰退，而是伴随着这种增长而来的或掩盖着这种增长的那种越来越严重的寄生状态和浪费现象。”资本主义天生带来的最坏的浪费形式，就是错误地使用了现有物质和人类的生产力，即技术的创新、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并没有用来增加人类的自由，提高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福祉，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无用的、有害的事物的生产。由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所主导的技术革命由此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代表了物质生产力的完善的发展，这种生产力本身就具有把人类从强制操作机械的、重复的、单调的和意外的劳动中解救出来的潜在的能力。在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职业和收入的一种新的威胁，一种新的、强化了的焦虑、不安全感、回复到长期大规模失业之感、消费和收入周期性丧失之感以及精神上和道德上贫困化之感。”换言之，技术革命无疑会推动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发展。

　　对于当前我们身处其中的技术革命来说，美国对信息—数字技术的垄断，已经造就了向社会其他部分和世界其他国家榨取高额技术租金的“技术封建主义”样态，并由于数字技术的特点，严重阻碍创新向全社会扩散，“数字帝国主义”同时加剧了社会和全球的不平等。而绿色能源转型由中心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再次面临“绿色殖民”的风险。这表明，技术革命事实上在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帝国主义相关概念丛中，通过对“帝国主义”与“帝国”“世界体系”“霸权”和“资本主义长波”这些概念的关联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帝国主义在历史与当代语境中的多维特征及其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第一，与帝国不同，帝国主义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维度，呈现出以金融资本统治为核心、融合政治经济多重手段的复合性统治逻辑。第二，它根植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依托并不断重塑着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分工结构，成为资本积累在全球扩张的权力形态。第三，帝国主义内在地包含多元竞争格局，大国间围绕单极中心（霸权）展开的角逐是其显著特征。最后，资本主义长波特别是其下降阶段伴随的经济危机与技术革命，深刻影响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轨迹，往往加剧其寄生性和腐朽性。这些特点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断，这一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帝国主义的具体形态虽随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从早期二重结构并存的帝国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经济强制单重结构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再到21世纪主要呈现出“金融化”“数字化”“军事化”三重特征，即表现为美元霸权、主权债务陷阱和华尔街投机的“金融帝国主义”、表现为数据殖民、平台垄断和技术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以及表现为“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和地缘对抗的“军事帝国主义”这三种形式交织并存的复合形态，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金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全球性扩张与控制”。这种内核的稳定性，使得帝国主义的压迫本质及其引发的全球性矛盾（包括中心—边缘对立、危机转嫁和霸权争夺）并未消失，反而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退潮背景下，以更复杂、有时也更危险的方式延续，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得以更加凸显。

　　然而，正如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危机中也孕育着变革的可能。当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如经济长期萧条、社会不平等加剧、右翼民族主义和专制保守主义崛起、气候灾难演化为生态危机，既是帝国主义固有矛盾激化的体现，也为寻求超越帝国主义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此背景下，探索终结帝国主义时代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对立物，其当代理论与实践（即21世纪“新社会主义”）需要回应新帝国主义的复杂挑战。而中国作为21世纪“新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其探索经验已经提供了若干启示：包括通过国家力量规制金融资本（调控金融投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建设自主强大的金融体系），抵御金融帝国主义；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推动共同富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等等，从而在内部努力抑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构建更公平的社会基础。而在国际层面，中国倡导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理念，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发展导向的区域合作，坚决抵制新冷战与阵营对抗，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旨在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削弱霸权统治提供一种实践方向。在国际政治经济陷入动荡失序，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横行，人类又重新站在了“野蛮还是社会主义”十字路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可以也应该在反霸权和反帝国主义上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与责任。从根本上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警惕霸权更替的陷阱，又需要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方案——这或许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最好继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陈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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