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积极吸收西方思想，在思想层面与行为模式上力图实现彻底的“脱亚入欧”。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及其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思潮的形式最先传入日本，日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亚洲国家。与此同时，天皇制、家族制度和儒家伦理等传统文化仍然在日本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因此，日本共产党（简称日共）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日本实际相结合，充分利用文化为载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日本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颠覆性特征，与日本神道、佛教等传统文化的宗教性和神秘主义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天皇制度产生了根本对立。面对这种冲突和对立，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的传播，日共承担起了调和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的任务，致力于实现两者的共存。通过逐步调整传播策略、适应本土文化特点，日共逐渐构建出适合日本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与深入传播创造有利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环境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已经崛起为亚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持续壮大，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在国际舞台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推动了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促进了日本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于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发展与知识分子研究宣传的深入，日本政府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想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和抓捕，给日本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带来了难题。

　　第一，日本工人运动兴起推动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

　　19世纪末，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低下。为了改善自身处境，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和抗议活动。1901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日本社会民主党成立。该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政府取缔，但它为后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各地成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工人运动逐渐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日本政府对涉及共产主义的言论和相关出版物的打压愈演愈烈，反而激发了更多知识分子和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和传播热情。

　　第二，日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

　　19世纪末，日本知识分子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日本，在日本社会掀起一股翻译和介绍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文献的热潮。1898年，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村井知至等知识分子，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日本应用的可行性”为目的，组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希望通过深入研究，找到适合日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相继翻译出版。1903年，片山潜出版了《我的社会主义》一书，阐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并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主张通过劳工力量推动社会转型。这本书与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堺利彦与森近运平的《社会主义纲要》一道，成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后的思想文化冲突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促使人们开始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思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日本社会对平等、正义等价值观的重新认识，对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欧洲国家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即在维持天皇制、封建家族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基础上推进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极大的文化冲突与适应过程。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天皇制”的目标对立。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日本的天皇制度则是一种封建君主制度，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神圣化和绝对化的。这种制度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紧密相连，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民主相悖。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天皇制”的目标对立，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强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日本天皇制维护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调等级和特权，阻碍着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日本共产党要批判和废除天皇制度，正如1945年10月，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等共产党人在《赤旗》复刊后的第一卷第一号刊登《告人民书》一文，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建立基于人们意愿的人民共和政府”。然而天皇制在日本社会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民族情感，1946年新宪法中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象征。即使天皇没有实际政治权力，其精神影响力依然强大，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封建家族制的观念冲突。

　　“日本的家族制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强调等级关系与家族忠诚，这使个人的社会角色更多地依附于家族而非阶级身份”。这种家族制度的核心在于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对家族长的尊重和服从。日本的工厂和企业文化被家族制度深刻影响，强调忠诚与服从，雇主通常被视为家族长的角色，而工人则被视为家族中的成员。这种关系模式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被传统伦理所弱化，导致工人在面临不公时选择沉默或忍受，而不是积极寻求改变，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难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日共通过出版物、集会和教育课程，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家族制度下的剥削关系，鼓励工人超越家族忠诚，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日共试图打破封建家族制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束缚，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深入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文化的调适融合

　　面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阻力，日共深刻认识到，面对传统价值观、封建制度的束缚与政府的限制打压，必须通过策略上的调整和文化上的调适来降低日本民众的抵触情绪，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在这一过程中，日共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土问题相结合，通过灵活多样的文化载体，逐步形成了适应日本社会环境的本土化传播路径。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社会的具体问题相结合。

　　在农村地区，日共深入研究了“地主—佃农”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相结合。通过深入揭露地主对佃农的剥削行为以及佃农所面临的困境，日共通过出版物、革命歌曲和口号等形式积极号召农民团结起来，通过集体斗争来争取他们的土地权利。这种策略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贴近现实，增强了其针对性，使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阶层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在城市工人阶层中，日共关注工人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以及工人权益等问题。譬如，在经济危机时期，日共通过工人报刊广泛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强调工人阶级通过组织罢工和集体抗争来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这种宣传方式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社会矛盾中的运用。通过深入分析和解决农民和工人阶层的具体问题，日共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日本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家伦理中的‘仁义’思想，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与正义理念结合，以吸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通过这种文化调适，日共逐步将马克思主义植入到日本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本土化特征。二是将日本佛教思想中强调苦难与解脱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工人阶级困境及其社会变革的目标结合，挖掘二者内在契合之处。“日共通过借用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概念，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平等理论相结合，向工人和农民解释阶级解放的重要性”。这种方式有效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初期的“文化陌生感”，还为其提供了更广泛的思想接受基础。通过吸纳和改造传统文化，日共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使其摆脱了“舶来品”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接受和支持。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深入传播与发展，日共深刻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借助形式多样的“文化载体”，强化理论武装群众、增强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意识、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感染力和传播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打牢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以“出版媒介”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自日本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通过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动反战运动和反剥削的工人运动。二战后，日共宣传工作根据政治生态的变化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媒介成为日共宣传新思想、新成果、新策略的重要阵地，通过持续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为推动社会变革凝聚人心、增进共识、汇集力量。

　　第一，革命报刊的编辑与发行。

　　日共自建党之日起，便开始积极投身于创办各种工人报刊和杂志的事业中，《劳动新闻》《前卫》以及日共的机关报《赤旗》等刊物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这些刊物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报道工人运动的最新动态，通过生动的案例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劳动新闻》曾刊登大量关于罢工、工人集会的报道，通过记录真实的抗争故事，让工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以及团结斗争的必要性”。同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也采取创办机关刊物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思想，如唯物论研究会，其机关刊物《唯物论研究》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日共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等载体，及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与新动向，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1958年，日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自主制定了首部《日本共产党章程》，标志着日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七大召开以来，日共中央领导层积极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系列理论成果。其中，不破哲三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超过160部。进入21世纪，日共继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取得新的进展。2021年7月，在日共建党99周年之际，日共中央委员会所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对《资本论》进行了全面修订，并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了共12部新版的《资本论》。“在这些新版著作中，日共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新理论，包括‘马克思的新危机理论’、‘马克思的新资本主义灭亡论’、‘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等”。据此，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日共提出了一系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新策略。

　　（二）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文学艺术以其形象化、情感化和娱乐性的特点，能够突破文字理论的抽象限制，更直观地触及大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认同。通过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日共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文化表现形式，使其思想传播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为日本社会的左翼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第一，通过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唤醒工人阶级意识。

　　一战结束后，“金子洋文创办了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播种人》，叶山家树的《海边生活的人们》、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登上文坛”。随后，以1924年《文艺战线》创刊和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成立为标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逐渐成熟，并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占据了主流地位。“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通过描绘船上工人被残酷压榨的故事，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非人性化特质，以其强烈的阶级立场和深刻的现实批判，在工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之作”。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中提出：“我们的艺术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广泛地渗透到重要产业的大工厂的工人和农民之中”。在日本共产党长期非法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其内容较多地反映了工农群众的诉求，有效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大众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为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第二，通过无产阶级戏剧艺术增强思想传播的感染力。

　　无产阶级戏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通过舞台表演的直接互动，将阶级斗争理念传递给观众，增强了思想传播的情感感染力和说服力。戏剧艺术是日本接触世界文学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窗口，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了解和参与社会运动的空间。日本筑地小剧场和新筑地剧团创作了大量以工人阶级生活为主题的剧目，如《志村夏江》和《活着的士兵》。这些剧目通过描绘工人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表现了他们从屈辱到觉醒、最终联合抗争的过程，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为观众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场景。无产阶级戏剧艺术将传统日本戏剧的形式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合，通过高度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强化了阶级斗争的戏剧冲突效果，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观众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第三，通过无产阶级音乐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

　　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作为一种深受喜爱且广泛接受的文化形式，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凝聚力。日共支持创作了大量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工人歌曲，语言通俗、旋律易记，通过口口相传迅速传播到各地。工人歌曲《团结的力量》是其中的代表，通过歌颂工人团结与抗争的精神，激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无产阶级音乐不仅在工厂中被工人们广泛传唱，增强了工人的团结精神与革命意志，并且常常在各种集会和活动中成为激发力量、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手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传和深入人心。

　　（三）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仅依赖于文艺创作和知识传播，还通过广泛的大众文化活动逐步扎根于基层社会。基于多样化的大众文化活动，日共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枯燥的书本和知识传播中解放出来，融入工人和农民的日常文化实践中，显著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使其从少数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转变为工农阶级的共同意识。

　　第一，大众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

　　大众集会通常以公开演讲、讨论和表演等多种形式，围绕特定的社会议题或工人权益诉求展开，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递给参与者。在经济危机或罢工运动期间，日共常常利用集会作为动员工人的工具。在产业工人罢工运动中，集会活动通过歌颂工人团结和抗争的诗歌与歌曲，激发了参与者的士气和行动力，使集体抗争更具凝聚力。除此之外，在传统节日和社区庆典中，日共也通过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展览和游行，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节日的庆祝氛围中。在某些地方的秋收节，日共组织了名为“劳动者丰收庆典”的活动，通过戏剧、歌舞和互动活动，宣传土地改革和农民权益的思想。将革命理念融入节日庆典，提高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变得更加自然和愉悦。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在欢庆节日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

　　第二，工人俱乐部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场域。

　　在20世纪的日本，工人俱乐部遍布主要工业城市，为工人提供了集体学习和休闲的场所。日共通过在俱乐部举办读书会、演讲比赛和文化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读书会中，共产党员带领工人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并结合工人的实际工作环境进行解释，使理论的讲解更加贴近工人的生活经验。此外，通过组织音乐会和节日庆祝活动，创作和演唱具有阶级斗争主题的歌曲，增强工人阶级的凝聚力、提升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且有效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引入，更是与日本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深度结合过程。这种本土化的路径经历了对理论的再解读，以及通过文化载体在基层的广泛推广，逐步使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中开花结果。

　　（一）以“借鉴吸收”为手段，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创新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历程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一个持续与日本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过程。这一本土化路径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应性，也体现了日共在传播实践过程中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核心在于对经典理论的再解读。

　　日本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推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成为这一阶段的学术焦点。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以野吕荣太郎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在其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指出，“日本的资本主义与欧洲不同，它在维持天皇制和地主制的同时发展起来。这种‘双重结构’使日本的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革命策略必须适应这一独特路径”。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为日本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百多年来，日共立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日本实际问题相结合，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提出了“日本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社会论”等理论，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贡献。

　　第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还体现为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与共鸣。

　　在环境保护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日本传统的“自然和谐”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生态思维。这种思维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以及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和平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帝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主张，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深度共鸣，推动了和平主义在社会中的进一步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等内容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社交媒体和在线学习平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阵地，突破了传统教育和传播的局限，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范围。

　　（二）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

　　随着日本进入现代化的高度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领域的矛盾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在应对收入不平等、非正式劳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危机等问题上，进一步显现出其重要价值。日共及其支持者在新世纪的社会问题中，通过再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

　　第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派遣辞退潮”使大量临时工失去收入来源，陷入生活困境。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重新获得了社会讨论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汤浅诚等社会活动家，组织“反贫困运动”，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缓解贫困，迫使日本政府推出了“生活保护制度”等新措施以应对贫困问题。“这些运动强调政府需要通过税收改革和社会福利政策，减少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并在制度上重新分配财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和机制，也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第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1990年起，日本政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法律改革允许企业灵活雇佣大量非正式员工”。虽然这种政策在短期内降低了企业成本，但削弱了劳动者的权利保障。非正式员工缺乏稳定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劳动条件恶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易受剥削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泛用来分析劳动市场的不平等及其根源。劳动者组织和左翼学者通过揭示非正式雇佣制度中的阶级剥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许多行业，罢工和集体抗议重新成为工人反抗非正式雇佣的重要方式。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平等、不公正的逻辑，为劳动者的联合行动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

　　第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双重压力使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正式员工为核心，忽视了非正式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的需求，导致大量群体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左翼学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再分配理论，提出了实行“基本收入”这一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主张“通过税收改革和国家福利机制，为每个公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以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的不稳定性”。“最低收入保障”是马克思主义再分配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对资本主义初次分配结果的调整，是日本学者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刻批判和改良建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改革，为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三）以“数智媒介”为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日共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传播渠道和手段的深刻变革，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传统纸媒开始逐渐衰落，这对于一直以纸媒为核心开展宣传工作的日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日共选择了因势而新，积极与年轻一代的日本民众共在共情，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党群交流。

　　第一，创建电子报刊和官方网站，满足新时代读者需求。

　　自2018年7月起，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正式推出了电子版，为广泛读者群体带来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阅读体验。电子版的推出不仅满足了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需求，使得信息获取更加迅速和方便，同时也为日本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电子版的平台，党的声音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到各个角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日共的政策和主张。此外，“日共官方网站自1997年4月上线以来，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日共宣传工作的中心平台。日共官网设有‘热点新闻’、‘日共概况’、‘政策/观点’、‘议员/议会’、‘出版物’等栏目”。网站的建设能有效提升日本共产党的受众广度，使广大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进一步了解日共。相关政策主张和政党活动的公开透明，能有效提升日本共产党的形象，增强政党软实力。

　　第二，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扩大政党影响力。

　　在社交平台的使用方面，日共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通了官方账号，通过在平台发布党的政策、活动和新闻，日共能够更直接、更快速地与广大民众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此外，日共还积极利用YouTube和TikTok等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发布党的宣传视频和直播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2007年12月，日共的YouTube频道正式开通，目前已经发布了近万条视频。YouTube作为视频媒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共没有电视广播的不足，可以生动直观地展现日共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最新动态和活动详情，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与广大民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日本共产党以文化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理论韧性”与“文化活力”相融合的独特路径。既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传统价值间的张力，也开辟了一条理论扎根与大众认同并重的新路。

　　在理论上，日共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将其嵌入日本民众熟悉的语言、历史与价值结构中。以“文化调适”来弥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日本文化特殊性间的鸿沟。这不仅回应了日本社会的现实诉求，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生命力。在实践上，日共广泛运用文学、艺术、教育等多元媒介，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文化实践，借助“文化载体”推动理论武装。使其价值内涵深入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既拓展了理论传播边界，更以“润物无声”方式完成了从思想启蒙到行动动员的跃迁。日本共产党的实践为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不仅源于其理论的科学性，更在于其与本土文化基因的深度耦合。唯有脱离纯粹的理论形态，转而以文化为纽带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情感共鸣，才能真正实现从“思想武器”向“精神信仰”的历史性跃升。这不仅对日本左翼运动有现实意义，也为跨文化语境下的理论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范式。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项目编号：DF2023YS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徐闻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