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去增长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经济和政治理论，并在21世纪初随着全球生态矛盾的尖锐化，而成为一场新兴的运动。全球生态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受损，导致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资源能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受损、海洋酸化、湖泊萎缩等，进而演化和发展为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生态危机已然成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严峻问题，而全球生态危机加速逼近的根源正是寻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就出现了一些质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著作，如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肯尼斯·鲍尔丁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1966)、德内拉·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1972)、赫尔曼·E.戴利的《走向稳态经济》(1973)等。其中，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在1972年首次使用了“去增长”一词。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地球的平衡，物质生产的无增长甚至去增长作为一个必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相容吗?”(2)在之后的研究中，其他法语作者延续了该术语的使用。进入21世纪，全球生态环境急速恶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痴迷于经济增长神话的后果暴露无遗，一批主张通过与增长神话脱钩来实现经济转型的专著相继涌现。相关著作包括克莱夫·汉密尔顿的《增长拜物教》(2004)、彼得·维克多的《无增长的治理》(2008)、蒂姆·杰克逊的《无增长的繁荣》(2009)、安德鲁·西姆斯等人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方向》(2010)、贾科莫·达利萨等人的《去增长：新时代的词汇》(2014)、马蒂亚斯·施梅尔策的《增长的霸权》(2017)、叶卡捷琳娜·切尔特科夫斯卡娅等人的《迈向去增长的政治经济学》(2019)、乔治·卡利斯等人的《去增长的案例》(2020)等。生态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后西方经济体的内爆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领域的多维危机，这些不同危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对经济增长的执着，所以应转向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些倡导去增长或后增长的生态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种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他们对于未来新经济形态的构想也并不以社会主义为指向。

　　去增长社会主义则是去增长观念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融合，其倡导者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洛维、杰森·希克尔、斋藤幸平等人。近些年，《每月评论》等国外左翼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生态社会主义与去增长的关系。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人类世的马克思》等著作中也积极主张去增长共产主义。这一新思潮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些倡导者看来，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在根本上是由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所驱动，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以及利润的持续增长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命线，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因而去增长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指向一场观念革命、意识形态革命。或者说，去增长社会主义必须以一种观念、认知、思维的转变为前提条件，即转变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经济增长及其与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关系的认识。

　　第一，社会进步≠GDP增长。

　　经济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引起关注，并在二战后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这样一个核心理念，即维持或促进经济增长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被狭隘地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GDP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福斯特指出，在这一核算体系中，可为资本主义价值增值过程提供“附加值”的东西代表“增长”,包括战争支出、有毒产品的生产、奢侈品消费、市场营销、以私人消费取代社会消费、用于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商业支出、上涨的医药和保险费用等，而非市场性和自给性的生产、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用于人类生长发育的大量支出、环境保护、降低生产毒性等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或减少价值的。唯GDP论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生态保护、社会福利和其他有助于增进民生福祉但不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方面。去增长社会主义旨在改变这种评价体系，拒绝将无休止的经济增长作为考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并赋予社会进步以新的内涵。

　　第二，社会进步≠资本增殖。

　　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的痴迷就是对资本积累的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没有持续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就难以维系。一旦资本积累中断，就会引发资本主义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增长是不言自明的铁律，不增长即衰退甚至崩溃。希克尔分析道：“我们必须清楚增长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创新，不是社会进步，也不是福祉的改善。它被非常狭隘地定义为以市场价格衡量的GDP的增加。GDP没有区分价值100美元的催泪瓦斯和价值100美元的医疗保健。这个指标不是用来衡量什么对人重要，而是用来衡量什么对资本主义重要。当然，对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满足人的需要，也不是实现社会进步，而是资本的最大化和积累。”相比之下，去增长社会主义不以资本积累为目标，而是将社会进步与生态平衡、社会公平与人类福祉相联系，朝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转型。

　　第三，去增长≠零增长。

　　在字面含义上，去增长社会主义很容易被解读为主张经济的“零增长”。实际上，去增长社会主义不是消极地拒绝一切增长，而是拒绝建立在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增长，拒绝以最大限度地耗尽地球资源为代价的增长，拒绝只是有利于最富裕阶层和全球北方的增长。去增长社会主义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普遍受惠、可持续发展等积极目标紧密相连。它鼓励“与绿色生产和社会需求相关的领域”的增长，如“可再生农业、粮食生产、体面住房、清洁能源、可获得的医疗保健、普及教育、社区福利、公共交通、数字连接”等。在经济领域，去增长意味着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社会领域，去增长意味着普遍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保障每个人公平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环境领域，去增长意味着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因此，去增长社会主义不仅代表了一场针对西方增长意识形态的观念变革，更代表了一场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范式和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一经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化石资本主义引起的生态后果表明了它的不可延续性。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其发展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化石燃料消耗量的增加呈正比关系，这一现象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飙升的主要原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攀升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引起了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肯特·A.克利特加德指出，“自进入煤炭时代以来，化石能源一直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在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的时代，没有经济学家谈到自我延续的增长。只有化石能源才能为自我扩张的价值和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力量”, “从那些致力于考察人类对净初级生产力的占有的科学研究到探究生态足迹和行星边界的科学研究都表明，我们已经超过了自然界在提供资源和吸收废物方面的许多极限，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只会使情况恶化”。在化石资本主义的支配下，人类活动已经超出环境的承载力。化石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以及对化石燃料的深度依赖，使人类无法在自然极限内实现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绿色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和公平性。绿色资本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试图在既有的经济模式内通过价格机制、技术手段等来缓和生态矛盾，并保持经济增长，即达到GDP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在福斯特看来，这种方案存在很大问题，其严重依赖的负排放技术如生物能源技术、碳捕集与封存(BECCS)技术、直接空气碳捕集(DAC)技术等尚未大规模普及，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运用，而且这些技术对土地、水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本身也会带来生态危害。希克尔指出：“依靠这种方法是不公正的，在生态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大规模部署投机性负排放技术所需要的大片土地绝大多数来自全球南方，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限制粮食供应；二是在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中，通过提高效率带来的收益往往被用于扩大生产和消费，不利于能源或物质使用的绝对减少；三是绿色增长通过限制全球南方的能源使用和发展，来维持高收入国家的高水平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绿色资本主义不仅无法技术性地解决生态崩溃，还会加剧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资源榨取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去增长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社会经济变革，从经济增长至上的资本积累模式转变为去增长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看，去增长社会主义与绿色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对技术手段的看法，而在于将技术愿景置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形态之中，换言之，是以技术手段服务于人们的需求，还是服务于资本积累。

　　作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去增长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目标，而是将去增长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正如希克尔指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地平线，去增长是道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弊端，去增长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和改革举措。洛维总结道：“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包括需要大幅减少生产和消费，但并不局限于这一消极方面。它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方案，其基础是民主计划、自我管理、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免费提供基本服务以及发展人类欲望和能力的自由时间——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统治、父权制和一切形式的社会排斥的社会。”去增长社会主义的消极主张和积极方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旨在对基于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

　　第一，为使用价值而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无休止地获取交换价值。对交换价值的无限追逐，是资本主义社会执着于经济增长的根源。斋藤幸平认为，交换的动力是稀缺性，资本主义通过垄断性占有共有物来人为制造稀缺性，为资本创造价值增值的机会，导致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他说道：“稀缺性的增加是以牺牲‘使用价值’带来私人财富的增加。这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是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物被私有化、商品化和金融化，被纳入市场进行定价和交易，以人为制造的稀缺性来实现资本积累。换言之，收入、医疗、教育、住房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处于稀缺状态，人们缺乏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这一经济模式中，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的需求被资本积累所支配。

　　去增长社会主义要改变这种经济模式和对经济增长的执着，将生产使用价值和满足人们需求重新确立为生产的目的。福斯特说道：“在这里，资本积累将被人类高质量发展的进步所取代，并致力于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和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从最基本的需求一直到最发达的人类和社会的需求，与整个环境和谐相处。”去增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人们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斋藤幸平称之为“转向使用价值经济”,而这一转型需要“通过恢复‘共有财富’来重建‘完全富裕’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人造稀缺性”。不同于资本主义依赖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使用价值经济”建立在物质充裕以及对社会财富的共同享有和共同管理的基础上。

　　在实践中，基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本地化策略得到了去增长社会主义者的倡导。一些去增长社会主义者汲取了去增长理念的实践主张，倡导在自主经济中开展本地化试验，涵盖“合作社、社区货币、共享劳动和物物交换系统”等内容。在这些倡导者看来，本地化策略改变了劳动的地域分工，减少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脱节，一是有利于实现参与型经济和地方自治，二是有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三是可以减少长途贸易和商品链造成的能源消耗与环境影响，四是推动从以跨国公司的利益为中心向以人们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五是使全球南方与由全球北方主导的剥削性贸易和金融体系脱钩。基于此，地方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被赋予了重要地位。

　　第二，经济的计划性。

　　通过计划达到资源和能力的最优配置，实现社会的供需平衡，是去增长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去增长社会主义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将按照共同计划来组织社会生产的观点，将经济的计划性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因而，这种“去增长”是一种“有计划的去增长”,通过引入经济计划来克服遵循资本逻辑和市场调节的经济模式的弊端。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源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为前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无序利用、对劳动力的无限制的耗费，以及对冗余的劳动职能的持续制造，必须终结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不是预先发生的，而是“后见之明”。当资本不断涌入需要扩大的生产领域时，会导致下一阶段的生产过剩问题，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任意性和偶然性的克服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去增长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倡导将生产过程置于生产者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控制下，以便合理地调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劳动职能同人的需要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确保全球经济在生态环境容量的范围内运行，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生态崩溃问题。经济的计划性有助于节约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避免由于竞争等造成的浪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说：“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劳动时间的节约是自由时间的实现条件。当有计划的共同生产将人们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人们也就拥有了从事自由活动的时间，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能获得保证。

　　具体来说，这种有计划的生产体现为针对不同生产部门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举措。针对不同生产部门的生态影响和社会效应，去增长社会主义者呼吁减少高耗能、高污染、只有利于富裕阶层的部门的生产，增加节能环保、改善社会福祉的领域的生产。譬如，化石燃料、武器、广告、奢侈品等方面的支出需要削减，而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等领域应保持增长。鉴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责任和排放能力，去增长社会主义者主张，全球北方应在全球碳减排进程和经济的去增长中承担主要责任，以避免超出行星边界，并为全球南方的自主发展留下生态空间。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收缩和趋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的全球方案得到去增长社会主义者的认同，即全球范围内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逐步实现各国人均排放量相等，以一种公平、有效、包容的降碳机制来达到全球气候目标。

　　第三，经济的民主化。

　　去增长社会主义不仅强调经济的计划性，还主张经济的民主化。这意味着，不单是依据全体成员的需求制定经济计划，即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而且是全体成员共同协商决定包括生产活动、成果分配等方面的整个经济计划。尼古拉斯·格雷厄姆指出：“经济计划以对企业和生产资料的控制与公有制为前提，能够合理地确定生产目标。它有助于有意识地将社会资源和能力分配给由社会定义的需求与目标，并协调整个劳动过程中的行动。虽然计划可以是等级制的和‘自上而下的’,但民主的经济计划赋权给工人和整个社会，以决定哪些生产线将获得特权以及如何投放资源。”这种经济的民主计划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支配为前提，通过赋予生产者自主权，将社会需求和生态阈限纳入审议过程，确保社会供应充足和社会分配公平，同时避免人类行为逾越行星边界。

　　去增长社会主义以经济的民主化抵制自上而下的等级制，这首先指向资本逻辑和资本的专制。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主义增殖、扩张和加速运行的强制规则，在生产领域体现为工人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计划和管理。在资本的专制下，工人作为直接的生产者无法参与生产计划的制定，且在劳动过程中受到严格监督。同时，去增长社会主义也不认同苏联时期的指令性经济。这种指令性经济由于缺乏民主参与，容易导致权力的集中和腐败的滋生，而且由于它与其所处的社会物质基础不相适应，并不能带来计划性生产的社会效益。

　　去增长社会主义提出的经济的民主化受到高兹的“自我限制”的观点的影响。正如乌尔里希·布兰德等人分析的，自我限制与自治是相互呼应的，自治不是终结于他人自由开始的地方，而是始于自我施加限制，为他人的自由腾出空间；从社会层面考虑，作为集体自我限制的自治是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且不遵循外部强加的规范，即从资本主义律令的结构和精神约束中解放出来。在去增长社会主义者看来，集体自我限制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实现途径。集体自我限制即集体自治，建立在自由联合的人的平等而充分的参与的基础上，以人们的自我约束来抵制外在的强制机制并创造美好生活，同时又不以牺牲他人和非人类的存在为代价。这一主张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观点相契合。恩格斯说：“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经济的民主计划或集体自我限制意味着人们从“他律”或“他治”中解放出来，通过集体建立规则让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

　　第四，有意义的工作。

　　面对减少生产和消费以及提高生产率引起的失业问题，去增长社会主义吸取了去增长经济学家提出的“将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或普遍的基本服务与减少工作时间结合起来”(28)这一主张。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可以确保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缩减工作时间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但对于一个可持续性社会来说，还必须回归有意义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去增长社会主义的主张再一次与恩格斯的观点相一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有意义的工作是一种非异化的、自由的活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一种同工人相对立的、异己的活动，是一种不自由的、带来痛苦、让人逃避的活动，是一种“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异化劳动还包括那些为满足虚假需要从事的活动，即由“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所驱动的活动。在去增长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劳动受到资本增殖的支配，是与幸福无关的。斋藤幸平主张：“例如，将禁止以营销、广告、包装等方式唤起人们不必要的欲望。不需要咨询师或投资银行。没有必要让所有的便利店、家庭餐馆在深夜营业。不需要全年无休。”而且，这些劳动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耗费为代价，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采掘和人的过度操劳，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相较之下，有意义的工作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带来享受的、建立连接的活动，一种发展兴趣、个性和才能的活动，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真正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活动，一种尊重和顺应生命节律而不逾越行星边界和社会界限的活动。“工作必须有意义，而意义除了包括与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增加与自然共鸣的闲暇时间之外，还必须包括尊重自然的极限。”有意义的工作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实现个人利益和主观价值，同时也指向对他人和非人类的关爱，促进整体利益和公共价值。因此，有意义的工作是“过程的、关系的和社会建构的”。工作的意义不仅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和非人类存在而言。

　　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互适应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将消失，依赖于“无限制地占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以及对全球污水池不成比例的需求”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将被抵制，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将获得积极倡导和实践，一种宜居和可持续的未来将得到保证。以有意义的工作为基础，对人的存在状态、社会关系及其与非人类存在的关系进行重塑，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转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去增长社会主义的提出引起了更多关于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关注和思考。一方面，去增长社会主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和掠夺性。它对化石资本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的批评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不可能解决其内含的生态矛盾，而其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深度依赖对全球南方的榨取和剥削，所谓绿色增长仍未摆脱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如希克尔分析的，对全球北方实行去增长和对全球南方实行非殖民化的呼吁，为生态社会主义增添了反帝国主义的伦理维度，而“没有反帝国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不是值得拥有的生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去增长社会主义构想了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方案。这一方案吸收融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去增长的理念，呼吁通过彻底的变革来构建一个公平、和谐、可持续的未来社会。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繁荣的衡量标准不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们需求的满足和人类福祉的提升；资源配置不再依赖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的调节，社会生产以民主计划的方式围绕社会和生态目标进行组织；工作不再是迫于生计的痛苦和煎熬，而是获得兴趣和享受的创造性活动。这些构想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观念和行为的激进主张，激发了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讨论。

　　与此同时，去增长社会主义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引发了各种争议。首先是关于其理论主张的自洽问题。相关倡导者认为，去增长与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越来越有必要。但有国外学者认为，去增长和生态社会主义两种思潮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内部是高度异质的，如何通过综合二者来想象后资本主义未来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这种重要差异突出体现在两种思潮关于目的和手段的认识上，即“如何克服资本主义以及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在目的方面，去增长的倡导者并非都以社会主义来构想后资本主义未来。在手段方面，过去关于去增长的文献在讨论社会转型方案时，很少提及生产的计划性，而主要是受到高兹提出的“非改良主义改革”(在今天体现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减少工作时间、公共财政、收回和扩大公地和共享领域、生产本地化等建议)的影响，甚至没有为市场在生产中的协调作用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在这些学者看来，虽然一些激进的去增长理论家开始明确地提出计划问题，但关于去增长与生态社会主义的融合、两者之间的对话和联盟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其次是关于社会转型的实现问题。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去增长社会主义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乌托邦叙事，没有深入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这些学者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关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可能动力、潜在风险和应对策略。一种观点认为，去增长社会主义缺少对实现理想愿景所需的物质条件和基本动力的系统分析。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科学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些去增长社会主义者全面拒绝工业技术，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强调的工业化为富裕提供了新的物质能力相矛盾，而且无法解释如下问题，即如何从我们所面对的物质条件中建立社会主义。这种避开“复杂”现代工业化的未来社会构想也被视为一种“原始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去增长社会主义较少关注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策略问题。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构想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两种可能方式，即“绿色新政”和紧急状态下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执政，前者的风险在于“净能量下降”问题、“绿色就业”的承诺被夸大、私人和公共债务加剧，后者的挑战包括外部军事干预、资产阶级精英的抵抗以及自下而上的反动潮流等。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系统反思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应对方法。

　　最后是关于地方策略的合理性问题。去增长社会主义者倡导部分或完全“去全球化”,以生产的重新本地化缩减长途贸易和商品链，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们普遍赞同重视和提升地方在社会生态转型中的地位，其所主张的使用价值经济、经济计划和民主审议等，使地方被视为确保需求得到满足、实现资源公平分配、协调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保障。但是，这种“生态地方主义”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一种批评意见指出，基于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社区的生产与较长期的经济计划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因为全面的经济计划由生产的社会化所强化。因此，这里存在着如何协调地方自治与更高层级的计划和管理的问题，但大多数去增长思想家拒绝更高层级的管理，认为等级结构会破坏地方自治。一种解决方案是，反对把本地化看作向地方撤退，或者是简单地退出全球经济，而是主张通过社区、地区和国家之间共享知识、技能和信息，在各个地区之间建立新的经济和生态合作方式。这必然需要强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民主审议。如此一来，问题就转化为，在现实中如何建立以本地化生产为基础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开放的、包容的经济关系。而从斗争的角度看，地方策略带给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挑战是如何把局部的生态斗争联合起来，并将之与社会生态转型的普遍方案联系起来，以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普遍化。

　　去增长社会主义通过重新定义社会进步，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发起了挑战。它深刻批判了将经济增长置于绝对核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指出这种对增长的盲目崇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它敏锐分析了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与全球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主张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改变，以实现个体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公平的财富分配。因而，去增长社会主义的相关主张不仅涉及经济问题，更指向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模式的开启。它对人类福祉和美好生活的积极承诺，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维度去思考创造新世界的可能路径，从而使人们彻底摆脱资本主义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商品化和异化，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和谐共存。因此，去增长可被视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因素。正如福斯特指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去增长不是为了紧缩，而是为了从当前榨取性的、浪费的、生态不可持续的、不发达的、剥削的、不平等的、阶级等级的世界中找到一条‘繁荣之路’”。

　　然而，去增长社会主义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和局限性，需要我们从辩证、批判的视角予以审视。虽然该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切中肯綮，但它提出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行性存疑。一方面，去增长社会主义以发达国家的去增长政策为核心主张，但在实践层面却面临重重挑战。若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过低，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表现为大量企业倒闭和政府偿债能力削弱，进而引发失业率飙升、个人收入锐减、公共服务投入受限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此外，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乏力会削弱国家在吸引外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竞争力，使之难以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基于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考量，去增长政策将难以在单个国家获得实行。另一方面，去增长社会主义缺乏一套关于构建稳定、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的系统性方案。例如，在资源分配方面，尽管其提出通过赋权工人的经济民主计划来实现公平分配，但在如何高效达成决策共识、保障决策的专业性、规避平均主义倾向、平衡个体的短期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等方面的论述相对薄弱，缺乏具体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路径。

　　从整体上看，去增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为我们深入思考社会发展路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自身存在着短板和不足。我们应汲取其合理成分，同时也要审慎甄别，避免陷入其理论和实践层面可能存在的误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国外恩格斯研究的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22CZX01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