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乔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文化思想史。”长期以来，国外共产党领导人（主要包括国外共产党的总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含现职和前任）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100多个国家中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主办“主场外交”活动，加强与国外共产党的沟通和交流。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视频方式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来自70多个国家100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共300多人线上参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专题交流会议，在某种程度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外共产党之间密切来往、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的关系样态。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邓小平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近年来，国外共产党领导人高度评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梳理与分析他们的相关观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外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进展，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国际视野。

　　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在国外共产党领导人看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几个关键历史时期之一。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苏伊士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姆宰·萨拉维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和政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就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脉络，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评价道：“中国的发展摆脱教条主义，实现了创新性改革，此举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效果。中国改革的实现过程中，突破了教条的狭隘性，解放了思想，让被遗忘的价值观不仅得到重生，还得到了广泛而创新的蜕变。”这一论断提纲挈领地把握住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突破教条主义的限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意义所在。正如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得到了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赞许和认可。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罗哈斯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持久战的每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懂得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敢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摒弃教条主义，擅长结合中国现实开辟新的道路。”巴西共产党副主席、国际关系书记瓦尔特·索伦蒂诺指出：“与‘本本主义’作斗争和坚持实事求是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点，也一直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同时，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破除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及实践创新，给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以深刻的启示。前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托马·伊万指出：“邓小平时代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改革的基础，……改革的确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牢笼。”英国新共产党总书记安迪·布鲁克斯也指出：“中国建设经济特区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部分教条主义者不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若是不能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共产党的使命何在？”这一观点与邓小平的看法不谋而合：“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国外共产党领导人看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大贡献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坚持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确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乌克兰共产党党员瓦列里·索尔达坚科认为，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注入了“新鲜空气”，在实事求是这一方法的指导下，始终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时代要求结合起来，结果产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相应的模式。这一思想被贯彻到实践中，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对此，许多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深表赞同。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和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中意义重大，强调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之一就是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成功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一招”。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高度评价道：“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革新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前景，成为持续至今的历史性变革的起点。”在他看来，从这一“起点”出发，中国共产党接连实现了既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对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评论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来。中国的发展迎来了与邓小平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阶段。实行经济改革并扩大与外界联系的方针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英国共产党（CPB）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也认为，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的主要节点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央计划、关键部门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外资引入以及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国际化战略”，使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了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许多国外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改革开放绝非易事，需要党的领导能力的支撑，需要实践探索上的各种“尝试”，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风险与挑战。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乔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力与领导改革开放能力的完美统一。”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沃依切赫·菲利普认为：“邓小平同志主导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明丘·明切夫表示：“尽管改革开放是新事物且存在风险，但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经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用40多年的时间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

　　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对重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增添了动力。曾任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中央领导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就业部负责人的弗斯科·贾尼尼认为：“苏联解体后，‘历史终结论’盛行于西方世界。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有力地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并破除了市场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等教条主义观念，从而繁荣了社会主义经济。”

　　长期以来，市场是否能够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萦绕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空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已经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通过逐步探索，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展现了极高的发展效率、较高的发展水平，并且使发展成果不断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组织的高度认可。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认为，邓小平基于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进行了重大调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能力。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本质上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的辩证法思想。”“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新的经济征程以来，辩证法在毛泽东继任者那里实现了深刻的发展和巨大的变化。例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包括利用能够在资本分配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毛罗·阿尔博雷西强调，这是一种原创且极为独特而高效的社会主义模式，既利用市场的优势，又强调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战略性部门中的主导地位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他断言：“发展一种新颖、有效且带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贡献。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冲突的，不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那样。”(4)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或“调控措施”来保障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来“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国外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颖性”和“有效性”在于作出了诸多原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他们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领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具有原创性，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恩·罗塞尔看来，这种原创性体现在为了发展生产力，把目标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中国共产党着力思考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由中共领导的原创性的发展道路”。

　　此外，这条道路的“新颖性”还在于中国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同时避免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在国外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条道路的典型特质之一是深入思考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较量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诺维科夫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思想中找到了关于最重要问题的答案：如何克服落后状态和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如何前进，以使进步的成果不被少数剥削者窃取而被大多数劳动人民所享有。”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主张中国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避免改革开放过程产生对西方的依赖，强调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力量，要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到资本主义手中。他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第二副总书记克里斯·马特哈科指出：“仔细阅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文件就能看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走前中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也没有重复我们所熟知的苏联斯大林时期开创并被广泛复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发展模式，也是中国话语的独特表达。”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指出：“在这条路上可能会出现巨大而危险的诱惑。例如，对市场经济模式的痴迷促使一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秩序。但中国共产党抵挡住了这些诱惑。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追崇‘自由资本主义风尚’，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要知道，轻率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若发生在中国，其后果可能比苏联更悲惨。”

　　事实上，1986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就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前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托马·伊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言行向世界传达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即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及社会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之处，不仅体现在党中央对国家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导，更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引入了个人和集体绩效，并通过了市场创新机制和供求机制的检验。”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还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正如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但在世界范围内对理解、研究和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前智利共产党主席泰列尔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拉美国家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拉美共产党应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为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提供借鉴和参考。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点可以给许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前副主席、中央理论和战略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瓦茨拉夫·埃克斯纳对此评价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改革，不仅体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上，而且体现在政党、政府、地方甚至个人的精神面貌上，改革调动了全社会巨大的积极性。这些变化正在迅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认知和评价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凸显了党的创新理论及实践的世界性影响，彰显了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瑞士共产党管理委员会主席、瑞士意大利语区当代思想历史和哲学研究所所长大卫·罗西评价道：“尽管尚未获得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的认可，但邓小平的思想和作为，对世界近代史和当下历史的影响和决定性意义，是不容小觑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伟人，他的影响跨越了两个世纪。”今天，全面梳理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相关论述，系统挖掘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和世界价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持续追踪和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前，来自欧洲、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等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例如，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巴鲁阿认为：“习近平同志作为当今世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恩·罗塞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历史的延续。”阿根廷解放党前党主席塞尔希奥·奥蒂斯也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习近平主席将这一思想继续发扬光大。”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宝库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是在21世纪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理论成果的生动实践。”这些重要论述、代表性观点及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宣传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有裨益，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因此，系统梳理和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是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当前及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一项研究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基金： 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研究”（2021MYYA01））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邓小平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