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3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节点。这一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100周年，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100周年，也是很多杰出思想家的诞辰和逝世周年。以1923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出版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向一种异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试图通过所谓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历史性来摆脱所谓的教条主义。自诞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经发展和深化、转型和分化、危机和新生，为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了诸多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理论工具，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时间节点，以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展为焦点，审视过去一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特征、变化和趋向的分析，可为走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2023年，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100周年之际，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两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文本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如，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相继召开了国际会议，与会专家探讨了这两部著作的重要性、卢卡奇和柯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及其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批判性理解的潜力等问题。同时，《科学与社会》《新德国批评》《卢卡奇年鉴》等发布了“《历史与阶级意识》100周年”纪念特辑，相关学者撰写专著阐述卢卡奇早期著作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值得期待的是，新版本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面世，包括思想出版社的匈牙利语版本(修订版)、感知出版社的德语版本(带卢卡奇注释的副本的精美影印版)和沃索出版社的英语版本1。

　　这一年，国际学术界对卢卡奇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历史与阶级意识》,而是涵盖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并特别关注他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的思想关系。2023年首次公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书稿中的旁注揭示了卢卡奇晚年对这一著作的看法2,而他晚年写作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及其与青年卢卡奇、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问题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同样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在批判理论传统中的独特地位以其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获得彰显，相关著作集、研究成果和人物传记的不断涌现是其持续影响力的反映。在文本研究之外，国外学者也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与对当代世界的理解联系起来，阐述它们的当代相关性。

　　(一)物化/拜物教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更在于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思想形式，深刻影响了批判理论传统。其中，物化理论是卢卡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核心主旨。物化理论的凸显既受到资本主义时代症候和相关阐释者的影响，也与当代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柏林自由大学私人讲师卡尔·劳施克(Karl Lauschke)在《“把现在把握为生成”》一书中指出，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抗议运动的衰落，《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作的政治背景日益被边缘化，争论焦点越来越集中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3。

　　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Rüdiger Dannemann)指出，物化、异化及其克服是贯穿卢卡奇从1923年到晚年的思想主题，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物化和对象化的重新认识导致了卢卡奇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决裂。这一时期，卢卡奇在梁赞诺夫领导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接触到尚未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意到了物化和对象化“在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差异，对象化是难以克服的，而物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则可以通过革命来克服”,并意识到“自己接受并过分强调的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概念是唯心主义的”4。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从社会本体论角度对物化理论进行了唯物主义修正。

　　在过去的研究中，葛兰西的拜物教理论较少得到挖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詹马尔科·菲菲(Gianmarco Fifi)的文章《安东尼奥·葛兰西被遮蔽的概念：拜物教》充实了这一研究。他指出，虽然拜物教一词在《狱中札记》中只被提及13次，但并不是一个边缘性概念，而是葛兰西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核心。除了经济维度，葛兰西主要把拜物教理解为哲学和政治术语，指代“人们把社会经济事件和制度理解为独立于自身活动的情况”,而这一主题又更多地通过“常识”“机械论”“被动性”等经常被关注的概念来表达。因此，对现实的拜物教观点有助于维持既定秩序，而反拜物教斗争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必要组成5。

　　(二)阶级意识与组织问题

　　在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中，卢卡奇等将阶级意识弱化归为主因。在他们看来，如何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转变为“阶级意识的自觉”,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涉及主体性的挺立，还涉及工人阶级的组织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爱德华·巴林(Edward Baring)从卢卡奇与考茨基的纠缠关系阐述了卢卡奇早期关于工人教育和党的任务的认识变化，审视了“大众化和庸俗化”的重叠问题及解决方案。他认为，虽然卢卡奇批评考茨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高阶级意识的方案来自后者。在考茨基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传播一种简化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不是方法，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转化为阶级意识。但由于卢卡奇把庸俗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遗忘马克思的方法而赞成他的结论，庸俗马克思主义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行动的障碍6。

　　《历史与阶级意识》末尾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通常被看作对共产国际党组织理论的评述，但罗兰大学助理教授阿科斯·福尔切克(Ákos Forczek)把它视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哲学文本。他论述了卢卡奇如何借鉴和融合两种传统，一个是列宁的政党理论，一个是黑格尔的制度化自由概念。此外，他展示了卢卡奇晚年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劳动形而上学”如何取代“政党形而上学”。这将有助于思考为什么卢卡奇一贯疏远其早期杰作，以及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其对实践哲学的承诺为由拒绝卢卡奇的自我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7。

　　(三)社会存在本体论

　　随着社会本体论成为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中的活跃论域，关于卢卡奇晚年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一研究与卢卡奇思想的连续性问题紧密相连，相关讨论常延及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关系以及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卢卡奇的著作在主题、方法论或观点上具有统一性。如阿科斯·福尔切克否认卢卡奇晚年著作存在两种本体论。他指出，1968年冬天，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批评卢卡奇的著作混合了两种不可调和的本体论是“具有误导性的”,误解产生的根源是卢卡奇关于历史的事后理性的论点，卢卡奇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的非历史哲学的反叙事”8。又如，天普大学副教授马修·斯梅托纳(Matthew Smetona)指出，虽然卢卡奇的晚年著作经常被斥为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迁就，但实际上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具有方法论的统一性，现实主义是物化批判的基础9。

　　而澳大利亚凯斯林大学讲师J.F.多拉希(J.F.Dorahy)呈现了不同观点，认为虽然社会本体论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但卢卡奇后期哲学为这种努力提供的是站不住脚的、过时的理论资源。通过考察卢卡奇对劳动范式的具体解释，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作者探讨了复兴卢卡奇后期哲学的概念障碍和系统障碍。譬如，总体性范畴在发展批判社会本体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是卢卡奇早期著作的一个重要概念，却很少沿用到他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10。

　　(四)思想的当代相关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关著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和主张的方法，影响了20世纪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也成为国外学者分析当代世界的重要资源。

　　与帝国主义批判的相关性。面对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一些学者回到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讨论当代帝国主义与破坏理性的关系，及其对当代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出发，揭示了哲学非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关系，将叔本华、哈特曼、尼采、索雷尔、斯宾格勒、伯格森、海德格尔和施密特归为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主要人物，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有着广泛联系。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晚期帝国主义的主导思想，存在于“从德里达到德勒兹再到拉图尔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后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11。福斯特认为，应该重拾理性指导革命运动，反抗剥削与资本主义的灭绝主义。

　　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性。东京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其新著《马克思在人类世》中，将卢卡奇的新陈代谢理论诠释为生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他从新陈代谢理论的角度，为卢卡奇的理论一致性辩护，并拓展到今天关于如何避免笛卡尔二元论和拉图里一元论的辩论。他认为，卢卡奇既主张以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为基础的“本体论的一元论”,也主张“方法论的二元论”,指出：“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问题的处理，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对人类世全球生态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作出了贡献。”12

　　2023年，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100周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诞辰120周年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逝世50周年。这一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1月的媒体开放日活动，5月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7月的阿多诺讲座，9月的“未来批判理论”国际会议等。此外，国外学者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批判理论100年：欧美的接受(1923-2023)”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在纽约歌德学院组织了“100年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与现在”国际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第一届阿根廷批判理论大会“阿根廷与社会研究所百年诞辰”13;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举办了“不合时宜?批判理论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国际批判理论研讨会等。这些会议的议题不仅涉及批判理论的传统、现状和挑战，还拓展到批判理论遗产与全球南方的复杂关系。同时，《欧洲社会理论杂志》《星丛》《古典社会学杂志》等期刊出版了“批判理论”或代表人物的特刊，反思批判理论的局限和潜力。

　　这一年，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出版新作，包括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对一切存在的无情批判：马尔库塞实践哲学中的自然与革命》、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劳动的主权者》、拉赫尔·耶吉(Rahel Jaeggi)的《进步与倒退》等。在书斋之外，他们密切关注世界局势，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学者就巴以冲突发表评论，引发舆论关注。由于法兰克福学派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领域广阔，本文仅呈现国外学界关于代表人物相关著作的最新讨论。

　　(一)霍克海默的《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1931年，霍克海默就任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时做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发言，将研究所的使命确定为致力于社会哲学的跨学科整合，奠定了批判理论的基础。以批判理论的百年诞辰为契机，国外学者围绕这一重要纲领，就批判理论的过去和未来发表见解。

　　都柏林大学教授梅芙·库克(Maeve Cooke)探讨了这一纲领及其当代相关性。他总结了早期社会哲学的基本要素：第一，社会哲学的目的是从哲学上解释“人类的命运”;第二，社会哲学的解释工作必须建立在具有经验成分的多领域的集体探究之上；第三，社会哲学关注的是认识人类存在意义的真正价值和内容。而当代批判社会理论面临的新困境包括：第一，全球价值观的多元化；第二，人类中心主义隐含在批判理论对“人类命运”和人类存在的“真正价值和内容”的关注中；第三，当务之急是立即采取行动，阻止我们目前的灾难性轨迹14。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耐特讨论了100年后应该如何延续批判理论。他肯定了社会研究所的政治和知识价值，其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政治形势和规范性替代方案，以及摆脱社会不公正、病态和痛苦的可能途径。接着，他剖析了延续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难度越来越大的三个迹象：内部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哲学基础被多样化地解释，当前的挪用几乎完全依赖于阿多诺的著作。最后，他重点讨论了社会环境和知识环境的结构性变化给批判理论带来的三个挑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社会殖民历史的持久性对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对批判理论缺乏生态整合维度的挑战，学科专业化和自我封闭对实施从早期就构成批判理论特征的跨学科研究的挑战。批判理论的发展应符合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又遵循经典批判理论的精神15。

　　耶鲁大学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认为批判理论百年遗产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代际传承正在失败”16。缺乏关于军事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使批判理论对年轻知识分子失去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开始告别新马克思主义，转向新康德主义的道德主义，或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弥赛亚和宗教思辨，或如哈贝马斯一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年轻知识分子纷纷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或唯物主义，而批判理论既没有提供思考美国单极时代的框架，也没有新自由主义理论17。

　　(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

　　哈贝马斯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2022年，他在其“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书”18——《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60年后，出版了《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评估数字化如何改变媒体结构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积极讨论，《理论、文化与社会》《星丛》等期刊相继出版特刊，探讨哈贝马斯的概念如何在今天继续发挥批判性作用。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西蒙娜·钱伯斯(Simone Chambers)认为，数字公共领域的不对称碎片化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她虽然认同哈贝马斯关于碎片化和私有化威胁公共领域民主功能的评估，但质疑数字化是不是主要原因，并建议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故意制造分裂和两极分化公共领域的政治行为者。她认为：“(碎片化)问题不是由新技术产生的，而是由新技术的一些政治用途造成的。其次，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也是一种高度不对称的现象，绝大多数用户实际上是消费者，而不是内容的创造者。”19

　　埃尔福特大学教授托尔斯滕·蒂尔(Thorsten Thiel)探讨了哈贝马斯如何处理数字通信及其社会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四种发展主导了数字化转型：平台的兴起成为数字通信的主要组织原则；数字媒体转变我们消费媒体的方式；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算法个性化恶化了包容性的公共领域；社交媒体平台侵蚀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导致情绪化的同一逻辑。但作者认为哈贝马斯对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评估过于负面，这源自他过分强调技术和经济的决定因素，而且提出的补救措施——加强媒体素养和更积极的媒体监管——并不能应对他的诊断20。

　　西北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拉丰特(Cristina Lafont)同意哈贝马斯对政治公共领域恶化的担忧，但认为他的分析存在一些局限性。社交媒体平台基于用户过去偏好的数据为用户预选内容，加剧了群体孤立、碎片化和两极分化，还促进了错误信息、假新闻、阴谋论和对选民的微观目标操纵的传播。哈贝马斯认为最有希望长期减少此类威胁的两个主要机制是“法规和学习过程”。但“碎片化和两极分化不是一种独特的网络现象，而是渗透到线上和线下社会的各个方面，改善在线交流并不足以维持一个包容性的公共领域”,因此需要更多的工具(如公民大会或公民陪审团和协商式民意调查等微型公众协商)来抵消分裂和两极分化对政治公共领域造成的负面影 响21。

　　(三)霍耐特的《劳动的主权者》

　　霍耐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他在2023年出版了新作《劳动的主权者：劳动的规范性理论》,思考劳动在现代社会的变化及其给民主化进程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激活了作为“民主理论的盲点”22的劳动理论。

　　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拉赫尔·耶吉认为霍耐特这本书的宝贵价值在于将劳动主题从当代政治哲学的黑匣子中带出来，但她也提出两个关键问题。一个问题是霍耐特没有充分考虑劳动的物质方面，忽视了每个社会所面临的物质约束和条件，将更多的决定性权力交给民主进程。另一个问题涉及霍耐特对劳动的规范性特征的理解(即好的工作和劳动的病态的问题)。耶吉认为，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参与社会的普遍资源”,为我们对劳动的病态进行全面但非本质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基础，劳动的病态应被理解为“被排除在社会的普遍资源之外”23。

　　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温鲍尔(Christine Wimbauer)认为，这本书的一大优点是指出了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性，缺点是对性别和护理工作视而不见。温鲍尔指出，霍耐特的劳动概念在表面上是宽泛的、对性别敏感的，但这种宽泛的劳动概念或多或少被一种潜在的男性中心主义所掩盖。相反，必须以全面的护理/劳动概念为起点。从全面的性别理论角度来看，有必要要求“护理/劳动民主化”,以便性别，特别是基本上无偿且无形地从事护理工作的妇女，最终也被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在霍耐特基于民族国家的、同质的、和谐的民主化概念中，种族、移民、公民身份和能力都被忽略了24。

　　(四)21世纪的批判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批判理论逐渐式微，甚至处于危机之中。一些学者将批判理论的“批判危机”归结为缺乏对种族、性别、生态、移民、后殖民等问题的参与，并尝试将批判理论应用于诊断这些问题，以一种开放的方法发展21世纪的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思想。丹麦政治理论研究者马尔特·弗罗斯利·伊布森(Malte Fr⌀slee Ibsen)在《全球正义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和世界社会》一书中，尝试推进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思想之间的对话。他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重建为批判理论的四种范式，还进一步讨论了艾米·爱伦(Amy Allen)和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作品中的两种新兴范式，认为批判理论必须将批判全球不公正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方法和批判性检查关于后殖民状况的理所当然的假设结合起来25。

　　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曼彻斯特城市大学高级讲师戴维德·施密德(Davide Schmid)的《国际关系中批判理论的贫困》一书试图融合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他将国际看作批判理论的批判危机得以诊断和克服的关键领域。首先，批判理论的僵局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上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以及哈贝马斯批评框架的失败。其次，这场危机在国际关系表现为，世界主义的批判未能对衰落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提供充分的分析和回应。最后，批判理论在国际关系内部和外部的复兴需要对其元理论架构进行全面反思，并采用新的批判策略。该书主张通过重新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复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使这一传统再次与当代政治问题相关26。

　　后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重构。后马克思主义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对经济决定论，拒绝阶级还原法，否定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这种理论观点出现在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以及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学者的著作中。2023年，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现在，在新冠疫情、全球生态危机和地区冲突等背景下，延续了关于霸权和策略的讨论，深入反思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发展作为激进思想核心的共同性概念等方面，以推动当代激进思想和实践的发展。

　　关于霸权和策略。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两位副教授R.T.V.汉密尔顿(R.T.V.Hamilton)和S.R.索米宁(S.R.Ramcilovic-Suominen)借鉴拉克劳、墨菲和巴特勒的著作，发展了一种变革类型学，以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作者重点关注霸权和变革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了三种变革：强化霸权的变革(生态现代主义、市场化和社会技术方法),取代霸权的变革(基于地球极限、人类世和现实主义的方法),超越霸权的变革(去殖民化、反基础主义的方法)。他认为，只有根据集体决策对全球霸权进行彻底重组，才能公平对待一系列被边缘化的经历27。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伊莎贝尔·加罗(Isabelle Garo)在《共产主义与策略：重新思考政治中介》一书中，研究了在当代复兴作为集体建构的替代性方案的条件。该书分析了三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巴迪欧对国家和党的研究，拉克劳对权力和策略的讨论，奈格里对劳动和财产的分析。通过解决这些激进思想家的理论中存在的僵局，加罗重新审视了他们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关系。接着，采用策略理论来解读马克思，分析使被剥削者和被统治者能够集体建构变革方案的中介，并提出了建构反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策略28。

　　关于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由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后马克思主义者应用。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在《共同免疫：大流行时代的生命政治》29中分析了共同体和免疫的复杂关系，展示了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措施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生命政治条件的影响。他追溯了免疫的现代起源，一种卫生安全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生命政治制度之中。而新冠疫情将免疫接种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即整个社会通过疫苗接种实现普遍免疫。其中，安全与自由、规范与例外、权力与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及共同体与免疫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对此进行了重构。

　　美国哲学家巴特勒和法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沃尔姆斯(Frédéric Worms)在关于“适宜生存”和“不宜生存”的对话中，反思了当代世界的危机以及对生命的哲学描述。对他们来说，适宜生存和不宜生存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当代关怀实践的关键基础。巴特勒批评了使生命不稳定和无法生存的规范，而沃尔姆斯则呼吁采用“批判生机论”,让不宜生存的苦难揭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30。这些讨论对思考西方国家的集中营、监狱、环境毒性、流离失所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等不宜生存的问题提供了批判理论和生机论的视角。

　　关于共同性。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奈格里在文集《共同性》中，澄清和发展了作为激进思想核心的共同性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作为一个资本统治已经完全实现的生产和消费的集合，二是作为工人和公民的协作及其对政治权力的主张。这种二元性的成熟标志着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今天，自由的承诺被为维护自由而建立的机构所破坏，因为西方民主的宪章将个人主义置于优先地位。与之相反，奈格里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以美好生活是集体有序的为前提。在他的愿景中，赋予那些工作和从事生产的人以政治表达是推翻极权主义剥削并使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城市发展的唯一途径31。

　　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语境，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地认识。这些多元化的理论观点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诊断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它们受到西方新社会运动以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探讨了马克思思想中较少提及的性别、种族、生态等问题，反思了主体问题和社会转型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这些理论观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思想和分析框架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甄别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拒绝和攻击，看到这些背离、拒绝和攻击会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的负面影响。

　　2023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诞辰100周年，《古典社会学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刊予以纪念，相关文章阐述了高兹的生平和工作。这一年，面对全球生态问题不断增加的紧迫现实，国外左翼学者延续了对化石资本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了在人类世的生态危机中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发展了生态现实主义和去增长社会主义等替代性方案。这些方案具有激进性，同时也存在局限性。

　　对化石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化石资本主义下，资本积累需要扩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基础。纽约奥罗拉威尔斯学院荣誉教授肯特·克里特加德(Kent A. Klitgaard)指出，自进入煤炭时代以来，化石能源一直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只有化石能源才能提供自我扩张的价值和经济增长背后的物质力量。但化石燃料的消费量不断增长，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在人类世时代，人们已经跨越或接近地球边界的门槛，必须了解生产的物质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动力，才能找到解决办法32。

　　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针对化石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一些举措来缓解生态问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主任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指出，绿色资本主义的伪解决方案，如“碳市场”“补偿机制”,以及其他对所谓“可持续市场经济”的操纵，已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在“绿化”不断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猛增，灾难越来越近。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生态危机是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完全致力于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争夺市场份额的激烈斗争的体系，其内在的反常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破坏33。

　　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性。墨尔本大学副教授汉斯·A.贝尔(Hans A. Baer)和康涅狄格大学教授莫瑞·辛格(Merrill Singer)采用批判性健康人类学的观点，阐述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威胁下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们认为，鉴于全球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结构、健康和环境的多重矛盾，人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为了确保地球健康，需要转变到一个基于社会平等和正义、民主、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安全的替代性世界体系，即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通往地球的健康之路34。

　　关于生态现实主义。生态现实主义是国外左翼学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一种构想。伦敦大学讲师迈克尔·J.阿尔伯特(Michael J.Albert)认同一种基于“现实主义乌托邦”方法的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有力的生态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却较少关注策略问题。他呼吁生态社会主义者和联盟运动多关注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策略问题，从而超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乌托邦叙事。基于“现实主义乌托邦”方法的生态社会主义将更深入地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动力，可能面临的权衡、困境和危险，以及如何采取最佳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35。

　　关于去增长社会主义。近年来，国外学界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越来越多与去增长联系在一起。迈克尔·洛维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不仅包括需要大幅减少生产和消费，还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纲领，其基础是民主规划、自我管理、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提供基本服务以及发展人类欲望和能力的空闲时间——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统治、父权制和一切形式的社会排斥的社会36。此外，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共产主义思想》一书中，发展了他此前提出的去增长共产主义。他将马克思晚年思想应用于设想人类世的后稀缺经济，将去增长共产主义描绘为在更高形式上恢复共同财富，通过社会计划和监管阻碍无限的经济增长，通过基本服务和公共支出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37。

　　国外左翼学者的激进生态学在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反生态性”,构想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社会上作出了诸多贡献。但这些思考中或者存在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误读或曲解，或者存在着某种乌托邦色彩，要仔细甄别。

　　关于资本主义最新形态的讨论围绕数字资本主义展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转型。面对数字技术的社会效应，相关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些讨论中，“数字资本主义”有时也被命名为“平台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数字泰勒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等。这些概念之间常常混用，有时也相互对立，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些讨论为我们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多维视角。

　　关于平台资本主义。乌得勒支大学博士候选人阿切尔·布伊辛克(Archer Buissink)认为，推特、优步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是当代资本主义日益数字化的核心，而数字平台可以看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机器体系的现代数字形式。作为机器体系的数字平台的关键是它的传输机制，即算法。算法使技术公司能够监管平台上的零工或点击工作的劳动过程。认识到数字平台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使得在21世纪重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战略成为可能，而技术封建主义等理论试图将当前形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开来，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38。

　　关于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是否为资本主义后继者是相关讨论的焦点。希腊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消亡，技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取得对经济各个方面的控制，市场和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两大支柱已经被数字交易平台(云封地)和租金(云租金)所取代。如今真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从工人那里榨取利润的传统资本的所有者手中，他们已经成为新的封建领主阶级即云资本的所有者的附庸。而余下的人，则退回到农奴地位(云农奴),用点击或滚动等无偿劳动为新的统治阶级的财富和权力作贡献39。

　　关于数字金融资本主义。阿姆斯特丹大学助理教授彼得·特恩贝里(Petter Törnberg)认为，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构性耦合为更根本的资本主义转型提供了脚手架。平台的出现是利用数字技术将市场本身私有化，并将其所有权和管理金融化。数字资本主义由跨国私营公司通过数字技术拥有和管理。因此，平台模式构成了几个长期存在的后福特主义趋势的融合：新自由主义将一切私有化和金融化的趋势；灵活形成新的金融惯例；使用数字代码作为塑造社会制度的手段，使用数据作为使社会制度金融化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应被理解为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因为数字化和金融化纠缠在一起，几乎不可分割40。

　　关于数字泰勒主义。慕尼黑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康斯坦丁·克鲁尔(Konstantin Klur)和哥廷根大学教授莎拉·尼斯(Sarah Nies)批判地审视了数字泰勒主义。数字泰勒主义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类似于传统的泰勒主义控制模式，旨在重新征用受主体约束的(生产)知识，扩大工作碎片化，以及永久的控制和监控。他们认为，数字泰勒主义假定了工人主观性的全面消除，但与这种愿景相反，活劳动并没有普遍退化和被取代，而是同时经历了被激活和被遏制的双重过程。马克思的“实质吸纳”概念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颠覆或工人主观上占有技术的可能性41。

　　关于监控资本主义。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迪恩·柯伦(Dean Curran)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数字平台之间为实现“行为剩余”最大化展开竞争，其结果是必须从人类行为中收集数据，而这又意味着连接的必要性。当这些连接和收集的数字网络按照监控资本家的意图运作时，它们对人类行为施加了大规模的工具合理化。当这些日益强大的网络崩溃时，可能会造成连锁的系统性风险。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收集“行为剩余”的监视范围和规模的增长，依赖于这些网络的社会和物质功能受到破坏的风险也在增加42。

　　灾难资本主义研究与危机问题。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新灾难时代》一书中，分析当今世界面临的新灾难和对革命性变革的迫切需求。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灾难时代，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人类面临着新冠病毒大流行、加速的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地区冲突带来的核战争威胁等新灾难。这些灾难的共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多重危机。这些危机包括对自然的日益破坏和劳动力退化，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停滞，以及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这些危机正在冲击缓冲区，将人类社会推向崩溃。这些危机中的主要政治受益者是极右翼，他们可能会再次占领白宫。但新灾难时代也是一个反抗的时代，体系中的多重冲突将引发更多的群众运动，挑战各种形式的压迫，为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开辟道路43。

　　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剥削问题。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副教授尼古拉斯·弗鲁萨利斯(Nicholas Vrousalis)出版了《作为统治的剥削：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一书。他运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剥削的不公正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将这一剥削理论应用于分析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即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和自由帝国主义),在全球正义的视角下讨论了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从非剥削性经济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分析了基于财产所有民主和工作场所民主的经济民主方案44。

　　“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来自恩格斯故乡德国伍珀塔尔的三位学者埃伯哈德·伊尔纳(Eberhard Illner)、汉斯·弗兰巴赫(Hans A.Frambach)和诺伯特·库贝克(Norbert Koubek)编辑出版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工作和遗产：从马克思的阴影中走出来》45一书。该书收录了13位专家研究恩格斯思想的文章，从对技术和人机关系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对《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等角度，分析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重新评估恩格斯思想的崇高价值。长期以来恩格斯的成就和贡献被“第二小提琴手”的自谦评价所遮蔽，该书的出版对于全面探讨恩格斯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解读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如，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出版了《〈大纲〉指南》46一书；美国曼荷莲学院名誉教授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出版了新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的价值理论：对海因里希价值形式解释的批判》47;丹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索伦·莫(S⌀ren Mau)出版了著作《无声的强制：关于资本经济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48等。这些著作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发了其中最重要或最有争议的问题。

　　总体来看，2023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旧主题”的“新诠释”的特点。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劳动问题的回归。生产劳动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范式，也是卢卡奇晚年构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分别以交往活动和象征交换活动取代生产劳动的中心位置，生产劳动逐渐退出批判社会理论的前台。世纪之交，哈特和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讨论重新激活了劳动问题。2023年霍耐特相关著作的出版重拾劳动问题，构建新的劳动政治理论。在新自由主义造成工作临时化的背景下，在监控资本主义对生产过程施加全方位监管的情况下，在非物质劳动日益成为主要社会生产的语境下，在数字技术变革塑造新产消关系的现实下，劳动问题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自治问题的凸显。在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中，民主理论和自治理论得到了发展。在规范性层面，霍耐特将劳动与民主勾连起来，分析了什么样的劳动分工有助于参与民主公共领域。去增长社会主义者更为激进，将自治管理和民主计划描绘为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这种自治建立在对财富的共同占有之上。激进左翼学者奈格里对“共同性”的阐发，与其对工人自治运动的支持是一致的。在这些活动家和学者看来，自治可以抵抗资本的专制和自上而下的集权，是替代性方案的应有之义。

　　第三，权力批判的延续。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针对经济权力的物化批判是权力批判的主要维度。法兰克福学派将物化批判拓展到对整个权力体系的认识，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霍耐特将物化理解为对承认的遗忘等。自福柯提出主权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权力批判转向微观领域。这种权力批判范式深刻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其反思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应对措施的主要工具。而劳动问题的回归，无疑将生产领域的异化问题带回批判理论的中心。对新的劳动形式，如情感劳动、信息劳动、认知劳动等的异化批判，以及对新的拜物教形式如“数字拜物教”的批判，从新的角度发展了权力批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研究则呈现了数字化对交往形式的影响。

　　第四，危机形式的剖析。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贯穿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卢卡奇等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联系，但所使用的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批判的危机概念。哈贝马斯拓展了危机概念，将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涵盖了经济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在化石资本主义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的迫近。而新冠病毒大流行，提出了审视全球健康危机的重大课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的当下，核战争威胁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生存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认识从经济层面拓展到多重层面，从对特定社会形态存续问题的思考发展为对这一社会形态下人的自我保存问题的忧虑。这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及其不可持续性的表征。

　　第五，策略问题的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是国外左翼学者的一个中心问题。卢卡奇等学者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危机，提出培育阶级意识来挺立主体性。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转向文化研究和精神分析，工具理性的全面宰制使其对社会变革弥散着悲观的看法，而哈贝马斯引领的范式转换使这一学派远离了策略问题。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激进民主政治，再次激活了策略问题。他们的策略理论成为国外左翼学者探讨斗争问题和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

　　以一年观百年，可见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但这个时代无疑在发展中出现了新变化。正因此，“旧主题”得以延续，而“新诠释”又具有必要性。不同的阐释路径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复调的特征，但也体现出共同的特点，即朝向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的、跨学科的研究。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敏锐把握，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密切关注，对当代思想资源的兼收并包，共同塑造了一个多元融合发展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图景。然而，在研究日趋学院化和专门化的今天，这样一种跨学科研究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当卢卡奇在1962年批评阿多诺等人搬进了“深渊大酒店”时，就深刻地揭示了批判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出现结构性分离的问题。这也是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批评为“纯洁拜物教”49的症结。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表明，如何弥合理论研究与集体实践之间的鸿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国外恩格斯研究的新进展研究”(22CZX01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