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财富。独立自主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反复出现,不断被强化、赋义和扩展,也就是一个实现标识化、固定化的建构过程,呈现出历久而弥新的历史厚重感和旺盛生命力。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经过历史演变和实践检验形成了完善的内容体系,且基于不同的指向和功能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内容,具体分为三个维度,即目标性内容、原则性内容和路径性内容。三个维度的内容不是静态固定的,而是与独立自主的实践发展同向同构,既整体向前发展,彼此间又可以相互转化。

　　(一)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背景

　　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来指导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对的社会历史情况,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列宁身处的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一环的俄国,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因此,“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P180。当时的旧中国,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特殊的国情和党情反映在思想层面就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激烈交锋。此外,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幻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这些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到了遵义会议,“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认为,“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掌握本国本党实情,探索革命成功的道路。

　　统一战线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法宝,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发挥出作用。任何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都难以胜利。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取得和巩固离不开对统一战线中“左”倾、右倾错误的纠正和斗争。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外有共产国际代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共联盟的错误指示,内有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的极端思想,党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形势很严峻。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右倾错误政策,要求中国共产党无原则地与国民党合作,接受国民党组织和军事上的领导。党内的王明则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无条件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右倾投降主义;国内的大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也企图在思想上“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组织上消灭中国共产党。面对此种危急形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要防止“左”倾关门主义,又要避免走向迁就主义和投降主义,并对党内右倾错误和大资产阶级右翼势力进行坚决的批评斗争。

　　对外争取国际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是对内有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条件。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便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是“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毛泽东认为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因为只有坚持了国际主义运动中的独立自主,才能有权力争取独立自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同样,只有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才能让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才有可能争取到国际主义运动中的独立自主。毛泽东立足于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利益的立场,鲜明指出不能以一个党的利益代替另一个党的利益。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共产国际将“保卫苏联”作为中心任务,认为苏联利益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利益,抹杀了共产国际利益与各国革命、各族人民实际利益的具体区别。毛泽东提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P521,有力地坚持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是党在国际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处理党与党、党与国际组织关系成熟的表现。

　　(二)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丰富内涵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中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目标。价值追求和实践目标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首要内容,具有引导性作用,指明了独立自主要实现的理想状态和应然结果。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具有主体适用多元性的特征,从民族、国家到政党,通过激发主体自觉性,发挥出主体本质力量。目标性内容在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中最先生成、最先变化,其他内容围绕其展开。具体而言,在民族领域,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民族自尊心和革命传统的民族,坚信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国家领域,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中国人民要活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好些。在政党领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着力“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独立性。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中的原则要求和一贯思维。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的独立自主思想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普遍原理。具体而言,原则性内容蕴含着独立自主的经验总结和规律反映,既有时间上的历时性也有结构上的共存性。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中的原则要求和一贯思维主要有三个: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由此才能做到真正的科学的独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第二,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论述了独立自主的哲学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第三,毛泽东提出:“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毛泽东曾举例说,大家一起开会是统一性,会后有人去吃饭、看报和散步,就是独立性,以生动形象的话语阐释了政治原则。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中的科学方法和策略措施。科学方法和策略措施是路径性内容,承载和贯彻着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属于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中枢。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路径性内容体现在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展现了他自尊自强的政治品格和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政治方面,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仅是从中国自己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还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路线。经济方面,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既要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农业、技术和文化革命,又要认真学习研究外国好的和坏的经验。组织方面,毛泽东着重指出要培养有政治远见、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的领袖和干部。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建设“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2]P706新民主主义文化,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以及“以中国做中心”的党史研究法。军事方面,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鲜明提出,红军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拥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等自由。外交方面,毛泽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主张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统一战线方面,毛泽东在两条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求“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创新方面,毛泽东认为没有独立思考的学习就是硬搬,要将“学习与独创结合”,“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作风方面,毛泽东提出“三大工作作风”“两个务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及不怕困难、戒“左”戒右等。

　　(三)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鲜明特点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具有继承性。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继承和发展,具有历时性的长期性意义。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不仅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独特价值,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好党际关系、国际关系提供了直接性指导作用,指引党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革命道路;还在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立足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启示,有助于在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具有适应性。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接续回应现实的需要,解决了“怎么思考”“怎么选择”和“怎么走”的问题。从思维逻辑上看,独立自主思想最鲜明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指导,而不是教条,解决“怎么思考”的问题。从实践进路上看,走自己的路就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道路,依据中国情况来办事,解决“怎么选择”的问题。靠党和人民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借助于外力,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始终是围绕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表达在思想与实践之间互动关系中的载体作用。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具有普遍性。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体现出普遍性。独立自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是立党兴党强党、立国兴国强国的重要原则,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其自身抽象性、普遍性与共识性意涵得到提升,并被赋予识别性与推广性的价值功能。进入新时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独立自主思想对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依靠中国力量、发扬中国精神、走中国道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仍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以现实党情国情世情为客观依据,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逻辑起点,具有鲜明的使命引领;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基本指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向度。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

　　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党建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概念,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特殊矛盾和复杂问题,给出了“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中国方案。毛泽东鲜明提出“我们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城市中进行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又满足中国实际需要的党建思想。诚如邓小平所言:“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9]P44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党才是真正成熟的党。在思想建设上,毛泽东着重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10]P7在政治建设上,他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组织建设上,1938年9月,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强调组织工作要以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和道德等为基础。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就使党在组织上实现真正独立,不用再接受共产国际的干预。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政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和党由局部执政党向全国执政党的转变,提出了著名的“赶考”命题来提醒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以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早在“窑洞对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由人民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公权力面前的政治清醒和历史自觉。在“进京赶考”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警醒全党预防糖衣炮弹的攻击,发扬优良传统,践行“两个务必”,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指出把党的作风整顿好,“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执政党建设只给出一般性论述,列宁也未给出完满的答案,毛泽东积极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积累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初步经验。由此可见,独立自主推进自身建设作为一种经验化和方法化的普遍存在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法宝和成功经验。

　　(二)确保革命战略策略的现实有效性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后的正确选择。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背景、历史条件、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等皆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不同。这种种特殊情况,更需要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根据本国国情制定自己的特殊政策和策略。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才取得胜利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实践证明,亦步亦趋的模仿之路是不会成功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4]P259毛泽东打破唯书、唯上、唯外的思维模式,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分析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总而观之,毛泽东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立足中国大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由自己做主张,不容许他国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据此,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就是将党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中国共产党人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来源于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策略的合规律性是指正确的策略符合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强调:“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合目的性是指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行自我调适,以此保证战略策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的力量,必须去调动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样去做,“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三)完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取得和保持独立自主的优势政治基因在于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奋斗。也正因此,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任。毛泽东鲜明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5]P350,中国共产党人奋斗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6]P616。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精神也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从饱受欺凌到自立自强的飞跃,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独立自主是立国兴国强国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党带领人民从实际国情出发,通过土地改革、社会改革、“三反”“五反”等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到1956年,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扎实推进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一化三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又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既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又加强了人民团结,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成功事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基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提出“以苏为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1960年,毛泽东曾总结:“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总而观之,毛泽东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成功,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于应对“赶考”命题,谋划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示。

　　(一)始终以自信自立应对“赶考”命题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应对“赶考”命题的必然要求。自信自立包含精神禀赋和行动习惯两方面,是主体在精神和行为上一种积极主动状态的表现。自信自立是在遵守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和自觉能动性的能动作用,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只有行为主体树立了自信的心理状态,才会选择自立的行为模式。而自立的成功践行又会进一步坚定行为主体的自信。自信自立是一个从内化到外化,从物质到精神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应对“赶考”命题,需要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这种坚定,源自于党所追求的真理、遵循的规律以及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方面,要有志不改的自信。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自主权作出新的贡献。另一方面,要有道不变的坚定。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而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独立自主立场上将他者的好东西消化成自己的好东西,推进其创造性前进。

　　(二)始终以全球视野谋划国家发展战略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内含着对外开放的观念,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对外开放合作。独立自主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先手。一方面,抓住关键,把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核心技术作为国家发展中的定海神针和不二法器,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要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国际竞争一定意义上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因此“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必须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最快速度、最大程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潜能。另一方面,守住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只有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联动,才能使国家发展有条件、安全有根基,做到稳中求进、行稳致远。此外,人类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开放发展旨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全球发展倡议从发展维度明确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的时代之问。从发展角度来看,从对外开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旨在实现互利共赢。第一,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增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需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长期坚持下去。第二,坚持共建共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21]P62第三,营造共赢的现实条件,中国的发展既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也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始终做和平发展的践行者和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三)始终以创新思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用独立自主原则来映照文明发展,就是根据文明自身特性以及发展规律,运用创新思维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创新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方法。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由“国内”向“国际”拓展,由“现实人”向“虚拟人”转换,网络成为人类交往的重要场域。因此,推动文明交流要因时而谋、顺势而为,将“面对面”与“键对键”相结合,全方位推进文明互动交流。一方面,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和出国留学人员民间友好“使者”的作用,为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牵线搭桥,增进两国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引导他们以住在国社会和民众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另一方面,发挥网络打破时空界限进行互联互通的优势,促进科技与人文交汇交融。积极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互动、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让中华文化瑰宝活起来,让中华文化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同时,搭建网络文明国际互鉴平台与机制,推动不同文明在网上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杨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陈杨锴，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进程与重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26);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演进逻辑和建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QQJH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