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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的一致性问题，不管是对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① 都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西方经济学无法把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分析建立在微观经济效率高的分析基础之上，从而得出宏观经济效率与微观经济效率不一致的结论，当然更有甚者就直接认为宏观经济效率高低与微观经济效率高低无关，从而把宏观经济效率分析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不一致问题，正是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内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揭示了这种不一致的根源，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一）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的背反

　　如果从企业微观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私有制企业是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微观经济效率的高低以资本利润率的高低来衡量，表现为相同的资本投入产出最大化，或者相同产出资本投入的最小化。因此，提高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就表现为提高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可是，如何提高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呢？其基本方式包括：第一，让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增量，同时尽可能压低分配给劳动者的必要价值，即尽可能把劳动者收入压缩到其生存工资水平；第二，通过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把企业生产成本转移给劳动者、自然和社会，从而实现企业成本的减量；第三，企业通过采用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组织和先进管理等手段，从而使得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超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从社会上其他同类企业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分析以私有制企业为主体或基础的宏观经济的效率会如何？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企业的微观效率最终都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即劳动能力的高低。各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设备、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经营理念等都来自于劳动者的创造发明并依赖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实施。而私有制企业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压低劳动者收入水平，损害了劳动者身体及劳动者全面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还损害了依赖劳动者收入养活的下一代劳动者的高素质培养，因此，从动态和长期来看也减少了新设备、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经营理念的产生，从而不利于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因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让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归资本所有者所有的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利润，却导致劳动者的“过劳死”现象的增多，这不仅仅对劳动者自身和劳动者家庭是一个“灾难”，而且造成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加速减损。因此，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的视角来考察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多而收入越低，以资本利润率或资本投入产出率所衡量的企业微观效率就越高，但最终却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效率的降低。

　　私有制企业通过内部成本“外部化”来提高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例如，为降低成本，企业对生产所产生污染的不治理，虽然提高了企业以资本投入产出率所衡量的微观经济效率，但是却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最后还是不得不通过社会的公共投入来治理污染，而这部分公共投入本来可以用来投资教育、提供更多绿地等公共品来改进人类的发展和生存质量。还比如，企业为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率衡量的微观经济效率，减少对劳保资料的投入，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如“尘肺病”的出现，其结果是劳动者不仅仅自身的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劳动能力丧失，还不得不到医院治疗，从而又增加了整个社会公共医疗资源的投入。因此，私有制企业通过内部成本的“外部化”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其结果是以资本利润率或资本投入产出率衡量的企业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却导致了整个社会宏观经济效率的降低。

　　以上是讨论单个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社会的宏观经济效率的背反关系。如果我们考察市场中众多相互竞争的私有制企业会怎样呢？

　　首先，那些因剥削率高、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多使得资本利润率高的企业，以及那些因最先采用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组织和先进管理手段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企业，相对于同类企业就会迅速进行资本积累，导致企业资本规模的分化和企业资本所有者占有资本财富的分化。

　　其次，在市场竞争中，那些具有更雄厚资本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同时能够采取包括低价策略在内的多种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获取市场垄断优势地位。凭借资本规模大而获得更多资本收入和市场优势进而获得大量垄断收入，就会又加速资本积累，使得资本进一步积聚和集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再次，资本占有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全社会“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分化，社会一方面是巨额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绝对贫困或者相对贫困的积累。甚至连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指出，“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从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美国的情况来看，2002－2007年，“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即使以家庭收入来考察，美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也相当严重，“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

　　最后，当社会产品以更大速率和更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时候，却遇到了广大劳动者因没有支付能力导致的消费不足的限制，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包括服务）不能全部卖出去，这样整个社会的“资本投资—生产—消费—更大资本回收”的经济循环在“消费”这个环节遇到了障碍。正如大卫·哈维指出，“长期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失衡。大众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拖延或阻碍资本的流通。”如果是单个企业遇到这样的障碍还无关紧要，该企业会以破产倒闭结束。但是，如果全社会大部分企业都遇到这样的障碍，经济危机就出现了，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不得不中断或者放缓。以私有制企业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魔咒”，每隔一段时间“经济危机”就会重复出现。因为这是由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企业和私有资本竞争规律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规律所内生决定的。正如斯蒂格里茨指出，“今日美国的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实际上既削弱了增长也破坏了效率。……当不平等加剧时，经济增长放缓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得到的那块饼也缩小了。”“高度的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因此，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察整个市场经济中私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规律，也会发现个体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高会导致整个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的效率低。

　　（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的统一

　　与私有制企业为少数私人所有不同，公有制企业为全民或全体劳动者所有，这样公有制企业就排斥了凭借资本大小而取得“按资分配”的不同收入，仅仅实行凭借劳动投入多少而取得“按劳分配”的不同收入。这样就杜绝了因私有制企业中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分化而产生的社会收入两极分化，防止社会经济中一方面是财富的大量积累，另一方面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积累。公有制企业资本为全民或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不会为追求资本增殖而损害劳动者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企业也不会通过内部成本“外部化”来破坏劳动者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公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既实现了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高，又避免了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效解决了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保证“资本投入—生产—消费—资本再投入”的整个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从而达到社会宏观经济可持续地快速发展。为论证此观点，我们下面采用反证法。

　　假设市场经济中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按资分配。这样，即便是企业或个人初始的财富一样，但是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和马太效应的作用，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归属的两极分化，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分野，即资本相对劳动取得更多收入，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会日益加剧。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了消费的两极分化，因为富有的资本所有者的消费受制于其生理和人数的限制导致其消费总是有限度的，而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受制于其有限的支付能力，这样社会在整体上就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产品供给的无限扩张与人们有效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根本解决，只能以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强行缓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虽然同样看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是他却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三个心理原因即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造成的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由此凯恩斯主义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暂时挽救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濒危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却没有解决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所在，导致20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的后遗症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供过于求”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严重“滞胀”现象。② 凯恩斯主义对此却无能为力了，相应地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回到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但是，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工具箱都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经济基础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不可能得到根本化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始终面临低效率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到21世纪，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在周期性发生。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2008年发生次级债金融危机实质也是由于有实际住房需求但是却没有很强支付能力即次级贷款的劳动者贷款违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然，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博弈压力下大力发展社会福利，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发展消费信贷等措施来缓和或延缓贫富的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才得以继续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却长期陷入了低速发展和长期萧条的困局。

　　因此，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和资本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才能切实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或者说企业按劳分配实现的程度越高，生产和消费就协调得越好，社会宏观经济就越可持续地、健康地、快速地向前发展。当然，按劳分配也有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劳动时间里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时间；……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 但是，与按资分配所导致的收入差距相比较而言，这种按照劳动多少来进行收入分配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很小，如果再进行政府的财政和税收调节，就可以杜绝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保证有效需求的充足，社会生产的产品也就总能实现“惊险的跳跃”，社会宏观经济就能够实现高效率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公有制企业中按劳分配实现程度越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微观经济效率就越高，同时社会宏观经济运行得也就越好，社会宏观经济效率也就越高。因此，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一）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分析

　　微观经济效率问题是一个投入产出问题，即产出与投入的比值越大，效率就越高（或投入与产出的比值越小，效率就越高）。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取决于物的要素的投入（资金、土地、厂房、机器、技术、原材料等）和人的要素（劳动力）投入的质量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质量。其中最关键的是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不仅仅是因为劳动者决定使用多少资金、开发或采用什么样的土地、厂房、机器、技术和原材料，而且是劳动者决定了这些物的要素的投入方式和组合方式，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组合方式（组织形式）、劳动方式和劳动过程。就是说，物的要素离开了劳动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物的要素在不同的劳动者的管理下发挥的作用效益（产出多少）也不同。因此，劳动者是能动的要素，不仅仅是自己收入的创造者，而且是“产出”超过“投入”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一旦从一个企业扩展到多个企业，从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看，问题的关键就不仅仅是企业“剩余价值”的创造，更在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但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又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所有制形式，可是“剩余价值”的分配结果却反过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如果说，企业的产出没有交换成货币，“剩余价值”就没有实现，“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无法进行，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就遇到障碍，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

　　虽然宏观经济的发展效益高低与企业微观经济发展的效益高低都取决于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但是关键都是人的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宏观经济运行以企业微观经济运行为基础，但是，宏观经济运行比企业的微观经济运行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还取决于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协调和动态调整。比如，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对接，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协调，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关系，资金融通（金融服务）与资金需求（实体经济）的匹配，私人消费品供给增加（资本积累）与公共产品供给（税收）增长的互动，等等。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利润的企业剩余价值在被用于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资本所有者消费外，主要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因此生产供给总是在不断地扩大，但是劳动者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资本所有者受制于其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极少数和自身需求的限制，虽然其消费能力有所扩张但其总量有限，而社会大多数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却没有与扩大再生产同比例地增长。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消费品的供给远远超过消费需求。这就是说，从整个宏观经济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总是会产生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尖锐矛盾。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开工率不足。在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时，还会出现大批企业关门、破产、倒闭，宏观经济发展出现倒退。另外，私有制企业中由于劳动者仅仅得到生存工资，也影响到了劳动者自身及其后代的发展和素质提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的质量。为了解决生产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马克思提出，实行让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让生产在劳动者的控制下，实现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协调，按照消费需求的扩张需要来增加生产供给。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看到个体企业内部生产运转有序、有组织、有计划，但是从整个社会宏观经济来看却是一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该个体企业并不知道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生产多少。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多少产品，采取什么样的销售策略等都是企业的机密。其次，该个体企业不知道消费者能够消费多少产品。虽然现代企业在生产前一般会进行市场调研，但是，消费者愿意消费多少与有支付能力消费多少不一样，该企业对其产品的替代产品有多少也不可知。所以，企业都是先根据事先计划生产出产品，根据销售出去的产品情况决定增加生产或者减少生产。如果供过于求，企业会减少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就会出现闲置，已经配置到企业的生产资源就出现浪费现象；如果供不应求，这时企业决定扩大再生产，如果是所有企业都自主地决策扩大再生产，就可能导致生产供给的急剧增长，从而超过总需求，这样又会导致下一轮循环中企业生产的萎缩。因此，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上看，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动。在整个宏观经济高涨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都对前景保持乐观，都扩大再生产，就可能导致生产供给的普遍严重过剩，甚至最后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出现经济危机。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范围内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总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这种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因所有制不同导致企业层面第一次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

　　（二）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差距

　　宏观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结构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又取决于分配结构（积累与消费的结构），因为分配给资本所有者的“积累”部分主要是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未来的供给，而增加后的供给能否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又主要取决于分配给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用于“消费”的收入是否与增加的供给同比例增长。在分配环节，积累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分配给资本所有者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多，分配给劳动者用于“消费”的部分就少。而在产品的实现环节却要求积累与消费相匹配，即扩大再生产后生产更多的产品需要更大的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来购买并消费掉。但是，决定分配结构的又是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即各种生产要素归谁所有以及其构成和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产品的分配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结构中各要素归谁所有。“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生产中，生产要素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所有者凭借各自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取得收入，虽然这些收入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只取得与其必要劳动价值相等的收入即工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被其他要素所有者“分享”和占有。地主凭借土地的所有权获得地租，房东凭借房屋的所有权取得房租，银行凭借资金的所有权取得利息，设备出租者凭借设备所有权取得租金，企业主凭借投入资本所有权取得利润。除了劳动力的所有者外，其他要素所有者取得的“收入”是指超过了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原值的部分，即通过生产过程，要素所有者不仅仅回收了原值，而且都实现了增殖。这个“增殖”部分，除了用于各要素所有者自身的消费以外，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虽然生产结构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两大部类，但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最终结果仍然是增加消费品的供给。问题是，从宏观经济来看，在确定时间点最终消费品包含的价值总量总是超过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分配给要素所有者的消费收入之和，在实现两大部类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之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生产的产品实现仍然存在缺口，其缺口的大小取决于要素所有者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的多少。因为劳动者消费的极限是其工资收入，而要素所有者消费的极限就其可供消费的收入而言，是其自身生理的限制（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而不是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因此，在要素所有者为少数人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和实现始终存在着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也只能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要素，即包括除劳动力之外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式和结构决定了分配形式，从而决定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为少数人私人占有的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生产劳动方式就采用了雇佣劳动力的形式，从而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按资分配，即按照其投入到企业的预付资本的大小来分享剩余价值。谁投入的企业预付资本越大，其分享的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份额就越大。并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律作用下，资本越来越向少数人集聚和集中。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所有者因为资本占有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资本收入的两极分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所有者资本占有的两极分化。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或者集体占有的条件下，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劳动过程才体现出真正的劳动平等，劳动者都没有凭借资本的所有权而取得收入，更不能凭借资本占有的不同而取得不同的收入，劳动者只有凭借其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取得收入，即按劳分配。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是按资分配，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日益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是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导致的收入差别不大，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收入分配差距与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和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在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按资分配规律的作用下，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都没有考虑政府的作用，现在把政府纳入分析框架。面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政府应该如何作为呢？在回答“怎样对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进行调控”之前，一定先要回答“为什么要对社会收入两极分化进行调控”，或者说“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产品生产与产品实现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的中断和不可持续，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也认识到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他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写道，“把钱从底层群体转移到上层群体降低了消费，因为高收入者对于其收入的消费比例要小于低收入者（上层群体的人将其收入的15%～25%用于储蓄，而底层群体的人会花掉所有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是：直到并且除非某种其他情况出现，比如投资或者出口的增加，否则经济中的总需求将会小于该经济能供给的——也就意味着会出现失业。”因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引发有效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和资源利用的不足，比如劳动力资源利用的不足（失业）、企业开工率不足（生产机器、厂房的闲置）或者各种生产资料的闲置。

　　那么市场调节自身是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呢？有效需求不足就意味着生产过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企业当然是减产，将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闲置或者浪费，从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即利润率，后续会引发降低利息率、地租率、租金率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收益。这种情况是全体资本所有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美国正在为越来越重创我们经济的不平等付出高昂代价——降低了的生产率、降低了的效率、降低了的增长以及更多的不稳定，因此，减少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收益（至少就目前这种高度不平等而言）要远远超出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当然，资本所有者并非仅仅从供给侧提出解决方案，他们还会从需求侧寻求解决方案。一方面鼓励高收入者不要为未来支出而储蓄的奢侈消费，另一方面鼓励低收入者透支未来收入的借贷消费，倡导过度消费、透支消费的“及时享乐主义”，比如，发展“汽车贷款”“住房贷款”“助学贷款”“消费信用贷款”等金融创新工具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大量金融衍生工具。应该说，这种透支未来收入的消费确实暂时解决了眼前的生产过剩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未来的供求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为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把用于未来消费的收入转移到当今来消费，就会减少未来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且还要为此信用透支消费承担利息成本，从而减少可用于消费的总收入。因此，发展金融信贷消费只是延缓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当然，当有效需求不足、生产供给过剩时，闲置的资本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投资渠道，它们只能在金融行业系统内循环增殖，导致虚拟金融经济的膨胀和泡沫化。

　　现在把政府加入进来讨论，政府是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呢？政府一方面是想方设法减少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政府会向高收入者征收累进的收入所得税，收入越高者缴纳的税也越多，从而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政府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比如给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强制企业为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给退休者提供养老保障，制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来保障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政府通过税收来提供基础免费教育等公共品，从而减少低收入者的教育等消费支付，可以相应地增加低收入者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甚至为了增加需求，政府不仅仅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还在市场竞争性领域进行投资，从而解决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政府行为也只是缓和或者减缓了收入的两极分化，并没有真正解决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即生产资本私人占有的两极分化并以此取得的剩余价值占有的两极分化。资本所有者取得的主要不是其劳动的收入，而是其凭借资本占有取得按资分配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占有的分化，导致按资分配收入的分化。政府的累进收入所得税和遗产税并不能解决市场竞争中财富和资本占有的两极分化，也就不能真正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通过实证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因此，企图通过政府宏观税收和福利政策的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和两极分化趋势是不可能的，也就不能解决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问题。

　　如果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条件下，劳动者只凭借付出的劳动多少来取得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不大，而且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因为劳动者都凭借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取得收入。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的差别仅仅是劳动的质量，而劳动质量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熟练程度等，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熟练程度差别不大，这样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的劳动付出差别不大，因而取得的收入差别就不大。而且就导致劳动质量差别的劳动素质和劳动熟练程度差别而言，低素质劳动者和低熟练程度的劳动者通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学习，反而会缩小与高素质和高熟练程度劳动者的差距，从而使得劳动者因凭借劳动付出不同而取得的收入差别缩小。如果是因为劳动者自身缺陷（比如残疾）、劳动者负担的小孩和老人需要的花费不同导致的家庭收入分配差别，可以通过政府的社会保障措施、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赡养支出税收减免等手段的调控，保证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在合理范围内。社会收入差别不大就能够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即生产扩大—收入扩大—消费扩大—生产再扩大（生产扩大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加，在数量方面满足后会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多样性的增加），从而保证了产品生产和产品实现的顺畅和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的可持续的、快速的发展。

　　（四）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按资分配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且在政府的调控下也无法改变这个趋势。但是，反过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③

　　一般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或者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比如按劳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比如，“多劳多得”可以鼓励劳动者更多的劳动投入；率先进行创新的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收入，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开发新产品等；适度的收入差别可以带来对不同品质和价格水平的产品的梯度消费，并随着经济增长带来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收入的共同增长，可以促进产业和产品的梯度升级。而且这种适度收入分配差距不会带来整个社会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严重过剩的现象，可以促进社会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两极分化的收入差距却对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负向的阻碍作用。第一，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收入较低者的消费需求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收入较高者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边际储蓄倾向越高。这样就会导致已经生产出的产品无法完全销售出去，出现生产过剩，产品无法通过消费转化为货币，从而阻碍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时，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的是投资需求的增加（在开放经济中还有产品出口的增加），但是，不管是资本品生产的投资，还是消费品生产的投资，最终还是要转化为消费品供给的增加，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在更大层次上积累而并没有解决，最终会延缓、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甚至会发生经济危机。

　　第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损害社会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低收入者和极低收入者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无力进行更多教育的投资，而且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人均收入水平，导致对其自身和子女教育的投资更少，进一步影响到了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极低和低收入者因为缺乏教育投资，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因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对人力资源素质的损害，必然会损害到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

　　第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破坏自然环境和损害社会稳定。低收入者可能会采取盗伐森林、竭泽而渔等手段来维持生存，从而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引发社会治理难题。比如，拉美国家城市周边的贫民窟现象。当低收入者和极低收入者食不果腹时，他们可能会走向街头抗议。为了生存，低收入者和极低收入者也可能会采取非法的手段获取收入，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维持治安而不是发展经济来增加人民福祉。更严重的情况是极低收入者甚至可能采取暴动、革命等更激烈的方式反抗社会。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下，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无法解决，政府试图通过提高税率来扩大收入再分配，缓解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但是，过高的累进资本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会损害资本所有者增加投资的积极性，例如美国不同政党上台执政，基于不同的考虑总是在增税和减税间循环施策。而过高的累进个人所得税也会损害劳动者增加劳动投入的积极性。

　　那么一个社会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合理的呢？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4，社会收入分配是相对合理的；基尼系数高于0.4，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开始显现；基尼系数高于0.5，社会就出现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我们在分析一个宏观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时，不仅仅要看收入分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看财富占有的差距。因为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会导致按资分配（资本利得）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这才是整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而财富占有的分化又是基于市场竞争中生产资本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按资分配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宏观分析架构

　　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大多是采用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二分法结构，其中资本主义部分建构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框架之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没有把社会主义微观、宏观经济分析和资本主义微观、宏观经济分析纳入到统一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架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架构注重对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而对经济主体、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不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以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④ 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我们姑且把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理论来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因为其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且吸收了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

　　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仍然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蓝本并进行合理扩展，虽然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所发展，以单独书、单独部分、篇、章或者节的形式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但远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现有教材体系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与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逻辑体系缺乏很好的自洽性，导致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部分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说教色彩”，尤其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情况更是如此，这样也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学术声誉。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以生产的“厂商”为中心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首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论及原始社会经济、奴隶社会经济、封建社会经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经济。但是，《资本论》的研究范围仅仅为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次，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已经不同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阐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在一起，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序言中也指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资本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结构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建构来阐释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存在不足。由此，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实现从“革命需要”到“发展需要”的创造性转换。

　　基于上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可以包括厂商理论（即广义的生产者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包括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理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是要以厂商理论为中心呢？因为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生产的投入涉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生产的产出涉及资本品市场（其他厂商）和消费品市场（消费者），生产的产品收入涉及消费者（劳动收入）和政府（税收），怎样组织生产又涉及厂商的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等等。

　　厂商理论可以阐述：（1）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价值增殖理论和资本增殖理论；（2）基于劳动力价格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内部成本外部化理论的成本理论；（3）基于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循环理论的利润理论；（4）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所有制理论的企业内部微观收入分配理论（包括工资、利息、地租、房租、利润的收入分配理论）；（5）基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理论和私有制理论的生产过程理论；（6）基于资本积累的简单再生产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7）基于所有制理论、资本分工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的企业组织理论和厂商决策理论，等等。

　　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阐述基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力价格理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消费者选择、偏好和决策理论，等等。

　　市场理论可以阐述：（1）基于价值理论的价格理论；（2）基于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的供求理论；（3）基于劳动力价格理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的劳动力市场理论；（4）基于所有制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生产资料市场理论；（5）基于价值等价物理论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市场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6）基于两大部类协调理论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市场理论；（7）基于所有权垄断理论的市场结构理论（竞争性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理论），等等。

　　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理论可以阐述：（1）基于生产目的论和个体厂商生产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无序论的市场失灵理论；（2）基于公共委托代理理论的政府行为理论，等等。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可以包括：（1）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2）基于利润率平均化理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和劳资分配理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理论；（3）基于产业后备军理论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理论的劳动力总供求理论；（4）基于两大部类协调理论的产业结构理论；（5）基于资本分工理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虚拟经济理论的金融理论；（6）基于所有制理论、劳资关系理论的收入分配理论；（7）基于生产消费协调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所有制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经济增长理论；（8）基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周期理论；（9）基于市场经济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经济调节理论（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投资、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经济计划等内容）；（10）基于不平衡发展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的区域经济理论；（11）基于生产力发展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全球经济理论（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人力资本流动、国际技术转移、国际制度协同理论），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内在统一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整体的、动态的、长期的分析就自然地得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统一，体现在二者都是建立在相同的理论基础之上，比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劳动力价值价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率理论，资本周转、循环与积累理论，资本分工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等，而且这些理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中核心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理论、所有制理论和劳资分配理论，而最核心的理论内核就是劳动价值理论，即商品新增加的价值都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为私人所有、劳动者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被劳动者以工资、货币资本所有者以利息、地主以地租、房东以房租、职能资本所有者以利润、政府以税收等形式分配。以利息、租金、利润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收入除了其所有者用于个人消费外，主要用于储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总额急剧扩大的同时，资本占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所有者只能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其所占有资本的增殖。但是资本的增殖不仅仅依赖于产品的生产，更依赖于产品的实现。而产品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大多数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多少。产品能否实现不仅仅是一个微观经济厂商的微观个体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宏观经济顺畅运行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问题，根源在于资本的所有制问题，即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力的所有者不统一。资本的所有者是少数人，而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大多数人。在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内，利润与工资是一对矛盾体，工资越少，利润越多。而利润越多，积累越多，扩大再生产的产品越多，但产品的实现却需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越多。这对矛盾不仅仅决定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也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运营的扩张与收缩，甚至破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或生产资本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力为个人所有，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公有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分配。劳动者不仅仅凭借劳动付出取得工资收入，而且也作为公有资本的所有者分享由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以利润形式呈现的资本收入。虽然，这些资本收入并不一定以分红的形式为劳动者所有，但是却给劳动者提供完备的社会保障、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卫生医疗资源、不断优化的生活环境，从而能够减少劳动者在这些方面的生活支出，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经济体中，劳动者可以取得自己创造的价值增值部分，或者说劳动者可以取得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以工资形式呈现的收入。即使劳动者暂时的工资收入较低，而积累的部分将为劳动者未来的更大收入提供可能。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力的所有者是统一的，从而克服了利润与工资的对抗性、供给与需求的对抗性矛盾。即使凭借劳动多少而取得的收入存在差距以及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位，但在政府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下都保持在适度范围内，从而保障了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存在一定规模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的经济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私有制经济具有自我增长的机制，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样私有制的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私有制经济的引导和调节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是限制，而是应该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保持公有制经济对私有制经济的绝对和相对优势，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比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更可持续、更健康和更快速的发展。

　　（作者简介：王中保，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英文期刊《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国际思想评论）》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