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当 前，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不匹配。当务之急，要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不仅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也是一场哲学话语的革命。马克思将哲学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将语言降到生活，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形成了一套崭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因此，有必要借助马克思早期的核心文本，回到其哲学话语的原生语境，探寻其哲学话语变迁之径，真正掌握其哲学话语的精神实质。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大学期间所写的毕业论文，是其一生著述活动的思想起点，也是其哲学话语形成的开端。此时，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话语表达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印记。作为一部纯哲学著作，《博士论文》的话语表达是纯思辨的，“自我意识”是其核心范畴。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原子概念出发，即从原子的“形式性规定”出发，来阐释原子的独立性和坚实性，并以此过渡到原子的偏斜运动，通过对不同原子偏斜运动关系的分析，最后到达自由的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在原子直线下落过程中，原子的根本属性不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而是来自原子本身的纯粹自为的存在，是作为形式规定的纯粹独立性。这是“因为只要我们把原子仅仅看成是沿直线下落的东西，那么原子的坚实性就还根本没有出现”。即是说，原子的“物质性的存在”是一种被动的、潜在的，不带自身的规定性。为克服这种被动，从潜在状态进入现实状态，就需要赋予原子以“形式性规定”。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求助于“时间”,通过时间赋予原子以形式性规定，用时间来说明原子运动的历时性问题，即原子可以在空间中经历不同的点。这样，在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中，就可以确定原子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每一位置，因此也就可以保持原子的独立性和物理意义上的坚实性。

　　其实，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就曾提出：“空间没有差别……所以是绝对连续的……点这种自为存在是空间的否定，是在空间内被设定的对空间的否定。”5在黑格尔看来，空间是一种连续性的、无差别的存在。如果在空间中设定一个点，这个点就割断了空间的连续性。那么，点就是对空间的否定。同时，点的运动又构成了线，并在线中被扬弃。这样，随着点、线被设定为空间的环节，原本作为无差别存在的空间就出现了差别，出现了自我否定。由于点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这一情况出现在时间中，所以时间是空间自我否定的根据，是空间的真理。在《在自然哲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空间的真理性是时间，因此空间就变成时间；并不是我们很主观地过渡到时间，而是空间本身过渡到时间。”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原子运动的阐述，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启发，所采用话语也是一种纯思辨的表达。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并通过偏斜运动过渡到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样，这一表述方式也是思辨的，从原子概念出发，经过偏斜运动，最终回到原子的肯定性规定。马克思指出：“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原子形成于自身的偏斜运动之中，原子之所以成为原子就是因为采取了偏斜运动。原子这种偏斜运动是自因的，是以自身为依据的。“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上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原子的直线运动是对原子的独立性和坚实性的否定，而原子的偏斜运动作为对原子直线运动的否定，也就是对原子的独立性和坚实性的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受到黑格尔“对立性属于内在性的矛盾性关系”这一逻辑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作为直线式运动对立面的偏斜运动，也是原子的直接存在形式，只不过是原子在直线式下落运动中产生了偏斜。

　　那么，原子的偏斜运动又如何过渡到“自我意识”呢?马克思是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别性和独立性，来揭示自由的自我意识的。马克思认为，不同原子的偏斜运动的关系，就是指原子相互碰撞、彼此排斥的关系，正是通过排斥、碰撞，原子才能在其他原子中意识到自身。“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在与外物的碰撞、排斥中原子意识到自身，自我意识就是在这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确定过程。但应该清楚，马克思所进行的概念的逻辑推演，在物理学上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人的思维领域，进行思辨地理解。

　　虽然马克思在“书斋”中求证“自我意识”,但此时他并没有没有宣扬“脱离现实世界的自由”。在自然观上，相较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更重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体现的自我意识自由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并不同意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定在的自由”即是指直接存在的自由，受现实世界必然性制约的自由。可以看出，马克思也不赞成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绝对化，而是认为自我意识不能脱离现实，提出“经验”的、“感性”的、“自然”的自我意识形式。哲学体系“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哲学“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等等，这些无不是在诉说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曾在其《自然哲学》中，用“自在的精神”“自为的精神”“普遍性”“个别性”等思辨的哲学概念，来分析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自然。马克思则不同于黑格尔通过精神扬弃自然，来实现精神与自然的统一，而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将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尽管此时，马克思使用的是思辨的语言来表达其自然观，但是在思辨的话语“母体”中，已经植入了现实的话语因子。

　　此外，在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也同样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非常关注社会现实的。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马克思说道：“‘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非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显然，马克思还没有超出思辨的哲学话语框架，仍然从思想上来寻找宗教的根源，仍然用理性来说明世界、说明宗教，并认为理性可以消灭宗教；马克思此时采用的还是黑格尔式的哲学语言，还局限在黑格尔的宗教话语体系之中，其话语功能也还停留在解释世界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在思想上，马克思已经大大超过了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哲学是不可调和的，这与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内容、要求和利益都是相同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号召人们坚决地反对宗教迷信，他这种对宗教的批判态度，对人民的关注，已经预示了话语变革的征兆，为其日后话语变革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从《莱茵报》时期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哲学话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从高扬费尔巴哈到对其清算，马克思逐渐走到了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大门前，静待新话语曙光的出现。

　　(一)《莱茵报》时期：吹响话语变革的“集结号”

　　1842年，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为武器，用理性主义的思辨话语同普鲁士反动政府进行斗争。此时，马克思依然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其话语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其话语逻辑是思辨的。

　　这一时期，马克思尤其强调概念的优先地位，他以概念为起点，并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最终回到概念本身。国家、法、婚姻、友谊不过是概念、理性的体现，如果与概念不符，那么它们将无法存在。在《〈科伦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曾说道：“要么基督教国家符合作为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概念，那时，国家为了成为基督教国家，只要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那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出发来阐明国家就足够 了。”在 这里，真正的“国家”是符合理性的国家，理性才是国家的本质，国家是理性的存在物。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话语，黑格尔坚信国家是理性的体现，国家的发展要符合理性。很显然，马克思仍在黑格尔理性主义笼罩下进行话语的阐述，并没有超出黑格尔的国家范畴。这种思辨的话语逻辑在《莱茵报》时期的其他篇章中也有所体现，如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通过“自由”概念来论证出版自由，用“普遍自由”“特殊自由”“普遍利益”“个人精神”等思辨的哲学概念来批判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用一种逻辑诘难的方法来捍卫出版自由。

　　尽管此时马克思的话语依然很思辨，“理性”“自由”“自由理性”这些带有黑格尔色彩的术语还随处可见。但是，作为第一次“社会之行”,马克思已经察觉出其话语的“不对劲”：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与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是相抵触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国家概念和它的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国家理性在私人利益面前变得软弱无力，私人利益占了上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话语表达与普鲁士王国进行抗争，正是这种理性批判的话语让马克思感到困惑不已——如此严谨的论证为什么就无法解决现实难题!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脱离现实世界的思辨哲学的危害，而此时黑格尔就像是横亘在马克思话语变革之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这表明，此时马克思已经走到了话语变革的“风口浪尖”上。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本主义术语的置入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回到书斋，开始反思他所追捧的黑格尔哲学。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揭露出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并批判“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此时，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出发来说明问题的，虽然已经看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危害性，但还不具备话语变革的“资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哲学话语还是思辨的、抽象的，还没有突破黑格尔哲学的藩篱，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通过对概念的逻辑推演，来批判黑格尔“颠倒”的法哲学，此时术语还带有浓厚的黑格尔色彩。

　　但是，如果仅仅认为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话语除了思辨别无其他，那就大错特错。以“市民社会”为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尽管此时，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依然是从其本身的精神来理解，但是其话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马克思已经抓住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揭开了思辨哲学的秘密，开拓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这为其哲学话语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反拨”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术语也悄然进入马克思哲学。虽然此时马克思仍然相信理性国家的存在，但他是从人出发来说明政治国家的，指出，“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里马克思并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人出发，认为国家是客体化的人。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赋予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但二者之间也有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的警句“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的社会特质，这也为日后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埋下“导火索”。固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哲学话语还很思辨，哲学论证还不科学，但此时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加上人本主义术语话语的助推，马克思哲学话语体系的彻底变革将指日可待。

　　(三)《德法年鉴》时期：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思辨话语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话语是极其复杂的，就如阿尔都塞所评价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或依旧是黑格尔的表述”。《德法年鉴》时期，虽然每篇著述都相对简短，但却是多种话语的“杂糅”,既有黑格尔的晦涩的思辨话语，又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范畴和表述，还有已经开始萌芽的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和范畴。

　　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述中，马克思开始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类”“人的类本质”等成为这一时期其著述的“常客”。在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命题，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曾提出，“属神的本质的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15,“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　

　　费尔巴哈的这些表述就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命题的“原型”。此外，“异化”概念的使用，也能说明此时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从人的异化出发来说明宗教问题，他把宗教看作是人的异化，是人的劳动和存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由于世俗世界的分裂才产生宗教，人们因为异化才信仰宗教。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的宗教观仍然没有超出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把宗教归结为社会，最终把社会归结为人的异化。很显然，此时马克思哲学话语的言说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一种表述，已经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

　　这一时期，除了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以外，思辨话语的阴霾依然存在。在话语表达上，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还无法挥去。我们就以“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来说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可以看出，马克思仍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无产阶级”概念是在黑格尔的话语逻辑框架中提出的。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关于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还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还尚未触及现实的经济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已经开启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分析和批判德国现状时，已经开始使用“工业运动”“私有财产”等经济学术语；他为无产阶级的呐喊——“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也是其哲学变革的“呐喊”,马克思哲学话语在之后的几个月将发生质的改变。

　　(四)“巴黎手稿”:“异化史观”主导下的人本主义话语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虽然对经济学有研究，但其话语的摄入点仍是哲学层面的；虽然在话语表述上自觉地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无缝对接”,但此时话语表述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是“异化史观”主导下的人本主义话语。

　　此时，马克思整个哲学话语笼罩在“异化史观”的话语逻辑之下，他用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逻辑来解读各种社会现象，其话语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比如，在“穆勒评注”中，在分析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时，马克思认为，这种交换本身是人与自己产品的异化、人作为人的价值的丧失、人与人交往中介的异化。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对共产主义的阐发中，马克思从抽象的人出发，通过对“人的本质”的论证，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所使用的术语是“人的异化”“人的复归”“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不是通过实践创造的，而是通过“理想的”人的实现而实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比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其哲学时，同样也是用异化劳动理论。他在批判黑格尔抽象思维的异化时，是以抽象的方式表达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做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很显然，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还只是从异化劳动出发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话语已经迸发出了新唯物主义话语的“火苗”。因为此时马克思已经从“副本”的批判转向了对“原本”的批判，已经察觉了哲学批判的局限性。总之，“巴黎手稿”时期的话语是整个马克思哲学话语的重要转折期，新话语与旧话语叠加、经济学术语与哲学术语交织，人本主义的话语中已经蕴涵着新唯物主义的话语萌芽。

　　(五)《神圣家族》: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中断了1843年底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当中，揭露了思辨哲学的话语秘密。其实，这也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话语的一次肃反，此时仍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哲学话语仍笼罩在人本主义逻辑光环之下。但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已经出场，马克思哲学话语已经走到了新话语体系建构的“前夜”。

　　在这一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思辨哲学的认识论根源，清算了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众所周知，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理解为现实世界的创造者，把自我意识绝对化，并使之与现实绝对对立，一切都从自我意识出发。在他们看来，“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历史的前进不过是“自我意识”自身演进的体现而已，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用抽象的概念、纯粹的范畴作为武器来批判现实一切，割裂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以现实的果实和果实概念为例，通过对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的剖析，揭示出思辨哲学自身的秘密，即思辨哲学首先从个别抽象出一般，把一般独立化为实体，然后把个别消融于一般。它把个别变成一般的产物，变成概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思辨哲学话语的秘密：“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问题。”也就是说，思辨的哲学话语是用思辨理性的话语形式表达现实问题，在思辨的叙述中去把握事物本身。此时，马克思开始清算自己的信仰，清算自己哲学话语中的思辨成分，揭示了思辨哲学话语实质，浇灭了思辨哲学的幻想，表明马克思在变革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巨大一步。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已经从“抽象的人”过渡到了“现实的人”,不再抽象空泛谈论人的本质，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还只能从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方式来说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具体研究人的社会本质、人和社会财富的关系等问题，他们说：“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完全的非现实，是非人的完全的现实，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拥有，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拥有屈辱，拥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即是说，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消灭人对自己的对象性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其实就意味着对生存资料的真正占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说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其实，这里“抽象的人”就是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现实存在的人，而“现实的人”是指那个理想化的、实现了人的本质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可见，此时马克思还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还没有完全抛弃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观念，其话语仍然受制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话语逻辑，话语表达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这里“生产方式”概念虽然很笼统，但表明马克思在言说社会历史现象时，已经开始使用唯物主义话语，而不是把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看作历史基础。可以说，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其话语中已经集聚了发生“裂变的能量”。

　　虽然此前的著作闪烁着许多思想的火花，天才的论述，但是仍然带有思辨痕迹，语言上略显抽象和晦涩。从思辨的哲学话语到人本主义话语，马克思哲学话语经过“十月怀胎”痛苦孕育终于到了“一朝分娩”的时刻，《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话语成形的标志。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唯物主义话语的“萌芽”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草拟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计划，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放弃了“异化”“类”等概念，引入了“实践”概念，其话语驶入了现实的客观逻辑之中，构建了一套崭新的话语体系——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尽管还不成熟，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已经迎来了新唯物主义话语的“春天”。

　　《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理解人的感性活动本身，他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1在这里，“实践”“感性的活动”取代了“感性对象”,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否定了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其实，应当指出，《提纲》中的“实践”还不成熟，还仅仅是指“感性活动”,而非现实的实践。但是，此时马克思的话语出发点已经发生改变，即从人的实践出发。《提纲》第二条，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到认识论，解决了认识论层面的真理标准问题。他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通过这句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致思方向已经发生改变。

　　尽管马克思已经开始清算费尔巴哈，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本主义的术语，但却不彻底。“异化”概念的消失以及“实践”概念的凸显，是马克思哲学话语变革的一个重要表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大量使用“异化”概念，但在《提纲》中就刻意避免使用“异化”一词。比如，在第四条中，马克思说：“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里是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里用“自我分裂”代替了“自我异化”,是马克思的有意为之，就是为了与费尔巴哈彻底划清界限。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提纲》第六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句表述中，“人的本质”是一个典型的费尔巴哈的术语，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清算不彻底的地方。

　　《提纲》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新世界观的宣言，同时也是其新话语体系的一次“宣誓”。马克思向世界宣告了其哲学话语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立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社会，其哲学话语的功能是“改变世界”。可以看出，新唯物主义话语已经在《提纲》中显现。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新唯物主义话语的成形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他们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现实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在“历史”的语境中，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物质生产”等术语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其新唯物主义话语逐渐成形。

　　关于新世界观，有这样一段表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段表述表明，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自己哲学话语的出发点，把实践当作自己整个历史观的基础。其实，新唯物主义话语与旧唯物主义话语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历史”二字上。这个“历史”是一种分析视角和论证方法，指的是“现实历史”。在“历史”的语境中，“国家”“阶级”等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用新的世界观来说明它们，用唯物史观来改造它们。

　　如果说，走向“历史”深处是马克思哲学话语与旧唯物主义话语的区别所在，那么，回到“生活”本身则是马克思哲学话语与思辨话语的不同之处。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语言不过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他们反对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而是要将语言变成现实世界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体”“自我意识”“绝对精神”不过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抽象，在这里，应该将“实体”等抽象的概念还原为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旧哲学不过是创造一些新的哲学范畴，其话语只是一些“空洞的废话”。关于人的解放，德国哲学家没有从“自我意识”中解脱出来，仍在词句的统治下。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真正将自己的哲学用于世界的改造，其哲学话语将理论与实践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概念、范畴的不同，以往的范畴是“实体”“自我意识”“理性”“自由”“类本质”“类”等，而新的话语体系则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实践”等概念；第二，话语逻辑起点和致思方式的不同，以往哲学话语以概念作为话语起点，而马克思则是以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为起点，以往哲学话语追求纯粹的思辨，而马克思则追求与实践的融合；第三，话语论域的不同，以往哲学话语将话语囚困在“哲学”的牢笼之中，建立语言的独立王国，而马克思则是结合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将语言降到生活，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进行话语的言说；第四，话语功能的不同，以往的哲学话语只注重对世界的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则不同，不仅要对世界进行解释，还要对世界进行改造，要从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

　　《形态》是马克思哲学话语形成的标志，虽然其中有些表述和术语的使用还不够精准，但这并不能撼动其哲学话语形成的标志性地位。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无不是在《形态》已经架构起的新唯物主义话语体系框架内的继续前行。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