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已被人们做过各色各样的界说，并被一些民族和国家付诸实践。然而，已有的界说仍未消解人们的困惑，所有的实践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赞誉。“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存在众多分歧的“共同话语”，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项需要长期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总体性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1]。应该承认，尽管马克思没有系统而具体地论述其总体性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与总体、全体、整体等范畴的改造和深化密不可分，总体性原则的确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取自黑格尔哲学并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与深化。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首次使用了总体性概念，统一了在近代哲学里分裂的思维和存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生成，总体性不过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纯粹的范畴演绎，是“以概念逻辑串起的绝对精神的神秘旅程”[2]。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马克思逐渐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观念的重要价值。1843年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便初步表达了人的社会特质和社会总体性的思想，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就是社会；要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必须进行全面的革命，“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产生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的批判，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非社会”，即缺乏总体性的社会，认为扬弃了私有制的社会是“真正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是具有总体性的社会[4]。在稍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的社会特质的成熟见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明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首次得以系统阐发。在1847年撰写并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得到了更为完善的理论表现，指出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类矛盾都是社会有机体自身的构成要素，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总体。作为马克思总体性思想逐渐完善的成果，《资本论》考察了作为一个总体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任何总体都是作为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存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既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独特本质和发展趋势，终结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存在的“神话”。此后，马克思通过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总体性地考察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同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丰富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之，总体性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总体性观念也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成熟，正是因为拥有科学的总体性观念及方法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发现了人类走向未来社会的发展路径[5]。

然而，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被简单化为一种片面的“经济主义”，唯物史观被误读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工人革命被看成是自然发生的社会进化。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正确反思欧洲工人革命失败的教训，卢卡奇重新恢复了被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全部著作里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卢卡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之所以陷入低潮，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所蒙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角，可以认识到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本质，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革命热情。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整体对于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彰显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二是强调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只有“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才能成为可能。因此，正确的认识只能是总体性的认识，而总体性的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直接的反映，而是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主体与客体互为中介的过程。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得资产阶级意识不到自身的物化存在状态，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则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因此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摆脱商品拜物教意识和物化意识，才能达到一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实现总体性的革命，终结资本主义的总体的统治。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总体性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畴[6]。与卢卡奇同期的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7]。在强调历史总体性的同时，柯尔施更强调了革命的总体性。在他看来，包含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和法律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葛兰西反对把历史发展简单归结为一种直线性的和单线性的决定论，主张建立一种取代经济因素单一主导论的总体革命学说。在他看来，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一体化，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霸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取得优势。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包括社会的一切方面，既有政治、经济，又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此后，萨特以“总体化”、列斐伏尔以“总体的人”、马尔库塞以“单向度的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关于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的新的解读。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同，阿尔都塞提出了关于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结构主义阐释。在他那里，生产方式的整合作用、多元决定论是理解历史整体的关键。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发展也不是只受单一因素决定的演变过程，“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的作用而实现”，只有从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元决定论出发，才能解释历史整体的不平衡特征，才能在整体的不平衡发展当中找到发生作用的根本力量[8]。

然而，随着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一种反总体性、强调差异性的思维得以发生、发展，在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或“非同一性思维”开启了通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门之后，“向总体性开战”逐渐成为了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共同喧嚣。在他们看来，总体性是建立在同一性原则基础之上的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即总体性是在人之外预设的一个完满的实体存在；由此造成了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总体性之中；必须以非同一性思维替代同一性思维，将人从一切桎梏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个性的张扬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9]。他们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总体性思想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立足于人性至善虚假承诺的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诉求导致了以暴力和强权实施的排他主义的政治实验。因此，他们极力标举差异、特殊、个体，排斥任何可以想象的总体性形式。在对总体性的一片讨伐声中，詹姆逊坚定地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詹姆逊明确指出，马克思“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10]。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与内在矛盾，认为它同时进行着人类的解放与压抑、进步与倒退、财富与贫困的生产，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大众媒介、广告宣传等众多现象可以看出，恰恰是差异在表面上的无所不在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变得越来越趋向总体化。因此，必须采用马克思的总体性思维原则，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地加以考察。

显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并没有完全得到正确而充分的领会。尽管如此，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阐释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科学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历史的基本方法。用总体性原则考察历史必须把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正确处理历史具体事件与历史总体本质的关系，拒绝对于历史事件的断裂式“阅读”，才能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趋势。用总体性原则考察社会必须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全面透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拒绝对于社会现象的碎片化“阅读”，才能准确把握各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趋势，理解社会形态演变更替的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除了“时间”和“结构”的维度，用总体性原则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还必须把握其“空间”的维度，将其置于“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加以分析，辩证把握总体化与个体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拒绝对于各国历史与现实的特殊主义“阅读”，才能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理解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的共同未来。同样，运用总体性原则考察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历史也必须坚持“时间”、“结构”、“空间”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拒绝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错误态度，科学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与万事万物一样，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就会被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替代。因此，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总体，一个历史地生成、发展、衰亡的总体。14世纪，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西欧封建社会的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产生了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空间，随之而来的所谓原始积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下了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页，有力地推动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16、17世纪，近代科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改进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的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广泛提高，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同时也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一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也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导致了1825年开始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的新的变化。随着19世纪末期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又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1]，新的生产形式的诸种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力量也必然愈益发展壮大。尽管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可以获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和危机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和的地步，从而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从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是一个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自然历史过程。

显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必然存在于人类历史，却未必存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会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并非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方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么，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是直接必然的决定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结合；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也并非必须在单一的社会形态内部方能实现，而可以借助交往和交往的不同形式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多线条、多样性的统一。“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13]。人类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未必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一途，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和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如果能够“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和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如果能够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相互联系、相互交往，显然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性的总体，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体。唯物史观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4]。也就是，“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5]。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且，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但是，随着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会从它的脚下被挖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基本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遭遇日益严重的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必然产生日趋尖锐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频繁发作。这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6]。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必然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达到同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必然敲响。因此，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人类社会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交响曲”，而不是唯一经济力的“独奏”，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却并非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7]。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总体，资本主义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制度、自然环境等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具有复杂结构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是这个整体的存在条件。虽然经济因素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也绝不是经济结构的简单反映，而是通过“交互作用”共同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上层建筑等等领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18]。因此，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及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过程，并非社会生产力自发演进的消极结果。恰恰相反，“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也就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9]。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总体，一个在全球范围扩展、消亡的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了世界市场，消灭了各个国家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一切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民族的各个方面相互往来、相互依赖，从而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关系的全球扩展“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20]。这样，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尽管资本关系的全球扩展会为资本主义延续生存时空并赋予资本主义外壳在一定限度内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弹性，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伴随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也必然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生产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团所有的矛盾[21]，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由单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演变为全球范围的广泛对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衰亡。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必然导致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胜利，从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显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22]，全面消灭资本主义从而使历史转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内在矛盾激化程度的不平衡也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选择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尽管它们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或“顶端”，可以通过“领土扩张”和资本输出为过剩的资本积累找到出路，通过残酷地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来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从而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各种矛盾，但是，由此它们也将深陷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积累链条的依赖之中，它们依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可能空间必将日益狭窄。这样，一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积累链条发生断裂，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必然空前激化，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对于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尽管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是由于它们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底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广泛的国家交往所引起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以及国内国外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足以导致某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

三、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过去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中间体系”。作为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性总体，是一个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结构性总体，是一个和谐发展、全球扩展的世界性总体。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历史步入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性总体。“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3]，与以往其他各种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也必然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但是，与以往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替代一种旧的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的“经常变化和改革”不是为了被动地维护统治阶级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主动地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贫富分化，而且要消灭“三大差别”；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要消灭一切剥削；不仅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24]。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宣布不断革命”，必须逐步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逐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人提供充实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根本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逐步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5]，即共产主义社会。

显然，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与任何其他社会形态的演进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正如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一样，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对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彻底废除，而“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6]，并建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至于实现整个社会对于一切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因此，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在确保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将长期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的存在以及社会生产力普遍发展的要求，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广泛地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抗衡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地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经过漫长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之后，原本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方能进入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将会获得高度发展，整个社会将会逐步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从而为阶级差别和阶级的消灭、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是一个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结构性总体。实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因而必须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总体性革命。马克思指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27]。因此，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确立社会主义牢固的经济基础，进行全面而彻底的社会革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全面进步。也就是，无产阶级首先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政治革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并且时刻预防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政权的腐败变质，预防政权机关由社会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其次，无产阶级还必须进行全面的经济革命，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努力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逐步铲除两极分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断清除各种剥削产生的经济条件，全面实现经济民主和经济共享。此外，无产阶级还必须进行深刻的文化革命，确保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逐步使工人阶级“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使整个社会摆脱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和思想意识。

当然，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总体，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和发展，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导致“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死灰复燃”。因此，“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28]，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同时，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突破地域的局限和原始的封闭状态，才能为阶级的消灭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任由资本主义因素和市场力量肆意泛滥，“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的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29]，必然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也都将成为空中楼阁。须知，尽管上层建筑由于其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可以暂时地偏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轨道，但是上层建筑总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发展最终将把上层建筑从偏离的方向拉回其“正常”的轨道。

社会主义是一个和谐发展、全球扩展的世界性总体。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由扩展走向消亡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由萌芽走向扩展的过程，是历史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过程。但是，与资本主义凭借坚船重炮摧毁“一切万里长城”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不同，社会主义的全球扩展是一个凭借自身优势而和谐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如果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竞争优势，无疑将通过“榜样”的示范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过，社会主义的全球扩展不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封闭发展、自我发展便能够自然完成的历史过程。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大往往会消灭“地域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因此，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各种各样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政党，必须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有这样，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全球扩展以及社会主义历史时代的到来才有现实的可能。随着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才能成为可能，人类历史才能由此步入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但是，世界历史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会像走在平坦的“涅瓦大街”上那样始终凯歌而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与全球扩展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可以和谐相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从而较快地充分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由此它们也面临着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淹没”的挑战。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存在的两种社会形态、两条道路、两大力量的较量和斗争的演变趋势，无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远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而且拥有更加全面更加强大的传播工具，忽视国内尚未清除的资产阶级存在和再生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土壤，盲目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放松甚至放弃人类社会“社会主义化”的努力，必然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出现“大幅度的跃退”。不过，即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逆转”。历史走着“之”字形路，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往往充满反复，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尽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充满曲折，但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替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向”[30]。

参考文献：

［1］王伟光：《世界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载《社科党建》2010年第9期。

［2］刘国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初级阶段实践的矛盾》，载《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2期。

［3］珍妮·克莱格：《帝国主义在二战结束后的逐渐衰落》，童珊译，载《海派经济学》2009卷第26辑。

［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5］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