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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谋求的是对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的主导权。掌握了主导权的国家也就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家”，拥有全球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外围国家”都将围绕着其所制定的规则，为其“打工”。同样，犹如“巧取”比“豪夺”来得更文明一样，金融的“巧实力”配合文化的“软实力”比军事的“硬实力”更让政治家们痴迷。互联网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提供了“虚拟空间”。如何控制网络及其信息主权并在网络中保持话语主导权成为各国经济外交的重要议题。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和网络应用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选择“网络外交”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美国凭借其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主导者与国际货币发行的资本控制者的优势，以跨国投行及互联网风险投资巨头作代理，推进互联网产业全球化，对他国互联网产业施行长期的资本渗透及本土化战略，在收获可观的新兴产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提升其对全球互联网络的舆论与文化的影响力，以期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和效果。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是政治分化的目的，其互联网产业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渗透与资本控制的主要对象。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纷纷海外上市即已经证明了其初步成效。而2011年的支付宝股权之争更让互联网行业与外资联姻的“潜规则”大白于天下。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它却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是政治表达与文化宣传的新媒介，是民生与民意发声的新场所。互联网无国界，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借助其技术优势长驱直入我国新生代的思想腹地，已经危害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致使我国网络反“三俗”虽然投入不小，却收效甚微。因而如何发展我国的互联网产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项涉及政治与文化的长期战略。研究与反思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外资控制现象成为一种责任与使命。

一、从与外资联姻到受外资控制：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趋势

据统计，截至2011年12月31日，当年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上市（IPO）的中国公司有11家，其中有8家是互联网企业。[1]虽然受中国概念股危机及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2011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IPO）数量及表现不及2010年，但是从比例上和融资额上看，互联网产业依然受外资追捧。早在2009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B2B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中即已指出，过去10年，外资在促进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同时，也逐步在资本层面控制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各个领域。外资控制中国互联网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互联网企业本身就是外资直接投资控制的，如谷歌等境外网站以中文版形式在中国落地或寻找代理人；第二种是通过各种途径运作互联网企业在国外上市；第三种则是对还未上市的高成长性的有一定市场地位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投资，促使其在国外上市。其实，第二种形式和第三种形式是一种形式的两个阶段，运作成功的如百度、搜狐等。

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对境内互联网企业限制外资进入政策出台，外资控制又衍生出新的形式，即“协议控制”。“协议控制”即“VIE”，是指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收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是指境外资本通过持股、协议或其他安排成为实际控制人。由于这一直是行业内的潜规则，所以不为外界所知。

直到2011年关于支付宝股权的“雅巴之争”成了媒体关注与热议的主题之后，这一行业潜规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2]。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这十年，VIE这种做法在中国也延续了十年之久。某电子商务平台的负责人在微博上提到：“就我所知，国内所有拿到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包括上市和未上市的，全部是VIE结构！”“中国互联网产业就是奇怪地建立在（VIE）这么一个灰色和模糊的制度基础之上。”[3]

无论是海外上市本身还是协议控制（VIE），都可归于外资控制的范畴。据观察，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门户、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博客到论坛，境外资本，特别是美国互联网资本几乎已经控制了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4]。对于外资控制对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看到了协议控制的积极作用，也有人清醒地看到，外资过去十年在促进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同时，也逐步从资本层面控制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各个领域，把住了互联网这个全新开放媒体的舆论与文化的通道。这种对高科技企业的金融渗透以及“伪内资”的经营方式已经严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与信息安全。况且，在这些经济行为的背后，还隐见有幕后的政治推手，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端人碗，就得由人管”。网络反“三俗”如果不从产业控制方面入手，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国内外科技金融环境差异：外资控制趋势形成的主要因素

互联网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遵循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中，融资是产业发展的刚性需求，因此，良好融资环境是互联网企业发展必需的前提条件。然而，由于互联网产业的轻资产高投入、重创新高风险的性质，在对待企业的这个需求上，国内的融资环境与国外相比，显得相对谨慎，相应的评估手段也过于保守和传统，从而使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起步阶段很难获得国内的资金支持。

首先，国内的科技项目融资非常困难，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现有投融资体系更青睐于有设备、有厂房、有资金流量的传统产业或者说是传统制造产业。因为，设备与厂房可以证明企业的固定资产，资金流量可以证明企业经营能力，这些指标具有相对确定性，是被证明了的正确的可被物化的评价指标。即便是投融资失败，评估者和业务经办者的责任也可降到最低。而互联网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其轻资产、高投入的性质决定了其投资的高风险；而且其盈利不靠固定资产或净资产，而靠智力资产。我们的投融资评估体系还难以适应这样的“新情况”，缺乏真正的无形资产评估，没有可比较的市盈率和新商业模式的前景分析能力。为了降低风险，在融资审核时，只能依靠增加其他可物化的条件来排除投资的不确定性，如要求有担保公司做担保等，设置了更多的门槛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对于准备上市的企业要求更严格，如连续三年赢利等。符合条件的，进入IPO流程审核时间也较长，等于人为抬高发行上市门槛，使再融资的条件变得苛刻，一般中小企业很难符合。

其次，相对于国内的投融资环境而言，科技企业海外上市的门槛相对较低。在纳斯达克上市，对公司成立的时间没有限制，盈利要求也较低，只要进行了充分信息披露且有人愿意出价购买，同时上市结果比较容易预见就可以了。这也是有外资创投参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海外上市的原因。近年金融危机后，为摆脱危机的阴影，吸引优质的上市资源，世界各大交易所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互联网企业上市门槛和规则进行调整，使上市变得容易。比如美国纳斯达克、韩国和香港都有创业板，他们专门吸收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上市，要求条件较低，上市步骤简单，效率非常高。

除了投融资的环境差异外，国内巨大的市场也是吸引海外投资者关注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IPO资源地，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经济最稳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各大交易所看好中国，对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更具吸引力的是其庞大的消费群体。现代人把工作和生活的更多内容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也预示着更多的经济活动移步到互联网空间，更多的利润来自互联网产业。这也是外国投行对我国互联网产业青睐有加的缘故。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中国互联网产业外资控制不单纯是经济利益推动，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图谋。

三、发挥金融“巧实力”：外资控制背后的政治推手

2009年1月13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希拉里用一个“巧实力”（smart power）的新概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个“巧”字，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之变，将战略指导思想从崇尚武力的“政权更迭”调整为“巧实力”的软硬兼施。具体而言，就是当面对每种情况时，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来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为此，美国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经济、教育、科技、能源、核安全、互联网与太空活动等。其中，互联网作为美国未来着重发展“巧实力”的主要工具，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文化产业。由于产业以生产文化产品与提供各种文化服务为主，起到沟通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因此被称为电视、报纸、广播之外的第四种传媒——网媒，是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也因此成为各国实现全球战略的绝佳思想武器。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把互联网当作向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工具。思想征服的好处就是将自己始终置于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兵不血刃地赢得传统战争都不一定能带给他们的最大利益，这即是“巧”实力的根本所在。网络传播方便、迅速、广泛，它被美国视为传播“民主”最常用、最廉价的手段，其高效与低成本的特性，远胜于“美国之音”。

美国把互联网视作与中国民众接触的新方式，互联网这种先进的生产力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而且，为了配合其利用互联网这一“巧实力”的工具，美国政府加紧了与互联网产业巨头和投资巨头的接触，推动金融政策改革。例如，对风险投资的融资，美国不仅有联邦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而且各个州也都出台了一些积极的鼓励措施。这些政策加大了其金融资本的对外扩张力，展开对全世界互联网市场的渗透。中国是其进行市场渗透的主要对象。

如今，国际互联网大鳄们已经深入中国腹地，对即时通讯、搜索引擎、门户网站这三大互联网产业高地展开了争夺。仔细研究有外资背景的中国企业，可以发现他们大多集中于信息发布（门户网站）、信息查找（搜索引擎）、流通性网站（购物与通讯网站）等。赚钱与思想控制抑或意识形态竞争，三者完美地统一在一种VIE的模式之下，而且互为增强。它对产业本土国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主题与话语权渐失：外资控制对本土互联网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上的信息是可以操纵的。而这个操纵权在缺少监管或相应监管较弱的情况下，通常由互联网产业的资方控制。而互联网企业一旦被外资控制，那互联网上传播的内容也就不能完全由“我”做主了。长期的资本渗透，多年的科技积累，发达国家对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产业这个信息的发布与交互的平台具备了一定的干预与影响能力，并因此在其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平台上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进而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动权。我国有外资背景的互联网门户企业在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资方的影响与控制，包括有选择性的信息发布、全面的信息监控以及即时性的信息封锁等，其威力不可小觑。

1.有选择性的信息发布能力

议题的选择是外资控制下的互联网企业影响我国文化安全的最主要手段。这种议题的选择主要表现在，首先，负面引导。对被控制国家的小概率事件大肆炒作，给网民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认知，从而误导人的判断。经过一些年折磨之后的中国互联网网民也察觉出一些端倪，常戏言说：看互联网上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即将点燃的干柴堆，可一下网，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却又不完全是那样。这里固然有媒体“标题党”的原因，但也与某些互联网门户的议题选择倾向性脱不开干系。其次，评头品足。对国际甚至是所在国的事件进行以资方为观点的评议。如在事件中，借“题”发挥引导民众的心理情绪与行为，甚至是引发社会动乱。事件之后，又对整个进程加以主观评论，引导事件朝向利于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阿拉伯之春”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外资控制下的网络已经是调动民众情绪的主要力量和进行串联的主要方式。再次，大事化小。国内受外资控制的互联网平台对在世界都是影响极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报道都很“公正客观”，尽量不带针对资方以及资方当政的批评性言论与观点，以维护其正面的形象。总之，有选择性的信息发布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操纵方式：一旦国内有一些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象的事件发生，它的传播速度绝对是所谓的互联网速度；而有关资方所在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寡头的信息，却无论是何种语言，都极为稀少。

2.全面性的信息监控能力

通过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搜索引擎技术，对全世界的信息进行监控。2009年，谷歌旗下风险投资部门（Google Ventures）和中情局下属的风险投资公司In-Q-Tel，对Recorded Future（录制未来）公司进行了投资，而Recorded Future是一个互联网实时监控企业，对数以万计的网站、博客和推特（Twitter）账户进行监控，其超强的分析引擎，会对有用的信息进行分析、标记，提供给中情局或者美国国家安全局。换言之，只要你在网络上发表了比如军事或是经济敏感信息，都有可能把Recorded Future吸引过来，然后对信息进行标记，分析、预测事情的趋势是否对其和国家有用。此外，外资控制已经深入到中国最大的电脑防护软件服务商，外资控制下的电脑防护服务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程度的“安全”，这也不能不让国人忧虑和担心。

3.即时性的信息封锁能力

信息封锁与发布相反，它通过控制互联网进而达到封锁信息将之局限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以减少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事实上，外资“巧实力”在国内互联网领域常有“不俗”表现。如《人民日报》属下环球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多个官方传媒和网络媒体发表多篇评论，一些常有“自由言论”的独立社区网站也极为关注，并反击希拉里有关“互联网自由”的谈话，指出其所谓的网络自由本质上是“美国控制下的自由”。然而，在某些外资“治下”的互联网平台仅少数在极边缘的二级栏目中刊有希拉里的讲话，且大部分网络评论的转载也多被删除。另外，针对某外资控制的垄断互联网企业严重违反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在主流媒体上都有着集中报道，然而，在国内的一些同为外资控制的“门户网站”的首页新闻上却一字不予披露报道。对“同伴”不利的消息实行封锁，这已经是VIE模式下某些互联网企业之间的默契。

当然，通过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进行控制、封锁与发布等仅是西方国家和资本为打造和掌握互联网工具的多种手段之一。虽然它的运用较少，但是，它与其他手段互为增强。它一路打着自由民主反腐的旗号，抛出各种话语主题，煽动民众的情绪，控制网络的话语权。在宽松的网络环境下，这些非主流或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网络文化渐渐汇聚成流，表达情绪、传播观点，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网络意识，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进合围，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造成长期的影响^[5].在他们所控制和垄断的网络空间里处处有角力，到处是暗战。而且，正因为知道互联网企业信息操纵的力量，美国对本国的互联网企业的信息发布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其所谓的“自由”，如对于维基解密事件，美国政府表现出绝不姑息的态度，严惩信息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和个人。

五、扶持优质的本土互联网企业：保持产业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独立性

在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已经从地域空间、外太空扩展到网络空间。取胜互联网就是取胜思想，取胜思想就是取胜未来。基于这样的共识，各国政治与资本之间通过多年的分攻合围，成就了一定的互联网的全球性控制与垄断的局面。对国内新兴的互联网企业联手打压，是一些外资控制下的垄断企业最惯用的手段。如“太阳谷全球IT精英会议”后，百度与谷歌联手打压中国本土的“互动百科”等。从外表看起来，这些行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事实上，防止中国自主的互联网企业掌握互联网文化话语权、防止自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掌握先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是更深层的目的。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真正自主创新的技术型互联网企业举步维艰、鲜有成功（基本上没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一旦落入窠臼，走上与外资联姻的路径，就将无法独立自主地经营与思考[6]。

我国必须扶持一批真正自己的（不是那些在其他国家上市或受其他国家资本控制的）优质的互联网企业，使之在信息传播与文化传导方面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并与已成“气候”的外资控制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在实力与影响上相匹敌，抵消他们可能对中国文化与信息产业的负面影响。为此，必须改善投融资环境、更新相应的投融资理念与机制。改革开放前的30年，传统的投融资体系成功奠定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与基础；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传统产业升级以及向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方面转型的金融政策与机制瓶颈。互联网行业首当其冲，饱受制约。互联网这种轻资产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其发展的关键点和大资金需求的时期相对传统产业更靠前，这时候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扶持需求是最迫切的，很多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企业就是在这个未完成发展的阶段与外资联姻的。当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进入正常运营期时，对资金的依赖比传统企业又更弱，而此时却又是我国的投融资机构最喜欢跟进的时机。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融资支持，必须自己首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之后，上了规模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并扶持。而对互联网企业来说，这种后支持远没有先支持的效应大。这中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所以，中国要想扶持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必须改变既有的银行业投融资理念，多设置一些像深圳创投那样的国内自主的风险投资公司，少干点花巨资购买“外国石头”的“长期投资”。改善投融资的考核机制，改革银行业的资产评估制度，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抵押贷款融资机制，在企业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扶一把，让更多的成长中企业获得来自本国政府和本国金融的支持，将互联网的影响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共同守护好中国的“信息边疆”，从而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积蓄力量。

此外，有可能最重要的是：要维护互联网产业发展中良好的经济秩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当前一些由外资控制的所谓的“国内”垄断寡头企业对互联网的恶意控制，为更多的真正国内自主的中小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一些由外资控制的互联网企业肆意利用其获得的外资资本规模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国内互联网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并不择手段地打击国内新兴的技术企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我国的产业与意识形态只有不为外力所干涉，才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2]《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

[3] 贾高建：《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建构一种逻辑体系的研究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

[4] 辛向阳：《文化发展道路“四问”》，载《前线》2011年第12期。

[5] 谭扬芳：《对我国互联网海外上市潮的几点思考》，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编辑：刘德中）

作者简介：任丽梅（1973-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