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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塑造这些特性的诸多文化元素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在这些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诸多文化元素之间中介性的政治文化机制与政治文化价值的学术探讨。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得以从诸多文化元素的历史重构中不断绽现的过程中，“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政治文化机制与价值最不容忽视。“天命民本”的政治正当性原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目的因”机制与价值，多元一体是中华政治文明的“质料因”机制与价值，“贤能淑世”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动力因”机制与价值。“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有机结合，形塑了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独特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文明底色，“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作为中华文明同居合群之道的重要机制与价值，既是古代中国伦理政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独特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野中，回顾“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其理论逻辑、审视其现代转化的基础与方向，可以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的试金石、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这也为把握一种思想理论的内在精髓提供了根本立足点。天命民本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正当性原则，是理解传统中国政治秩序与内在意义的核心。与之相呼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实现了对于中国古代天命民本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比较的视野中，中华文明的传统政治秩序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一方面，与西方经历了由城邦、帝国、封建君侯国家、民族国家所标识的演变形态不同，无论是封邦建国时代还是郡县一统时代，中国的政治秩序都呈现出王朝盛衰递嬗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与绝大多数古代文明随着政治秩序的解体而衰落不同，中华文明虽然也随着王朝盛衰而变迁，但是却能不断重建自觉保持文明目标的政治秩序，从而在盛衰变化中又呈现出文明赓续的连续性。如果以中国自身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来看，天命民本的政治正当性原则正是形塑这种王朝盛衰和文明赓续双重面貌的深层机理，既作为正当性的依据超越于具体的王朝盛衰之上，又作为统治和治理的基本追求弥散于具体王朝的制度和观念之中。

　　如果追溯“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的天命民本原则的凝定，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是其关键。因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所以周人对统治资格何以转移的问题充满着省思精神，在这种省思中，“帝命”转变成了“天命”，“命”的显现方式也从以巫术卜问于“帝”变成了以理性鉴照于“民”。天命观在周人的意识中包含着三层内容：首先，给商人祖先和商王以特殊许诺的帝命已被天命替代，天命在周人那里不再是一种特殊恩宠，而是可以转移、可以变革的普遍原则；其次，天命作为普遍原则不能通过直接卜问而发现，而是要在对“民”的观照中发现，因为“天惟与我民彝”，民得以生存的“彝伦”是天命显现的真正场域；最后，天命转移的条件是“德”，在周人看来，商克夏和周克商都是由于夏王和商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一邦一姓获得天命也只能由于“疾敬德”，并将德显之于民以实现“彝伦攸叙”。在天命、民、德构成的整体意识中，因为天命的要求实际上变成了以“德”照料“民”，所以统治资格的来源从外在于政治秩序的神圣权威的认可，转向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命民本正是在这一整体意识中成为政治正当性的首要原则，德也成为政治秩序的内在追求。

　　先秦诸子以追问天地和人世之道的方式为天命民本原则赋予了更为自觉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天命民本由此不但是统治资格的来源，而且是政治秩序内蕴的普遍文明原则。其中，作为旧秩序的反思继承者和新秩序的思索开创者，儒家对天命民本原则的思考尤为深切。一方面，儒家将天地人世领会为“有物有则”的生成之域，“民之秉彝”意味着人的自然性情中潜藏着有待扩充成长的德行萌芽，人之为人的卓越就在于成德尽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统治者有天命，人的自然性情本就是对天地之道的分有，因而存在人的普遍之“命”。另一方面，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为了在同居合群中实现成德尽性的生活，人世的伦理目标和政治目标是合一的而非分离的，获得统治资格、拥有政治正当性就是统治者以自身的德行担当起人世普遍之命的责任，从而获得自己的特殊之命。这种新的天命、民、德的整体意识，是对何为优良的同居合群之道的追问和回答，因而也就是对文明生活目标的底定。天命民本原则在这种更彻底和自觉的追问和回答中既是政治秩序的起点，也是政治秩序的目标。

　　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迭经盛衰，但是天命民本无论在思想意识中，还是在制度施设和治理实践中，都保持着其原则性的地位，并不断激发新的观念和实践。

　　从王朝更迭时诉诸的正当性依据来看，天命民本既为革命提供了动力，也为守成提供了指引。秦统一六国后以“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追溯自身的功德，汉以后流行千年的五德终始论也是天命观的一种特殊表达，明清两代讨论“得天下之正”也依然以敬天保民为依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命民本以其内涵的普遍文明追求超越了族群界分，敞开了不同族群敬德保民、争膺天命的文明化育空间。例如，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忧心中国表征的文明原则会在清朝的统治下沦丧，发生顾炎武称为“亡天下”的危机，但是清朝君主在与汉族士大夫的合作中自觉地融化于华夏政教，担当起了敬天保民的责任，不但重建了一统秩序，而且扩展了中国涵盖的疆域和族群。

　　从传统政治理论的衍生来看，天命民本原理始终是关涉政治秩序目标的基础性理论。特别是，汉代建立的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教育体系，在2000多年中形塑着思想家的理论视野，使得天命民本作为价值理念和思想资源不断传递，并在反复运用中被激活和变造。一方面，天命民本渗透于漫长的理论史之中——在汉学中，《春秋》公羊学“建五始”“大一统”“通三统”“异内外”等条例指向的是以德配命的政治秩序建构；在宋学中，程颐主张的“大中之道”呼唤的是师法圣贤、敬天保民的政教践履；面对晚清的危局，龚自珍发出“自改革”和“劲改革”之辨，也是呼吁国朝君臣焕发担当精神，履行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天命民本也贯穿了批判或证成的具体立场——构建优良政治典范的《贞观政要》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为起始，针砭衰败政治制度的《明夷待访录》也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准绳。

　　从支撑政治秩序运行的构架性制度施设来看，天命民本原则是秦汉以后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核心理据。天命民本要求敬德保民的统治和治理责任有集中而明确的承担者，在君主制时代，这一承担者就是每一代王朝的开创者和继体者。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既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政治事务的责任中心，也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人伦事务的责任中心，皇帝的“天子”之爵和“帝王”之号的结合指向的是以“家天下”的君主制承负“公天下”的政治和人伦责任。与此相应，无论是汉代开创的察举征辟制，还是隋唐以后沿用的科举制，其用意都是将才德卓越之士吸纳到以君主为中心的制度架构之中，共同履行敬德保民的责任，士大夫对“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追求在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施设中凝聚为任事理政的实质责任。可以说，君主制度和选贤任能制度的结合是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核心架构，而天命民本原则是这种结合得以不断重建的理论根据。

　　从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治理实践来看，天命民本原则作为基本追求渗透在养民、富民、教民的全过程之中。因为天命民本原则把衡量政治生活优良与否的标准确立为是否实现成德尽性的人伦目标，所以古代中国在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审慎兴兵、爱好和平、内向节制的特征，战争一方面不以征服扩张为目的，另一方面受制于养民的要求而不走向穷兵黩武。在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生活中，利用厚生、制民之产始终是历代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赈灾济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衡平物价、抑制兼并等民生关怀既是历代诸多制度探索的初衷，也是评价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养民、富民的基础上，天命民本原则内涵的伦理精神进一步要求施行教民成德的教化，君主和士大夫不仅要照料民众的生计好坏，也要关心社会的风俗淳薄。除了建立经典教育体系之外，这种教化过程尤其依靠历代礼法的伦理追求而深入社会，塑造民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深刻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继往开来精神和历史忧患意识，都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担负起了国家建设和文明复兴的责任，这种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坚持人民立场的担当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正当性原则的现代激活，是在传承文明责任基础上对天命民本原则的超越。

　　“共同体”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之中，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诸多形态，这些论述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传统的理论指南。中华民族的早期起源便呈现出多元同时涌现的特征，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族群经过长期的交互融通，使得周边族群不断地向中心汇聚，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这种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是华夏各族群融通共生的产物，又反过来不断向内吸纳与凝聚天下场域内的不同族群。经过2000多年的融合与变迁，多元一体的凝聚传统愈发巩固，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

　　在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期，华夏大地上的众多族群所建立的政治文明单位经过长期的交流互通进而凝聚为一体，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交融共生的“天下”，在天下交融共生的历程中，逐渐涌现出夏和商这样在“协和万邦”事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国。随后，周监于二代，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了多元族群进一步凝聚成政治文明共同体。特别是，周代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列土封君赐民的分封制度，将长久以来的不同姓族和宗族分配在各封国之中，使他们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形成“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使其交融共生的程度极大提升。在分封制的基础上，通过确立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周人将不同族群-地域单位整合到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礼乐秩序之中，形成了天下一家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如果说西周分封大一统形塑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那么秦汉王朝则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帝制大一统，巩固与发展了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秦统一六国之后，一方面以郡县制将此前各诸侯国的疆土和人民纳入直接统治，并通过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措施，真正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另一方面，秦朝也并未忽视郡县大一统之内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对不同风俗的地区和民众采取了多样化的治理措施。汉王朝建立后，灵活地运用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方略，一方面逐渐削弱中心地区的各诸侯国，用郡县制代替了郡国制，另一方面用封国制度凝聚边地族群，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容纳不同文化传统的郡国并行体系。通过灵活的制度施设和治理措施，边地族群与中原族群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秦对百越地区设郡县，还是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抑或是匈奴族群的内迁，其内在的一致在于秦汉王朝不断努力吸纳与凝聚边地族群，将多个族群联结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在中心族群与边地族群互相依存与往来交互的融通之下，秦汉王朝所奠定的大一统规模在后世得到不断重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族群越过长城，入主中原，纷纷建国，自称为中华正统，开启了漫长的族群融合期。然而，对于游牧族群而言，若要承担华夏政治文明敬天保民的责任，不仅要实现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转变，而且要成为接续华夏礼乐文明的有道之国。具有代表性的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道武帝实行的改革，使得拓跋部族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态转变，孝文帝则进一步尝试通过礼制改革与鼓励胡汉通婚等政策，努力将不同族群整合到一个分享共同礼俗生活的新伦理政治单位，北魏也由此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呈现出与南方政权争夺正统的政治姿态。魏晋南北朝的族群融合不仅强化了不同族群和谐共生的天下秩序，而且孕育了隋唐的大一统。

　　正因为隋唐帝国是多元族群融合的产物，所以能展示出包容华夏夷狄的宏大气象。面对周边各族群，唐朝实行了郡县统治与怀柔羁縻相结合的复合型治理架构，通过在边疆区域设置大量羁縻府州，保障了边地的稳定与繁荣。这些羁縻府州的长官往往是获得中央政府任命的边地族群首领，既效忠于唐朝，又拥有充分的自治权。通过羁縻政策的实施与对边地族群开放、包容的姿态，唐朝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与稳定，更加巩固了不同族群融通共生的天下秩序，加强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

　　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族群融合期，孕育了新的大一统。辽宋夏金尽管先后并立，但都自称为华夏正统，都力图一统天下，接续华夏文明。例如，辽代君主的目标一直是在对各族群兼容并包、因俗而治基础上，推行华夏礼乐政教，进而入主中原，完成大一统事业。

　　元朝从边地入主中原，完成大一统重构任务，一方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另一方面仰赖于草原族群尚武传统与中原王朝文治体系的有机结合。明继元而起，不仅延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而且对蒙古部族采取了怀柔羁縻政策，设置了“朵颜三卫”，并以通关、互市等手段，加强了不同族群的经济交融与社会联系。清崛起于东北，在明衰微之际，天下大乱之时，入主中原，成功开启了新的大一统时代。这一方面得益于满人君主实行满汉合作，积极践行华夏礼乐政教，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得益于华夏文明认同感支撑的多元治理体系，能够以不同的治理政策统御蒙古、西藏各部，维系了稳定的多元一体基本格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是由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族群共同塑造的，支撑起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正是中华文明的文明目标和政教追求。具体来说，一方面，超越族群界限而将广土巨族凝聚在一起的是对同居合群的文明生活之道的普遍追求，无论是生活在中原还是边地，无论族群的历史名号如何变迁，这种追求都贯穿在族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全过程之中，力求统一和争称正统正是这种追求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文明的普遍追求通过各个族群的行动和思考展现为具体而多元的样态，特别是诸多族群的共生和交融孕育着文明更新的契机，边地族群入主中原往往意味着中国获得新的活力与生机，传统政治文明正是在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的接力之中得到赓续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是在不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实践中形成的辩证、有机的统一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对立统一的整体文明格局，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族群各自发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国家建设和文明赓续提供扎根于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独特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的辩证过程中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在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中，君侯的爵位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而传递，但是卿士大夫则通过“贤贤”原则来选任，君侯的“家天下”需要通过卿士大夫的“官天下”来补充。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政治现实使得原本在王官学传统中掌有特殊知识和技能的卿士大夫向更大的社会范围扩散，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士阶层。孔子就是标志这种历史转变期的典型代表，他用仁义德行之说启发弟子走上修己治人之路，将王官之学的政典删削成教导学生的经典，士阶层在王官学流入百家言的过程中愈加壮大。士在春秋早期主要是没落的下层贵族，但是在列国竞争日益加剧的政治背景和庶族地主崛起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士逐渐变成了依靠自身的才能在任事理政中获得俸禄和实现抱负的特殊阶层。这些被称为士的人在各诸侯国之间来回奔走，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各国的政治也因为养士和任士的政治实践而更加重视任用贤能。在春秋战国的思想探索中，无论儒、墨、道、法，他们都认为选贤任能、杜奸进贤是政治生活优良与否的重要保障。对这些贤能之士而言，他们自身德慧的体现不仅是修洁己身的德行涵养，而且是将修齐治平的精神发扬到家国天下的广阔空间之中，塑造优良的伦理政治生活。其中特别是作为政教秩序继往开来者的儒家，一方面要做天文的仰观者，另一方面要做人文的俯察者，鼓励贤能之士在仰观俯察、修齐治平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德慧凝聚起来并扩散出去。

　　随着秦汉大一统秩序的确立，在治理更广阔疆域的需求之下，秦汉中央政府渴求更多的贤能之士来治理天下。从军功授爵到对民众普遍授爵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伦理政治生活中来。特别是通过察举征辟制度，汉朝中央政府从各郡国中选拔优异的贤能英才加入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系统之中。与这种察举征辟制度相匹配的是，汉代建构了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经典教育体系，为何为贤能、何以优异提供了德行伦理的标准。在察举征辟制和经典教育的政治实践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的普遍追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既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他认为，培养和选择德才兼备的贤士是改善严酷的刀笔吏之治、敦风厚俗的关键。此后，尽管在察举征辟制的演生中，因为恩义关系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门阀化现象，但是即便如九品中正制，其内涵也依然是强调不同才德的人担负起不同的责任。刘劭的《人物志》对人物才德性情的品评和鉴赏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

　　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力图通过考试从各阶层的民众之中选取优异之士充实到政府的治理系统之中，成为古代选贤举能制度的典范。具体来看，科举制在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无论诗赋、辞章、策论，考试的项目都来自经典教育，而经典教育体系已经从曾经的累世读书之家扩散到社会的绝大多数阶层，这就意味着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士人阶层，甚至进入政府任职，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会依照德能才技的不同被分配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岗位中，特别是，在科举制经历了从唐宋向明清的转变之后，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取得不同功名的士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身份和责任。由科举制及经典教育培养的贤能之士，既被吸纳到了庙堂之上，也扩散到了乡闾之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中国古代被称为贤能的知识分子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淑世追求，不仅体现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特殊意识，而且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伦理政治生活的普遍期待，因此，贤能淑世传统虽然产生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实践，但是因为体现出了植根于人民群众期待的普遍性，所以具有深刻的现代价值。

　　文化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是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代中国的单一制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产物。这些制度创新，在文明赓续的意义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引领力。在具体制度和突出特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是政治文化机制与价值，其中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机制与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它们虽然产生于古代的历史经验，但是以其对政治生活机理的深刻洞见，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构建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首先，天命民本的责任原则引导着有识之士探索中华文明赓续和复兴的目标。中西相遇以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视野来看，这一变局不仅催生了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也催生了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在现代展现出生机的文明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的危机表现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与这样的整体性危机相应，有识之士很早就将中国的应战方略总结成“保国、保种、保教”，中国的现代转型承担着政治革命和文明复兴的双重使命。在从“保国、保种、保教”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真正承担起天命民本的责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无论是古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心所向”，还是当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至上”，都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和满足人民利益的价值旨趣，铸就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集中体现的人民性价值观。

　　其次，在现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在其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虽然面对着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与武装拓殖，多元一体的格局遭受了冲击和挑战，但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和高远文明追求的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并没有丧失文化主体性与历史主动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引领各民族建立了包容诸多文化单元而又呈现出突出统一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中华文明的现代赓续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不仅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广阔疆域，而且完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族群凝聚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和思想源泉，彰显了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并在文化的滋养下凝聚前进动力。

　　最后，贤能淑世精神贯穿在中国应对危机与挑战、探索中华文明现代发展道路的各个阶段。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的政治秩序发生重大变迁，不但科举制被废除，而且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也被共和制所替代。在失去了君主制和科举制的支撑之后，现代中国依靠什么样的力量领导人民、组织社会、建设国家，成为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在经历曲折的探索之后，中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任务落在了革命政党的身上。面对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使命，革命政党不但要在组织上塑造成为可以领导社会的力量，更要在思想上建党，以高度自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来唤醒民众。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与时俱进的理论自觉、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塑造积极健康、正气充盈、富有活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正是作为先进性团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最终完成了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组织社会、建设国家、复兴文明的任务。

　　从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现代转型历程中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凭靠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这种衔接得以发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使它汇入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历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展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与相互成就的能力。一方面，中华政治文明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机制和价值，与承担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任务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彼此契合，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出现代形式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野来看，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探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契合与相互彰显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是静态的相互映照，而是动态的相互成就。在回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对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由自在的相契走向自觉的相成。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入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两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使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第二个结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天命民本的政治正当性原则超越王朝盛衰，激发了政治责任意识，赓续着文明目标；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支撑着族群共生秩序，抟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贤能淑世的政教追求贯穿了家国天下的场域，涵养了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精神。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契合之处，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文明蕴含的精神追求和丰硕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从“第二个结合”出发，理解中华文明同居合群之道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以高度的文明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张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