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构筑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进程清晰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转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探赜索隐“第二个结合”背后内蕴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从辩证法看，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从认识论看，是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从唯物史观看，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

　　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既是普遍性存在，又是特殊性存在，而且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转化：矛盾的共性、普遍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个性、特殊性体现着共性、普遍性，没有普遍性、共性的连贯，事物之间就不会建立起联系。循此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特殊”的“矛盾个体”和“矛盾系统”，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概念内核及话语范式；但从它们关注的话题和价值取向言，二者有相同和相通的思想认知与理论阐述。

　　1.作为“特殊性”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联系的内容。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因受自身“特殊”的矛盾关系的推动，造成事物演进阶段的变化；也因为解决事物矛盾的方式方法的“特殊”，会推动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旧到新的质变。由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因其自身独特的生长语境而体现出彼此相异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继者所丰富和发展了的观点和学说体系，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原理，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这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运动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既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也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基于时代要求，历经千辛万苦的交流碰撞而铸就的文化生态系统，展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生命智慧和最独特的精神气质。遵循合文化演进规律性、合文化实践目的性和合文化发展趋势性原则考察中华文化系统，可以发现众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要素，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家园，“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它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支撑中华文明延绵至今。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不可能孕育和诞生古代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如果没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建构起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对“普遍性”问题的共同反思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道德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相契合，有共同关注的思想认识问题。这充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然内蕴了中华文化的元素与要素，二者相结合具有“本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交互关系。400多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比如，德国古典哲学鼻祖莱布尼茨，终生都提倡中国哲学，他与弟子沃尔夫都是欧洲著名的“中国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康德，是17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其继承的唯理论哲学和休谟经验论哲学，都受中国哲学的积极影响，以至于尼采把他叫作“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孔夫子)”；代表17世纪以来欧洲唯理论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其本体论“绝对理念”与逻辑学“正反合”三段论式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太极”、阴阳辩证法等密切相关，朱谦之就指出，“《精神现象学》和《大学》之道完全吻合，几乎可说即是《大学》之翻本，或订正本，如使不是黑格尔受了孔氏遗书的影响，简直是无法说明的了”。再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有共通之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驳青年黑格尔派卡尔·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格律恩与圣西门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进行对比。格律恩说：“社会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不可能叙述它的全部历史，不可能从印度人和中国人开始，然后转向波斯、埃及和犹太……”卡贝驳斥说：“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从二人的对话可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必然研究过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理念的契合，二者相结合具有“必然”性。

　　人类发展的轨迹未必尽同，但各民族、民族共同体都面临普遍矛盾问题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出诸多的关于人的问题、关于社会问题、关于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解决之道，体现出二者彼此间的“心有灵犀”。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亲缘性，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社会主义商榷”中就有阐述：“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从矛盾特殊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源出的文化背景不同，反映的时代精神不同，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蕴含的阶级属性不同，执行社会与文化的功能不同等；但从矛盾普遍性、矛盾共性贯穿事物、建立联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结合。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宇宙观的一致性。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张载言世界统一于“气”，且“气”生生不息（运动），无神论的倾向非常鲜明，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趋于一致。二是实践观的一致性。二者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目的和检验标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从孔子到荀子、王充以及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实践观和知行观，皆潜含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三是辩证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中国的辩证法是“阴阳辩证法”，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辩证法是“概念辩证法”，马克思将之颠倒而转生为“唯物辩证法”，它更接近中国的阴阳辩证法，且都内涵“对立统一规律”。四是历史观的一致性。儒学重视从现实的物质根源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因，强调民本政治，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承认历史发展在于“势”而非“圣人意”，与唯物史观内在契合。五是道德观上相通兼融。马克思主义关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儒学也强调伦理至上，这种基于整体性人性关怀的人生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阶级关怀有同构之妙。六是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的相通性。儒学主张天下为公、各尽所能的公有制，向往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强调君子圣贤人格和社会理想的高度统一，与“共产主义”共同体现着人类的“终极关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思想情感和文化观念，孕育出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第二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也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践展开，体现出“本然”性。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着的“真理”

　　“真理”是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实践是主体借助特定工具认识世界、探索规律的过程，既是人的认识的来源，也是推动人的认识走向深入的动力，更是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真理”具有“绝对性”，是因为作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构成要素的主体、客体及手段都是客观存在，而且实现了特定的“正确”认识。当然，认识主体、客体和手段的社会历史性又决定了认识的有限性，“真理”体现出“相对性”，诚如恩格斯所言，“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认识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但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认识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当然，“绝对真理”不意味某种正确认识始终不变，而是指这一特定的认识会根据变化的实际不断完善自己，从而“夯实”自己的正确性、先进性；“相对真理”也不意味特定的认识会始终变动不居、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而是通过不断地调适、自省，从而不断“印证”自己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强调“绝对真理”，重在传承和弘扬真理性认识；强调“相对真理”，重在完善真理、实践真理、发展真理。

　　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它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却具有开放的理论视野，在兼收并蓄人类不同文明和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吐故纳新，发展为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普遍真理。它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上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但在内容上却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它所揭示的自然界、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得到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尤其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并茁壮成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真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要坚持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本性，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封闭在生硬的定义中，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推进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就归因于“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才能在社会实践中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过去5000余年的发展中，基于农耕文明积淀下来的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价值观、宇宙观、道德观、天下观、人生观，是始终融入中国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道德信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早已说明一个道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始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总之，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走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要从中国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精神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道”，通过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基本特征的、传承了五千余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了“与时俱进”，欣然、决然地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根基中转化思维、转变观念、转型文化形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合交融，创造性地凝铸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所以，“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当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

　　“第二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向同行。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发挥历史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像洪秀全创造性地把中国人对“天下太平”的祈盼与西方的“基督教”相结合，打造了“拜上帝会”，以“太平天国”运动展现农民阶级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的推动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开明统治阶级开展了轰轰烈烈却也短命的“戊戌变法”，一方面固守儒家思想、重建孔教，另一方面援西方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入儒，勾画了“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基于自幼熟谙的儒家经典和西式教育背景，融贯中西学提出了三民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大同”理想和“仁政”哲学得以创造性转化，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华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遗憾的是，自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坚守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推进中国社会变革，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他们所探寻和力求引起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思想体系是不准确、不全面的。近代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重任，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身上。

　　五四运动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价值，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审视和深刻的省思。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转型、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大舞台。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始终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如，在“问题与主义”大论战中，李大钊主张既要有主义的指导，又要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李大钊通过对儒学和东方文化的评判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萌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重构中国新文化的思想，“是第一个为中国文化指明前途的人，标志着先进中国人用新型世界观批判总结和整合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思想碎片的开端”。

　　当然，较早地科学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关系的当属毛泽东。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正式出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发挥历史主体性，科学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个结合”问题便油然而生。

　　“第二个结合”尽管是新时代的原创性哲学命题，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文化实践已然开显了这一路向。此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从不同角度论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都传承了“相结合”这一优秀传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等，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为我们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重要遵循。

　　中国共产党人依循“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同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实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融汇，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发扬光大，古老中华文明得到复兴。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显然，社会存在的转型、社会形态的更替，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转变；而且，社会意识务必依据社会存在的转型以实现自我转变，以发挥对社会存在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就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充分证明。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前提，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具有决定作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是在实践中凝结而成的，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呈现出时代性和民族性烙印，是社会存在的映像，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建基于农耕生产的文明体系，始于夏朝开始的中国古代社会，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前近代社会为终点，孕育了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核心要义的文化精髓，凝铸了以“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天人合一”等为核心要义的精神标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文明形态。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摧残，中华民族各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转型。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与要素，积极融入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文明建设需求，做到了自觉地“时代化”，不断寻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与马克思主义擦出智慧火花，使得“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所涵摄的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理论相互贯通的智慧结晶。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上的“过去一环”。在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清晰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须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它在中国传播并发展壮大，必然寻求“中国化”，也就是主动积极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化育百姓、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佐证了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人也遵循了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也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茁壮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以其旺盛生命力涵育滋养中华民族一步步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伟力与魅力。

　　2.“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

　　唯物史观还告诉我们，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的同时，社会意识也并非是消极受动的存在。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二是社会意识之间相互影响且各自具有历史继承性，“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三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人类历史表明，一定社会存在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未必完全与社会存在的性质相符合，有的会超越于时代，不仅推动了产生它的时代的进步，还能够为后来时代的人们贡献思想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跨越时代、能够走进现代人生活的文化因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不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扬。

　　须知，在这个精彩纷呈的生存世界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特定民族发展的历史时代，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面对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存在，必然为特定的已有的价值、观念、思维等社会意识所包围。这意味着每个时代中的人在进行生产生活交往和思考问题时，已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定时代下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内化于特定的主体意识之中，成为主体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便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也不可能完全走出传统，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就此而言，每个时代的人及其整体都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尽管社会存在转变、国家社会转型，但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未必及时转变也未必全部转变，尤其是历经时代检验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是经大浪淘沙、时代磨砺，越能体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绝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传承和弘扬，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当然，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言，“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原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创构的社会意识，根本上是为了推进“当时时代”的时代进步，或者说是维护当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但也不否定一定的社会意识已然具有了超时代性，能够为多民族、多国家发展提供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同时，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还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深化理论创新。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原理则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放异彩，就要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这本身既是“必然”问题，也是“实然”问题。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个“必然”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其本质是维护和推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及其社会制度。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言，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有利于当下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对于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大有裨益。因此，“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不过，作为服务过去时代、体现传统社会属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务必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领，充分发挥“思想滋养”功能，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个“实然”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中国的智者基于对传统社会存在的思考，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天下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生命超越中，思悟的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大势、思想规律、德行规范、价值理念。10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越来越感受到中华文化承载的民族精神、思想智慧和价值精髓，但其中有些维护和保障传统社会存在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治理理念，体现着传统社会的阶级属性和时代烙印，所以，尽管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必然”，但不意味传承和弘扬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走出历史和必然走出历史的只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然”地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世间万事既普遍联系又永恒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是科学真理，也是发展着的真理，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重塑民族气象的必然之路；它深刻彰显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关系原理”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它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的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制度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更为凸显。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新的勃勃生机，社会主义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更是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第二个结合”注定是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张瑞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通信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