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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这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即其“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耳熟能详的经典概括和表述。这些概括和表述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但究竟如何才能深入地理解二者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具有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发现，在对它们具体的阐释中又存在着一种支离和分裂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体现之一就是在我们以往的哲学教科书话语和理论体系中，“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被置于相互分立的不同版块中，虽然并非没有提及它们之间的思想关联，但各个部分的主题、内容和定位似乎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仿佛彼此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并列关系。这一悖论性的状况表明，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并非具有理所当然的自明性，而仍然是一个需要提出并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讨论，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整体的理论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理论变革实质做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丰富而且复杂的宏大课题，本文显然是无法完成的。本文仅从其中一个侧面，即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德国古典哲学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的双重超越关系这一角度，切入对此问题的探讨。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辩证法代表着辩证法思想发挥的高峰。在他之后，要进一步推进辩证法的深化，就必须克服黑格尔辩证法所代表的唯心主义思维范式和理论原则并克服其内在矛盾。但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这样丰富深刻的哲学理论，要“治服”它也绝非简单容易之事，只有寻求和确立一种既能够克服它，同时又能包容其合理内核的新的理论原则和思维范式之时，这一任务的完成才成为可能。在此问题上，人们熟知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以唯物主义立场为基础，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从而以唯物辩证法取代和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但需要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是：仅仅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否就可以克服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而在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尤其需要先行回答：在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其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思想范式是否足以克服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 如果不能，其深层根源是什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这一经典论述出发，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为何难以克服“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方面”的唯心主义，尤其是无法克服作为思辨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

　　在我们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理论原则虽然与黑格尔辩证法所坚持的理论原则正相对立，但它与后者一样，同样具有抽象性和独断性，这导致它无法真正理解和容纳后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后者的内在克服和超越。

　　众所周知，近代哲学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确立人的理性地位的斗争中产生和演进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世界被分裂为“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那么近代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宗教神学分裂的两个世界重新统合为“一个世界”。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这样说道：“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虽然费尔巴哈这一论述带有把自己的哲学视为近代哲学任务完成者的自诩，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哲学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本质。

　　综观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是以一种分裂的方式、沿着两条相互对立的路径展开的：一条是“上帝自然化”的路径；另一条是“上帝精神化”的路径。前者的理论代表是近代的旧唯物主义，后者则主要体现为近代的唯心主义。由于这种相互分裂和对立，决定了二者均执着于自己的抽象立场和原则，并因此无法真正完成近代哲学把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根本任务。

　　要消解上述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对于近代哲学而言，就是要寻求思想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内在统一的基础。在近代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主要的解决方式：一种是把思想、思维、主观和精神归结为物质、存在、客观和自然，以后者为基础，实现上述矛盾的统一；一种是把物质、存在、客观和自然归结为思想、思维、主观与精神，以后者为基础，实现上述矛盾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的实质，只不过是以一种独断的、还原论的方式瓦解了矛盾关系，只不过是以一种两极对立的方式消解了矛盾关系中的对立面，因而这种“统一”实质上只是一种虚假的“统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仍然是柏拉图主义”，以一种“实体的统一性”对抗和颠倒“实体的统一性”，是无法真正超越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旧唯物主义无法克服“唯心主义”，尤其是无法克服如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聪明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近代哲学史上，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虽然对“唯物主义”的具体原则和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分享着“家族相似”的基本特征：第一，还原主义的理论逻辑。在处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时，它采取的是把前者还原和化约为后者，并以后者作为前者根本性和决定性的解释原则。第二，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它或者把机械的因果性，或者把感性的物质自然存在，确立为自因自足的终极存在，并以此为根据，寻求和实现对世界的“实体统一性”理解。第三，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式。它把机械的因果必然性或物质的自然存在绝对化和终极化，其目的是以“唯物主义”原则彻底消解和拒斥唯心主义的“超自然”的形而上学向度。因此，以抽象的物质性对抗和否定精神性维度的独立地位，以抽象的感性对抗和否定理性的独立地位，就成为其根本的理论动机和诉求。

　　旧唯物主义的上述理论性质，注定了它无法真正克服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首先，它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实体主义和还原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这一点使得它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机制，必然与其欲克服的理论对手一样，陷入同样的理论困境，那就是它们都以一种抽象的、片面的方式割裂了人的现实世界。在此意义上，旧唯物主义和旧唯心主义代表着理解在人的现实世界问题上的两种彼此敌对，因而彼此也无法容纳对方的两种片面观点。针对唯心主义把人的思维和精神活动发展为“无条件的绝对”这一抽象立场，旧唯物主义要求把物质或感性存在确立为统一的“现实存在”，并把思维和精神归结为物质实体或感性自然，但这却是以完全忽视和削平人的思维和精神的能动性为代价的，人由此被敉平为自然界无异的抽象存在。因此，旧唯物主义无法理解人的超自然的思维和精神活动，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矛盾关系的内在统一。在此意义上，它对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唯心主义的“克服”，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单向的和独断的否定和拒斥。列宁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这一论述既是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中肯阐明，也是对其无法克服“聪明的唯心主义”，尤其无法克服“辩证的唯心主义”的深层缺陷的深入论断。

　　其次，上述缺陷使得它无法真正理解、容纳和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能动性以及与此内在相关的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从而使黑格尔辩证法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被不应有地忽视和遗忘。面对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以“客观思想”为中介和基础，把“实体”理解为“主体”，把思维与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历史性的辩证运动之中。在黑格尔看来，“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统一，不是直接的、僵死的统一，而是在自我分化和自我否定中走向统一的矛盾进程。“精神”的这种自我分化和自我否定本性，以一种思辨和逻辑的方式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发展了的人的能动性”方面。这是黑格尔辩证法最为突出的特点和贡献之一。但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对此根本无法理解，更难以兼容和吸收，停留于这样的思想水准，注定它无法从根本上战胜和克服黑格尔的辩证法。

　　最后，旧唯物主义也无法理解、容纳和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所包含的“巨大的历史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执着于“直观思维”，其根本特点是直接性与非中介性。一方面，直观将感性事物直接呈现为其存在的那样；另一方面，直观获得的感官呈现受到感性器官的制约。与主观性的抽象思维相比，直观是将客体当成现成存在者接受过来形成对于对象的认识。因此，直观的思维方式的理想对象是纯粹的客体和纯粹的自然界。同时，直观思维由于其直接性和非中介性特征，其把握的对象是静止、僵死的现成存在者，认识的范围是现在和现存，因而缺失历史和发展的维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以这种方式必然无法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的历史活动的本性，从而陷入自然主义的谬误。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紧紧平行着。”在人类思想史上，“他是第一个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肯定和褒奖。但很显然，立足于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此既无法真正理解和容纳，更谈不上克服和超越。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在对唯心主义抽象性和独断性的揭示和批判方面，旧唯物主义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是由于它内在的根本性理论缺陷，决定了它无法克服和超越黑格尔辩证法这种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并体现着哲学思想史重大成就的哲学形态。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要克服和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必须既体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能包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思想成果。这就要求从根本上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水准，确立能包容唯心主义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新型唯物主义形态，这是真正克服和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对此问题做出了最为简洁，也最为明确和深刻的阐发：“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立足于感性的实践活动，才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从感性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深刻改造，使唯物主义跃迁到“现代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形态，并同时克服了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和抽象性，从而为超越黑格尔辩证法并寻求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之前，作为近代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费尔巴哈试图“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它试图以“现实的人”为基础，实现近代哲学所提出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并以此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和无根性。但是，由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基本理论原则，他所理解的“现实的人”仍然没有真正超出他所厌恶的抽象王国，并开启通向现实的人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道路，他所强调的“现实的人”，是感性的、肉体的、自然的存在，人的主观的、精神的维度被视为这种“现实的人”的属性。因此，在这里，所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根本上没有摆脱独断的、抽象的性质。

　　从马克思的感性实践的观点出发，由费尔巴哈提出但无法完成的重大任务，即通向“现实的人”这一课题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恩格斯曾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把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也就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对象性”，而是实践活动这一“感性的对象化活动”构成了人类最为基本，同时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是以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为对象的活动，就此而言，它具有被动或被动性。另一方面，感性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改造自然对象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又表明它是一个“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一种把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既改造对象同时又改造自身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这些矛盾否定性统一在一起的活动。可见，感性实践活动把以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里彼此分裂、两极对立的矛盾双方，融合成了相互渗透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活动，才能使“现实的人”成为可能。

　　以感性实践观点为基础，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从感性实践观点出发，马克思发现了一个以往哲学忽略更谈不上予以重视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人首先必须“生活”，才能谈得上“创造历史”，而要“生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人们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生产满足人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一点，构成了人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区别，也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真实内容。对此，马克思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 的 物 质 生 活 本身。”，“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运动的深层根据。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如何生活，这完全决定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这种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的展开，同时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展开过程。人们生产实践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同形态的发展进程，它们共同构成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核心内容。在此意义上，正是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的历史。既不是抽象的自然界，也不是抽象的精神力量，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人的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创造力量。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人是如同上帝一般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而使社会发展呈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

　　对于马克思所开创的这种“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美国学者奥斯本曾通过图表做了这样一个对比：

　　旧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

　　被动、感性直观   感性的人类活动=实践

　　客体             主体

　　单独的个体       社会关系

　　自然的           社会的

　　市民社会         人类社会/社会的人类

　　物质             社会的物质性

　　这一图表所做的对比从不同角度、较为清晰地揭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解释原则和理解范式上实现了根本变革。这一变革使唯物主义摆脱其直观性，实现了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重大转换。

　　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这一重大变革，为辩证法理论形态的深刻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辩证法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为辩证法提供了现实的“载体”和“根基”，“唯物论”与“辩证法”也由此克服了在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彼此割裂和分离状态，真正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仅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离开这种唯物主义形态的理论跃迁与范式革命，既难以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更无法实现辩证法的理论变革。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革与辩证法变革乃是一同发生，二者须臾不可分割。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缺乏对这一点的充分自觉，以为只要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就可以实现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并由此建立“唯物辩证法”，成为长期以来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倾向。一些阐释者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及其理论变革，其典型表现就是把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变革理解为“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合，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的产物。很显然，这种倾向的根源就在于它不懂得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所创建的“新唯物主义”的原则性区别，不理解马克思在辩证法领域所实现的变革与他在唯物论领域的变革具有的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由此所造成的理论后果必然是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理论特性和独特贡献的遮蔽。

　　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旧唯物主义由于其理论原则和思想立场的深层缺陷无法理解和兼容辩证法，当然更无法真正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随着马克思所实现的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转变和“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展开,使得唯物主义本身即蕴含着辩证法，辩证法本身即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和底蕴，二者从以往的相互分裂中摆脱出来，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或者说，唯物主义的理论变革和辩证法的理论变革构成马克思哲学理论变革的“一体”之“两面”，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

　　系统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这种内在统一性，需要对马克思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形态，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内容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双重变革及其内在统一性进行历史和逻辑的揭示，需要对处于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中的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原则和思想内容进行展开阐发。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是无法完成的。在此，我们只能着重凸显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与辩证法的这种内在结合，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从感性实践活动的观点出发，为唯物主义的“感性现实性”立场赋予和灌注了能动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的活动原则，这一点使得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突破了旧唯物主义无法克服的理论限度，使得“感性现实”不再是感性直观的对象，而是具有了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辩证品格和性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包含着如下两层十分重要的意蕴：第一，费尔巴哈仅仅把“否定的否定”这一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归结为“神学的残余”就把它置之一旁，而不能深入地理解其深刻的真实意义；第二，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的否定”原则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表达，克服这种抽象性和思辨性，同时拯救和重新焕发黑格尔哲学最重要的成果，即“否定性辩证法”，这是一种根本区别于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辩证法态度的新的原则高度。从这两层意蕴可以清楚地看出，突破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限度，在新的理论基础上使哲学融涵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被马克思视为自身必须面对和完成的重大理论任务。

　　在马克思这里，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突破点就在于以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即实践活动取代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作为“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性活动。如前所述，实践活动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专属于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与动物预成、封闭、僵化、单向度的生命存在方式不同，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开放、能动和创造性的，而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据就在于人是以实践活动作为自身的生存和活动方式的。实践活动使人得以超越其物种给予他的自然限制，使人的生命拥有了与动物进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式。在实践活动中，人根据一定的目的变革对象，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生成和创造自身。一方面，在实践活动中，人必然遵循对象的本性和规律与之打交道；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对象也不断实现人的目的并向人生成。实践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把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目的性与对象性、个人与社会等复杂的矛盾关系内在统一在一起的自我推动和创造性活动。自我生成、自我敞开、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乃是实践活动，即人本源性的生命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正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原则。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比较，表达了对否定人生命创造性的宿命论态度的批判以及对自由创造精神的推崇。其后，随着他的思想日益深化，他对人生命活动的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阐述也不断深化，例如他曾明确论述道：“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还形象地把劳动比喻为“活的、塑造形象的火”：“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而“时间实际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谈到“历史”的本性时，马克思更如此说道：“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专门批判了那种认为人和自然界来自“外在创造”的观念，他质问道：“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生活来源于自己的创造，离开这点，人就将成为他人和自然的奴隶而完全失去独立性。他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通过对«精神现象学»这一代表“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著作的反思和批判，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抽象和思辨的形式背后最为伟大的贡献：“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以实践活动这一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取代和超越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辩证法就将转化为关于现实的人在劳动中通过自我否定实现自我生成的人的自我理解学说。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随着马克思把实践活动这一感性的对象化活动规定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方式，人的现实生命活动本性被明确规定为“自我否定性”。在此，“自我否定性”意味着人的生命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意味着人不断地摆脱束缚，不懈地追求自由并不断地努力扩大自由空间，不断地否定自身、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新的天地。这是人区别于物的、唯有人才具有的本性。物是不具有“否定性”的，它不能也无须“否定”自身。而人却恰恰只有在“自我否定”中才能形成自我，“成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生成自身，这就是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本质。

　　把人的现实生命活动规定为以感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我否定性”，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以“感性活动”破解了黑格尔以逻辑、理念和精神为“载体”的唯心辩证法的抽象性，揭示了被其逻辑、理念和精神形而上学所掩蔽的人类现实生活这一具有真正本体论意义的“现实”，就此而言，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的世界”的再颠倒，重建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尊严；另一方面，黑格尔所阐发和彰显的构成辩证法核心和灵魂的“否定性辩证法”原则在“感性现实”的基础上重获新生，就此而言，马克思又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拯救，使辩证法真正成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的自觉表达。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以对感性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为基点，既赋予辩证法以现实的内容，同时又使辩证法摆脱了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性。马克思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同时由于它内蕴的辩证本性，因而也就是辩证法的新形态。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变革与辩证法理论的变革是一同呈现并同时发生的。在此，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演变和发展史上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二者的彼此分裂在此宣告终结。“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真正实现了内在的统一。只有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这种双重变革以及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出发，我们才能避免对“唯物辩证法”的种种流俗化理解，克服对二者的分裂与支离性理解，并切实把握马克思哲学整体性的理论变革意义。（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