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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恩格斯1842年底至1844年8月之间旅居英国的人生经历，不仅深化了其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理论进程，更使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做了进一步解答，成为恩格斯唯物主义世界观急遽形成、共产主义政治立场逐步明确的关键时期。正如孙伯鍨教授指出：“恩格斯就逐渐地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这一进程是和他对英国工业发展历史和社会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青年恩格斯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成果激起了20世纪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经验主义或理论主义为路径的“重读”,实际上着眼现代主义批判从政治立场、思想内核、历史方法、目的诉求等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其“从下往上看”的史学考察理念呼应了近现代史学理论沿革中的社会史转向，形成了综合“工业史—社会史”的总体史视野。文章从恩格斯1842—1845年间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史的文本群出发，阐释其由工业革命史透视英国社会史进而窥见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理论建构进程，在回应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读”中，审视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另一条道路”的独特路径。

一、“重读”之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经验主义与理论主义之争

　　经验主义和理论主义原本是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史上围绕历史经验(分析历史哲学)和历史理性(思辨历史哲学)论辩的一对学术思潮。受此影响，加之从第二国际至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式束缚中思想解放的理论需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分为经验主义和理论主义两种路径殊异的历史观。大体说来，经验主义旨在从特定时空的历史主客体出发建构人与历史的内在关联，强调历史的流变性和条件性，使得历史解释“人本化”和“特定化”,以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学者为代表。理论主义则生成于强调历史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科学论，提炼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一般模式和普遍规律，使得历史解释“科学化”和“结构化”,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为代表。总的来说，这两派基于不同理路“重读”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因素、推动力量、辐射影响等研究成果，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历史阐释路径，但二者都把矛盾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尝试建构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世界，从而开启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重读”史。

　　1.“重读”英国工业革命以何种思维：抽象还是具体?

　　以何种思维方式“重读”英国工业革命史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首先思考之题。概览《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三篇论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不难发现，青年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研究最初是以经验性样态呈现，即考察曼彻斯特、伦敦等典型工业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阶级等状况，这种描述性的工业革命史是一种具体的感性历史。对此，以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指责恩格斯混淆了具体与抽象之间的界限，称其地方性经验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安德森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指出，恩格斯的研究是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的一种整体性解读。他谈及：“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与此相反，以汤普森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批判结构主义者脱离英国特殊国情论释英国工业革命史的行为，提倡从具体历史情境出发，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中阐述历史事实。可见，经验主义者反对把青年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研究(具体)套用，拒绝用结构化理论裁剪历史事实，强调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揭示工业革命生成与发展过程；理论主义者则与之相反，主张运用概念、范畴等(抽象)工具建立工业革命史的理论秩序。

　　2.“重读”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因素：文化还是经济?

　　对于英国工业革命触发因素的思考旨在从发生学视角厘定工业革命的性质规定。汤普森恪守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传统，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建立在大量档案铺陈基础之上，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源于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为了恢复工人阶级在历史学中的主体地位，汤普森设计了“社会存在—经验—社会意识”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史的新模式，着重剖析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提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而必须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在共同经历和体验中形成“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关键。霍布斯鲍姆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审视工业革命的发生缘由，试图将历史进步内嵌于文化进步之中，认为历史历经“前工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的文化变迁，贯穿其中的阶级意识、宗教、娱乐形式等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辩证向前发展。受到阿尔都塞“结构总体”和“多元决定”影响，安德森坚持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首要地位，同时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性并非把理论降格为一种庸俗经济决定论，而是还原了上层建筑的多元性存在方式，文化、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都享有充分自主权。换言之，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而言，它都是一种多元要素的排列组合，除了经济要素的决定作用之外，还存在各种上层建筑的合力主导作用，这些要素并非只是经济要素的附属物，而且是社会结构中本质的和决定性要素。可见，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情境在人本性和结构性解读框架下获得了文化和经济语境的再现，有别于非理智的虚假构造。

　　3.“重读”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力量：主体还是客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同样对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动力做出考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亲身考察了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的身体状况、生活水平、日常休闲、道德智力、工作情况等方面，对汤普森溯源工人阶级形成史具有启示意义。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继承了恩格斯的相关阶级理论和实证方法，而且补充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格外关注的方面，即对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和阶级意识做了真切考察。汤普森增添工人阶级的微观心理作用机制，凸显阶级意识的个体选择，注重心理对于阶级身份的认同等，以此探查影响工业革命的主体因素。霍布斯鲍姆则注重劳工与工业化社会发展形势的相互联系，认为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令其面目全非”,工人阶级也通过捣毁机器进行有意识反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化趋势。安德森对经验主义者的主体动力观点极为不满，认为汤普森的书中有太多历史细节，过于强调主观因素而忽略客观因素，应该以结构主义的方法从整体上分析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要透过阶级斗争探寻背后的生产关系结构，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安德森写道：“正是(而且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社会形式统一的基础，在其内部阶级地位得到了客观的分配，同时也分配了每个阶级内部的代理人。其结果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进程。”哈特威尔(Hartwell)也指出，“汤普森倾向运用想象和一些证据表达什么有可能发生过，然后把猜想的事实等于事实本身”。理论与方法植根于现实的问题情境中，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工业革命推动力阐释上的分歧是西方技术理性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精神的冲突结果，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生产方式的动力作用。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得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但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构成了异化于人的观念力量。

　　4.“重读”英国工业革命的辐射影响：民族还是国际?

　　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理论基质的影响，汤普森对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调查表现出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过程中，认为英国向来具有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英国工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自身独立的阶级意识，最终促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安德森却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跨越国界普遍团结起来，通过理论武装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建立自身的阶级意识，才能在全球真正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最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汤普森指责安德森等人忽视了英国的优秀民族传统，对引入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来指导英国工人运动的行动极为不满。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习俗和业余生活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这是与读者对话的重要方式。此外，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影响，霍布斯鲍姆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保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见，以汤普森为代表的“从下往上看”的研究理念和批判视角与恩格斯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理论主义又与恩格斯的国际主义倾向相契合，是对英国工业革命史影响史的深入审思。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经验主义和理论主义“重解”恩格斯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背后，实质潜隐着二者在历史观层面的分歧，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属性设定上的哲学与科学之争。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在学术中表现出明显的重事实轻理论、重偶然轻必然、重特殊轻普遍的历史主义方法和思维特征，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理论主义学派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和国际主义思维方式。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读”路径是对教条式、机械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和理论超越，试图结合时代催生的诸如生态、政治、阶级等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理解，这是以现实呼唤学术，以学术求解现实的方式。青年恩格斯在英国的实践经历为其深入研读英国工业史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提供了思想积淀，同样也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探查，有必要在整体上对恩格斯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理论进行梳理，澄清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阐释论调与价值指向。

二、澄清“重读”:青年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整体性阐释

　　青年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研究是将研究对象放置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几乎用高度浓缩的方式(英国工业革命史)阐明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察视角”。恩格斯经由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拓展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思考，通过阐释历史视域、历史动力、历史主体、历史价值等历史哲学问题，构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思想样态。因此，青年恩格斯文本中并不存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所认为的经验主义或理论主义二分路径，而是容纳了经验历史和理论历史为历史总体的英国工业革命史样态，这有助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迷恋，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直面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取向。

　　1.在经验比较中界定工业革命的内在属性据而透视历史的实践性质

　　一般来说，“工业革命”(industriellen revolution)一词首先是由恩格斯以德文提出并使用的，用于形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起始阶段，并赋予其世界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意义。青年恩格斯立足历史发生学视角，从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两个方面比较探析了工业革命率先爆发于英国的原因：英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煤铁矿藏、肥沃牧场”等自然资源条件，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更为重视与实践的结合，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翼锭纺纱机等一系列发明成就“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受到国内深厚的怀疑论传统和商业精神的影响，出于扩大个人利益的生活需要，各资本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普遍商品贸易往来，由此掀起了工业革命的帷幕。这种对于物质利益的重视显然不同于重视原则的德国和重视政治斗争的法国。此外，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史过程中保有宏阔的时空视野，把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放置在世界革命史之中，将英国工业革命史与法国政治革命史和德国哲学革命史做横向对比，又一次凸显了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是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世界革命。这三场革命之间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内在关联和相辅相成。政治革命、哲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工业革命的社会革命属性使得英国工业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不再相信宗教和国家是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可见，恩格斯正是在与法国、德国革命经验对比中，凸显工业革命之于英国的社会变革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鲍姆将引起整个世界变革的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与恩格斯相关论述遥相呼应。恩格斯强调社会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并没有否定哲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这三场革命共同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强调了工业革命在工业实践中展开并引发变革的根本属性。

　　2.在社会描述中梳理工业革命的展开历程据而透视历史的客观动力

　　秉持历史主义视野贯通历史脉络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青年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工业革命和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中的综合性思考。恩格斯纵向梳理了英国国内1763年蒸汽机、1763年陶器制造业、1764年珍妮纺纱机、1768年翼锭纺纱机、1776年走锭精纺机、1787年机械织机的技术发明史，展现机器发明、发展和运用于英国生产实践的过程，勾连了科学技术史与工业革命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机器发明首先引起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起，并很快地传到毛纺织业、麻纺织业、丝纺织业，这四个纺织工业部门“全面发生了革命”。可见，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意味着机器生产优越性增强，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与日增进。正如恩格斯所言：“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自然科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工业革命史不仅引起生产方式的巨大改变，而且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工业生产力使英国原有三个土地占有者“贵族大地主、非贵族大地主(乡绅)和自耕农”转换为“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局面，资社双方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便使工业革命史经由科学技术史中介至阶级关系史描述之中。可见，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物质生产领域剖析市民社会，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动力，这在无意识中已经触及了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重要观点。正如英国学者里格比(S.H.Rigby)所言：“生产力决定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出现，长期发挥影响，但它首次被提出是在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青年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工业社会基础上架构“工业革命史—科学技术史—阶级分析史”的关联，推进了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

　　3.在实证方法中概览工业革命的触发因素据而透视历史的主体力量

　　历史经验的形成不仅依靠描述、分析、比较等文献研究，而且依靠面向日常生活展开田野调查的实证进路。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建立在“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基础之上，通过21个月在曼彻斯特等地的实地调查、亲身观察、史料搜集，建立了涵盖报纸、期刊、官方报告、非官方报告(信件、辩论材料、口述史料)等文献资料库，“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恩格斯以英国社会为典型个案，从“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再现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史论结合中建构科学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恩格斯调查取样的重中之重，通过走访、观摩、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休闲方式、住宅条件、饮食生活、政治观念、道德水平、教育水平等，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苦难遭遇与资产阶级的奢靡浪费局面，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空间对于工人阶级的主体塑造功能，使其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当然，恩格斯的实证性研究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经验哲学，也不意味着纯粹的经验主义，而是把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将获取的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进一步提升为一般指导结果，发现了作为社会历史变革主体的无产阶级，极大地凸显了历史主体的能动创造性。

　　4.在人民理路中揭示工业革命的未来旨归据而透视历史的价值导向

　　在文献分析和实证考察中形成的历史经验蕴含事实之上的价值判断。青年恩格斯在从事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为谁研究、为谁写作的问题，这也即历史研究的价值导向。“我试图向我的德国同胞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前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英国工人阶级史概览英国工业革命史，显然是对《英国状况》涉及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同时显示出恩格斯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强调。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通过资本批判即历时性维度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么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则是通过分析社会空间中的分配和占有关系来阐发共产主义思想的，也就是从不平等的社会经验空间中探寻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线。工业革命创造的美好生活只能在由实践走向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获取真实内容，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进而完善。结合无产阶级运动在英国达到高潮的发展理路，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日益彰显，这也使得调动和引领无产阶级成为可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在实践中转化为推进民族发展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是内在耦合的。恩格斯在晚年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欧洲革命运动的最新经验，号召“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确认工人主体权利阐明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这也从根本上提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来，青年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经验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形成的工业革命史整体，意味着恩格斯完成“两个转变”通向唯物史观的前夜。恩格斯开始从社会历史内部，即从生产方式建构的经济事实出发解释历史存在和发展过程，认为以生产力革命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动力，社会意识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存在起着反作用。“这种分析构成了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恩格斯的英国联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英国和法国思想的影响之下。”恩格斯从工业革命史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整体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反思“重读”: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与青年恩格斯“另一条道路”

　　文本逻辑背后深藏的是青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理论逻辑，贯穿着对英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洞察，开启了在分析社会矛盾中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阐释视角。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经验分析和哲学提炼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转换为通向唯物史观“另一条道路”的工业革命史线索。青年恩格斯重视资本批判、诉诸生产方式、运用阶级分析、紧扣社会革命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史的方式，建构了立足“生产革命—社会革命”解析工业革命史的新范式，形成了走向唯物史观的“工业革命”道路。这些议题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也有所涉及并被“重读”,在思想对比中凸显青年恩格斯工业革命史研究的革命性所在，有助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深蕴。

　　1.重视资本批判的工业革命史研究为“另一条道路”提供了经济基石

　　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之义。青年恩格斯首先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影响下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关系，揭示了“穷人”与“富人”整体上受到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重压迫背后隐藏的私有制基础。随后，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以对国民经济学“商业”“价值”“地租”“资本”“竞争”“垄断”等范畴的批判史为依托，揭示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对立和分裂的根源，这也为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思路引导。此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工业力量在私有制条件下只属于少数资本家而非全人类，为马克思紧握无产阶级本质，提供了符合实际的分析材料。马克思认为该书“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在后来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引证恩格斯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材料，把资本批判引向历史深处。恩格斯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谈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侧面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身思想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品格，坚守对经济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与其相似，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生成语境也是基于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社会现实批判，其批判特殊性在于批判现代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旨在批判现代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重视资本批判的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并没有忽视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他看到英国工人阶级精神文化空间在资本逻辑下的扭曲状态，把提升文明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维度。

　　2.诉诸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史研究为“另一条道路”提供了核心内容

　　物质生产是唯物史观视阈中社会实践最为典型的形式，也是唯物史观生成的理论构架。“恩格斯深刻理解现实，对发展观念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相信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青年恩格斯由工业现实出发回溯英国工业革命史，把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放置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之中，反观当时英国的政治史、环境史、科技史、思想史、政党史、身体史等，开启了工业革命史与人的社会关系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这种思路上的打开与彰显是其研究思路不断延展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框架解读人类社会历史的视角。不同于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倾向于哲学角度解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奥秘，恩格斯更多地侧重于从自然科学史切入工业生产。他对技术进步、机器生产、现代大工业的考察并非局限于经济考察，而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探讨推动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可见，恩格斯的这条道路立足“英国经验现实”,由现实追溯“英国工业革命史”到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研判“英国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核心问题是对历史动力问题的深入探讨，通过“经验—利益—阶级关系”的思想脉络，与马克思一样发现了生产方式的动力作用。同时，这条道路的发现过程内在遵循着“具体—抽象—具体”分析方法，是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双重变奏。反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主义(具体)和结构主义(抽象)二分路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并非对立，二者应该是互为条件、相互渗透的史论结合过程，从侧面提出了理论应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保持开放性要求。青年恩格斯经过工业革命史研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两重超越——对英国唯经验主义的超越，对传统实证科学的超越——是关照整个工业社会现实的“历史科学”,实现了对既有历史哲学的超越，更成为通向唯物史观的“另一条道路”。

　　3.运用阶级分析的工业革命史研究为“另一条道路”提供了工具支撑

　　科学把握阶级结构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阶级分析根植于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运动。恩格斯早在1842年11月《国内危机》中就从赤贫者角度初步提出“无产者阶级”概念，随后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又从与“资本家”对立角度提出“工人”概念，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提出工业革命产生“无产阶级”概念，最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从所有制角度正式提出“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可见，青年恩格斯“无产阶级”范畴史内嵌于工业革命史的考察之中，强调工业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性存在，而是处于市民社会之中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存在，肩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更是与全人类利益相一致的存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归根结底就是将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发展理论融合起来，从普通劳动大众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观察和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角度，证明了英国社会历史是由英国工人阶级自觉能动地创造的结果。然而，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没有看到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历史性状态转变为相对稳定状态，存在一定程度的视域遮蔽。历史进程是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阶级主体通过实践推动的，这些主体的实践改变着社会结构的内在基本要素构成，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阶级主体的主观意识。所以，主体性与阶级性并不相悖，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社会，为主体的进步与发展服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无产阶级实践的终极指向。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现象具有经验性，经验性上升为规律的普遍性，也要经过“具体—抽象—具体”的演进历程，实现由现象到规律的跨越。只有深入审视历史与现实，把握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才能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在打破旧社会结构中建立新社会结构，构筑起服务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生长空间，这也是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4.紧扣社会革命的工业革命史研究为“另一条道路”提供了解放前景

　　变革不合理的现实是唯物史观中的根本性问题，关涉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景目标和未来导向。恩格斯没有直接留下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系统解剖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而是始终围绕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政治问题阐明科学立场，围绕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分析社会革命的根源，其工作的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不能被低估。立足市民社会变革的角度探析恩格斯的英国工业革命理论，他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探讨工业社会的主体性问题，阐明无产阶级起源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实现了由自发斗争向自觉斗争的历史性转变。这样才能真正祛除资本外在衡量标准的局限，将人的解放逻辑嵌入工业社会历史空间之中，从而展示出工业社会的文明图景及其空间变革的现实路径。我们探寻到内在于人的自由独立的无需中介的理解城市的主体逻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具有积极性和革命性的，即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青年恩格斯紧扣社会革命的变革意义，从无产阶级的工业实践出发理解历史，这种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历史是现实的历史，超越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侧重经验或理论片面理解历史的局限性。恩格斯把工业实践内嵌到历史之中，从根本上揭示了工业社会的历史性，经过一个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辩证发展过程，内嵌在这一过程之中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与解放史。这一观点深刻影响到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霍布斯鲍姆曾经谈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主要是根据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经验，粗略地提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发展的一般看法：无产阶级的发展是这样一种进步过程。”恩格斯在危机四伏的英国号召工人阶级拿起武器，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解放工人和改变旧资产阶级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十分必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克服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等，就成为实现人类社会解放必须回应的课题。

四、结语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青年恩格斯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重读”,不仅是对基于工业实践恩格斯历史哲学的一次“重解”,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经验叙述与理论提炼之间关系的“重思”。工业革命是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生成史中的重要线索，基于英国亲身实践和调查研究形成的地方性经验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内容，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提炼则是把工业革命放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之中的一次思想升华，作为经验语境中的工业革命史和作为普遍理论的工业革命史之间并非二分和对立，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通向人类社会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景。回溯历史唯物主义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向度张力，不囿于既有经验叙述，而是在回归生活经验世界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现实，以21世纪的时代语境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代表着从依托工业革命文明的经验性成果到努力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尝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21世纪依然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强有力印证。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人文杂志》202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