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新质生产力，其新在“质”。从哲学层面看，事物包括质、量、度三方面的规定性。其中，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规定性；度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事物本身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量变和质变，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组成要素排列次序的变动，是保持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的不显著变化；质变是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体现了事物发展渐进过程和连续性的中断。

　　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能力的测度，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至少包括三方面因素，即劳动者的个人能力、自然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②。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的生产力要素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其中，生产力的主体因素是劳动者，客体因素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类，而生产工具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

　　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是多系统协同变化的过程。从主体因素看，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是在生产实践中积累提升的过程，并呈现标志性“事件”。使用火、制造工具、文字的出现、编程语言的发明均可视为劳动能力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水平均得到爆发式提升。从生产的客体因素看，生产力演变的类型更为多样化。第一，生产工具发生量变和质变。完整的生产工具系统包括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工作执行系统和控制系统。其中，动力系统和传动系统先后经历人力、畜力、化石能源、新能源等不同发展阶段；工作执行系统先后经历石器、青铜器、铁器、机器和计算机五个阶段。此外，现代生产的控制系统由传统的人工控制转向自动化控制和人工智能控制。第二，劳动对象不断发生量变和质变。生产工具使用的材料通常也是作为人类劳动对象的材料。从材料的发展历史看，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使用纯天然材料的阶段；二是单纯利用火制造材料的阶段，例如，青铜器和铁器；三是利用物理和化学原理合成材料的阶段；四是材料复合化阶段；五是材料智能化阶段。第三，信息传递方式的量变和质变。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甚至劳动资料之间的信息传递系统是生产力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古代信息传递方式包括驿站、烽火台、飞鸽传书，等等。现代通信方式主要包括纸张通讯、有线通讯（电报、固定电话、传真等）、无线通讯（无线电广播、传呼机、手机灯）、数字通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多样化通讯方式）。光通信、量子通信代表未来的信息传递方式。

　　除上述三类生产力客体要素单独发生量变和质变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变也是生产力变迁的重要形式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力本身是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与单纯的技术创新不同，生产方式的质变是以组织结构的剧烈变化、管理模式的颠覆式创新和生产流程的重塑为典型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从小规模定制生产的个体手工业演变为小规模标准化的工厂手工业，再演变为大规模定制的机器大工业，自动化流水线成为生产组织方式的主流形态。20世纪下半叶的新科技革命以来，生产方式朝向柔性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化方向发展③。

　　质变的基础是量变，新质生产力的产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量变引致。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而言，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量变基础是规模不断扩张、结构不断提升的国内大市场，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成熟的国内大市场构成生产力质变的量变基础

　　分工与协作是生产方式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生产力发生质变的过程是分工发生飞跃性的深化和广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可以界定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三种类型的分工。一般分工指社会中大的产业分类，例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特殊分工指大的产业内部的分工，例如，工业内部可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水电气供应行业等子行业，服务业内部可分为公共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个别分工指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分工或工序分工。一方面，分工发生飞跃性的深化，同时，也是生产力发生剧烈质变的过程。分工深化指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分工发生飞跃性的深化，主要指企业内部生产某一产品的工序突发“裂变”，生产工序变得复杂，由此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另一方面，分工发生飞跃性的广化，是生产力发生剧烈质变的过程。分工广化主要指“无中生有”地出现新的产业部门和产品类型。当大量新的产业部门萌生，大量新的产品和服务涌现，就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在量和质两个层面实现飞跃④。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分工深化还是分工广化，均以市场规模的扩大作为前提条件。一方面，当市场规模扩大时，部分原本处于企业内部的加工环节和中间品制造环节会因消费需求超过规模经济门槛而从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产业部门，进而促进分工广化。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企业通过工艺创新改变产品样式，提高产品复杂度，进而增加生产的中间环节，导致分工深化。总体而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发生质变必须具备量变基础，即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 2022年的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万元增加到8.1万元，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在44万亿元左右，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达到12万亿元。从市场规模看，我国仍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显。庞大的国内市场、稳定的国内消费、良好的增长势头等积极因素为经济主体分工的深化和广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奠定了量变基础。

　　（二）高质量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

　　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系统，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的主体内容，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进入21世纪，以脑力劳动者为代表的高质量劳动力成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高质量劳动力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⑤

　　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信息传递方式等客观要素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作为生产力的主观要素，其提升和优化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的量变，劳动能力的质变通常是以内涵提升、结构优化的隐性形式出现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高层次人才比重不断攀升，职业技术人才总量持续增加。从总量规模看，2012—2021年，我国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从13.68%提升至23.04%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人数占比从0.9% 提高到1.6%，从事教育行业的人数占比从4.1%提升至5.8%⑦。从高层次人才数量看，在学研究生人数从2012年的172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365.4万人⑧。《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指出，不考虑专升本、死亡及出国因素，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154.5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科技人员年轻化程度高，39岁及以下人群超过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75%⑨。从职业技术人才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26%⑩。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和结构显著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关键保证，正是劳动力素质的量变创造了生产力的质变条件，这种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主体保障⑪。

　　事物质变的形式基本可归为两类：爆发式飞跃和非爆发式飞跃（渐进式飞跃）。爆发式飞跃指解决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这种飞跃是经过充分的量变准备之后发生的，此时的新旧事物间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通过一次或几次决定性打击，摧毁了阻碍新事物诞生和成长的桎梏，使新事物迅速战胜旧事物。非爆发式飞跃也可称为渐进式飞跃，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这种飞跃形式指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实现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⑫。新质生产力产生的路径包括爆发式飞跃和渐进式飞跃，其中，爆发式飞跃主要指原始创新，渐进式飞跃可以采取集成创新与跟随创新两种形式。

　　（一）原始创新：从 0 到 1 的生产力爆发式飞跃

　　原始创新是产生新质生产力的终极源泉，在爆发式飞跃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因此，产生的生产力是具有全新“质”的生产力。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创新，这里的1是新出现的，因此，在量和质方面必然也是新的。在这一意义上，通常将在这一过程中承载“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工艺和生产方式视为划分时代的科学标志。例如，近现代以来，生产过程中智能控制系统的出现、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各种复合材料的广泛运用以及无线通讯方式的普及，均可被视为前所未有的原始创新，并由此产生巨大的新质生产力。

　　从劳动力投入看，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急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与一般生产和技术创新活动不同，原始创新活动通常基于人类好奇心而开展的自由探索，迫切需要科学家在重大前沿问题上的灵感爆发，此外，原创思想还可能产生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围绕新兴交叉学科方向的思维碰撞。因此，原始创新较任何其他创新活动都更加依赖“人”这一因素，更需要鼓励科学家“无中生有”。以理论研究为例，原始创新活动包括直觉突破、解释讨论、逻辑推理、推广扩散等阶段，其中，最具价值的是科学家的直觉突破，即“无中生有”地形成非凡的想象和预见，顿悟超常的灵感。这种“直觉突破”既可能源于科学家对某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相关知识的持续积累，又可能源于因好奇心引致的突发创意，因此，直觉突破既可能是由资深科学家及其团队作出的创新，也可能出自青年科技工作者之手。

　　原始创新的特性对科技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方面，要有计划地支持科研团队和学术梯队建设，加强团队内部的学术交流和观点碰撞，在交流和碰撞中促成“无中生有”。推动跨学科研究，组织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进行交流，在学科交叉领域形成“直觉突破”。另一方面，要选拔和培养一批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投身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思维和创意火花，不以市场前景和经济价值判定原创性成果的贡献。赋予青年科技工作者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人才团队组建权、原创观点披露权，形成有利于催生“直觉突破”的科研环境。

　　从生产资料投入看，重大原始创新要以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作为铺垫和准备，部分重大原始创新通常通过持续多年的基础研究最终实现飞跃式突破。相对于应用型研究，基础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资金投入，同时，从绩效评价角度看，基础研究在短期的“投入—产出”绩效可能较低，需要不断投入新的设备、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原始创新成果既源于重大科学工程，又蕴育在长期的基础研究之中，因此，要为其提供持续稳定的生产资料支撑。在重大科学工程建设方面，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跨学科创新基础平台，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通用科学仪器的设计研发，支持研制具有原创性学术思想的探索性科学仪器设备，聚焦高端通用和专业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推动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快速发展。要完善科技资源库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提升科技基础资源整理加工、保藏鉴定以及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在基础研究领域，生产资料投入主要表现为资金支持。加强基础研究是培育原始创新成果的基础工作，为重大原始创新提供厚实的知识储备。基础研究的产出成果以理论形式为主，在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领域更是如此。因此，应充分考虑基础研究的异质性特征，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特色化的评价考核标准，在项目申请、团队建设、课题结项等环节综合考量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侧重研究工作的思想引领和理论突破，为基础研究工作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

　　（二）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在渐进式飞跃中催生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第二条路径是渐进式飞跃，其拥有两种具体形式，即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集成创新是生产力各要素形成新的组合，进而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过程。集成创新能够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由此产生的新质生产力是较简单加总后的“2”多出的内容。与原始创新引致的生产力爆发式飞跃不同，集成创新更多是实现生产力的渐进式飞跃。跟随创新可以理解为从1到1.1的过程，且这个过程是在引进原始创新产生的技术和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消化并进行再创新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渐进式飞跃。从本质上看，跟随创新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集成创新”，原创性的知识和技术与生产力中其他的要素相结合，形成新质生产力，其本身就是一种跟随创新。

　　我国正在实施的“东数西算”工程是集成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案例。我国资源、能源分布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经济发达地区能源储备不足，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浪潮对所在地区的“算力”（Computility）提出较高要求。算力是计算机设备或计算数据中心处理信息的能力，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配合共同执行某种计算需求的能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算力储备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技术意义。自2022年起，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枢纽节点利用当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储备和优良的气候条件，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在这一创新性举措中，经济活动的生产力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搭配。从动力系统看，由传统的化石能源转变为可再生能源；从信息传递系统看，安全高速的网络系统成为确保数据分析业务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从生产力空间布局看，业务活动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数据的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在西部地区进行，实现了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脑体分离”。在这一生产力要素重组过程中，集成创新催生了强大的新质生产力，极大地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东数西算”“东数西存”提升了我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

　　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各省区市中，贵州省的算力提升和数字经济发展是跟随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案例。算力既不同于动力、电力，也不完全等同于单机运算能力。某个地区的算力得到提升，不仅需要充分稳定的电力供应，而且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同时，该地区还必须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成本优势或品牌特色，能够吸引足够规模的数字企业入驻，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算力开展经营。由此可见，“算力”形成的生产力是一种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同时，“算力”的提升是在可再生能源、自然力、信息基础设施、成本优势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其发展形式是典型的跟随创新模式。作为经济后发省份，贵州省并不具备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其通过准确把握我国能源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等特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自然气候以及经营成本等方面的优势，独辟蹊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获批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枢纽，走出了一条跟随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道路。“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贵阳市数字经济增长值达16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华为、苹果、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数字企业纷纷落户贵州省，其中，华为在贵阳市投资建设了其在全球最大的云数据中心——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⑬。

　　与原始创新阶段不同，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对劳动者提出更加复合化的素质要求。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劳动者必须具有更加多样化的素质能力才能实现生产力的渐进式飞跃。换言之，原始创新更多侧重科研人员、技术专家的潜心研究和个人发现，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需要把相应的知识、创意和技术“市场化”，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商业环境。因此，通过渐进式飞跃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求培养更多的科技投资家和战略企业家，打造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经营，既懂实体经济又懂金融经济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进而把生产力各要素有机结合，在跟随模仿的过程中打破原始创新形成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对社会生产关系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无论原始创新，还是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不仅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深刻调整，通过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求市场和政府协同配合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变革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这一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微观载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⑮。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任何一种生产力的革新都要通过微观载体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载体保障。

　　国有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能力”⑯，其核心要义是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勇于担当，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把国有企业搞好，坚定不移地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有企业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普遍选择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攻领域，在基于比较优势的战略思路影响下，本土企业大量集中在加工、制造和包装等低附加值环节。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开展了严密的技术封锁和销售渠道控制，使本土企业难以实现向上游研发设计环节的攀升，同时，还面临国际市场的萎靡不振，技术突破步伐缓慢，特别是在干线飞机、计算机操作系统、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遭遇“卡脖子”。面对这一情况，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发挥自身资金实力强大、技术人才集聚、研发基础雄厚等优势，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基础理论、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集中优质资源开展原始创新。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集成电路、5G网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民营企业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独特定位。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由于新质生产力在萌发过程中会遭遇一定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出现多条技术路线，这些技术路线的前景并不明朗，必须通过“试错”明晰其技术可行性和市场可行性。因此，以利润为根本经营目标的民营企业通常难以承受不确定性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过程中，民营企业能够发挥其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决策链条短等优势，在较短时间集成成熟的生产力要素，通过学习模仿等方式生产创新产品和服务，迅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因此，鼓励民营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后期进入行业，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迅速扩张的重要载体保障。

　　（二）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协同作用

　　严格来说，市场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的过程，只有把技术劳动力、普通劳动力、资金、设备、专利等各种资源以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进行组合与搭配，才能形成具有突破意义的原始创新成果，实现生产力的爆发式飞跃和渐进式飞跃，进而对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主体的协同配合提出更高要求⑰。

　　当生产力通过爆发式飞跃产生“新质”时，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和后期阶段所需开展的科研活动在性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即直觉突破、分析论证、逻辑推理等环节，重大的原创性认识突破主要依靠“自由探索”式的科研活动，这种科研活动类似于市场自由竞争状态，难以通过政府管理部门进行规划设计。因此，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研发人员、风险投资资金、设备供应方自由地搭建团队。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各种创新资源的结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包括给予原创者自我探索、自我开发的包容和激励，提供原始创新主体异见歧义、创意对话、思想交锋的开放环境。另一方面，给予原始创新者项目孵化的财政支持，通过设立种子资金、科技奖项、技术引导基金鼓励研发人员自由探索⑱。

　　在理论定型、推广扩散、样品形成等原始创新的后期，由于基本的研究结论和技术路线较为清晰，新质生产力的内容比较明晰，政府可以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推动产学研各方开展“有组织科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组建国家层面的创新咨询委员会，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研判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凝练基础研究重大需求，在推进重大工作部署中发挥战略咨询作用。加强规划引导，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和资助项目中加大对原始创新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的支持。二是建设空间载体和平台支撑。通过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区域性共性技术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为创新要素的结合提供空间载体和平台支撑。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转型，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构建协同创新生态体系。三是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对原始创新阶段产生的新兴知识和技术方案实施产业化。例如，2014年正式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采取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推动企业提升产能水平和实行兼并重组、规范企业治理，形成良性的自我发展能力。该基金分为一期与二期，一期自2014年起开始投资，投资规模超千亿，撬动资金超6500亿。从投资分布看，该基金一期投向聚焦 IC 制造、IC设计、封装测试和设备材料等环节。按照大基金自身规划，2019—2024年进入回收期，开始有选择、分阶段地退出。成立于 2019年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正在加速落地。该基金二期以扶持国家半导体产业为目标，于2021年进入全面投资阶段。该基金二期投资方向集中于完善半导体行业的重点产业链，将在一期的基础上全方位推动半导体核心领域的发展进程，并有针对性地投入国产化薄弱环节，打造半导体产业链。四是加大研发人员的培养力度，通过学科和专业建设保障专业人才供给。例如，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形成独立自主的芯片体系，2020年，国务院颁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进一步加强高校集成电路和软件专业建设，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一级学科设置工作，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努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的高水平人才。随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原始创新和爆发式生产力飞跃奠定了人才基础。

　　当生产力通过渐进式飞跃产生“新质”时，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的目标就成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此，与原始创新不同，此时的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的对象主要也是企业。由于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的特点是在已形成的创新基础上进行深入挖掘和要素整合，目的是形成增量化的新质生产力，因此，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更多集中在对企业相对高端的业务部分进行鼓励支持，其本身符合生产力渐进式飞跃的规律。例如，2020年，国务院颁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在财税支持政策部分提出：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 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65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线宽小于 130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总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由此可见，这一梯度性财税优惠政策的目标是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冲击更高的技术标准，实现产业技术水平渐进式飞跃，持续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⑲。从唯物史观看，上层建筑最核心的功能是保护其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要保护由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经济基础⑳。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党对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的顶层设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遵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依靠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成熟完善，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涉及多方面的生产力要素和资源，需借助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团队协作。因此，亟须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合作机制，进行制度设计、资源调动、多部门统筹协调、促进知识扩散等，以增强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力要素之间的交流，降低生产力质变成本。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单凭经济手段，通常无法形成统筹各种创新力量的能力，因此，必须由党和政府承担。党和政府发挥顶层设计、资源调动、统筹协同功能的过程，就是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并发挥其作用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任务不断变化，科技管理体制和产业培育体制经历了从举国体制到市场化改革再到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变。继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后，202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需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眼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瓶颈障碍，从中央层面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顶层设计，围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统一规划，实现高效组织科研活动协同攻关，解决创新力量分散和资源“碎片化”问题，同时，还要维护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二，各级党委在事关生产力跃升的重大决策中发挥重要的政治把关作用。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科技委员会着眼从最高层组织和调动“举国之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决策效率与政策执行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最高政治保障。从地方各级党委和各类企业党委的工作机制看，在事关生产力跃升的重大决策中，党委具有重要的政治把关作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能够促成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当新质生产力被不合理地运用时，也可能带来不良后果，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换人”等新一代工业生产理念，可能对就业造成一定冲击。因此，在围绕新质生产力进行决策时，党委更多从政治方向、社会利益、人民福祉、国家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权衡和统筹考虑，体现上层建筑校准经济基础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

　　第三，党的选人用人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人是生产力的主人，劳动力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择什么样的人、怎样使用人，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问题。选人用人的标准是多样化的，推动生产力跃升，不仅要求劳动者具备先进的技术素养，而且要求其把握生产力发展和科技革新的大趋势、新动态，对于全球科技革命和具体领域的技术发展具有整体性了解。除技术、视野等因素外，生产力飞跃的过程是统合各种资源、各种生产力要素协同攻关的过程，对创新主体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

　　第四，党建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组织动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要以党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强堡垒。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创新组织模式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不断涌现新型创新组织架构，从创新初期的研发小组、攻关团队到创业集体，再到创新中后期的创新联盟、产业链、价值链、产业集群以及创新生态圈等各种形式。上述创新组织的资源调动模式和协调机制是多元化的，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协调功能。例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领域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技术合作、利益分配、人才流动等进行密切对接，着眼“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提高生产力跃升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组织动能。

　　近代以来，人类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质变的频率不断提高。20世纪40—5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移动通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揭开序幕，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产力的每一次质变，都带来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也随着生产力的质变发生剧烈变化。当前，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深刻理解生产力质变的性质和方向，顺势而为、乘势而动。因此，笔者认为，构建成熟的国内大市场为生产力质变提供量变基础，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生产力质变提供关键要素，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市场和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的协同合作关系，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让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持续向前发展增添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