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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是考察社会与历史的认知思维和科学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实践主客体关系、历史演进基本机制的新时代阐释。它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作为历史生成方式的实践与作为历史结果的发展为立足点,实现了人民史观、实践史观、发展史观的方法论统一,构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全景的完整展示。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理,遵循以人民为旨归的发展逻辑、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以整体思维为引领的历史逻辑,是在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形成的新历史观,是全面认识、深度考察、科学引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大历史观的确立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能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刻领会大历史观的新时代价值和把握大历史观的方法论逻辑,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运用大历史观全景式考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对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历史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首先回答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既是展开历史评价的根本尺度,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人民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最终划清界限。人民史观是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强调只有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标,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价值旨归问题上的争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的科学认识,在考察、引领社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以人民为旨归的发展逻辑。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新唯物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首先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在社会外部而在社会内部,因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创造”和“战斗”的考察,发现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不是个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集中体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动力中的核心地位:人民既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中的核心要素,又是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具体而言,生产力作为“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与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是人民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属人性特征。同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展现出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基本规定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人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核心要素,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属人性决定的,离开了人和人的创造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将不复存在;其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归根到底只能通过人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现实得以揭示,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抽象性决定了其只能通过现象层面的人类社会和人本身才能得以具体展现。此外,人类社会现实中实现生产力的解放、社会形态的更替、人自身的解放三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即都必须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还提出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在社会变革时期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巨大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围绕实现人的真实存在和社会意义展开对历史发展全景的考察,充分彰显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体,也是解放自身和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力量。

　　基于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科学认知,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一旦出现,势必呈现出与自然界不相同的内涵:其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纯粹的自然界是无主体的存在,一切的发展变化都是自在的、无目的的,不存在价值关系。与自然界不同,人类社会是在人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实践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以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人的解放作为社会历史评价的根本价值标准。其二,自然界的演进与自然力的获得具有直接同一性,而人类社会发展则以物质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在人类社会,人在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生产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社会的前进和人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观点的科学认知,大历史观明确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基础性地位和对人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及其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大历史观揭示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与人的解放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人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自身发展,即从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再到获得自身的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因而,以人的解放为旨归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

　　人类社会历史在总体上呈现为物质生产力的提升与人自身的解放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但是,在具体考察某一历史阶段时,人们会发现存在着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相悖的状态,即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异化,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曾经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资本主义使“资本增殖”的需要取代“人之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由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生产力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变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人的自主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机械性活动。人与物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其一,从“人的尺度”看,作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劳动者只能以商品的形式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他们“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而资本增殖不需要的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弃儿”,丧失参与社会总生产权力的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二,从“物的尺度”看,社会把是否有利于资本增殖作为研判生产力价值的唯一标准,资本受逐利本性的驱使,以贪婪无度、巧取豪夺的方式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而资本增殖不需要的“过剩生产力”被大量销毁,这种“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们消费能力的“相对过剩”,资本增殖的逻辑不断摧毁着生产力本身。其三,从“劳动的尺度”看,异化劳动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不再具有自主、自由活动的特征,“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过程中,劳动本体论以及建立在劳动本体论基础的主体消解了”,仅以一种程式化生产过程中的机械性活动成为劳动者维持生活的手段,使劳动中的主体创造消失殆尽。人成为因具有从事异化劳动的能力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直接造成的就是人自身的不合理性和人同自身相对立。概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增殖”为唯一选择,取代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发展逻辑所造成的生产力与人的对立状态不仅摧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更给人的存在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异化劳动中人丧失了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本质。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增殖”取代“人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旨归的批判,立足“现实的人”,以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人与社会、人与实践、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全方位揭示:其一,指出现实的人是社会主体,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生产力不是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关键是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不断推动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所在;其二,揭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单一式地占有和掠夺自然、一味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导致人与自然界一体化关系破裂,只会造成人类社会失去存续的根基,实现和保障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地位必然同时认同自然界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唯一性,始终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良性运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其三,明确人是实践的主体,劳动具有作为实践基本形式的自由且有意识的对象化特征,而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也正是人在实践中实现自身发展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创新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导致人作为实践主体地位的丧失,这是造成社会生产丧失创造动力的直接原因,而把握人的劳动主体性和充分保障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实现生产力和人一并发展的必然要求。概言之,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全面考察,马克思看重以现实的人为旨归,揭示了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过程中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高度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的理论引领和先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资本的逻辑。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相统一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创造出以人民为根本旨归统摄社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崭新的发展成就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现实基础上,既致力于通过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构筑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更在科学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劳动与人以及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众多关系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实现依靠并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

　　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意蕴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大历史观的视野”,从大历史观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社会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道路。这一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民导向,做到以实现人民的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紧密依靠人民统摄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中国在新时代发展的十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即以人民为旨归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应然逻辑,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物的丰盈”与“人的解放”相统一的必由之路。大历史观正是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把人民至上确定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旨归并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遵循以人民为旨归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并以此为根本目的引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中确立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作出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发展的本体论规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本体生成、发展观点的科学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运用大历史观考察、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

　　社会场域是基于对实践活动中各种社会因素及其关系的整体把握,表征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实践主体之间彼此互动的多维整体的社会空间概念。具体来说,实践活动中互动在场的每一社会关系都构成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社会场域,这些社会场域成为实践活动发生的空间。社会场域可根据实践过程本身的二重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构成的主客体间社会场域;二是不同实践主体之间构成的主体间社会场域。

　　主客体间社会场域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动态在场的社会关系。与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在确认必须“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使实践作为人与物质世界发生关联的基本前提得以展现。人的改变和世界的改变相一致,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在同一实践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和作为实践客体的客观世界在其共同形成的社会场域中相互发生作用,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改造过程。作为人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关系的概念,主客体间社会场域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具体性。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本身就是主客体间社会场域形成的过程,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决定了主客体间社会场域的具体性,没有不存在于主客体间社会场域中的实践活动,同样也没有脱离实践活动的主客体间社会场域。二是多样性。人类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主客体间社会场域的多维性,表现为既有基于多样物质生产的多样主客体间社会场域,也有基于多样精神生产的多维主客体间社会场域。三是交叠性。每一实践主体都各自进行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同时他们作为人类实践主体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实践主体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互动。四是变动性。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均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永恒的运动决定主客体间社会场域具有变动性的特征。一方面,要把握主客体间社会场域的具体性和变动性特征,以发展的眼光作出科学研判,进而在具体社会场域中开展实践考察;另一方面,通过认识主客体间社会场域的多样性和交叠性特征,主动拓展社会场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主体间社会场域是实践主体之间动态在场的社会关系,它的形成根源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共同体特征。其一,人不是孤立的抽象个人,而是由社会关系联结的共同体中现实的人,社会关系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清晰展现出实践对人的基本规定性,任何个人为自身发展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同时也作为人类的活动一部分而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阐明每个个体的本质、个体的发展都离不开共同体发展的整体规定性。其二,从作为共同体的群体实践主体来理解个体,把个人置于社会实践的交往关系中加以考察,把群体实践活动作为个体进行实践的社会场域,从整体性层面把握实践主体,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基本看法之一。其三,基于对实践动态性的认知,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主体在实践的动态运动中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特点,即以个体实践主体为最基本元素构成群体实践主体,而群体又作为基本元素与其他群体实践主体构成更高层次的群体实践主体,以此类推,直至形成人类群体实践主体。

　　人类群体实践主体是最高层次的群体实践主体,任何个体实践主体都是人类群体实践主体中的组成部分,每一实践主体都与其他实践主体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构成复杂的主体间关系,形成既相对独立又交相错叠的主体间社会场域。对主体间社会场域的把握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必要环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重要表征。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就从群体实践主体的维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是在人类群体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提出任何一个“个人”的意志在历史结果中只是作为合力的要素而存在,历史发展必然展现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也间接表明不同“个人”意志的内在冲突程度越小、和谐程度越高,“共同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就越具有一致性,“合力”造就的结果就越能展现与“个人”意志的趋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从实践主体的层面阐明了人类历史延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间社会场域推动群体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协同性,展现了实践主体的团结合作对实现人类社会由“必然”走向“自由”过程的重要性。概言之,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发生在多重的社会场域中,这不仅包含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对象化整体性场域,而且包含基于实践主体内在结构的交错重叠的整体性场域,只有从不同的具体社会场域出发考察实践活动,才能全方位地透视和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百余年历史奋进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场域出发把握、引领社会历史进程的实践逻辑得到了运用和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场域确立我国的革命方略:一方面,从国际场域出发,科学分析并阐明了“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的客观现实,作出了“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从国内场域出发,深刻把握并揭示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客观现实,指出必须“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的革命任务。立足国际、国内多维复杂的社会场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进行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既是全世界反法思斯战争的胜利,也为我国最后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求解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的过程中,邓小平从人类社会整体场域出发,得出了“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的科学结论,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进而从人类社会大场域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作出科学判断,从而“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确立了“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两步走战略,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总结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立足世界大变局和国内高质量发展大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中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历史观。以大历史观为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场域发生变化的客观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发展战略:基于对主客体间社会场域的把握,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出发,以系统观念为引领,不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同式发展;从国内与国际相互影响、交叠互动出发,在胸怀天下中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具有物质性特点且形成不可分割的事实整体出发,以人类尊重自然亦是尊重自我为遵循,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基于对主体间社会场域的科学运思,不仅提出“我们要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团结并带领中国人民统筹社会要素与社会整体、中国与世界、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社会大历史演进的伟大篇章,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充分确证了从实践与社会场域的辩证关系中考察、把握、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性。概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主动展开对实践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对多层次社会场域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具备了把握和推动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能力。

　　社会历史是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实践活动的差异性和过程性使社会发展呈现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结构。基于对实践存在基础和人类社会历史一体化及其内在结构的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在考察和引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过程中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以整体思维为引领的历史逻辑。

　　社会历史是一体化和“历史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有机集合,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和历时性的特点,“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置于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之大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思考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历时性加以把握,需要从人类社会一体化发展的生成逻辑和对“过去”“现在”“未来”各自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证明人类社会发展是基于实践继承发展性的一体化过程,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机理也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获得科学的回答。从根本上说,由于实践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对象性活动,因此,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历史必然具有历时发展的一体化特征。其一,从实践主体维度看,人是群体中的人,人以群体性的存在方式展开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群体既具有同代关系又具有基于种的繁衍而产生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延展使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能够恒久地从前人积累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实践活动,这种基于“种的繁衍”而实现的人类实践主体“变”与“不变”的统一使人类社会呈现出社会历史实践主体的一体化特征。其二,从实践客体维度看,人的实践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也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了基于实践成果的继承而展现出的一体化特征。另一方面,从实践发展进程看,人类社会又是以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划分历时性结构,结构中每个阶段的差异性表现为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过去”是已经完成了的实践过程,具备以实践结果检验实践过程的能力,经由检验得出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经验;“现在”是正在进行中的实践过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运用社会历史规律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在场,“现在”既呈现出“过去”的历史定向性,又具有基于人类美好生活目标的未来指向,是历史得以不断前进的基础;“未来”是尚未出现的实践过程,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立足当下实践对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蓝图建构,是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理想目标展现自我的过程,是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与研判当时实践的基础上使“未来”作为历史前进的长远目标引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概言之,“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在深刻考察“过去”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定向、探析历史规律是推动当下发展、建构未来蓝图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大历史观,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整体考察我国社会发展,得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两个结合”的科学结论,找到了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方法。“两个结合”展现了历史一体化的整体性逻辑,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等方面均是通过运用大历史观的科学方法论来展开。一方面,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前身。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两次飞跃,在实践的艰辛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开展对社会主义多样性探索中,中国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无限生机和光明前景。回望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透视出大历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延续中华文明,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正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定向使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赋予中国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时空结构中,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人们对实践经验、价值判断、历史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丰富思想,是“历史”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载体。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在历史结构里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不断去旧出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辉煌历史。因此,只有立足中国“现在”发展实际的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的深度融合,才能在“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干到底”中凝聚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伟力。显然,对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正确阐释,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运用大历史观全方位把握中华文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必然结果。

　　必须明确,人类社会本身具有生成发展性的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现实展现为各种社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图景,每一种社会因素都在与其他社会因素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因此,在明晰“过去”对“现在”的历史定向之外,必须立足“现在”的实践活动的具体事实,通过反思历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能在以史为鉴、把握历史规律的进程中行稳致远,走向光明的“未来”。需要明晰,社会历史规律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规则的科学内容,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任何实践主体在推动社会朝向未来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做到不仅在自身的直接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还要善于把握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其他实践主体经过探索历史规律得出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以全人类的智慧引领新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在同一实践发展阶段中,任何一个实践主体都应该在自身实践过程之外,从其他实践主体已完成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开创未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

　　现代化及全球化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日趋强烈,追求开放、合作、共赢的愿景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承认,不同国家在同一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差异性,即因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水平高低和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差异性的存在,先发国家发展的领先性导致相对落后的后发国家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过程或尚未进行的历史过程已然成为先发国家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必须承认,先发国家为自身社会发展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和对社会规律的认知能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正是基于对大历史观人类实践大场域的深刻把握,在新时代大变革的十余年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而且着眼于世界发展的大历史,及时总结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向他者学习,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我国在全面总结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把握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以往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为大、贪婪摄取世界财富、“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走的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新路,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并充分吸收人类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突破,确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强调不仅全面总结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还必须主动汲取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性。此外,由于各国具有基于历史定向性与生成发展性的本国特殊性,当代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确认在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成果时必须辩证地看待,绝不能简单照搬套用。

　　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历时结构和共时结构的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鲜活地表现出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将“过去”“现在”“未来”作为社会发展史全部中的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论特点。它做到了客观审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整体认识人类社会共同创造历史的社会场域,充分把握和运用“过去”“现在”“未来”各自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价值,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析历史规律,共同创造人类社会历史新进程。概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遵循以整体发展为引领的历史逻辑,是全面理解、深刻把握、科学引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考察和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是实现对社会历史发展全景把握的历史自觉。基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科学认识,大历史观遵循着以人民为旨归的发展逻辑,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领社会历史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人的解放作为社会历史评价的根本价值标准;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本体在实践中生成、发展以及对实践活动主客体关系的全面考察,大历史观遵循着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确认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发生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之中,不仅包括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对象化的主客体场域,还包括实践主体内在结构交错重叠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只有从多维社会场域出发全方位透析和把握实践活动的规律,才能科学推动实践发展;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一体化及其历时结构的把握,大历史观遵循着以整体思维为引领的历史逻辑,确认只有将“过去”“现在”“未来”作为社会发展全部历史中的部分进行考察,并在充分把握人类整体性的基础上明晰任何一个国家为自身社会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均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只有做到不忘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才能行稳致远,走向光明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旨归统领社会发展、以社会场域为基点推动实践发展、以整体思维为引领推动历史进程,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历史告诉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是在一脉相承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是科学引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历史观,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评价历史的科学方法论。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