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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和根本特征，围绕实践来说明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以及是否具有真理性，即基于实践来阐释认识活动的全部机理，认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

　　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深受当时新兴的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形成了以计算—表征理论为代表的计算主义的认知范式，也被称为认知主义。认知主义用机械的计算机制解释认知的机理甚至本质，认为人的认知像计算机一样，是对抽象的符号（表征）进行程序化计算的过程，从而将可以符号化、形式化、程序化的认知过程作为标准的人类认知模型。这种极度抽象化的观点，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前以霍布斯和笛卡儿为代表的旧哲学认识论所秉持的观点，因此，计算—表征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认识论的“回归”，其中蕴含的关于认识机理的观点与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相异。

　　20世纪80年代，一批认知科学的研究者“共同反对以认知隐喻为中心的信息加工机制……反对视心理为‘计算’或‘表征’的观点”，主张“认知是算法不可穷尽的”，形成了共享某些承诺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也被称为“具身化的动态主义”、后认知主义等。新一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与身体的相关性、认知形成或生成于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认知活动根植于身体所处的环境之中，等等。这些看法将认知真正回归为人的认知，而不仅仅是抽象的符号运算。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主张的认识主体是现实的实践中的人、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主客体互动中的实践、认识具有社会历史性等观点高度契合或隐性通达，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视为通过对计算主义的抽象认知观的批判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回归，或称其为在认识论立场上的“马克思归来”或“复现”，从而隐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当代复兴。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理解新一代认知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的通达。

　　第一，批判精神和批判指向上的契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批判旧哲学（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具身认知也是在批判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过程中形成的，两者都基于批判精神、通过质疑既有的“传统理论”而走向新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原则是基于实践的能动反映论，其中的反映论原则是对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实践的能动的原则是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的提出成为有的放矢的创建活动，在“破”中形成了有针对性的“立”，在克服先前理论的缺陷中生长出更合理更全面的理论。

　　具身认知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也体现了同样的否定精神。计算主义借助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作为其认知阐释的基础，一度使计算—表征理论盛行并占据认知科学的统治地位。具身认知理论通过质疑发现了计算主义的缺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看法，将认知的阐释向前推进，其中所实现的对传统（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超越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哲学认识论的超越相类似。

　　旧哲学的认识论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抽象性缺陷，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哲学认识论的批判的一个主要指向就是其对抽象性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揭示了“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具身认知对计算主义的批判，主要指向的也是这种抽象性。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看来，认知活动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以外部世界为媒介的感知与行动之间适恰而有效的反馈调节环路，为此“我们需要避免抽象化思考世界的方式，而应该思考那些正常的行为过程，这样的思考可以有意向地去把握能够使我们达到目标的合适的物理环境，因为行为受控于感知，它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被激发”。由于作为认知科学传统的计算主义一度用机械的计算机制解释认知的本质，而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前的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那里就已然秉持了这种观点，所以尽管两者的批判指向的直接对象不同，但指向的哲学认识论立场或缺陷（过度抽象化地理解人的认知）则是相同的。

　　第一代认知科学将人的认知抽象为一种完全脱离环境且剥离了语义的对表征的计算，是一种单纯实施某种逻辑规则的符号变换的机械过程，忽视了认知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具体性。而旧哲学尤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把现实的人所进行的活生生的认知活动抽象化为纯粹的意识，再从这种抽象的意识中寻求知识的基础和必然性。第一代认知科学可以说是以计算隐喻的方式重复了这样的哲学认识论，借用当代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的话来说，它就像是一种用“科学性的陈述表达出来的形而上学”，所以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过度的抽象化而虚构了一个独立于生活实践和社会情境的思想王国或认知世界。第二代认知科学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批判，就是在阐释认知机理时力求从立足于抽象符号系统转向立足于生动具身的人的思维认知活动，这个转变过程似乎以另外的方式重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哲学认识论的否定和超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将被旧哲学抽象化、形而上学化的认识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实践中的话，那么第二代认知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即把被第一代认知科学过度抽象化和机械化的认知研究通过具身化、情景化等方法回归人所进行的真实的认知活动之中。

　　其实，抽象只是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马克思揭示出的思维的第一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这一阶段，人对感性具体加以分析和抽象并得到简单的规定；但通过抽象提取出这种简单的规定后，并不意味着认识的结束，还需要进入思维的第二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旧哲学认识论和第一代认知科学所完成的只是“第一条道路”的认识任务，获得的只是被极度抽象后所“蒸发”出的最简单的规定，这种简单规定在计算主义那里就是一个个去掉语义后的单纯的符码，以及对其进行的计算操作活动。这种抽象如果不通过思维将其具体化（如将符号与语义和语用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有意义的认识结果。因此，旧哲学和第一代认知科学的错误都在于将抽象（的规定或符号）作为认识的终点以及新的认识的起点，从而将整个认识归结为从一个抽象到另一个抽象的过程，完全脱离了具体性。我们知道，正是通过具体性，认识活动的现实性和丰富性才得以体现，认识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具身认知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批判了将认识（认知）终止于抽象性的观点，拒绝抽象地谈论认识的本质，其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脱离认识的主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去分析认识活动的机理，第二代认知科学则要求从具身性、情景性、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中去把握认知活动的真实面貌，可见两者的指向高度相通，都是走向对认识机理的具体而非抽象的把握。

　　第二，具身性与主体性的近似。对认知的去抽象化是和具身化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认知“不再仅仅是某种抽象形式化运算，而是需要身体作为例示，需要肉体的介入”。当计算主义将行使认知功能的人脑等同于一种行使计算的人工制品（电脑）时，它就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论思想：认识可以被视为抽调了身体因素的活动，即一种“离身性”或“去身体化”的抽象过程，一种脱离人的身体进行的纯符号运演过程，“认知即计算”成为实质上的“离身心智论”。计算主义由于看不到认知的具身性，因而也看不到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其所通向的必然就是没有身体、没有主体的认识。离身认知正是历史上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立场，认为意识活动可以离开人的头脑、离开物质性的人而独立运作，最终将认识的主体归结为脱离物质性身体的纯粹的精神。这些缺陷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始人和发展者们从多方面加以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无人身”的理性予以否定，认为这种认识论无疑是“在想象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列宁将这样的哲学（即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批判的阿芬那留斯的“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的观点）讽刺为“无头脑的哲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计算主义要将“计算—表征”上升为一种说明人的全部认知机理的基元时，就相当于秉持了一种脱离认识活动承载基础的无主体无身体的认识论，这同旧哲学“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相类似。简而言之，“计算—表征”具有这种脱离语义也脱离身体的“独立王国”的性质，从而也“重复”了无头脑无人身的认识论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认识主体不是无人身的抽象精神，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生活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把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从感性实践生活中脱离出来，从而“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感性，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的身体性、切身性、亲力亲为性；他还将“有生命的个人”视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当然也是认识活动）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所以如恩格斯所说，对于认识活动来说，“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将“感性活动的人”作为自己哲学变革的基点，由此开启了身体（脑）思维即具身思维、具脑思维的认识论方向。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者，在《实践论》中也以生动的事例指出了人的感知与身体的不可分离：“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里的“亲口吃一吃”，无疑强调了身体感官的感知作为直接经验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人需要通过“身体力行”的“体认”方式来了解世界。而在第一代认知科学那里，“梨子的滋味”这样的切身认知显然是“表征—计算”所解释不了的，从而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理论开发的符号人工智能所模拟不了的，因而不可能与人的认识同日而语。由于理性认识离不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人使用“眼耳鼻舌身”这些身体感官所获得的感知，所以我们的身体感官是所有认识的基点，由此形成的直接经验是认识的鲜活性、具体性、生动性的根源。“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虽然人在认识中也存在非切身经历的间接经验，但“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表明，从归根结底或总体性的意义上来讲，人的所有认知都是切身的或具身的，所以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切身的“直接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相吻合。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具有物质性存在的认识主体是认识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无头脑”“无身体”的认识不可能是人的认识，只有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是认识的主体。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认识是以人为主体的认识时，就是主张认识离不开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的身体，从而也就涵盖了具身认知的相关立场，由此实现的观念变革也隐性相通：当计算主义像旧哲学那样将认识从现实的人身上剥离出去之后，具身认知则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那样使其重新回归人的身体，从而使基于认知科学的当代认识论所研究的认识（认知）更像真实人的认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对于今天我们把握“去身体化”的计算主义缺陷仍富有深刻的启示：计算主义的无人身依托的“计算—表征”理论，多多少少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批判的思辨哲学对身心关系的抽象或颠倒相类似；而新一代认知科学所强调的认知的具身性，则与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基础所进行的“颠倒过来”的工作具有相似性。

　　第三，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观与实践观的相通。在第二代认知科学那里，认知与身体的不可分（具身性）是同认知与环境的不可分相一致的，因为身体与环境是一个互动的生态系统，所以强调认知的具身性就是强调认知依赖于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进一步将认知看作基于身体的经验和相关环境因素的耦合过程：“认知在其根本上是一种身体经验，认知是被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塑造出来的。身体特定感觉—运动通道提供具体的身体体验。心智是一种运算，但运算的内容不是抽象符号，而是具体的身体经验。”具身认知将“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即“行动”作为形成身体经验的根本原因，并将身体行动作为认知的基础，批判只依赖表征去说明认知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认知与行动的关联，主张认知是行动的导向，“知”脱离不了“行”，因而也被称为“行化认知”。由于行动与实践的含义相通，所以具身认知自发地通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因此被称为认知研究中的“实践转向”或“实践进路”。也就是说，从人是互动的主体来看，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就是人的行动或实践，只有在行动和实践中，人才能使自己的身体与环境发生主动的互动，才能形成合乎人的目的和指向的认识。所以“实践”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更简洁更哲学化的表述。当具身认知强调这种互动性对于认知的作用和意义时，就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谋而合”。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批判旧哲学脱离实践去研究人的认识的缺陷中来阐发相关思想的。当人的认识不是封闭于脑内的纯粹精神活动而是一个能动地反映对象的过程时，认识活动就显然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与对象（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但旧哲学没有看到或不承认这一点，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一缺陷表现在旧哲学的认识论上，就是在看待人的认识时，“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由此形成了一种无实践根基的认识论。没有实践为根基，没有切身的或具身性活动，相应的感知也就无法形成，在此基础上的更高级的认识（理性活动）当然也就无法达到，认识的深化也就无从实现，“所以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正因为实践在阐释认识机制及过程时如此重要，所以“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具身认知将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作为认知生成的根据，将类似于实践的“行动”置于认知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主张思维之存在首先应当被视为行动之存在，认为实时发生的全方位的行动是第一位的；或者直接提出具身认知是“实践活动的：动态的主体与世界的交互引起主体的实践活动以及这种活动与思维、问题求解和符号变换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具身认知活动中，认知者并非被动地从客观环境接受信息，然后把这种信息转换为对环境的表征，而是在行动中能动地与环境和客体互动耦合。第二代认识科学中生成认知理论的提出者甚至明确提出类似于“认识的目的是实践”的观点，即认知是为了更好地行动，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只是为了形成认知表征；认知者是行动的积极制造者，认知既产生于行动，也服务于行动；认知促进了更好的行动，行动也促进了认知，两者互动耦合、浑然一体。这无疑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到了或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实践对于认知的基础作用。或者说，具身认知关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为认知奠基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观点具有一种基底性的相通。

　　第四，环境性、文化性与社会性的同指。计算主义无视认知活动中的语境因素，认为“存在着某个与语境无关的元素的集合”，进而力求“找出与语境无关的元素和原理，并把符号表述建立在这一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知由此被理解为基于清晰的形式化规则操作抽象符号表征的活动，是不依赖于外部客体的大脑独自封闭进行的内部活动。具身认知在批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主张认知是情景化的，因为身体是嵌入环境之中的，身体的行动就是与环境的互动，所以看到了身体的作用，就必然会看到环境的作用，这也是将认知从中枢神经向外延展的两个节点（延展到身体以及延展到环境）的统一性。当然反过来，承认环境的作用也必然要承认身体的作用，因为接触环境离不开人的身体。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样强调环境对认识的重要性，因此也包含了丰富的情景认识论思想。例如，其一，认识是与情景相关的，因为认识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就一定是对象性、环境性的活动，就需要走出主观的封闭世界，指向被认识的外部世界，由此才能形成“反映”，也才能理解观念的本质，即“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表明头脑中的观念一定是与外部世界或外在的对象相关的，现实的认识总是与外部世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对象在头脑中被反映为不同的观念。其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脱离背景孤立地去看问题，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主张“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表明认识的内容植入了环境因素，不同的环境作为重要因素建构了特定的认识结果。认识之所以是具体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同的认识过程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其三，环境既是认识的对象，也是认识形成的条件，因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人的认识不能脱离生活实践，实际上也就是指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的环境，而实践的环境也就是认识的环境，人的“思维和意识……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对认识的环境制约、情形影响、背景关联的看重，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具身认知相通的纽带。

　　强调认知的环境性或情景性，也是强调认知的社会性，因为人所生活的环境就是社会环境，或统称为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具身认知所看待的认知也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生成的过程，即认知是“社会文化情境的：实践活动和与环境的交互方式本身既可以看作生存方式，也可以看作一种认知策略，也是作为中介的一般的认知方式。这种交互本身总是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被建构的”。因此，第二代认知科学所主张的情景认知也被称为“凸显了社会性的因素”的“社会认知进路”。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强调认识的社会性是其显著特点。基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强调，“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认识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不断被社会的发展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形成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世界观革命、价值观变迁、知识形态演进。

　　进一步来看，将认知视为一种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符号加工，和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排除于认识论视域如出一辙。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重点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一缺陷：“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而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包括身体状况等，都“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所以第二代认知科学对计算主义将认知去情景化的批判，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的批判一样，都揭示了认识的“生活的性质和根源”，使认识论和认知理论回归现实的社会关系，“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社会性中彰显认识的具体性。

　　以上的分析表明，以具身认知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所体现的当代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存在多向度的吻合、对接和通达，包括在批判的精神和指向以及一系列核心观点和主张上，两者都具有相似的立场和看法。第二代认知科学在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新的理论假设，其中无疑蕴含了认识论观念的重要变换，并体现出对传统认知科学背离人的认识之真实状况的“纠偏”，使认知科学的理论假设具有了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回归的意义。如果贯通起来看，计算主义对认知的抽象化表现出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趋向；又由于计算主义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基于机械论哲学的认识论极为吻合，所以它也可被视为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复归”旧哲学认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批判旧哲学认识论过程中取得的认识论成就遭到“遗忘”或背离，出现了认识论研究中“马克思离去”的现象。而具身认知是对计算主义向旧哲学认识论复归的一种否定。在这里，计算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前的旧哲学认识论结为同一阵营（或者说作为计算主义基础的符号AI就是秉持了旧哲学中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而批判抽象化认识的具身认知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在无形中结成同一阵营，或至少显现出这方面的若干共同特征。所以，如果说第一代认知科学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某种否定，使认识回到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主体（以身体为载体的人）的抽象认识论，那么第二代认知科学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批判，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回归”。因此，第二代认知科学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批判，似乎是用新的术语重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哲学认识论的批判，体现出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马克思归来”，也唤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联想，尤其是从中似乎看到了用新术语重新阐释的主体能动性、反映性、实践性、社会性等认识论原则，从而也以新的方式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作为当代认识论研究的重要体现，以具身认知理论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虽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多重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提出具身认知的理论家们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刻意避开与哲学的关系，不使用哲学认识论的字眼，将认知科学与认识论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大领域。但两者事实上的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若干观点的隐性相通是无法否认的。其实，认知科学必然蕴含哲学认识论，问题只是蕴含哪种哲学认识论。认知科学中的不同流派从一开始所秉持的视界或预设的立场，就在很大程度上主张了某种哲学认识论。

　　第二代认知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多重吻合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发生的，如果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一种直觉的启发甚至指引，则可以使新一代认知科学获得更多益处。

　　第一，有益于整合分散的观点，形成对新一代认知科学的统摄性把握。以具身认知为代表的新一代认知科学是在批判以计算主义或符号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认知科学过程中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但这一共同体较为松散，还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其哲学主张也不明晰，相互之间多有互不兼容之处，呈现出“纲领的非常异质化”。正因为如此，新一代认知科学迄今仍面临着整合的困难，甚至被认为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所以它难以取代传统认知科学成为新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几乎涵盖第二代认知科学所强调的人的认知活动的一切重要特征，如具身性、互动性、情景（嵌入）性、延展性等。换句话说，要全面揭示认知的机理，即使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昌盛的背景下，也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如果不借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难以在拒斥计算主义的抽象化认知观后，进一步形成对认知特征的总体性把握。可以说，要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各种理论融合为一个整体，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式，以克服其“自始至终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连贯的跨学科领域”之局限。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还可以实现对符号主义与具身认知理论的整合：如果把机器模拟的认知视为一种算法的操作，那么人的认识就是这种算法操作的具身化、情景化、价值化以及其他附加。抽象化和形式化揭示了认识中的必然性、单纯性和共同性，而经过具身化、情景化、价值化还原后，则会展示出认识的偶然性、丰富性和个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机器智能的计算主义的认知阐释是人的认识的一个方面的极致性发挥，正是这种极致的单一性赢得了机器思维模拟中的高速度和高效益，如同工业化中机械化对人的具身化动作加以分解而形成单一动作的模拟后所获得的高速度高效益一样。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观来考察，就可以既看到计算主义对认知所进行的抽象化的必要性，也看到其不足，从而添加具身认知所强调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段。可以说，具有高屋建瓴优势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以导引认知科学不同范式互为关照、取长补短，走向代际整合与范式融通，其实质是对诸范式中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加以有机贯通，从而完整地刻画出一幅辩证的认识活动图景。

　　第二，方法获益，即在批判中采用辩证否定的方法而不是全盘否定的做法。“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不仅体现在对认识辩证过程的揭示上，还体现在批判旧哲学认识论时的辩证否定即“扬弃”上，也就是在抛弃旧哲学认识论时，保留其合理成分。比如抛弃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直观性和机械性而保留其改造后的反映论立场，又如抛弃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先验论而合理采纳其主体能动性。这种辩证否定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新一代认知科学在批判传统认知科学时需要借鉴的。传统认知科学的错误在于，在用认知模拟技术反向研究人的认知机制时走向了“以偏概全”的片面性，走向了过渡抽象化地说明认知的机理。具身认知在批判其错误时往往对其加以全盘否定，以至于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在人的认知和机器模拟之间划下不可逾越的界限，似乎要完全清除思维中的“抽象”“计算”“表征”等因素。如智能机器人的研究者布鲁克斯认为，认知科学应当按进化的阶梯到源头处去研究智能，“当我们研究了非常简单的低等智能时，发现关于世界的清晰的符号表征和模型事实上对了解认知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表明最好以世界本身作为模型”，即主张人的认知活动完全不需要抽象的表征，这就是对表征的全盘否定。经过这种全盘否定所得出的认知图景显然不符合人的认知实际，因为即使在认知中存在大量非形式化、非表征化的内容和过程，也不排除在某些阶段或过程中使用了形式化和表征的手段，从而也是抽象和具体相互交织和转换的过程。在人的认知中，使用概念、符号进行推理和演算，无疑也是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的认识进入理性认识阶段后必须使用的手段，如果将这部分认知加以形式化和算法化，然后交由计算机去模拟进行，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抽象不能代替具体，计算或表征也不能代替具身的认知，但是抽象是对感性具体的一种提升，也是推进认知的必经路径，所以计算—表征对于人的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完全否认了它，就如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全盘否定黑格尔的比喻：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所以只有在批判的过程中辩证地汲取传统认知科学的合理之处，新一代认知科学才能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那样成为博采众长、更具全面性的认知科学及当代认识论的新纲领。

　　第三，有益于合理评价。借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还可以对两代认知科学形成总体性评价：第一代认知科学对认识的内在机理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是对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作了孤立、片面、抽象和极端化的理解，从而需要一种辩证的视野来加以纠正；新一代认知科学运用了与实践视野关联的具身视野来进行这种研究，较之传统认知科学，其视野更全面，对认知机理的阐释也更合理，其观点如果汇集起来，可以体现出一种“主体在实践（互动）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的哲学认识论原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新一代认知科学对于传统认知科学来说实现了一种理论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体现了当代认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渐行渐近”的总趋向，这种趋向也启示我们，认知科学的发展从另一条道路或以另一种方式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似乃至一致的结论：认识或认知不只是抽象的符号变换过程，而是与作为主体的身体、作为环境的客体密切相关，是在主客体交互（即实践）中生成并延展的。如果再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先于新一代认知科学形成的事实，则可以说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前者的“回归”或“印证”，尽管这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认识—环境—实践三者之间的高度融合，与当代认知科学的哲学立场契合相通，从而能够为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启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所谓回归身体、回归生活、回归实体、回归环境等，归根到底是要回归人的实践，所以只有通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能使这些“回归”寻获根基。新一代认知科学的那些超越传统认知科学的成就，其哲学贡献就是从机械的抽象的片面的认识论回归到基于人的实践的能动的反映论，这一精彩之笔无疑只能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中才能得到透彻的挖掘和凝练的表达。

　　认知科学的发展历史是短暂的，“目前的认知科学仍处在前科学时期，关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争议与探索尚未结束”，无论是符号计算主义、联结主义，还是“4E”认知，都包含着大量的认识论难题，需要借鉴正确的认识论的引导以破解难题。如果自觉地嵌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当代认知科学研究无疑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可以并且需要借鉴认知科学的成就来推动自己的研究，以认知科学为中介来更多地汲取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心理学等）和社会科学（如语言学、人类学等）所提供的新鲜“血液”和“养料”，以此滋养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机制和本质的哲学研究可以借助认知神经科学对认知或意识的神经相关（如自由意志的神经机制）、认知与脑电过程和神经递质传导的关联等，来夯实“意识（认识）是人脑的机能”这一认识论原则的科学基础，并增强其微观解释力，或在一些“未尽问题”上形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激荡”。从研究方法上看，当代认知科学普遍使用计算建模和受控实验等方法，不再仅仅根据常识或思辨去理解心灵的工作机制，而是精心设计出各种实验来考察认知参与者是如何进行认知的，使得认知研究中的新发现具备了实证性、精确性等优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无疑可以通过将更多的科学手段融入自己的研究，来获得推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工具，甚至还可以通过与微观的认知模型的结合和相互嵌套而走向“中观范式”的新融合态，使得以宏观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以微观为主的认知科学有可能互构为“中观形态”的认知研究。此外，认知科学的高度交叉性使其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众多学科被吸纳进认知科学的“大家族”中所形成的多学科对话交流、各种理论相互竞争和学科上互渗互构，导致了认知科学“枝繁叶茂”的生长之势，这一特色无疑可以极大地启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博采众多学科之长来滋养和推进自身的研究，并结合其他学科的视域来拓展研究的主题词和问题域，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哲学必须与具体科学结盟才能具有新的生命力。凡此种种，都是认知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互鉴互惠关系的体现，也是一个内涵丰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