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财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在维度。财富的本质是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存在紧密相连的。在人的现实的交往关系中，财富不仅是物化的交换能力，而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和人的创造能力的彰显，是人自身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剖析和揭示这一过程的。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财富；自由全面发展
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如果说自由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倍受瞩目，可以看作是人学思想研究的核心议题的话，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财富问题的研究一直都难觅踪迹。在众多研究者看来，财富问题似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相距甚远。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细致的文本考察中，财富问题日益进入人学研究的视野。有关财富问题的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逻辑脉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深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旨趣的重要内涵。
一、财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在维度
毋庸讳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财富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往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视域的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从单一学科出发来进行阐释，我们需要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只有坚定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阈出发，我们才能从更深层次阐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财富与自由的地位及其内在关联。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逻辑发展的深处。现实的个人在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时，财富问题是植根于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个人与财富的关系总是现实和具体的。这不只因为财富是个体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同时，财富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目标和手段。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财富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和绝对的标准。比如德行，也是人所追求的。这个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提出的问题，虽然在人学观念史中被反复提及，但至今仍然困扰着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财富问题、幸福问题与德行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多维的生命活动。正如有研究者所论述的那样，“财富、幸福与德性构成人的本质发展的永恒主题。财富是人们安身立命之基础，幸福则是人关于生活意义的体悟。作为基础的财富构成体悟的对象，幸福的体悟能力则蕴涵着人们对财富创造、分配和消费意义的评价和选择，具有不同评价选择能力即德性素质的人将勾勒出财富与幸福之间复杂关系的不同的曲线图。”[]
具体到财富的本性而言，当前学界的争论中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财富范畴是历史的、流变的，但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财富是人性欲望的沸腾与社会权力交织的产物”；“财富在私有制社会中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财富是量度人类实践行为属性及其社会内在矛盾的重要尺度”。[]虽然学者们对财富的认知和评价多是从自己的价值旨趣和学科视角出发的，但是对财富的本性，有几点业已达成的共识是讨论的前提。第一，根据唯物史观，财富是一个主体性范畴，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认知和评价；第二，财富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存在着一定的演化规律；第三，财富是一个关系型范畴，财富是主体与一定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对象既指包括外在的物质存在，也包括人的自我存在和内心的感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的个人显然是从具体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情境出发来衡量财富的。“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到底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历史学说的话，那么他的财富论恰好就是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层关切和终极眷注。”[](P154)
二、财富的本质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存在
在讨论财富问题之前，需要对马克思的财富概念做基本的界定。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财富的本质有一段重要的论述。“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P479-480)在这段经典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刻地阐释了现实的个人与财富之间四个层面的关系。
首先，财富赋予了个体社会存在的前提性和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是相对于个体存在的特殊性而言的。原子式的单个人，他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P524)由于需要的多样性是以财富这种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出现的，因而财富在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就使个体需要的特殊性具有了普遍交换的可能。当单个人使用财富进行交换时，财富的这种普遍交换的能力就赋予了个人特殊需求的普遍意义。由此，不同个人之间差异性的需求交换，因为财富的普遍性得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财富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
其次，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本身是一种财富。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面前，马克思从来都是承认自然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的。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所具有的实践的本质力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自然力”。人自然的实践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P307)所谓自然力，也只有在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才得以实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P310)因而，马克思认为“人本身的自然力”和通常所谓的“自然”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壮大。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过程本身，就是人的财富。
再次，人的创造天赋的发挥是财富内涵的拓展。人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劳动活动的根本特征。对马克思而言，不仅有形的物质产品作为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财富；人的创造天赋发展的过程本身，也是财富。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之为人的依据就在于其创造力的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越强，他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就越多。同时，一个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他的能力或天赋也得到了发挥，这种发挥的过程本身就是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因而也是人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P127)
最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目的。由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的发挥，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目的，即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通过自身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的目的本身。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而言，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财富作为人的创造性发挥的过程和结果，其目的就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所以财富是人们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和过程的载体。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先前的历史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前提，而不是脱离历史的“旧有的尺度”。不难看出，马克思始终坚持他的唯物史观，所谓历史不过是人的发展了的历史。人们创造财富“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即不停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和实现着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对于人的活动和财富之间四个层面关系的表述是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紧密联系的。由物质财富与人的交往的关系，逐步论述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以及创造能力对于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财富也由具体的物质形式获得了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层面的抽象的规定性。这在深化和拓展马克思的财富观的同时，丰富了我们对现实的个人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P114)在马克思哲学中，财富不但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性的概念，反而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如果说，“在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时，最终也会通过财产关系而不得不返回到财富问题上来。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财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财富问题更是绕不过去的。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P292)正是在主体的相互关系中，财富获得了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的规定性，这正如同的人的本质属性的获得。“财富的本质不是物，财富是由社会人结合各种要素创造出来的，它是主体的存在方式。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因此，研究财富问题，既要反对将人抽象化为纯粹的思维和意识的唯心史观，又要突破将人等同于‘理性经济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张。”[]
三、财富与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的人学考察，始终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关系中梳理和透视财富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他敏锐地感知和把握到了财富与现实的个人、与无产阶级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具体、真切、丰富和复杂，几乎一切问题的解答都与财富有关。也正因为如此，财富问题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财富的增加、保值和增值，奔走于全球各地；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受雇于资产阶级，在雇佣劳动体制下艰难地维持着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维持着家庭的繁衍和存续。只有推翻和废除这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对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财富的社会作用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P593)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内在矛盾中，对于财富的追求使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了直接的动力。马克思写道：“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P940)“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与少数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只有剥夺剥夺者，把这个着了魔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才能使人类自己创造的财富真正为人类服务。”[]也就是说，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土地和雇佣劳动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用被遮蔽、神秘化了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对无产阶级实施着最残酷地掠夺和倾轧。资产阶级在将社会关系的欺骗性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也将财富的片面性发挥到极致，使得财富仅仅成为少数人垄断挥霍的物质享受。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社会扭曲和社会不公中，不断孕育和积蓄着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社会力量。
首先，资本关系而非个人劳动能力造成了个人获得财富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劳动能力的差别往往对其社会财富的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能力是造成个人获得社会财富差异的根本原因呢？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施蒂纳的论战中，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究竟是资产还是能力对财富的发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争论的焦点。马克思在论战中通过对财富不同功能与性质的阐释，揭示了财富在资产关系中不断增殖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对能力在资产关系中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进行了深刻和透彻的剖析。“能力与资产在财富的增殖过程中确实是存在着相互关联性的。不过，能力能够借助于资产这一渠道发挥财富增殖的作用，首先得依赖于资产关系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更加关注资产问题而不是个人能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施蒂纳们在财产关系与资产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透过所谓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看到了人与人背后的隐藏的社会关系，即在资本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正是这种资本关系在总体上造成并再生产出这种社会根本的不平衡和不公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P270)
其次，工人的贫困是现代劳动关系的衍生物。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三种状态下无产阶级的财富状态。“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P230)马克思看到，工人的贫困与社会财富的增进无关，却与社会财富的衰落休戚相关。“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P232)也就是说，现实劳动关系本身注定了工人的贫困，而社会的衰落状态，将加剧和恶化这一状态。因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无论情况如何，劳动关系注定了无产阶级只能而且必将处于劣势、被压榨的地位，自身的财富状况也只能处于社会绝对的低水平。
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对财富的源泉与工人贫困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诊断：“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P775)马克思犀利地剖析了社会辩证法的诡异：“不可思议的魔力”造成了“贫困的源泉”，而这种魔力恰恰是资本的力量。正是在资本的主导下，“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本来属人的世界颠倒为物的世界的主宰。
再次，异化劳动是财富异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P300)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历史。虽然人最初是在与自然界的交换过程中发展并积累财富的，但随着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劳动日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并逐渐开始社会分化。“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劳动不能单独构成财富的源泉，劳动始终处于一定所有制形式下，只有通过所有制才能把劳动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在农业生产方式下，个人劳动与土地及其产品是紧密相联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中存在着异化，这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必然表现。”[]
异化劳动在创造财富中并未合理地发展劳动者的主体力量，而是使它片面化和畸形化。财富的异化不仅体现为创造财富的劳动主体的异化，还表现为分配的异化。资本主义的财富增加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从社会来说，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的总体财富增加了，可同时却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贫困。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劳动者并没有因劳动而致富，反而是不劳动者致富，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人学揭示与对雇佣劳动的历史穿透，通过描述并揭示无产阶级命运的生存论状况，而论证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历史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财富理论所彰显出来的伟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它是对现代工人阶级基本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P154)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财富关系问题的深度阐释，对中国学者来说是重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财富的认识还有诸多的局限；另一方面，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还存在着贫富分化的现象，如何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仍然非常重要。马克思已经立足于人类社会的财富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财富观；而“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对于尚未走出农业社会的财富观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想解放。[]
在用马克思的财富理论观照中国社会发展时，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谨慎。这不仅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历史教训，发生过“勒紧裤腰带建设共产主义”的极端的社会行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阶段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与中国社会现状之间的张力。如果说“马克思关于财富尺度的表述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尺度，一类是人的发展尺度。”[]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要厘清马克思财富理论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回到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原初语境，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做出合理的定位；要在梳理马克思的重点、焦点、批判点的具体语境和特定问题后，回到中国的国情和总体发展规划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宝贵思想财富，才能真正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财富问题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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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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