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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阶级”显然是其理论的核心所在。比如，“阶级”概念所包含的阶级斗争观念被马克思看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阶级的消亡——阶级斗争的最终产物——是革命进程的最终目标”［１］（Ｐ１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唯独那个在资本逻辑中感受到“一般不公”的无产者，由于其自身条件而成为通过阶级消亡走向自我解放，从而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历史主体。显然，“阶级”概念的意旨是要终结资本主义，走向一种全新的人的生存方式。在这个层面上讲，它内在地蕴含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时含有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但是，由于经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跃迁，随之在哲学上渲染一种“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商谈出真理（标准）”的公共性理论原则，以及资本主义的民主化鼓噪、个人主义的盛行。同时，伴随现实中以阶级斗争立国的苏联、东欧体制的坍塌，使得一些研究者们开始重新面对“阶级”这一概念。比如，国内有学者认为，“阶级划分的根据或标准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垄断关系，还应该包括政治职务、政治权力的垄断关系。因此，将阶级定义为人们因经济地位或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集团，是片面的”［２］。而西方学者诸如拉克劳（Ｅｍ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墨菲（ＣｈａｕｔａｌＭｏｕｆｆｅ）也如是认为，对历史的主体“要思考的对象是：完全依赖政治连接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于是，他们提出激进民主政治策略。无疑，两者对阶级的理解从原先的“生产方式”即经济主义政治模式的理解中，跳跃到经济与政治的“非相关性原则”所形成的“政治独立性”这一层面。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生产方式如果与历史革命的主体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革命主体是如何型构的？如果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目标不再是消灭剥削这一经济学层面的阶级概念，那么，谁还会有兴趣去消灭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社会制度？难道仅仅通过政治层面的解放就可以通达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之中吗？“如果不是那些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核心的人，谁可能会拥有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形成集体性因素的潜力？”［１］（Ｐ１５）显然，我们需要深思明辨对诸如“权力垄断”与“激进民主政治”这类流行观点，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政治学批判”的方法论之间进行异质性对勘。

　　一、阶级概念“重构”的境遇转换：出场学审视

　　依照一种流俗的观点，超越阶级概念成为重新激活解放话语的必然途径，因为事实已经如戴维·李（ＤａｖｉｄＪ．Ｌｅｅ）与布莱恩·特纳（ＢｒｙａｎＳ．Ｔｕｒｎ－ｅｒ）在《无阶级的神话和阶级分析的“死亡”》一文中所发出的感叹，“民众围绕阶级这个术语的产生的模糊和混乱，反映在学术领域中，一些作者现在建议干脆抛弃‘阶级’这个词，原因是关于‘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政治和哲学的含义使得它对于独立分析没有什么用处了”［３］（Ｐ３）。为什么阶级在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当否定经济与政治之间关联性的人们这样表明，即阶级不再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更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方案，并将之有效地加以进行，他们也努力以更多的历史事实和更多令人信服的论断来说服人们相信，没有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关联的政治力量的建构，没有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相关联的政治力量间的对抗，社会主义也能实现。［１］（Ｐ９９）现在我们需要拷问的是，这种话语的出场学语境是什么？这种考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捕捉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质性在当今遭遇到的困境。

　　（一）从马克思关于协作、手工与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变迁的论述来关照阶级概念的理解。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概念明确地提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可以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得到正确的阐释。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应该作一种怎样的历史性考察呢？这可能是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马克思的讨论中，他曾经触及到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在《资本论》第四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第十一章开始，他首先讨论了“协作”。在这一阶段中，生产只不过是刚刚从家庭中转移出来到小车间的开始，而正是这一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手工业阶段，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分化日趋显著，有两种形式，“一种方式是：不同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还有一种相反的方式，“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４］（Ｐ３９２）。“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但是，随着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认为，“这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４］（Ｐ４２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的积累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形式的变化。与“资本家理性追逐利润相关的力量通过商品的生产和在市场上的销售导致工人集中在工厂里，完全受雇主的控制”，这样一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剥削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一定会有社会阶级。“不存在社会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作为一个生产性的社会经济过程而持续存在。换句话说，阶级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特征”［５］（Ｐ１２）。

　　（二）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挑战来关照阶级概念的理解。如何能够在当今的时代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或者套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在哪里？我们势必要将这样的追问限定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转型的趋势中来思考，这种趋向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的质疑。利奥塔（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ｅｏｉｓＬｙｏｔａｒｄ）认为，后现代状态主要是一种知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认识世界、获得知识、思维方式与话语表达都经过了重新审视，这是一种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解码”和“再编码”活动，意味着普遍性话语———也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６］（Ｐ１３８）利奥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政治的元叙事具有着较大的欺骗性，但事实上，不过是人类自己炮制出来的美丽陷阱罢了，“一切宏观理论和政治的方案都是‘恐怖主义的’”［７］（Ｐ１７５）。第二，社会革命主体的弥散化。马克思阶级主体经常被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批评家批判。在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哲学批判的转向之影响下，同一性的类主体假定不存在了。只有异质、差异的多元主体，他们或以文化集团、或以种族肤色、或以阶级、性别集团来相互区别。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化、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化的思想主张和对差异、断裂、多元、零散化和破碎性的强调，成功地替换了经典政治的话语方式，并企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政治，诸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大多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寻找一个替代的解放主体或一个附属的主体，而且最近还在论争是否应该完全废弃这一观念。［７］（Ｐ１６８）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被拒绝承认。１８５９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认为这表征了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必须以一种偶然性的逻辑予以颠覆。

　　（三）当今“话语政治”的兴起对阶级概念的责难。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界分在后形而上学转向中被彻底模糊了。在历史唯物主义者们看来，“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思考的基本分析方法，诸如在思考社会政治思潮的时候，总是要立足于思潮背后的社会存在，即这种思潮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语言只是思维的外壳和形式，它是思维对象的一种指称符号而已。但是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应该予以消解。所谓的本质主义，即是“在一事物Ｘ所具有的那些性质中，我们能够分出它的本质属性和它的偶然属性。根据这种观点，Ｘ某些性质构成它的本质，而余下的性质则是它偶有的。在不同类型的本质主义看来，本质属性使得Ｘ成为它所是的那个个体，它所是的事物类型，或者它的类型的一个元素”［８］（Ｐ３２２）。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将社会区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不合理的，他们主张“去中心”，企图消解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分立。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反对一切本质主义，而将注意力投向一种异质性的抵抗运动，女权主义、生态团体运动、同性恋主义、种族与身份等“后现代话语政治”。

　　二、“经济的政治性”透视：阶级概念的理论“硬核”

　　阶级概念境遇的转变促使人们产生如下的观点，正如艾伦·伍德（ＡｌａｎＷｏｏｄ）总结的，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这似乎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阶级与政治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偶然的。政治是独立于经济的（阶级）关系之外的，不存在建基于诸如“经济”的阶级利益之上并能被转译成政治话语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形成在原则上不再寄希望阶级这一革命主体。换句话说，这种逻辑认定必须把“物质生产方式”降低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次要因素，“社会主义方案与任何特定的阶级相脱离，它在‘人民同盟’这一社会集团中被重新定位，其角色认同、聚凝的原则、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１］（Ｐ３～４）。这就是说，阶级概念蕴含的政治哲学方法论——经济的政治性——被强行地爆破了。即是说，“政治问题只能用政治视角加以解决”，这也是拉客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斩断经济主义政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必然性颠覆掉，单向度地突出历史发展的主体向度与偶然性因素的因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政治本体论”。其实之所以要撇开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单纯地谈论政治解放的问题，在于他们认定政治解放的“民主、自由”之类的话语可以重新激活而成为通达社会主义的桥梁，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完全可以通过政治解放而实现。

　　这种政治解放视域下的阶级概念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马克思阶级概念注重告诫政治解放的限度，主张任何政治问题不过是政治利益问题。利益的揭示是阶级概念的直白教诲，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既对人们诉说了这个“资本之恶”的社会问题所在，也告诫了人们只有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但是我们必须提示，今天用所谓政治话语的“公民”替换阶级政治中的“阶级人”、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遭遇到的困境，乃至由民主理论的革新而推进的所谓所有的标准都应该是讨论而生成的等等，这一切似乎表明政治时代真正来临了，任何暴力、革命、阶级、解放都受到广泛的贬损，现实的例证就是，人们认为谈论民主、正义要比谈论阶级、革命的人更为理智。这里我们以一位学者为例，为了将阶级的政治方法论中这种人类解放的彻底精神瓦解掉，他认为，“阶级划分的根据或标准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垄断关系，还应该包括政治职务、政治权力的垄断关系。因此，将阶级定义为人们因经济地位或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集团，是片面的”，认为不但政治权力属于权力范畴，而且作为阶级划分根据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实质上也是权力关系，只不过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罢了，于是他得出了如下结论，“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依据的‘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二元论’，就可以转化为‘权力一元论’：权力垄断是阶级划分的根据，阶级是人们因权力（主要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有无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２］。与此相应的是，在西方学者拉客劳、墨菲看来，奠定在“阶级”概念的“同质化集体意志”并“通过缔造性政治实践可以确立的合理化和透明秩序”［９］（Ｐ２）的观念应该被彻底摒弃，转而在政治领域内欲求民主社会的来临。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试图重新理解阶级或者有意误读阶级概念的观点必须要直面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联。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上述流俗的看法，正是将“政治（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认识基于以下的内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将权力与平等局限于后者）”［１０］（Ｐ７１）。要知道，无论是拉客劳、墨菲将阶级消解还是国内一些学者将阶级概念作纯粹政治化理解，其误读的真正根源在于，他们无法理解在政治上的抗争力量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在最初阶段，处于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往往容易将自己作为狭隘利益的拥有者而成为孤立的行动者。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使得这些人建立起一种利益的共同性。“个人越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境况与目的，他们就越能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狭隘的物质利益”，这一过程的意义显然表明了“个人利益到阶级利益，并且最终从‘物质－经济’利益到政治利益的转变”，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经济与政治之间根本性的联系”［１０］（Ｐ７３～７４）。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政治利益在马克思那里有哪几层意思呢？毫无疑问，利益是建基于一定的生产结构之中的，也正是这样，阶级利益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关联才能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得以解决。因而，我们同意查尔斯·贝特尔海姆（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ｅｔｔｅｌｈｅｉｍ）的看法，“把社会的阶级分化完全铭刻于生产关系之中”［１０］（Ｐ７５）。

　　表面上看，我们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主体是由于各种交换关系而链接起来的平等的交易者，而不会将自己看作是处于一定阶级关系之中的人，即“阶级人”，但这正是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短视所造成的。这样一来，现实残酷的阶级斗争容易被以民主的政治话语给遮蔽。我们知道，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１１］（Ｐ１５）总的来讲，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在它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是由它所决定的。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又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攫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被迫向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大阶级由于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必然进行不断的冲突与斗争。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１２］（Ｐ３３）可见，物质利益是引起这些阶级之间斗争的原因。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以反抗资产阶级财产权为其本质内容的斗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争取经济的解放。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１２］（Ｐ６０９）也正是在这一点，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如下说法：“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１２］（Ｐ３６５）恩格斯的下面说法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概念：“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１３］（Ｐ１９６）

　　三、误读了阶级概念的政治理念：一种“坏的政治哲学”

　　悬置经济视域而单向度地将我们的视角锁定在政治角度来理解，这是以“权力垄断”来界划阶级概念与拉客劳、墨菲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超越”阶级概念共有的思维架构。这一思维框架将直接使得马克思政治哲学裂变为“坏的政治哲学”。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困境，即肇始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被二元化的理解阐释为，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被当作一种似自然规律，在面对“人类解放”的政治规划中，人只能外在于历史自身规律，资本主义的灭亡将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被看作为是一种规范性的，人类解放并不能够按照马克思那样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瓦解，而是仅仅保留解放的名义，借助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体制推进解放的进程。我们如何走出这种二元阐释模式？必须做一次深层的马克思思想理论溯源。其实，马克思的政治规划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即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一种“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是两者的“合题”，这才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内在固有的紧张关系。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论识见，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应该是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固有的“规范性维度”相异质的，又不至于沦为一种抛弃了“规范性”价值指涉的“实证科学”的理解命运。这也是正确理解阶级概念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要旨。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远非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它根植于对私有制的政治理解，即经济的政治性透视。这一点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所提示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分析方法显然具有逻辑一致性。按照西方的“学术方案”裁制出来的马克思，往往被彩绘为一种黑格尔的“剑术”。他们认为，作为对历史的客观规定是完全在一种概念王国中进行的，以此来论证一个“坏世界”如何走向一个“好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立足现实本身相距甚远。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必将在历史的过程中消磨殆尽则是奠基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上的，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明，社会形态之所以还被限定在一个“坏世界”的巢穴中是根源于这个世界内在的痼疾———私有制的存在。这就是说，一旦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架构被放置到柏拉图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时候，必然会用抽象的概念以避而不谈的方式处理资本逻辑附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样从伯恩斯坦开始已经开了这个不好的头，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上，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将此开到了“政治本体论”上来。如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ｔｙ）在《真理与进步》中所说的，马克思的革命成为了“假借”的招牌，彻底放弃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最深层次原因的理论寻求，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愿望，甚至今天在后革命氛围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术语使用都成为了问题。

　　（二）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只能有“坏的政治哲学”。反观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谱系，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是主要的三种政治哲学理论样态。现代政治思想秉承个人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基本理念，他们将制度的设置看作是对个体权利的切实保护，它们忘记了人的政治生活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共同体式的政治生活，另一种则是市民社会式的政治生活”［１４］。市民生活式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政治上捍卫了这种抽象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自由和平等，当经验的、具体的、事实的生活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时，政治也必然被排斥在这些生活领域之外。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指认，现代社会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实现了一次巨大分离：政治国家被排斥在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外，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现代政治概念形成的关键。而以“阶级”概念为理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具有的高度在于，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完成，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国家也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就始终是抽象的、形式的。在这一逻辑指引下，通过将解放和自由导向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

　　（三）阶级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阶级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假设，它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抽象人”假设是异质性的。抽掉阶级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无法建构。阶级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要点在于：第一，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与内在动力是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互对抗的阶级斗争。第二，阶级概念的方法论原则在于，将分析的视角牢牢焊接在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结合，从而对历史达到最深入的分析。第三，只有阶级才能真正担当革命的历史主体，其阶级利益、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必将以建构性的方式颠覆以商品为基点的剩余价值、剥削到平均利润所形成的整个资产阶级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这种命运的改变，必将产生阶级的前提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分工消灭，才得以可能。我们认为，阶级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不能够仅仅被理解为是一个社会分析范畴，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与社会结构变革相联系的范畴。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是以阶级概念为逻辑起点，然后分析阶级与历史发展、阶级与社会变迁、阶级与人类解放、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一连贯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核心范畴的阶级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样，只有对阶级概念的深入正确的阐释，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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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王海明．阶级与剥削概念新探［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１（９）．

　　［３］（英）戴维·李，布莱恩·特纳．关于阶级的冲突［Ｍ］．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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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４］王南湜．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Ｊ］．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２）．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