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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王国的幸福期许并未给期待着的人们带来欢欣与愉悦，丰厚的物质文明大厦换来的是生命超验价值的瓦砾与虚无，“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价值虚无主义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深层危机，它表明生命自身超验价值的放逐与整体意义的丧失，“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②社会生活失去了普遍伦理的判定与信念，富有德性的长者与毫无心肝的纵欲者、才华横溢的学者与不学无术的逐利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交换价值面前都视为等价之物，真善美与假恶丑从此不再泾渭分明。马克思之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并非外在于生命活动之超验价值的彼岸重建，而是力图追寻内在于生命活动的历史主义根基，辩证地沟通了规范性价值与认知性事实，为“自由自觉”生命价值的丧失与重建寻求到坚实的认知性基础。而中国日益严重的价值虚无主义精神状况使马克思的批判显示出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也为公共价值规范的重建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资本逻辑批判:超验价值虚无化力量的解构

　　资本逻辑是交换价值的现实载体，这个以资本增值为终极目的，以交换价值为根本原则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体系，它一方面以劈山开石的巨大能量承载并显示着人类理性的伟力，使人类生活的物质财富增长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它另一方面又以对生命与世界的极度抽象吞噬了人类更为深远的力量，具有虚无化一切非物质性价值的巨大强力。

　　马克思之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正是从揭示资本逻辑的价值虚无化本性与寻求其颠覆性路径开始的。首先，马克思揭示并批判了资本逻辑对内在于生命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原则的摧毁与虚无。生命原本拥有自身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外在于生命的交换价值才是至上的价值原则，任何一种价值只有在交换价值的天平上加以度量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抽象’的交换价值本来只是标识诸种感性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确立交换的标准，如今却反客为主，致使感性事物沦为客体，自身却成为主体，人与物的关系从此颠倒，不再是人支配与使用物，反而是物奴役和控制人”。③交换价值使资本逻辑具有了同化一切价值，扭曲一切价值，虚无一切价值的力量和魔力，一切非物质性价值，诸如真、善、美、人格、尊严若不能兑现为交换价值，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它们必须以交换价值为依托，从而丧失了完整的独立性。同时，既然一切价值都是可以明码实价的，那么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辩护，都无法避免良心、人格、尊严等生命标志自身独立性的超验价值可以换算、购买与出售的结论。生命自身的价值原则遭到了全面的虚无，失去了应有的规范性力量。

　　其次，马克思揭示并批判了资本逻辑对生命价值全面性与丰富性的抽象与虚无。资本逻辑使抽象成为统治，使原本全面而丰富的生命内涵迅速变得粗陋而贫乏，生命的神性、灵性与个性都在抽象的魔法中被忽略不计，生命成为一种片面的“物”的受动性存在。“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使人的生命呈现出多样性的生存向度与价值表征，具有丰富性、全面性与超越性，除了评定交换价值之外，眼睛能成为拥有审美能力的人的眼睛，耳朵能成为拥有赏析能力的人的耳朵，头脑能成为拥有判定真善美的人的头脑，从而全面地占有自身的类本质。资本逻辑却使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⑤生命活动只是呈现出单向度的物的活动，人类失去了整个“属人”的世界，价值被限定为物的需要的满足，走向片面与虚无。

　　再次，马克思揭示并批判了失控的资本逻辑对社会价值秩序的破坏与虚无。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其将自我增值视为自身惟一的目的，它狂躁不安地向一切可以增值的领域扩张，近乎疯狂地摧毁先前创造的一切，将一切碾成碎片，又将碎片重新组合成利润更为丰厚的创造物，流动的狂躁使资本陷入一种为创造而毁灭与为毁灭而创造的怪圈之中。盲目的扩张与疯狂的膨胀造成了社会生活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将人类推向痛苦、绝望、分裂、毁灭的深渊。“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⑥资本逻辑非理性的增值力量也形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资本的增值来自“死劳动”对“活劳动”精髓的吸取，由此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因此，“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⑦在“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峙中，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阶级分裂。因此，在失控的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社会必定只存在价值的诸神狂欢与群魔狂舞，普遍价值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并发挥其有效的规范性力量。

　　二、超越知性的逻辑:重建超验价值的历史主义根基

　　资本逻辑将生命的超验价值虚无化为一片瓦砾与废墟，重建内在于生命且表征其独立性、全面性与丰富性的价值秩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马克思重建路径的特殊性在于，他超越了价值与事实知性对立的逻辑，赋予了生命活动更为深刻的历史主义根基，从而将生命的超验价值安置在一个确定的历史客观性维度之上，使价值原则超出了抽象主体信念的藩篱，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⑧对社会生活的考察与把握总是在认知性的事实与规范性的价值两个层面中进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设定了一道互不僭越的鸿沟，“是”与“应当”之间的不可推论性，使其失去了相互沟通的可能，从而陷入了知性的对立。马克思独特的历史主义却赋予了“事实”与“价值”更为根本的历史性根基，将价值与事实的分裂弥合在本身就具有价值目的性的人的对象性活动与历史性创设之中了。“在这种思路中，马克思并不是将作为价值理想的道义规范看作独立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之外的抽象规定，而是认为应当将对它们的理解建立在科学认知所把握的事实性基础之上，即通过对规范产生之事实性基础的认知性考察说明这些规范。”⑨这就是说，马克思确立了事实性认知在历史维度的基础性地位与规范性价值的从属性与相对性原则，在历史主义的根基上实现了认知性事实原则与规范性价值原则的真正统一。价值原则拥有了坚实的客观性认知基础，对这一原则的把握不再是主观任意的，必须通过对价值原则形成的历史条件，即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考察才可实现，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⑩一旦把握了制约价值原则生成的物质条件，也就间接地把握了与之相关联的价值原则本身。因此，马克思对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批判生命价值的丧失本身，而在于对生成虚无主义这种价值原则的物质土壤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揭示与批判，将生命独立性、全面性、丰富性的超验价值的重建建立在对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性认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生命价值的“超验性”形态绝非外在于生命活动的彼岸悬设，毋宁说是内在于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和崭新的共同体构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否定性因素就可促使其生长的生活方式。

　　历史的更替表现为生产力的承接与交往关系的新陈代谢，观念形态的价值原则只是物质关系与交往形态在思想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与表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1]从而只能内在于一定物质条件与物质关系之中。依照物质交往关系的状况，马克思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2]每一个阶段都存在自身的主导性价值原则。“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个人臣服于自然的淫威，只有归属于狭隘的共同体才可获得“人”的力量与意义，社会同质性的“机械团结”使成员必须服从于一致性的“集体意识”才可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主导性价值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一元性与强制性特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生存方式，以交换关系为中介的异质性“有机团结”颠覆了传统整体意义的神圣秩序，个人获得了自主性、原子化的生活方式，道义原则却失去了客观统一的价值权威，主导性价值形态呈现出鲜明的个体性、多元性与自由性特征，价值信念完全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公共生活为冰冷的交换价值所主导，世界不再承载着意义与价值，成为利益争夺的角斗场。“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在历史的纵深处承载生命超验价值的生存方式构建，他雄辩地表明，任何价值原则都内在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之中，价值理想的实现只有改变现实的生活方式才是可能的。前现代社会“人的依赖关系”表征了生命价值的整体性与普遍性，却造成了个体性与独立性的缺失，丰富而原始，现代社会“物的依赖性”彰显了生命的个体性与独立性，却放逐了其整体性与普遍性，发展而片面，“自由个性”的共同体构建则力图寻回生命价值“类”的一维，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跨越。它不是外在于生活的彼岸悬设，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结构内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它的意义并非实现的时间性预见，而是资本作为“扩大的生产力”的异化形态不断创造出毁灭自身的现实条件。资本主义“行到水穷处”，共产主义方能“坐看云起时”，成为承载自由个性与生命超验价值“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创造出超越整体性与个体性知性对立的价值形态，“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3]

　　三、价值主体的构建:马克思对虚无主义批判的当代意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中国价值虚无主义泛滥的精神状况使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凸显出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为中国社会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沼，在价值立场、路径选择、现实关怀等方面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

　　首先，就价值立场而言，马克思价值虚无主义批判的内在依据来自生命的超验价值，由于交换价值对自由人格的遮蔽才使主体丧失了自足的价值维度，因此，构建拥有自由人格的价值主体成为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终极向度。物质增长的繁荣与壮丽未能有效地提供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信仰失落、道德沦丧、价值迷茫、人情冷漠大量充斥着中国社会。价值权威的丧失与价值信念的沦落在主客观两个维度中表征了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生命意义感的失落与社会价值共识的解体。如果说价值标准的相对主义只是因为社会分化所造成的价值多元，使“神性”价值权威迅速丧失，价值与意义失掉了客观性源头，化为众声喧哗的主观想象，那么主观价值信念的沦落则将一切价值视为不真实的空洞存在，只是以功利与实用的心态来认同价值，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价值成为包裹利益的外衣与争名夺利的遮羞布，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运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价值成为工具的时候，其道德内涵自然失落，人们陷入物欲的功利抉择与世俗的犬儒主义。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将资本逻辑视为抽象生命内在价值的虚无化力量，中国的价值虚无主义却存在着特殊语境下的独特体认。现代性之于中国尚在生长的进程之中，资本逻辑具有鲜明的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是抽象生命价值的虚无化力量，另一方面却承载着推进现代化进程、荡涤陈旧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前现代陈旧的价值与思维并未真正退场，现代性价值体系又未真正落实，社会新旧价值的更替造成了现实的“价值真空”，于是，前现代的弊端残留与现代性的病症预支所产生的“共振效应”，加深了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的泛滥。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中，以自由人格为基础的价值主体构建反而必须以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理性主体构建为前提才是可能的，法权人格表明理性主体自身拥有依据法律维护个人权利与尊重他人权利的内在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拥有自由人格、承载价值信念的价值主体。

　　其次，就路径选择而言，马克思对价值理想的重建是以“自由个性”的共同体构建作为现实载体，他从不将价值原则视为毫无现实根基的主观想象，一切观念的变革都必须以现实关系的改造为基础，因此，构建正义、和谐的现实共同体是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本路径。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对前现代的扬弃与现代性的自觉追寻，现代性尚未完成，前现代陈旧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依然纠缠着中国社会，其情形有点像马克思当年对德国反思的那样:“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5]构建和谐的社会共同体，提供更为正义的制度伦理资源，牵引并范导着社会价值向现代性的提升与超越是治疗价值虚无主义精神疾患的根本药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现代性构建是其中更为基础的环节，公共空间的缺失是价值虚无主义迅速滋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转型从“过度的政治空间”转变为“过度的私人空间”，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早已荡涤殆尽，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接受国家单维度的政治性伦理输出，并无机会参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共同构建;当传统公共价值体系陨落以后，个人又直接面对缺乏温情的市场，接受市场非人格化的利益逻辑，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庇护，一切生存压力都将以自身的生存能力去化解，从极端的集体主义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公共生活空间的匮乏使公共伦理体系的建立变得异常艰难，个人缺乏应有的公德与责任感。构建社会公共空间，形成个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互动无疑是公共伦理体系与价值共识形成的现实土壤。

　　再次，就现实关怀而言，马克思的价值虚无主义批判并非仅仅针对精神生活本身，他将总体性批判的锋芒指向危害人民幸福的现实生活状况，将人民幸福视为生命价值的现实表征，因此，关怀民生，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是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保障。这种幸福不是单维度的财富占有，而是对生命价值的主体性与全面性的落实，使人民成为社会生活真正的主人，凸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人民幸福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只能依托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民生本身并不以单维度的方式而存在，它是人民群众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系统，呈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如何落实，经济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如何保障，文化生活中的权益如何贯彻等一系列问题域，需要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与具体实施等各个环节体现生命价值原则。尽管民生问题具有自身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各个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要求，但体现出来的价值原则与价值指向却始终如一，就是对人民幸福的落实与生命价值的弘扬，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根本上消除藐视生命，片面崇尚权力与金钱的价值虚无主义精神状况。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它以雄辩的力量批判了资本逻辑以没有良心的交换价值荡平了生命自身的一切超验性，从而造成了生命价值独立性、全面性与丰富性的消解与虚无。在价值虚无主义日益严重的当代中国，这种批判提供了厚重的理论资源，它指引着当代的人们创造出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体制，从而落实生命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社会生活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注释:

　　①②⑥⑩[1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5、278、142、98、11页。

　　③刘宇等:《论马克思超越政治解放的市民社会批判》，《三峡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④⑤[1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1、77页。

　　⑦[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268、104页。

　　⑧【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383页。

　　⑨王新生:《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根基:遗忘与重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