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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界,对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经历了从翻译到解读,再到批判他们所建构起来的帝国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帝国体系的理论本身,而忽略了他们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被遮蔽了。为此,笔者就以帝国体系的实质为突破口,详细剖析哈特和奈格里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哪些方面曲解,以此重新审视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帝国的实质:国家统治的方式和一种最高权力

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发表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一书让他们声名鹊起,继而又出版了《诸众》和《大同世界》,进而建构起了宏大的帝国体系,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家的青睐,譬如杰姆逊和齐泽克。齐泽克指出:“哈特和奈格里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暧昧不明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领域的最私密处,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也不再与以前的一样,苦于父权制或其他等级结构之上,它带来的是一种流动和杂交的认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1]在这里,齐泽克精辟地描述出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帝国特征,任何一切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当中去了,无一例外。恰恰相反,无所不包、无所不纳也正是瓦解自身的力量之所在。

对于“帝国”(empire),莫里斯·迪韦尔热将历史上的帝国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方面是罗马帝国,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其他一些帝国。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说法,“‘帝国’这个概念是从古罗马那里借来的,一般认为,在古罗马人那里,帝国通过单一的主权原则把三种古典形式的政府———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合而为一而取消了这三者的相互更替。”[2]可见,他们在这里指的就是罗马帝国意义上的,这就与欧洲的文化传统相一致,从而引用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的新的世界秩序———帝国。为此,在《帝国》当中,这个帝国的实质表现出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作为国家统治的方式;二是帝国作为一种最高权力;三是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建构。因此,帝国的实质在于权力统治和国家统治。下面作出简要的阐述。

首先,帝国作为国家统治的方式。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3]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结束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帝国,帝国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3]由此可见,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更替关系。我们再来看看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4]在这里,不管是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所作出的描述,还是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所作出的解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界定帝国和帝国主义。事实上,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卢森堡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时期,即资本向非资本主义环境扩张。然而,哈特和奈格里生活在资本主义完成扩张的时代,进而他们提出帝国来代替帝国主义,帝国成为国家统治的一种方式。

其次,帝国成为统治世界的一种最高权力。在《帝国》序言中,哈特和奈格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殖民制度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3]1在这里,帝国属于政治范畴,它是资本全球化的外在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向外扩张的上升阶段,而帝国是资本已然实现了全球化而进行一种政治全球化秩序的统治。也就是说,资本全球化之后如何统治世界,这就需要一个帝国作为它的“代言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作为现代性之后的全球政治秩序的统治者,它实现了自己的权力统治,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又把非物质劳动作为生产形式,作为帝国生存的生产基础。但是,这里又包括着最具革命性的因素———诸众,他们将未来社会的希望寄托于这个革命主体。哈特和奈格里的对帝国不仅停留在它的政治描述上,而且还想从中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他们认为马克思和卢森堡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无法承担起社会使命,当今只有在诸众中才具有革命性,才能担负起推翻现存世界的历史使命。对此,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生产分析,以求建构起自己的帝国的逻辑政治,产生了新的剥削和压迫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掘墓人。

最后,帝国是一种建构的政治秩序。资本主义社会从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的建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剥削与危机的解读上过度地依赖于政治,并同样过度地弱化了历史辩证法的力量,这使得他们不管在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还是在建构自己的价值理论和主体理论时,都过度地迎合政治斗争的逻辑,而忽略对政治斗争之社会历史基础的思考。”[5]这一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再延伸到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的整个解读当中,他们过度地依赖于政治因素,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这一点对于他们也是非常致命。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帝国体系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其内在冲突或矛盾,而在于诸众的反抗。”[6]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其说是在于诸众的反抗,不如说是一种空前的“政治危机”,这就难免不约而同地与哈贝马斯走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已经抛弃掉马克思思想中最为根本性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然而,在描述资本主义扩张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忘掉作为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她对此有过自己独创性的且精辟入里的阐述。毋庸置疑,她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他们的帝国体系的建构的影响,以致于他们对卢森堡进行了批判。

二、对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回应

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吸收了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他们既否定了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又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和批判。为此,笔者从三个方面逐一回应哈特和奈格里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的曲解。

第一,卢森堡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卢森堡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且改变了推理过程。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但她改变了这一分析的推理过程。卢森堡得出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依赖其外在因素的标志,为了资本实现剩余价值,非资本家的外来消费者是真正最基本的需求。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中介和土壤。”[3]209卢森堡基于现实问题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富有创造性的推进,资本的发展不仅仅只在内部,还向外扩展到其它经济体制中并将纳入自己的体系下攫取更多的利益。卢森堡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似乎顺理成章地把她当作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看待,然而,这种通常看法就淹没了她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的一面,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她发展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代已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截然不同,那么所要面对的时代问题也不尽相同。如果还停留在马克思的时代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进毫无益处。因此,在卢森堡那里,她面临着时代的变化与第二国际内部保守势力和修正的机会主义的双重压力。因而对于时代的把握,对于理论的推进,这对她而言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第二,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卢森堡仅仅是一种政治批判,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哈特和奈格里很清楚卢森堡与第二国际成员内部的争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的内部争论中猛烈地抨击了民族主义(然而她的抨击毫无效果)。”[3]102为此,哈特和奈格里批评卢森堡时指出:“她对于民族主义的抨击过于空泛。她对民族的批判决不仅限于现代化本身,毫无疑问,她已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所涉及的含混性。”[3]102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批评卢森堡,她对于资本主义批判过于软弱无力,她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空泛的。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抨击仅仅在于政治层面,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批判它。然而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的这种批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卢森堡的观点来看,“民族意味着独裁,因此,它同任何建立民主组织的努力水火不容。”[3]102资产阶级建立的民主,与其说是自启蒙以来所倡导的平等和自由,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用意识形态控制人的一种工具。卢森堡批判这种民族式的独裁专制,也批判这种民族主义下虚假的民主。

实际上,卢森堡是以政治经济学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卢森堡崭露头角是在1898年发表题为“波兰的工业发展”(实际上在1893年写成)一文,这篇论文主要分析波兰的资本主义状况和工业发展情况。她得出的结论是,“在波兰王国中,资本主义依靠巨大的东方市场(俄罗斯和亚洲)。”[7]她在这个时候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停留着事实的经验层面,并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难能可贵的是,她已经关注时代问题,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问题。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卢森堡开始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相抗争,尽管在实际中并未改变历史的过程,但她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仅是政治性的维度,而且还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

第三,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外部批判,而不是内在批判。哈特和奈格里批判性地指出:“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根植于外部,即不能认可大众的外资本主义利用价值的抵抗之中,而这些大众既来自宗主国,又来自附属国。”[3]217由此可以看出,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是外部批判,这与她的资本分析思路一样,这样就把非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具有革命因素的大众排除在外。对于卢森堡自身而言,这一批判是致命的。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只看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却忽视了大众所具有的潜在的革命因素。因此,她的革命主体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或单一性。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判断是确定无疑的。卢森堡对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明,它也就愈加速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然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4]426-427这一预言与马克思的观点是相似的。其实,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怎样的意义上才算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卢森堡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的答案,这与伯恩斯坦和列宁迥然相异,这主要表现在她撰写的《资本积累论》。在这本书中,第一部分主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她对魁奈和斯密的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进而又分析马克思的简单的和扩大的再生产理论的框架,沿着这些基本的轮廓分析在再生产过程中金钱的角色和货币流通。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经济思想史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她发现了经济思想史至今未能解决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刺激了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针对经济思想史中的问题,卢森堡在最为重要且最具有创造性的第三部分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即积累的历史条件。它不仅描述了这本书的主旨,而且还表达了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指导作用,它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卢森堡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她“通过与马克思对话,她设法清晰地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激进的观点,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历史分析的。”[4]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不仅进行了理论的阐述,而且还采取历史分析的方法,参照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因此,卢森堡通过这种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最后阶段的生涯:帝国主义。”[4]398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促使它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对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是避而不谈,过多地关注于一些事实的政治层面,从而忽略了卢森堡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

三、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从上面可知,哈特和奈格里为了建构帝国体系而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批判,这一方面建构起新的政治秩序的帝国,另一方面,他们曲解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此,我们必须要认清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重新审视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价值,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地讲,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价值依然有效,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且作出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卢森堡揭示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且批判了它。然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那里却不这么认为,“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资本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目的是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并使它资本化,进而继续它的积累的循环。”[3]255对于他们的这个论断值得商榷。似乎容易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卢森堡只是分析资本的外部环境,而没有触及它的内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的第一部分就是从内部分析资本生产,“分析资本生产和市场扩张之间的关系,罗莎·卢森堡察觉到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是未来工业经济不可避免的。”[7]15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卢森堡的时代,资本内部显然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导致寻求外部市场,即非资本主义市场。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由内向外扩张的必然性,也就是通过资本积累的循环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在此,哈特和奈格里不赞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促使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说,他们不赞同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所带来的危机和矛盾。他们指出:“从卢森堡的视角来看,这种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而她关于矛盾和危机的概念则强调了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而产生的主体性的力量。”[6]68在这里,他们认为卢森堡揭示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是由于她反对现代性的缘故,这种说法显然不妥。哈特和奈格里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的资本主义趋向于独裁统治,为了“追求更多的不变资本(尤其更多更新的材料)驱使资本走向帝国主义,特别就是抢劫和偷盗,罗莎·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攫取它的生产方式。”[3]210资本从一开始,就带有扩张性和残暴性,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榨取工人的劳动和生命以及其它一切外部因素,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直言不讳地批判道:“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式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8]资本自它诞生之初,并不是像温和政治经济学们所赞扬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马克思在此揭示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方式。这样看起来,资本的背后并不那么光彩的,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马克思是真正地揭示出资本秘密的第一人。到了卢森堡所处的时代,资本变得更加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地扩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家史”就能很好地说明一切。如果说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内部揭示出资本的扩张性,那么,卢森堡是从资本主义的外部来揭示它。但是,这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卢森堡只重视外在环境,而没有内在性的维度。这样一来,卢森堡的确对马克思的理论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补充。在这个意义上讲,卢森堡的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第二,我们要批判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捍卫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推进,对于认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具有理论意义。在学术界,尽管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作出了批判,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传播。换句话说,批判的效应远远赶不上传播的效应。与其说是批判他们的思想,毋宁说是传播他们的理论。为此,我们批判哈特和卢森堡的时候就要树立起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所作出的理论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她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其他成员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有所不同。卢森堡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资本的内部发展的停滞,资本向外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她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推导出具有政治性的帝国主义,这与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的深刻性比起来,她的分析力度就捉襟见肘了。但是,她的这一分析思路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第二国际的成员相比较,卢森堡的确是一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卢森堡对帝国主义作出的界定:“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了。”[4]426-427对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卢森堡与考茨基就帝国主义产生争论,考茨基仅仅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偶然政策。考茨基指出:“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9]然而,卢森堡却不这么认为,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阶段的内在需要,换言之,它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并非偶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深刻之处在于对它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逐步地剖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剩余价值和固有的无法自我消除的周期性的危机。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卢森堡与马克思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她认为,“帝国主义的经历是如此有意义,以致要求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解释它。”[7]102由于时代的变化促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紧迫性。为此,卢森堡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在1857年遇到的经济危机。“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的结果是外部市场的扩张和收缩(首要地)。”[7]14资本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那么,剩余价值转换成货币,就必须通过寻求外部市场或者军事行动来实现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把寻找外部市场与军事行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必然导致的后果是帝国主义。在卢森堡看来,“帝国主义是军事灾难和解放革命的时期,它根源于用军事力量耗尽非资本的环境、安全的外部市场、对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地区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未涉及的领域。如果没有这些环境,那么积累就无从谈起。”[7]119然而,卢森堡与列宁相比较,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是再生产派生物,但是,它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地方病。”[10]她与列宁的区别很显然,列宁只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派生物,并不是把它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的结果。因此,列宁和卢森堡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进行了剖析,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是深刻地剖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批判性和科学性,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和批判,并且提供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科学分析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西方学者的思想进行批判和回应。由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一些西方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随之而来。在此,就其实质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就是认为卢森堡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帝国。因此,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哈特和奈格里进行批判,谨防当今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诋毁和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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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 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