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佟登青 译

首先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批判理论?显然，批判理论包含了对其他理论的批评，但它不止于此。批判理论部分地是通过批判其他理论来批判现存的社会关系。所以批判理论不只是关于思想的，它也是关于世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社会现实的。

一旦我们理解了批判理论的这一层含义，我们就能理解，批判理论在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其中有三个原因: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马克思最先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系统、最精细的批判; 第二，从哲学的角度看，马克思把他的研究计划称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换句话说，这里的“批判”概念植根于他对于自己研究计划的认识。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计划在对于理论的批判( 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 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于经济学概念的批判是一条通向对于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途径，因为这些概念正是这种制度的反映; 第三，马克思研究计划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说，当他在批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时，他并不是简单地说这些人有错误的观念，他进一步指出这些人的观念是一个更大的观念体系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观念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并且促进这个制度的再生产。有的时候人们说马克思的缺点之一是对于观念不感兴趣，好像马克思认为观念是不重要的。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认为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掩盖并且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判”这个概念被认定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兴盛于 20 世纪中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社会批判理论。所以，在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曾有过这种亲近关系。但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分化的过程。在今天，批判理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而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 1976年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他认为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知识传统进行对话。这和马克思的做法不同。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在他的研究和资产阶级知识传统之间划清界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致力于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知识传统进行对话，并且汲取后者的一些概念。

这里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格奥尔格·卢卡奇1923 年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此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一，他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20 世纪初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批判进行综合。所以，卢卡奇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加入了其他的元素，比如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是理性化的过程”的概念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现代性是数量取代质量”的概念; 第二，伟大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主要和兴盛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意大利自由主义黑格尔主义进行的批判性对话，对于这一传统的主要思想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葛兰西试图在借鉴他的概念的同时又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超越他;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性在于，从此开始，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学革命中得到启发。接下来，西方知识界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是路易·阿尔都塞。能在北京讨论阿尔都塞，我感到特别地高兴，因为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阿尔都塞的，并且在1980 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了。

阿尔都塞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但并不是“回到马克思”阶段中唯一重要的潮流。在意大利有工人主义( workerism) ，出现了安东尼奥·奈格里这样的人物。在德国有所谓的“资本逻辑”学派，试图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尤其是对《资本论》的研究。但对于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来说，阿尔都塞是核心人物。关于阿尔都塞著作的发展，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沃伦·蒙塔格( Warren Montag) 写了一本书《阿尔都塞和他的同代人》( Althuss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书中叙述了阿尔都塞的思想是如何在和1960 年代的法国思想界的其他思想家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这些人都是阿尔都塞的朋友和同事。当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被归类到“结构主义”的标签下，现在有时你还会在教科书中看到这类标签。这种归类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 他们想要把“主体”这个概念赶下宝座，而从 17 世纪的笛卡尔到 19 世纪初的康德，“主体”一直占据着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位置，从“主体”概念开始才能定义知识和外在世界。但在阿尔都塞这些思想家那里，主体被呈现为是支离破碎的、碎片化的，是一些更强大的力量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果。

阿尔都塞的思想中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就在于他尝试去贬低“主体”的概念，很多当代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阿尔都塞所做的工作是试图创造一种完全没有经济决定论成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意识形态的全新理论，这一理论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论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然而矛盾的是，阿尔都塞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那部分却倾向于削弱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有两个例子。首先是“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经济基础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总是和上层建筑的一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政治和意识形态。但问题在于，如何把阿尔都塞的这种批判和那些完全采取多元论立场的社会理论区分开来呢? 比如在尼采或韦伯的理论中，社会被描述成许多独立的元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些元素没有一个是占据主导性地位的; 其次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不是把观念灌输到人们头脑中，而是把个人塑造成主体。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主体并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自主的力量，被当作主体来对待就意味着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他的“询唤”( interpellation) 概念，个人是被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询唤”成为主体的。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去理解人，那么任何形式的个人或集体能动性都消失了。阿尔都塞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如果群众只是被“询唤”出来的主体，他们又怎么可能去创造历史呢?

从阿尔都塞理论的这个方向出发再进一步，就会到达他曾经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福柯的思想。福柯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写于 1970 年代，聚焦于“知识 － 权力”的概念，其中他主要做了两件事。首先，他认为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些本质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的谱系。任何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福柯这里都消失了; 其次，他认为，权力关系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个人塑造成为从属于这些权力关系的主体。

福柯的理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福柯总是在用各种方式去讨论权力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但是这一历史的大背景他却从来没有讨论，那就是资本主义; 其次，福柯说权力总是包含着反抗，但是如果个人仅仅是权力造成的结果，反抗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尽管如此，福柯的一些理论概念到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在西方学术界被制度化、体系化了，这就是诸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之类理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之一是，“批判”这个概念变得不合法了。这在让·鲍德里亚的著作中被陈述得最明确。简单来说，鲍德里亚认为一切都是表征( representation) 。但如果一切都是表征，那么就很难说哪些概念是比其他概念更好的表征。所以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应该放弃任何关于“批判理论”的概念。

在过去的 15 年里，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出现了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西方政治局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西方的左翼在新自由主义的手中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与之相反，自从1999 年 11 月的西雅图抗议以来，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新一轮对抗资本主义的浪潮。整个政治氛围变得完全不同了，对于批判也就有了新的需求。越来越明显的是，过去把德勒兹、德里达、福柯等思想家都归入到“后结构主义”旗下，但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各自都是不同的，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各自都有不同的潜力。从当代的批判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例子。

首先，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2000 年出版了重要著作《帝国》。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从吉尔·德勒兹那里借鉴了一些概念，而德勒兹是法国理论家中批判主体理论的一个重要人物。德勒兹的核心观念是生命( Life) 。生命被德勒兹理解为一种关于复杂的、多样的生产力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既剥削、利用，又限制生命所内含的生产力。奈格里和哈特发展了德勒兹的这个直观性的概念，生命愈加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 被称为“帝国”) 的原动力。他们把屈从于资本的所有人都称为“诸众”( multitude) ，诸众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有生产性的，不仅在工作中生产，在家里也生产，诸众的生产力正是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资本则愈加成为诸众生产力的寄生虫。

其次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巴迪欧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之一，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重新解读。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法国批判思想家之间的多样性: 拉康并不把主体当作权力关系或其他外在力量的结果。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章节题为“为什么拉康不是后结构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拉康给予主体以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巴迪欧 1988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事件》( Being and the Event) ，发展了关于主体性的理论。巴迪欧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称为主体。主体性是很少见的、例外的情况，是由巴迪欧所谓的“忠于真理”( fidelity to a truth) 来定义的，而“真理”则是由“事件”来定义的，“事件”代表了一种少见的、例外的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态的正常结构的脱离。“事件”可以是科学突破、政治革命、艺术创新，或积极的爱。只有你献身于这些脱离了正常情况的“事件”，你才能成为主体。最初，巴迪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 1970 年代他是法国最著名的毛泽东主义者。但他所发展的这套主体性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主体性”概念是相当精英主义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可能成为巴迪欧意义上的“主体”。但在最近这些年，巴迪欧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阐述“共产主义”的概念。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从“平等”这样一个康德所谓的“调节性概念”( regulative idea of equality) 出发的，并且和两大历史事件相关: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其次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巴迪欧的“主体性”概念的一个更加政治化的版本: 对于“事件”的忠诚实际上就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忠诚。我认为巴迪欧的“主体性”概念一直是包含着激进的含义的。他认为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不是每天发生的日常事件，而是常规事件的突然暂停，因为这意味着和过去的断裂。

第三个例子是齐泽克。齐泽克是巴迪欧的朋友，而且也受到拉康的强烈影响。齐泽克试图综合马克思和拉康，并且通过诉诸黑格尔的理论来得到证明，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黑格尔——一个用拉康的理论重新解读的黑格尔。不过，齐泽克从拉康这里借鉴的东西和巴迪欧不一样。拉康在他所谓的“符号界”( the Symbolic) 和“实在界”( the Ｒeal) 之间做了一个区分: “符号界”指的是语言的结构，同时也是社会的结构，“实在界”不是我们平常说的现实世界——比如我们面前的桌子椅子，而是符号秩序的破裂、崩溃、解体。在我看来，齐泽克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现了当代思想家力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知识传统的尝试中存在的优点和缺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齐泽克最有独创性的地方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包含着对于各种社会对立情况的置换( displacement of social antagonisms) 。比如说，种族主义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着那么多人? 齐泽克认为这并不只是因为无知、偏见等，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把社会上的对立情况从阶级的方面置换到了种族的方面，也就是说，人们由于遭受阶级剥削而体验到的所有的愤怒、苦涩、仇恨等情绪都被转移到了一个虚构的对手身上，比如犹太人、移民、黑人，等等。我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重新构思是很有用的，部分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 比如种族主义) 的吸引力其实是来源于社会中的阶级对立，部分也是因为它也暗示了如果你想要追求阶级解放的政治，你可以把一些相信种族主义的人从他们的错误观念中引导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是，在齐泽克对社会对立的理解中却存在着问题。他对社会对立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是从阿根廷的批判理论家拉克劳那里借鉴的，他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阶级剥削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对立，而是从拉康的“实在界”的角度去理解。比如，齐泽克经常说，资本是当今社会的“实在界”。但这种观点很奇怪，因为在拉康那里，“实在界”代表了“符号界”的界限，代表了“符号界”崩溃的那一点，这似乎在说资本是一个谜，无法用任何概念去理解它。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正是努力在概念上去理解资本的逻辑。尽管齐泽克说重新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很重要的，但在他的政治论文中，比如最近他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向欧盟的投降进行辩护的文章，却显示出他对政治经济学所知甚少。

巴迪欧和齐泽克一样，也不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最近的一本书中，他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只关注在各种革命构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的方面。巴迪欧似乎把他的主体性理论仅仅用于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的主体性。这当然没错，但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虽然如此，我们在巴迪欧、齐泽克等思想家身上看到的这股“回到马克思”的潮流还是值得欢迎的。这体现了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当今社会的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同时也回应了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一系列反抗运动。此外，这也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比如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但在我看来，继续进行马克思所开创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幸运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倡导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的一系列关于《资本论》的讲座在网上都能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应该包括从深层次去理解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种形态下的运行逻辑和变化动力，其次还应该包括去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是如何产生不同的阶级并且赋予他们截然不同的利益和资源。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些理解当然需要被进一步发展。但就像希腊左翼遭受到这场灾难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也需要在政治上去发展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就是对当今左翼社会运动能够采取的各种策略进行仔细审察和辩论。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于政治经济的批判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这个世界，而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5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