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卡奇以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式的阐释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该模式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要素，借此批判第二国际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决定论等封闭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理论。就内在理路而言，这一阐释模式确有其合理性，但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理论困境，也随之被“嵌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在历史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柄谷行人：确立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强调理性或精神支配历史，且历史与逻辑具有同一性，因此它无非就是理性或精神依内在辩证结构的展开过程。然而，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自身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以这种逻辑结构为基底而构造的现实历史也被封闭起来。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理念的“终极目的”自身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它本身是实在的和确定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开始谈论历史的终结。随后在科耶夫的解读下，历史的终结被指认为是在现代历史中发生的。科耶夫的学生福山则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然失败，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
事实上，如果全然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模式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然将马克思拽入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乃至历史终结论之中。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是一个典型，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也未能避免。柄谷行人的思考恰恰开始于对“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他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共产主义理念寻求可能空间，即确立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这就要求对黑格尔以及通过黑格尔阅读马克思的模式进行批判。于是，康德出现在了柄谷的理论视域中。
相较于黑格尔，康德哲学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康德承认人类理性有其自身界限，因而存在着“可思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理念则是理性的纯粹概念，它作为自在之物只是一种出自思辨意图上的主观设定，因而不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因此，康德认为，理念对认识仅有范导性的作用，即引导知识到达最为完备和系统的整体。但康德并不保证最终能够完全达成这一目标，而只能无限趋近于它。如果将理念非法地建构化运用——将其实在化，则必然导致“先验幻相”。这样，康德构建出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其中认识永远是非完成和非封闭的。而在实践领域中，理念则以道德的“应当”形式出现，意味着某种尚未显现却要去趋近的东西。最终，康德从自然目的论出发悬设了“自然意图”理念，它虽然无法被建构性地使用，但可以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必要线索。
柄谷行人注意到康德哲学这一特征，由此他格外强调康德关于“建构性理念”以及“范导性理念”的区分，并以之对应“事后”与“事前”两种视角。他认为，黑格尔是从事后出发看待问题，黑格尔的理念就表现为现实中的实存，历史则随之是已完成的和封闭性的。按照这种模式将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建构性的阐释，必然会将马克思引入历史终结论。对康德而言，我们只能预设理念应当实现并对之报以信念，却不能肯定其必然会获得现实性，但是，以一种范导性理念作为指引行动的线索却是必要的。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采取了与康德相同的视角，即使共产主义理念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折，并不与该理念所带来的未来愿景相矛盾，因为历史终究是开放的，它还远未行至终点。
布洛赫：通向未来哲学的必经道路
较之柄谷行人，恩斯特·布洛赫更早注意到了黑格尔与康德的不同立场。他认为，历史应当始终保持着指向未来的希望的维度。由此，他与柄谷行人一样拒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认为其是一种“静态思维”下的“进步乐观主义”。布洛赫认为，康德的范导性理念产生于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标示着不断超越现实的开放性。因此，历史之于康德既是动态的、开放的，也是希望蕴藏于其中有待于实现的过程，它内在地包含了改变世界的可能。
但与柄谷行人不同，布洛赫并不想完全抛弃黑格尔而单纯地通过康德去阅读马克思。他认为，通向真正的未来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过两条“道路”：一是面对自我的“内在道路”，二是面对现实世界的“外在道路”。前者带给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之源，而后者则意味着现实地改变世界。在布洛赫眼中，康德正代表了前者，而黑格尔则标示出了外在道路。虽然我们必须首先进入内在道路，但这种内在性要求一旦被用以理解现实世界便会黯然失色，因为停留在纯粹的主观性中很难通达“社会现实”。而对现实性的强调就体现出黑格尔相较于康德的独特优势了。在黑格尔这里，现实本身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我们可以通过包含历史性原则的辩证法将这种统一性开显出来。因此黑格尔反对康德的“主观性思想”，主张通过“客观精神”赋予主观思想以内容；也反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认为从主观性出发的“绝对命令”是软弱无力的，在此基础上的目的王国理念也只是一种“空的傲慢自负”。
实际上，布洛赫既肯定康德哲学，又试图超越它纯粹的主观性，他认为康德必须通过黑格尔才能完满。然而，黑格尔终究还是将社会现实的本质还原到了绝对精神之中，将其还原到了抽象的思想当中。这一唯心主义版本的“理性与现实和解”并不为布洛赫所接受，因为马克思是将现实的本质建筑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当中。
因此，布洛赫恰是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阅读马克思。在通过康德阅读马克思时，不能忽略黑格尔于社会现实的强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着对现实的积极批判作用，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现实地改变世界。而通过黑格尔阅读马克思时，也不能忽略康德哲学的开放性特征。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中人的历史行动以及理想性诉求可以被合理地设想。由于当下黑格尔式阐释模式盛行并导致了对马克思的“误读”，在“纠偏”的意义上康德式阐释才显得尤为必要。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人们往往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诉求。但是，这种诉求却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生涯，至今激励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试图改变世界的思想家与行动家。
需要保持清醒的是，马克思与康德或黑格尔都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不论康德还是黑格尔，终归都坚持从思维或观念层面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立场，而马克思已然宣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开始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要求我们现实地改变这个既存的世界而非“观念的世界”。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之于康德以及黑格尔在哲学立场上有一种根本性的“断裂”，并对二者同时进行了一次校正。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1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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