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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詹姆逊那里，政治是存在的一个本质维度，文化现象的理解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文本阅读和写作都蕴含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如果说马克思在经济中揭示政治的本质和基础的话，詹姆逊的工作则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在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域之中揭示政治的无意识渗透。詹姆逊将文化批判建构为开启新的政治可能性空间的维度。这种文化政治显然构成了对马克思经济政治的一个有益延伸。延伸意味着深化和补充，而不是颠覆和弃置。詹姆逊正是立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逻辑，进行政治的文化阐释和文化批判的。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中保持对未来的想象。

　　一、乌托邦的政治性

　　科学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是绝对必然的过程，它一定到来只是还没有到来而已。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空想，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现实”，是必然的。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中，乌托邦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的概念。与这种观念相反，詹姆逊在布洛赫等思想家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乌托邦精神，突出强调乌托邦概念积极的政治实践意义。通过这种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激活乌托邦的批判潜能，强调存在历史的开放性，未来的可能性，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乌托邦这个概念直译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现实中不存在意味着它只是一种观念建构，产生于人们的想象。这种想象极度完美，因此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个概念后来引申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状态，逐渐从空间意义转变为社会历史形态概念，是关于人类发展的未来想象。完美的历史状态，因为其完美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现实空想。乌托邦概念表明了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和空想主义三者的结合。为此，强调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将自己同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当然，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仍然包含着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因素，在批判者那里，它就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不管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乌托邦，还是认为它仍然是彻底的乌托邦，都将乌托邦理解为一个消极的概念，一种虚假的观念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中，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思想状况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殊人物恩斯特•布洛赫。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理论强调为科学，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情况下，布洛赫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他的希望哲学，突出社会主义与乌托邦思想之间的本质关联，试图将社会主义从决定论和目的论中解放出来。詹姆逊认为，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以及宗教联系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开放性的典型例子。在布洛赫看来，事物的本质不是已经实现了的客观现实，而是没有实现的“潜能”，是“尚未”。事物本质中具有这种“尚未”，因此具有“希望”，它不是客观必然的绝对进程，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希望”和“尚未”并不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趋势，而是对经济必然性的超越。超越性的精神因素不能从经济的发展中推出，而应该依据批判性的乌托邦精神进行论证和辩护。乌托邦精神意味着超越现实、批判现实的“希望”。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核心就是这种乌托邦精神。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梦想，是一个可以追寻并逐渐展开的“尚未”，因此应该建立在“希望哲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实证科学的基础上。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改变了社会主义的论证基础，肯定了乌托邦精神的生存论意义。詹姆逊著作中多次向布洛赫表达了思想上的敬意，并在布洛赫的基础上阐释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在詹姆逊看来，对于未来的乌托邦憧憬，其本质是政治的，因为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对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描绘。在《乌托邦和实际存在》一文中，詹姆逊指出，乌托邦无非是希望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如果没有乌托邦想象，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实践的激进政治。当然，即便是复兴了乌托邦，也不必然意味着能看到全球化时代的有效的实践政治轮廓。詹姆逊认为，人类历史在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无力状态，当这种或那种国家权力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以后，任何反抗都显得无法想象，更不必说反抗的可能性和彻底性。这种时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非乌托邦状态，人们无法对未来或者激进的变革产生乌托邦想象。今天，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强调历史差异的同时，作为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想象却衰落了。人们的意识被封堵在现实的杂多和喧嚣之中，无法形成变革现实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在詹姆逊看来，所有的阶级意识，不论是什么类型的，都是乌托邦的，因为它表达了集体性的统一，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因此，需要唤起一种乌托邦的批判激情，才能形成总体性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形态，展开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在这里，缺乏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与缺乏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的阶级意识是一回事。

　　詹姆逊认为，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变得愈发刻不容缓了。也就是说，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可能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乌托邦就是来自于未来的召唤，乌托邦想象使现实向未来开放，而不是封闭在不可更改的当下性之中。詹姆逊指出：“乌托邦并非虚构，虽然它们不是存在之物。事实上，乌托邦是我们几乎听不到的信息，它来自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某种未来。”乌托邦观念使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可能富于生气，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批判现实正是乌托邦的思想意义所在，也是乌托邦精神对于肯定性意识形态的抗拒力所在。詹姆逊对于乌托邦的重新肯定和阐释也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重铸变革现实的精神力量。当然，詹姆逊并没有提供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理想蓝图，并且宣称实现这种蓝图的必然性，只是强调了乌托邦精神对于批判现实的重要意义。

　　在詹姆逊看来，幻想的真理价值在于对现实本身的正视，在于同现实原则的斗争，而不是成功地逃避或欺骗现实原则。詹姆逊说：“这也许等于承认，白日梦更深刻的真理在于它对现实原则本身所揭示的东西，而不在于关于我们愿望的实现它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现实本身不具有而我们又迫切需要的东西，它就以一种白日梦幻想的方式出现。白日梦幻想中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因此是最迫切的。现实在手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的幻想，想象和幻想揭示真实的需求，因此也可能唤起现实的运动。这就是乌托邦作为社会历史意识的运行机制和价值所在。幻想和乌托邦永远不是直接的现实。詹姆逊甚至认为，乌托邦的使命就在于失败，它通过不现实来揭示现实的限度和困境。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实体性的美好构想本身，而在于通过想象反衬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乌托邦的现在，揭示我们被困在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制度之中。通过这种揭示唤起超越现实的批判激情，没有了乌托邦幻想，也就意味着没有了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人们只是生活在直接的当下，生活在对现实的无限肯定之中，而缺乏带来激情的超越现实的梦想。

　　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伟大的乌托邦形式，它开启了我们关于未来的本质性想象。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上升时期。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还在为资本主义的确立辩护，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的理想状态，看成是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率先通过对未来的构想，指出人类是有“未来”的，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开启了走向未来的历史通道。今天，历史的终结论仍然存在，普通的意识仍然普遍地封闭在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性之中。在这样的处境中，詹姆逊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形式。詹姆逊说：“目之所及，我还看不到其他的能够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形式。”这里显然不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性，它作为乌托邦的不可实现，而是强调它无与伦比的批判力。社会主义不只是对现实历史的理论直观，对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它更是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憧憬和想象，通过它才能保持批判现实的清醒。

　　然而，人们往往通过批判抽象理想，批判观念幻想来论证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未来的必然性。詹姆逊认为，这种非神秘化的现实主义对于击破幻想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将一如既往地是一种强有力的非神秘化形式，因为在抽象的幻想中，人们总是不愿意或者遗忘了现实的经济因素和阶级问题。但詹姆逊同时强调，要使这种非神秘化的现实批判获得积极成果，“我们就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因素或乌托邦冲动联系在一起。”在詹姆逊看来，非神秘化和乌托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必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就弃置马克思主义中值得充分肯定的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必固守在某一种乌托邦的模式上，更不必将乌托邦作为神秘主义或形而上学轻率地加以抛弃。相反，这两者是一种统一的视角，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分析方法，二者中的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总体性的认知图绘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思想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谈到当代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时，詹姆逊说：“这些问题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生动地表述了我们当前探索乌托邦思想的含义，它远远不只是一种空论，也具有具体的方法论意义。”乌托邦思想表明了人类在理解社会历史存在时的一种超越性维度。立足于对于存在的想象，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批判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甚至认为，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就是一种乌托邦，亦即意义与生活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存在状态。乌托邦表明了对人类整体性生活的一种集体想象，同时也映射出人类对于现实存在关系和存在状态的整体认知。因此，在一个乌托邦精神衰退的时代，无法形成对于时代的总体图像。

　　詹姆逊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呼吁乌托邦精神，乃是因为他认为，破碎的时代意识封堵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同样也就意味着人们无法形成关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总体性把握。而没有这种总体性，就不会形成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政治实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意识是我们认识身处时代和开创未来的思想前提。有批判性的总体意识，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时代进行“测绘”。

　　詹姆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知测绘”概念，用以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绘时代图像，重构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在詹姆逊的思想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科林•迈克比在为詹姆逊的《地缘政治美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肯定了这个概念对于詹姆逊的意义：“认知测绘在詹姆逊的范畴中是说得最不清楚的，也是最关键的。说它关键，是因为它是政治无意识的缺失的心理学，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分析的政治刀刃，是詹姆逊事业的方法论肯定。”詹姆逊自己也认为，认知测绘是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术语。通过认知测绘这个概念，詹姆逊将对于乌托邦的理解，对于文化的批判与政治关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詹姆逊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亦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清晰的时代地图。在这个时代里，新的巨大的全球现实是个别主体和个别意识所无法触及到的。也就是说，这些新的现实似乎是无法再现的，对于我们的感觉而言，它们是不在场的。对于这个极速被压缩的空间和时间过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旧的现代主义多元世界观都无法给予充分的比喻。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主体的死亡，也就是主体破碎的和分裂的解中心化和消散。主体意识在现实面前的失败和无能，它再也不能根据局部的经验再现现实的总体过程。后现代的意识是一种微观意识，要求守住当下和现在，极端地批判总体性和主体性，不过是这一现状在观念形态上的一个反映，因此在詹姆逊这里被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状况，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詹姆逊要考虑的是个体的、局部的政治在这种新的空间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战略调整和协调问题。因为这一全新的空间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局部经验。在这个跨国空间中，甚至民族国家都不再具有核心的功能，不再扮演核心角色了。詹姆逊明确地指出，要谈论的空间问题，这种全新的时空经验在个体经验上的不可能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说：“尽管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现在谈论的是实践政治：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运动的危机，由于把地方的、草根的或社区的政治行动与国家的和国际的行动协调起来而需要克服极大的战略策略困难，这个亟待解决的政治困境就是我所想到的这个极端复杂的新的国际空间的全部直接功能。”

　　对这个全球化国际空间的重新测绘，本质上就是重构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认知测绘被詹姆逊看成是实践政治的内在要素。在詹姆逊看来，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社会意识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了个别主体的局部位置与他所处的总体阶级结构之间的距离，强调了个体的现象学感知与超越个体思维的总体意识之间的距离。这正像林希理解的个体对城市的局部的直接感知和城市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想象感知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詹姆逊借用了林希的城市社会学中“认知测绘”这一概念，来表述阶级意识形态的重构。詹姆逊说：“这里指出的认知测绘的观念涉及把林希的空间分析外推到社会结构领域，即是说，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外推到全球规模的（或可以说跨国的）总体阶级关系上来。它的次前提也被保存下来，即，不能进行社会测绘有害于政治经验，就如同不能进行空间测绘有害于城市经验一样。不言而喻，这个意义上的认知测绘美学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强调认知测绘概念的政治性，在另一个地方，詹姆逊明确指出：“‘认知绘图’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也就是说，后现代空间的特殊性意味着需要重组阶级意识，以便在新的全球化语境唤起改变现实的实践政治。詹姆逊说：“在这后现代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进行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们参与积极行动及斗争的能力却是受到我们对空间以至社会整体的影响而消退了、综合了。倘使我们真要解除这种对空间的混淆感，假如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适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图绘’，并以此作为我们的文化政治革命”。这种对于社会和空间的“认知测绘”，就是要在分裂化和破碎化的时代意识中重建总体性的意识形态。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只能是总体性的。然而，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及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化过程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一点是所有的左翼面临的根本问题。左翼陷入了迷茫，右翼则对这样的问题予以嘲弄。詹姆逊认为，我们一时还想象不出它们的面貌，但我们还是处在这一潮流之中。

　　詹姆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阶级话语，但他本身却没有也不可能像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给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策略和蓝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批判指出，“不管詹姆逊持何种观点，他都未能证实：在战后的后工业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复杂化和片断化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及政治的构成成分。任何对他观点的进一步澄清，都应该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期待‘工人阶级’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假如它真的曾经是一个统一的主体的话）？以及为什么它仍然应该处在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这个问题不是詹姆逊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理论本身如何论证和给出答案的问题，它本质上是老问题的一个翻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就存在无产阶级在哪里，尤其是具备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如果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社会历史的事实，而不是一种自在事实，这就意味着关键不是在哪里找到，如何发现和指出它的存在，而是如何使它生成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如何使阶级成为阶级的问题，因此就展开了组织、宣传等政治实践的空间。

　　在作为总体的阶级存在与作为总体的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生成关系上，詹姆逊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立场，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试图在坚持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同时，机动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形成或衰退，因此赋予了文化批判以根本性地位。在这里可以看到,不论乌托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还是认知测绘问题，都是在文化批判、观念批判的意义上展开的。在詹姆逊的理路中，文化批判乃是一种本质的政治事业，是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抵抗活动，它的立足点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未来想象，一种不灭的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精神和总体性意识。

　　三、文化抵抗的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反对将历史发展看成是自由理念的实现过程，强调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解剖现代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亦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成为基本主题。由于这种特殊的论战对象和理论出发点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文化精神现象的研究不多，文化批判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革命解放理论侧重于生产方式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而文化观念的革命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被提及。比如说，《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同时，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说，它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基础，而且是文化观念的彻底革命问题。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庸俗化理解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理论视角和历史语境，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阐释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们忽视甚至是排斥文化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好像人不是精神的、文化的，因此是超越动物性的存在物。这种阐释仅仅从物质性的需求和物质性的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甚至机械地将历史发展看成纯粹的经济过程，严重地忽视了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要活着，吃穿住行当然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从这些基本需求出发，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人理解为经济动物，认为无需在意文化需求和文化的变革。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改善，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文化精神因素在人们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现象的研究和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必然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就不可能忽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基本意义。文化观念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基本内容和先锋的领导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立足点就是对机械决定论的反拨，突出哲学和文化批判的意义。从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开始，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就占据着本质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将政治的理解引进了经济，从一种经济批判的视角来阐释政治变革的话，新的阐释路线是在这一基础上将政治的理解引到了文化观念的阐释当中，将文化批判看成是一项政治革命的事业。詹姆逊的文化批判就是坚定地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在他那里，文化的批判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他将文化批判理解为一种政治抵抗。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正是表达了他将政治理解为文本解读沉默不宣的语境，这样一个基本的解释学观念。他将文化批判看成一种政治抵抗，将文化革命看成是激进政治的一个基本维度。詹姆逊认为，只有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而这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所在。詹姆逊的文化批判，总是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终达致政治的判断，这是詹姆逊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詹姆逊指出：“最终人们必需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文化批判作为一种抵抗政治，基本职能在于穿透各种形式，抵达文化现象的政治底层。

　　政治往往作为看不见的无意识层面在审美、艺术的形式中运作。特定的文化生活及其表现方式与现实的存在过程之间有一种间接的表现关系，其中充满复杂的中介环节，批判就是要理论地穿透这些复杂的中介层，发现在其中运行的政治因素。文化分析贯穿着政治批判。政治本质不会赤裸裸地呈现，它是被覆盖和被遮蔽着的。詹姆逊指出：“阶级斗争和文化产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你不会以阶级和政治的标记装饰你个人的艺术话语来重新发明一种通向政治艺术的和真实文化产品的范式。相反，阶级斗争以及真正的阶级意识缓慢的、断断续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有机群体的形成过程，是机体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具体分裂（萨特称之为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说这种集体存在和说它产生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与表现方式，实际上并无不同。”在詹姆逊看来，整个世界尤其美国的后现代文化，都是美国世界军事和经济控制的一种内在的表现，它的下面是流血、痛苦、死亡和恐怖。只有通过文化批判，才能揭示政治本质，文化批判因此就是政治抵抗。

　　在詹姆逊的这种方法论视角中，起码有两点可以确认：一方面，詹姆逊批判了对于文化的形式主义理解，要求从社会存在基础来揭示文化现象，这就为文化批判与政治的本质关联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詹姆逊认为“最终的现实是经济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后现代主义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离开了资本主义历史第三阶段特征的理解，无法把握后现代文化的本质。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正确指出的那样，詹姆逊运用马克思主义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为晚期资本主义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这样一种理论策略，使得詹姆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一种机动的关系。当然，这也给詹姆逊是后现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论断带来困难。另一方面，詹姆逊显然不同意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体系，他对乌托邦精神的坚持就是对这种决定论的批判。詹姆逊的文化批判抛弃了机械因果论和表现因果论的简单概念，既显现了文化批判的重要意义，也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中开启了文化批判的新路线。

　　在詹姆逊看来，文化的社会功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化威力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到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莫不如此。在文化的这种强劲拓展和渗透中，早期相对独立性和半自主性的文化理解模式今天遇到了问题。现在面临的是“距离的消逝”，因此不再能够将文化多少看成是在资本主义之外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立足点。文化与社会存在的那种“空间”化隐喻中的距离消逝，与资本在当今的普遍拓展实际上是统一的过程。在詹姆逊看来，资本的势力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此前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了，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治和介入。因此文化批判与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才联系在一起。或者本质上说，今天的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取得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由此，詹姆逊才有理由坚持一种文化政治的立场。

　　在詹姆逊这里，实践政治就是一种文化革命，文化批判就是一种理论的政治实践形式。詹姆逊指出，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探讨文化研究的愿望，把它看成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规划。这项事业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也可以广义地指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詹姆逊认为“学院政治”也不仅仅是或不纯粹是学院的问题，而是在学院的框架内表达一种更为一般的社会政治要求。詹姆逊认同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且指出，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不啻为一项政治事业，而且实际上确实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事业。詹姆逊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理解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意义，认为正是这个领域和这样的研究机制使得文化“左”派还保持着必要的斗志和活力。詹姆逊认为，在这个领域，尽管有某种暂时的政治上的或社会上的悲观主义，尽管世界范围里的集体实践仍然不够活跃，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和变动不居仍将使左翼知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旺盛的活力。詹姆逊的这一说法，的确揭示了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活跃的根源，当然也透露出左翼知识分子学院政治的限度之所在。学院左翼的这种立场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到底能够保持着多大的联系呢？尽管詹姆逊反复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对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现实进行一种文化的政治阐释，但这种身份的确认还是相当的模糊难辨的。詹姆逊被一些人指责为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真正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恐怕难以认同这个崇尚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不管他要唤醒阶级意识的文化批判宗旨多么纯洁，他那拼贴和杂糅的文风离大众化的阶级意识显然相当遥远，而且，文化批判离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也同样的遥远。（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