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赵超译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 2000—2013 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法国的情况。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的名字曾一度销声匿迹; 但是十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比如，2005 年出版了一本卡尔•马克思的传记，由与现任政府关系密切的高级公务员、法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撰写，这本书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成为在大众间发行量颇佳的一本口袋书。更近的还有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法国社科院名誉研究员、教育部顾问埃德加•莫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但他就这一主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又重新受到了关注，并且早在当前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对他的这种兴趣就已经出现了。但不能搞错的是，这些介绍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作为全球化思想家、独特的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早就巧妙地突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相当广泛的公众范围内，正是这种形象的马克思的“重新回归”，使得《资本论》及其摘录多次再版，还有一些比较非正统的作品，比如由一家大型出版社发行的保罗•马蒂克的《马克思与凯恩斯》。

　　马克思著作兴盛，马克思主义微弱?

　　政治、哲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领域，情况却是不同的。许多研究者很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参考引证，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则不高。然而，尽管马克思在生前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形容词，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且从未停止发展的脚步。

　　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最近一次对马克思产生强烈兴趣的形势相比，如今突然爆发的关注浪潮有着显著的不同。很多在法国具有颇高声誉的国家级考试将马克思的作品纳入考察范围，这促使一些著作多次再版: 预备学术等级入选考试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纳入“思考历史”的科目中，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不久前也被纳入2008—2009 年度哲学教师招聘会考的考试大纲中。这些表明大学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接纳，尽管与其他思想家相比，马克思仍然处于边缘地带，但是与“20 世纪 80 年代的梦魇”相比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当时马克思被宣布死亡和埋葬。这一观点的重要转折出现在2001 年雅克•比岱和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撰写的《当代马克思辞典》的出版，该书展示了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全貌。该书最先出版了法文版，随后被翻译为英文、中文和阿拉伯文。

　　法国大学出版社( PUF) 出版的手册大体上也处于相同的时期。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由埃马纽埃尔•雷诺、吉拉尔•杜梅尼尔和米歇尔•洛维共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 100 词》被收录在 2009 年的《我知道什么?》这套享有盛誉的丛书中;这三位学者认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如今仍然启发着大部分关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激烈争论。在这100个词条中，这部作品清楚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并注意到每一个词条在政治、经济和哲学领域争论的重点”。

　　然而，要想定位一个与其政治地位明显等同的学术中心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意大利读本专家、哲学家安德罗•托塞( AndréTosel) 的表述“百花齐放的马克思”很好地注意到法国对马克思解读和阐释呈现出一种爆炸时火光四射的情况。许多杂志证实了这种多样性。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代马克思》杂志团队，他们自1996 年起每三年汇聚全球研究马克思的专家，在南泰尔大学( 巴黎第十大学) 举办一次国际马克思大会。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主要是法语国家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呈现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关于“全球历史”的文章; 这期《当代马克思》杂志的目的是提出全球历史的问题以重新构建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提出疑问。

　　例如，雅克•比岱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其他一些不是直接由大学承办的并且与一些激进左翼的政治力量联系较密切的杂志，近期也推出了关于马克思及其被法国乃至全球接受情况的特刊。许多研讨会往往由上述人物或杂志推动举办，提出一些关于马克思著作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例如，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的现代思想体系史中心每个年度都会定期举办题为“21 世纪的马克思”的跨学科研讨会，将马克思的著作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对比，将哲学的严谨同理论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

　　除了这些杂志和研讨会，还存在着许多积极行动或表态的小出版社，它们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兴趣，但是大部分致力于出版或再版马克思的著作或关于其著作的分析，常常与时事话题相呼应。本着不排他的客观态度，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制作出版社( la Fabrique) 再版发行了丹尼尔•本塞德关于青年马克思对林木盗窃以及1871 年巴黎公社的一系列文章和书信进行研究的文稿。阿姆斯特丹出版社( Amsterdam) 出版了阿尔都塞的学生皮埃尔•马舍雷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评论。迪莫波利斯出版社( Demopolis) 出版了《资本论》节选卷的新译本。经济学家保罗•博卡拉在樱桃时节出版社( Temps des cerises) 和德尔加出版社( Delga) 出版过多部作品。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由配合出版社( Syllepse) 推出的“百花齐放的马克思主义”丛书，该丛书收录了不被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认可的或者被遗忘的文本，还包括一些创新性的论文，有时还有一些外国作者的译文。关于这一点，最近出版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丰富了左翼学术界的“谷仓”，也促使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受到关注。例如，城市燃烧出版社2012年翻译了大卫•哈维关于《资本论》的重要研究成果，该成果对马克思的言论进行引介。

　　关于这一主题，我们可以说，与20 世纪60 年代相比，“国家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不复存在: 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品和讨论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其他的例子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些辩论中产生重要反响; 再比如埃马纽埃尔•雷诺详述了一种“社会苦难”( souffrancesociale) 的方法，该方法借用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社会学家涂尔干、布迪厄的用语，将它们结合起来，目的是用来理解资本主义争论的新形式。伊莎贝尔•加罗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了福柯、德勒兹和阿尔都塞三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她特别描述了在法国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福柯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他的理论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既相关又相斥，目的是要提出另一种理论视角。该书展示了哲学史中存在的重要挑战。意识形态的概念重新成为一些思想方法的核心内容，阿尔都塞的作品重新成为研究对象。哲学家吕西安•塞夫过去是阿尔都塞的反对者，在其系列丛书“马克思与我们”中对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关系及阿尔都塞的政治路线进行了重新审视，该丛书的最近一部作品特别涉及马克思言论的人类学领域。

　　还应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以马克思的名义重新获得了生机，关于 19 世纪末的政治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各种研究兴盛起来。笔者正在做的一项工作是阐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和资料对于 1890—1934 年间欧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笔者先在博士论文中有所论述，一年后出了一本专著，题为《法国大革命与社会民主主义》。如果不对 1789—1794 年“大革命”的不同分析进行梳理，很难把握欧洲各党派在战略和政治上的争辩。笔者通过此项研究，尝试展示“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从这个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一词在欧洲得以系统使用。一些历史学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贡献，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些未发表过的文章被翻译成法文，集结成书，题为《马克思与历史》，这为此提供了佐证。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围绕诸如工人运动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客体进行批判的总结，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倾注精力所做的工作，这种方法显然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克洛德•马佐里克的著作就是重要的代表例证。

　　马克思著作的出版情况

　　在这些杂志、研讨会和出版社之间存在着一些观点分歧，或多或少汇集了一些“左翼的左翼”的政见，但是这也使将马克思视为政治和理论辩论核心的学术界更加活跃。要想理解这种整体上的不一致是如何与对马克思作品本身的严格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就必须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法文版的马克思的作品，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被翻译成法文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以法文出版的马克思作品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应当指出，《共产党宣言》较晚才为法国人所熟知( 第一个完整译本由劳拉•拉法格［LauraLafargue］于 1885 年完成) ，但是马克思的其他一些作品已经出现在法国。关于法国的政治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法文，具有颇高的知名度，比如《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尽管社会主义流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某些重要作品时常成为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首要争论的重点，例如1872—1875 年由莫里斯•拉沙特出版并由马克思本人亲自校阅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具有基础地位的作品《哥达纲领批判》，最早是由一位法学家翻译成法文的，发表在一本科学杂志上，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直到 1900 年前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爆发了让•饶勒斯和茹尔•盖德两大阵线的论战，马克思的这一作品才成为政治斗争的要素之一。一些重要的作者无法阅读德语，比如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乔治•索雷尔，他们只能通过阅读一些与法语较为接近的语言的译本来阅读马克思的作品，例如意大利语。有学者将欧洲语言的不同译本对马克思作品的阐释和理解作为研究主题。

　　第二个时期是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的出版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翻译和出版。但是第一次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工作是由阿尔弗雷德•科斯特出版社( Alfred Costes) 组织进行的，这家出版社与法国社会党( 当时的名称是共产国际法共支部，成立于 1905 年) 关系密切。这一版本是有缺陷的，包含许多重大翻译错误，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出版工作。科斯特出版社的版本的某些卷次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以面世，特别是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的第一个译本，该作品原文版的首次发行可以追溯到1932年。

　　从1945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段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得到了大量发行，特别是在 1965—1975 年间。显然，法共的社会出版社推动了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版在此期间的传播: 大量罕见的作品，即未出版过的文本，在这段时期被译成法文。1968 年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个正式版本，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重要作品以及书信。在法国共产党的著名译者中，应当特别提到埃米尔•博蒂盖利( Emile Bottigelli) 和吉尔贝•巴迪亚 ( GilbertBadia) 。

　　然而，法国共产党并不是唯一出版这些作品的推动者。例如，罗歇•当热维尔(ＲogerDangeville) 是第一个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译者。他是“国际共产主义左翼”活动分子，也是“博尔迪加主义者”，即阿马杰奥•博尔迪加( Amadéo Bordiga) 对列宁主义者给出的概念。他在马斯佩罗出版社( Maspéro) 和10/18 出版社( 这两家出版社与极左翼关系密切) 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其中包括很多从未出版过的作品，特别是将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按照国别编成文集( 《俄罗斯》、《中国》、《美国内战》……) 。在当热维尔的版本中，他撰写的政治评论占有很重的份量，有时甚至比马克思作品本身还长; 他的译文也遭受了诸多批评。

　　在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 MaximilienＲubel)的版本中可以发现同样的错误。该版本的出版工作未能完成，版本的选择和翻译工作本身都饱受争议。吕贝尔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思想的首要掘墓人，但是在几近出版的被视为经典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又是不可或缺的。吕贝尔的版本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极尽讽刺夸张，但是其版本仍然非常重要，因为该版本是由法国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伽里玛出版社( Gallimard) 出版发行的，被收录在该出版社在法国享有盛誉的“昴星团藏书”系列出版物中。许多法国人都是通过这一版本以及该版本的口袋书版式了解马克思的。

　　如今，必须强调的是，众多文献和资料对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引用，但是对马克思作品的出版却相对贫乏，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断层。例如，尽管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哲学家托尼•内格里( Toni Négri) 的理论在激进左翼当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内格里曾发表长篇评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却长期处于不可用的状态; 直到两年前，法国马克思、恩格斯大典翻译团队才再版了这部重要作品。为了缓解这一重大问题，过去曾隶属法共的社会出版社提出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大典的计划，旨在为法语公众系统地提供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出版的新译本建立在原始语言版本( MEGA) 的基础之上，同时通过勃艮第人类科学之家和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支持的电子化项目，将过去的老版本展现在网络上。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大典只出版了两部新作品，但是已经着手对一些经典著作进行重印，在 2014—2015 年推出几部重印本，其中有一本非常有趣，是关于青年恩格斯的( 关于谢林的作品以及研究欧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 。

　　目前看来，马克思作品的主要版本仍是伽里玛出版社发行的版本。除此之外，社会出版社一些旧藏书可供使用( 至今仍是出版此类作品最多的出版社) 和其他出版社的严谨再版构成了重要的整体出版情况，但是与其他语种比起来还是相对滞后的，法国至今还没有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作品。新的翻译工作部分反映出了哪些主题如今得到重新研究;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工作是在对青年马克思和异化概念提出疑问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某种研究传统的延伸。

　　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必要的历史

　　让我们从源头关注一下关于出版结构的研究，不管是否带有政治色彩，这些研究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构建起来，或者引起马克思在法国的翻译者和引进者的关注; 一些马克思的“普及推广者”当时的想法是拒绝资本主义的蔓延，他们的作品也得以再版。事实上，大众化的悠久传统始于加布里埃尔•德维尔，他于 19 世纪末撰写了《资本论》概述。在 1914 年之前的著名普及推广者中，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具有重要地位。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当共产党在法国的力量壮大时，这一传统带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出版。很多作者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视为“难以寻觅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被理解，并且过于大众化; 问题是谁提出了在法国工人阶级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回顾一部 40 年前的作品。1973 年，在马克思主义遍地开花的时代，文学杂志对于直到当时还没有系统出版马克思的计划感到惊讶; 著名记者马克•克拉韦茨询问当时社会出版社的社长:“您如何解释在法国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吕西安•塞夫回答: “这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历史其实就是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一对形势作出的评定看似普通，事实上对出版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把握出版事业遭遇相对悲惨的境遇的原因至关重要，最近被视为发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作品的版本就是在那段悲惨时期出现的。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与英美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大放异彩相比，法国的情况比较奇怪。在英语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成果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从没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这并不是说两者在以前和当今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渗透到思想辩论中，还深入到政治组织和法国社会中，这的确是在英语国家看不到的特殊情况; 20 世纪 70 年代，从社会党的左翼派别到极左的各个分支，很少有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借用概念工具的情况，至少在它们的讲话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政治维度可以用于解释当时版本的数量丰富和种类多元，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这种情况在此层面上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不存在的，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国家可能只有意大利。在法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都是共产党的同义词，特别是在冷战框架内。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影响

　　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参考引证这一持续性做法如今仍存在于部分法国左翼当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 除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争论和斗争之外，极左政党和左翼阵线(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左翼分裂部分组成的联盟) 在全国层面的选举结果累积达到约 10%，并促使某些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汇得以沿用，这在其他国家相当少见。尽管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社会党长期保留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用词和一些思考元素。在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党内部的一个派系宣布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弗朗索瓦•密特朗正是依靠该派系赢得了党内大多数的支持，该派系与让－皮埃尔•舍韦讷芒(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探索教育中心的关系较为亲近。法国社会党某些“法国式的巴德－哥德斯堡”( 影射德国社民党 1959 年从其参考资料中彻底删除马克思主义) 的领导人持有反对“考古—马克思主义”的强迫观念，很大一部分左翼都被他们视为“考古—马克思主义”。这在某种意义上反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党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思想经常出现在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 年上台之前的社会党演说中，成为一种发展的前景，这与德国社民党维利•勃兰特如出一辙。社会党的两位历史学家都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党产生的长期影响，对于社会党内部缺少深刻变化感到惋惜: “1970年，法国社会党的分析方法经常受到质疑，因为他们要么继续借鉴一种多少有点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效法一种受到人类科学的社会批评并由此得到锤炼的新马克思主义。”

　　这两位历史学家还指出: “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社会党遭遇的困难……表明，社会党将其合法性置于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并不赞同这一研究角度，即对于法国不存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感到遗憾。但是该研究从方方面面证明了一个既定事实，即为了很好地理解法国左翼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参考引证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且远远超出了法国共产党的范畴。还应指出，1997—2002 年间的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公开表示不赞同对法国共产党采取非常敌视的态度，同时拒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进行谴责，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曾为社会主义思想贡献了一些元素。2002 年法国总统大选前夜，法刊《国际快讯》刊登了一篇从英文翻译成法文的文章，原题为《独立派》，法文标题为《法国将一直有点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带有英式的调侃味道，预测那些倚仗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得票率会更高，最后得出结论: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多地是在表达一种态度，而非一种政治改革的战略。马克思主义是法国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像一杯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或者一杯博若莱葡萄酒和一块味道强烈的奶酪。马克思主义将一直存在于法国。”这篇文章是一篇新闻评论，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薄弱，较少考虑到法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但是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好地展示了某种持久性，在其他欧洲国家中都看不到这种持久性。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往往意味着某种陈旧的事物，与现实存在差距。与此相同，当不少社会党领导人以否定的语气提及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并不是在谈论这样一个仍然存在生命力的学说，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本身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局限于过时的苏联模式，而不是真正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出发。近来，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党的参考价值似乎变得更弱了: 一些党内领导严厉地批评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超我性”。

　　2013年4月，社会党出身的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出席德国社民党成立150 周年纪念活动时向格哈德•施罗德表达了溢美之辞，这可以被理解为一次隐晦的“巴德－哥德斯堡”式大会。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左翼中最终消失，现在就对此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共和主义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所维持的关系。共和制的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特性的重要方面。如今常在殖民主义历史的启发下提出共和制的问题。19 世纪末，当共和国得到巩固，法国“文化传播任务”就是以共和国的名义得到肯定的。目前尚没有对这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就此问题的立场的系统研究。最普遍的观点是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基本观点来自当时最有名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饶勒斯以延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为依据肯定了这一观点，撰写了长篇巨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 1900—1904) 》。这一观点也在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的关键时期得到了肯定: 许多社会党员任部长进驻政府、法国社会主义的第一次统一( 1905 年，社会党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创建) 以及1789 年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写作手法问题都被提了出来，这些对于证明当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至关重要。但是当时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方法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往往被描述成教条主义，但是这些批判通过反对过高评价 1789 年遗产，指出可以击败证明殖民主义正当性的共和国辩词，事实上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要素。此后，饶勒斯对殖民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非常感兴趣。笔者与一位同事正在准备于2014 年出版饶勒斯这些关于殖民问题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关于中国的有意思的言论。

　　从这些马克思主义批判出发，重新研究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独特地位，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法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让•饶勒斯的形象对于理解左翼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出发点。尽管饶勒斯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比如卡尔•考茨基，但是饶勒斯经常参考引证马克思的话，对马克思非常敬重。一些人倾向于忽略饶勒斯对马克思的引证，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者与饶勒斯对立起来，而历史事实更为复杂，明确这一点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例如，社会党的一名重要党员、现任奥朗德政府国民教育部长樊尚•佩永几年前曾推荐一部饶勒斯的特别读本，将饶勒斯的所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佩永的研究突出了饶勒斯思想的一些有意思的特点，他的许多观点都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佩永极力缩小或者说否认了饶勒斯的分析在对历史的阐释甚至政治构思层面上含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与此相反，左翼阵线的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在研究饶勒斯思想时，首先强调的是饶勒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借用共和主义味道浓厚的词汇，也使用“阶级斗争”的分析。因此，尽管在政治领域，饶勒斯被提及的频率远高于马克思，但是围绕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提出的阐释问题又间接地绕回到法国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问题上来。

　　结论

　　这里举出的一些例证尚不能涵盖所有: 为了更加全面，还必须详述马克思作品对当代社会学家研究工作的启发以及布迪厄与这些社会学家的辩论，考虑某种政治生态学从卡尔•马克思那里获得给养的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的丰富关系……多种多样的研究方向与 20 世纪 80 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抛弃形成鲜明对比，那时阅读马克思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里只提到一些观点，尚有待深入。事实上，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情况及其在法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开展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法国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尝试进行一些交流以写出一部全球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这部历史不是先验的，也应当理解并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鸿沟——这是借用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最近的、直接相关的观点用语。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经验及其历史值得被西方研究者更多地了解。我们终将共同创造一部政治、经济和哲学的理论史，这部历史会彻底改变 21 世纪的世界。（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