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随着启蒙理性在西方社会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神学主导的思维方式转向了科学、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非但没有实现启蒙所允诺的美好社会，反而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第1页）在此时代背景下，阿多诺试图从思维方式上揭露启蒙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文明的弊端，在批判“同一性”思维传统所造成的“极权主义”社会倾向的同时，实现个体主体性的觉醒，进而开启通往未来社会的可能性道路。那么，这样的思路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呢？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似乎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令人深思的。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多诺哲学中的“经验”概念的梳理，分析它的进步性和缺陷。

一、阿多诺的“经验”概念

  　　随着神学思维方式的颠覆，在西方启蒙时代中总体上形成了两种思维方式：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演绎理性思维方式，和以牛顿为代表的分析理性思维方式。演绎理性专注于从某种最基本的确定性出发，演绎出其他命题，进而推演出整个知识体系；分析理性则把出发点定位于经验材料，在对经验世界的现象总结中寻找普遍性的秩序和规律，进而归纳出整个知识体系。从思维顺序上看，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可是实际上，它们都遵循着一条共同的规则——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先验的规律和形式，理性的任务就是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和形式。阿多诺把启蒙对这些规律和形式在思维上的预先确认，称之为“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启蒙理性据此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非但没有使人类进入预先期望的人性状态，反而造成了奥斯威辛式的时代灾难。（同上，第31页）这也构成了整个阿多诺哲学的理论背景。

　　在阿多诺反抗这种“同一性”的哲学努力中，他所高举的“绝对否定”的“非同一性”逻辑大旗，其前提就是对“经验”概念的确认。“经验”概念并非阿多诺哲学“非同一性”逻辑的衍生品。实质上，它是阿多诺哲学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映射出其逻辑推演的轮廓和趋势。应该说，这是阿多诺哲学光怪陆离的建筑外观之下的一块理论基石。

早在1931年，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求职论文《哲学的现实性》（“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中，就试图通过重新解释“经验”概念，来超越已被启蒙理性思维方式所主宰的传统哲学。(cf.Commor，p.3）阿多诺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现有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哲学模式是依靠什么途径来解释经验的；在这些解读方式的失败中隐含着什么。在此，阿多诺赋予“经验”概念以解答传统哲学迷误之“钥匙”的地位。（ibid，p.4）他认为，传统哲学的首要错误就在于使“经验”中的主客体关系简单化，使客体在主客体的整体性关系中被划入主体范围。（ibid）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传统的抽象主体如理性或精神，用自身的抽象逻辑来建构关于客体的概念，虚构了客观世界的种种强制性规则，最终陷入主体抽象建构客体的认识论泥淖。

阿多诺试图借助对“经验”概念的重新定位来打破这种状态。在他看来，“经验”本身就是“主客体之间开放的、互动的关系”（Connor，p.5）所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于是，拯救“经验”世界中被启蒙理性所扭曲了的主客体关系，就成了阿多诺哲学的基本理论使命。

　　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的“表象”。“经验”是差异性前提下主客体间有条件的统一。在其背后，不存在抽象的、强制性的“本质”。在“经验”概念中，阿多诺对主体做了一种区分——个体主体和先验主体。个体主体是感性的主体，是活生生的、有差别的现实个人。先验主体则不具有个体主体的经验感受性，它是对个体主体之共性的抽象。“构成经验实体的先验主体是从活生生的个人中抽象出来的。很明显，先验主体的抽象概念——它的各种思想形式，这些思想形式的统一，以及意识的有独创性的生产能力——必须有允许其产生的东西：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阿多诺，1998年，第211页）阿多诺认为，不能用先验主体去吞噬个体主体，也不能用个体主体去吞噬先验主体；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层面存在并发挥作用。个体主体相当于人的个体性，是人的经验差别层面；先验主体作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形式层面。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中，先验主体先于个体主体并规训、塑造着个体主体。（同上，第211页）

 　　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主体在认识上的决定性地位是经验的，而不是形式的”。（同上，第218页）传统哲学由于过分注重形式层面而造成了“同一性”哲学，导致了主客体关系在个体主体层面上的破裂、变形，造成了个体主体被先验主体所建构。同时，这种做法也粗暴对待了客体，使得客体被还原到精神层面，最终被并入先验主体，造成了先验主体对个体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宰制。阿多诺指出，正是因为这一点，唯心主义哲学表面上打着绝对客观性的旗号，对“经验”进行先验还原，实际上却抹煞了客体的客观性和主体的独立性。（同上，第212页）

　　为了摆脱启蒙理性思维方式中先验主体以经验主体之名抽象建构主客体的传统“同一性”认识论路径，阿多诺坚持以“经验”为起点的认识论路径。在主体层面，个体“经验”是主体摆脱“同一性”束缚的基本保障。“康德所谓的构成物实际上是变形物。知识的这种优先运用，就是破坏它的正常运用，就是粗暴地对待客体。”（同上，第218页）在客体层面，客体相对于主体具有首要性。经验性的客体构成了主体认识的基础，离开客体的主体是不可能的。客体不是主体的一部分，不是作为主体要素的“直接知觉”，客体是通过主体“间接知觉的间接知觉”进入主体视域之内的，即主体是通过对自身认识对象的反思及对这种认识结果的反思之后意识到的某物。（同上，第212页）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走进客体唯一性的极端，阿多诺通过主体来限制客体，防止制造出新的强制性关系。他认为，客体的首要性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辩证的首要性”。（同上，第217页)一方面，这种“首要性”是在主体的视域中发挥作用的——“如果客体缺少主观性的要素，它本身的客观性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同上，第221页）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客体同样做了复杂的区分，他试图使主客体每一方同时兼备另一方的角色——“作为主体的部分在不同质的意义上是客体……客体作为一种客体也是一种主体”。（同上，第213页）

 　　总之，在“经验”概念中，阿多诺试图以差异性的主客体关系为起点重新界定传统哲学的一般思维方式，即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区分。从表面上看，这种更加注重客体的区分似乎更加强调了客体的客观性，从而为认识的客观性奠定了基础。但是，从其内在逻辑建构上看，它始终面对着启蒙认识论的一个巨大挑战：如何在剔除了同一性原则的同时达成差异性基础上主客体关系的统一。

二、阿多诺“经验”概念的认识论应用

　　通过重新阐释“经验”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阿多诺哲学与传统理性哲学确立了明确的界限：在出发点上，祛除了“本源”性的视角，避开了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孰为第一性的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在认识论上，为构造和描述一个以差异性为根本特征的“非同一性”世界提供了可能。但是，阿多诺仍然要面对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如果主体不能实现与客体的某种程度的统一，认识便是不可能的，这种重新建构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阿多诺以“经验”概念为起点，以主客体关系为主线，通过整体性的“模式分析”，试图实现认识结果上的差异性的“星丛”。

　　这种“模式分析”的实质就是保证认识过程中作为对象的客体的独立性，以客体的变化为基准，通过对客体差异性的不断总结、概括，不断接近客体本来的面貌。这种平等的差异性关系构成了一个“星丛”。这个“星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统一体”，它构成了“模式分析”的依据。“一个模式包括特殊之物，而且又不单是特殊之物，同时无需让特殊之物消失在总体的更高级别的概念中。哲学的思维是和模式思维一样的；否定的辩证法是模式分析的一个整体。如果哲学自欺欺人地认为它必须从外部给它的对象注入它在内部使其运动之物，那么哲学就会普遍降低成一种肯定性的安慰”。（Adorno，p.29）在这种模式分析中，不存在一个统摄性的“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具体性均是独立的、平等的。

 　　启蒙理性中的强制同一性标准从外部强加给个体以“他律”，不仅造成了个体当下价值的迷失，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的迷失。在此意义上，阿多诺指出：“价值这个概念在康德那里是没有地盘的……这种文化现象在本质上产生于对某种倾向的渴望”。（阿多诺，2007年，第138页）而在这种“模式分析”中，当下变化着的主体和客体成为认识的依据，当下性构成了真理的时效性标准，这为尊重当下价值提供了认识论上的支持。阿多诺认为，没有任何办法“保证”真理的永恒性，“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开放的思想防护不了那种陷入为随意性的风险；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它具有将足以克服这种冒险的能力”。（Adorno，p.35）虽然开放的思想不能为真理提供保证，“但是它的表现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有助于思想打中靶子”。(ibid)

　“模式分析”所产生的这种真理的当下性，并不意味着导向相对主义。阿多诺认为，相对主义同样遵循着强制同一性的逻辑。在相对主义中，“个人意识”成为终极性的存在，“一切个人意见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仿佛其中根本不存在真理的标准”。（ibid，p.36）它同样背离了阿多诺预设的“经验”的主客体关系。

 　　阿多诺“经验”概念在认识论领域的应用，实际上剥除了启蒙真理观中认识的超越性维度。阿多诺以当下主客体的存在价值为准绳来界定真理的时效性。对当下状态的重视和尊重，是为了解构以未来理想为口实而无视现实主体利益的强制同一性标准。在这样的“星丛”中，由于否定了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思维模式，任何关于真理永恒性的问题都被阿多诺当作同一性的余孽扫除了。在此，真理观的问题实际上被削减为认识的有效性问题。启蒙理性对未来社会的抽象理性设计，从认识论上被阿多诺证明为是双重不合法的：它不仅以主体理性之名去追寻一种强制性的世界图式，并且以现实的人类灾难作为实现这种历史进步的代价。在此，阿多诺表面上探讨的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实际上探讨的却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即启蒙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在传统哲学的超越性视野被消解的过程中，阿多诺的哲学呈现出激烈的批判外观。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从客体独立性的角度确认主体存在价值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并以此为依据从认识论上反对任何妨碍主体自我确认的意识形态蒙蔽。与此同时，这种完全割裂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当下问题的总结，而认识的超越性维度实际上也被泯灭了。这样做的逻辑结果是：在完成批判任务之后，哲学将堕落为一种描述——对经验的理想世界的描述。这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它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达成一致。这就导致了“经验”概念的差异性逻辑在社会历史观领域面临更大的挑战——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三、阿多诺“经验”概念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困境

　　“经验”概念为阿多诺哲学提供了差异性的视角。它直接与启蒙理性的同一性思维方式形成对立，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控制及其运作机制，试图实现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独立，并最终确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经验”视角的资本主义解读范式中，主体的能动性实际上被简化为以客体为准绳的经验主体的主观性。在此过程中，社会实践的维度在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论定位中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最终被边缘化了。丧失了实践支撑的个体主体性定位，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首先，这种差异性的“经验”建构无力处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问题。在阿多诺的理论视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被转化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问题恰恰就涉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由于仅仅局限于认识论的角度，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同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在阿多诺的哲学中是同时且同构的——“主体一旦完全脱离客体，就把客体纳入它自己的规范；主体吞没客体，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它还是客体本身。”（阿多诺，1998年，第209页）亦如他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表明的那样，脱离了社会实践关系的客体被赋予了人性化的色彩，“自然的统治”和“人的统治”被混为一谈，而且这其中的原因被归结为启蒙理性本身。（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第9页）

   　　其次，这种“经验”建构亦无力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经验”概念本身就描绘了一个充分尊重差异性、祛除了主客体分裂和抽象同一性统治的理想世界。虽然阿多诺说过，“真理只有作为历史产物才存在”（阿多诺，2001年，第5页），然而，这样的经验世界及其发展逻辑在现实的人类历史中是找不到原型的。于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便同样被简化为主客体关系的分裂问题，社会对个人的统治便被理解为强制同一性对个体主体和客体的统治，被理解为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的分裂，并把这种分裂的根源归结为理性自身的特点。

 　　再次，这种“经验”概念由于过分强调认识论特征，找不到实现自身的现实途径。阿多诺哲学虽然坚持“经验”视域中主客体关系的复杂区分，但仍然局限于纯粹认识论，最终与现实的社会历史拉开了距离。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体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同时它也反映着时代的特点和不足。为此，要想超越这种“体系”，仅仅局限于认识论上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要借助于现实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超越这种“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544页）

  　　在这种“经验”范式的社会历史观中，主客体关系由于社会实践维度的缺失，无法找到历史发展的现实切入点。这非但不能在逻辑上重构作为批判对象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无法找到使自身理论现实化的依靠力量。

四、阿多诺“经验”概念之困境的思想根源

 　　阿多诺“经验”概念的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仍然没有超出启蒙时代以来的主客二元划分的认识论模式。在这种二元论模式中，无论是从客体出发去解释主体，还是从主体出发去解释客体，最终都会陷入一种抽象建构的理论深渊。实际上，这种封闭的二元划分的认识论模式，前提就是把多元化的世界简化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要超越二者的对立并达到最终的统一，必须借助于第三者。于是，康德寻求先验的认识形式，胡塞尔则进行现象学还原。

 　　相比较于传统的二元论模式，阿多诺哲学中的“经验”概念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封闭程度更高的“二元论”。它并没有依靠传统哲学中寻求第三者的途径来实现自洽，而是试图在自身的逻辑建构中实现二者的统一。在此模式中，无论是主体统摄客体，抑或相反，都是阿多诺坚决反对的。他试图以主客体双方的差异性存在来消解二元论中的强制同一性，并通过全新的二元论逻辑建构来打破启蒙时代以来的社会强制同一性。在此，“经验”概念在阿多诺哲学中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解读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解读范式——依靠主体的差异性存在，它构成了反抗同一性社会制度的基础；依靠客体的差异性存在，它又构成了反抗主体中心主义的基础。

 　　在这种高度封闭的“经验”范式中，主体被“简化”了。认识论上的反思和批判，甚至高扬个体意识独立性的理论定位，并不能囊括个体主体的现实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324页）

　　在这种高度封闭的“经验”范式中，主体的现实存在状态被扭曲了。主体不仅仅是先验主体或经验主体这种简单划分的产物。认识的主体——“人”，首先是从事感性活动的感性的个人，亦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认识活动是在他的实践活动中发生的，是他参与物质世界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考察抽象的、孤立的认识活动本身——人不是在一个封闭的透明容器中去观察世界，然后在这个容器里苦思冥想他所看到的是不是事物本身的那个样子。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的，他的认识活动是他的有机社会存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认识对象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单纯的“本质看”。（参见胡塞尔，第3页）所以，二元论的认识论问题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形式的表达：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依据是什么。这就是实践所创造的世界。它也是超越阿多诺“经验”概念之困境的唯一途径。

　　由于阿多诺“经验”概念的这种内在创伤，它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控制的同时，最终把历史的超越性等同于历史的强制同一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历史的超越性在阿多诺哲学中成为了一种偶然性和可能性——“除非理论认识到必然性是实现了的外观，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偶然性，否则理论将不能卸掉历史必然性的巨大包袱”。（Adorno，p.323）

五、阿多诺“经验”概念给予我们的启示

 　　囿于“经验”及“经验”中差异性的主客体关系，阿多诺哲学不允许任何外来强制性因素的存在。现实的社会状况却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时时存在着导致人的单向度生存的外在性力量，对这种力量的批判和超越不能局限于认识论批判。阿多诺“经验”概念超历史的逻辑结构及其最终在社会批判领域的失利，为我们带来了如下深刻的警示：

　　首先，抽象的学院派哲学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的“经验”问题。它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抽象理论批判的同时，很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归宿——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学术精英的晦涩学说，不是对现有文明的全盘拒斥，而是自觉地、坚定地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批判地对待现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实践的扬弃，以此实现历史的阶段性进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多诺的“经验”概念中缺乏阶级和历史区分的主体，丧失了对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信任作为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人民大众仅仅成了被抽象理性思维方式愚弄和控制的对象，这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情感。对具体社会中人民现实福祉的漠不关心，一方面助长了其浪漫主义气息和乌托邦气质，另一方面由于找不到理论的实现路径，危言耸听和悲观主义必然伴生在侧。

 　　其次，以“经验”视角分析社会问题，前提是对当下核心现实的深刻把握。但阿多诺哲学中的“经验”概念及其思维方式，遵循的却是一种从认识论到社会批判的轨迹。这种从理论过渡到现实的哲学思维路径，虽然能够从理论理想的维度批判现实社会，并使人认识到时代的缺陷，但却无法提供关于现实重大问题的理性姿态和解决办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多诺哲学甚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近20年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却始终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的方法论借鉴。

 　　当然，以上所述也并不意味着阿多诺哲学中的“经验”问题及其视角一无是处。当代中国最大的“经验”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打破思想束缚、立足实际、探索更好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阿多诺哲学中关于“经验”概念及其差异性逻辑的阐释，对于我们打破传统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破除迷信和盲从，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现实及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在抵制物欲膨胀和拜金主义的同时追求自身的价值归宿，亦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它也再次启示我们，如果脱离了现实的人民主体及其由社会实践所产生的重大问题，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价值归属感，理论终将会丧失对实践和历史的发言权。

      参考文献:

     阿多诺，1998年:《主体与客体》，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

      　　2001年:《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年:《道德哲学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胡塞尔，2004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年：《启蒙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

      　　Adorno，1973，Negative Dialectics，Routledge＆Kegan Paul.

      　　Connor，B.O’，2004，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The MIT Press.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