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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处于迅速崛起的时期。他们围绕着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主题展开了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内部也涌现出了一批以回归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为研究目标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Budapest School）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20世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虽然前后期的理论旨趣发生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但是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为立场，致力于为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寻找真正的方向。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乔治•马尔库什（Georg Markus）的理论展示了该学派在思想转变之下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

　　布达佩斯学派的现实批判旨趣

　　20世纪60年代开始，赫勒（Agnes Heller）、费赫尔（Ferenc Feher）、马尔库什、瓦伊达（Mihaly Vajda）等青年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师从卢卡奇从事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后来被国际学界命名为“布达佩斯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的兴起根植于东欧各国 “非斯大林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学派前期的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对社会体制、民主、专制等社会与政治现实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迫于残酷的时局，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逐渐发生了微观转向，开始关注道德、美学和现代性等理论问题。作为学派主要的代表，马尔库什的理论从最初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转向到后期对现代性文化的研究。哲学家个体的这种研究转向极具代表性地展示了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发展与演变的过程。

　　1983年，马尔库什与赫勒、费赫尔合著的《对需要的专政》一书堪称布达佩斯学派倚重马克思思想对东欧实行的苏维埃社会模式深刻反思的典范。全书从三个方面展开批判，分析了苏维埃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政治的统治及其结果，以及这个体系的冲突和前景。首先，在苏维埃模式的社会体制下，马克思所构想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根本没有实现。社会中大多数人没有权力控制自身劳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而所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决策都是由推选机制选拔的人员组成的分离的社会机构作出的。生产劳动者的所有经济行为直接依赖于统治性的群体，以至于没有自主交易的权利。因此，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次，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多元化的上层建筑结构被消除和抹杀。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演变为一种合法化的体系。最后，现存的社会通过对人的需要的专制摧毁了个人的自由。通过发出“对需要的专政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拷问，马尔库什等人指出，苏维埃模式的社会主义通过直接的政治统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专制，这种专制是对人的需要的忽略，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在此基础上，学派提出了建立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试图为人类解放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找到新的路径。

　　布达佩斯学派的现代性批判旨趣

　　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相似，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研究在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并屡遭失败的挫折。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使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调整研究思路和方向。“现代性批判”成为布达佩斯学派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例如，赫勒提出的满足多元人类需要的“激进需要”理论，费赫尔、赫勒对现代性美学领域中碎片化现象的批判，瓦伊达对现代性的极端形式“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批判都体现了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

　　马尔库什切入现代性问题的角度便是从“文化”入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马尔库什便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现代性文化的著作和论文，形成了他独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马尔库什认为，起源于现代性的文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另外一种是价值标示的、狭义的文化。在启蒙运动的发展中，代表着建构与破坏力量的两种现代性文化矛盾并存。不仅如此，各种现代性文化现象往往都存在着对立的冲突现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高级文化内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张力。马尔库什由广入微地展示了深藏在文化内部各个层面的悖论性特征。通过对这些文化悖论的剖析，马尔库什指出这种特征源于现代性历史和逻辑发展的根源。因此，悖论是现代性文化不可避免和无法摆脱的存在方式。马尔库什批判了这些悖论所造成的种种现代性困境，但是他并不否定这种悖论的存在方式，而是从中发现了积极因素。因为正是这些矛盾和悖论之间的不断竞争和对抗为现代性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说，马尔库什要批判的恰恰是那些试图弥合这些悖论的理论主张。他指出，正是这些试图用一致性统一现代性文化的思路使现代性逐步走向总体化，走向单一化，并最终导致了当今社会理性极端膨胀和普遍化的文化危机。由此，他提出了尊重多元价值选择的主张，只有承认多种价值的平等才能为解决现代性文化危机找到出路。

　　布达佩斯学派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

　　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出发，布达佩斯学派对东欧各国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压抑人性的专制体制进行了批判，最终的理论指向是实现一种真正民主、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体制。从现代性这一全球性的问题出发，布达佩斯学派从微观层面对现代性在人类社会所引发的中心主义、一体化、极权主义等弊端进行了深入批判，其理论宗旨就是破除线性思维，重视特殊性、个体价值，从而为实现人类的平等和解放找到出路。因此，虽然布达佩斯学派理论研究的兴奋点发生了转移，但是仍然延续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诉求，那就是始终坚持的扬弃异化、消灭不平等、关注人的尊严和需要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

　　由于坚持以马克思文本为理论基础，布达佩斯学派在建构自身理论的过程中试图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修正、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为了回归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他们对歪曲或背离马克思传统的理论与现实展开了深刻批判。他们的批判性研究解放了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束缚，扩展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资源。尤其在东欧各国当局的批判与压制间坚持真理，体现了令人敬佩的学术道德与良心。不仅如此，布达佩斯学派后期的研究跳出了东欧的社会历史局限，完成了一种从本土性思考到对全人类生存问题整体观照的蜕变。当然，必须正视的是，从文化、审美等主题对人类未来作出的探讨很难保持紧密的现实操作性，与早期的思想相比，这种丧失实践维度的倾向也不失为一种缺憾。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