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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杰出代表人物。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庞大，是当今学术界研究资本主义现状的重要理论参照。其中，他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论断，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准确把握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挖掘其合理成分，对实现现代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早在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哈贝马斯写作长篇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他在该论文中曾三次明确提到“第一位生产力”一词。可见，哈贝马斯对这一命题的表达是非常清晰的。科学技术是如何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呢？哈贝马斯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第一，科学、技术、生产的三位一体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主要标志。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升为第一位的因素有两个依据：一方面，“技术科学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实行宏观调控，开拓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途径，使转化的速度、规模和效率空前提高，实现了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的一体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科学与技术往往是分离的；而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凸现，科学与技术常常交织、渗透在一起，并且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技的物化。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完全一体化，科学和技术共同构成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即“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已成为提升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二，国家干预的加强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而在这一过程中，执行中介功能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措施。国家采取直接介入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方式，国家通过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来弥补市场调节经济的不足。这样，经济领域的许多职能就由国家机器来承担。国家机关通过总体计划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创造和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所以说国家干预的加强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这不仅使科学、技术及其运用“三位一体化”，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且使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有组织的或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

　　第三，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后，科学技术就成了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和独立的系统变数。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信息产业、知识集约型工业等，而这些产业的发展主要靠科技来实现，无需大量能源，却可以创造大量财富。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所贡献的含量就高达50%左右，之后又上升到60%－80%。这充分表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随之取代人的活劳动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受到相应的影响和冲击。任何问题都被置于科技之下，似乎按科技的逻辑在进展。“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了理解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因此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独立的系统变数”。

　　2.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具有解释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四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他认为，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尽管经济危机始终不肯销声匿迹，只是“被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当中”， 但它并不能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危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导致原有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破灭，资本主义失去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使得“合法化危机”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危机，即认同危机或“意识形态危机”。而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便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履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科学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 。

　　科学技术何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证的：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成为“第一性”的因素，而且其发展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科学活动已经渗透到其他社会活动中去，并逐步成为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整个国家、组织、机构都科学化，社会生活受制于精打细算的所谓有效的目的、合理的行为，目的的合理性取代交往的合理性，这就使得政治机构的日常活动日益专注于技术问题，关心现实生活中需要满足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政治实践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只注重从技术上满足现实需要的活动，而排除价值活动。国家政权对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干预与科学和工艺相结合，改进公共生活组织以纯技术手段的形式出现，科学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并逐渐取代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要素，改变了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使社会出现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倾向。人们不再关心实践问题或政治问题，只关心技术问题。只要“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技，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需求，民众就认为这种制度是合法的。这必然导致人们的阶级意识淡化，阶级对抗缓和，民众渐渐倾向于“非政治化”。于是，“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他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具有解释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成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新意识形态较之旧式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通过其渗透功能，不断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扩大其在自然领域中的功能，并将其延伸至社会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于是，一切的问题都被归于技术问题，人们的视野限定于技术问题上，实践问题被掩盖，人们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亦被侵蚀。第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较之旧的意识形态而言抛弃了理想和价值。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包含着某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成分，包含着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反对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主要通过技术统治论实现了其辩护功能——维护现行制度，使现实永恒化。第三，与以往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更具有透明性、直接性的特点。相对而言，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不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幻想，不再依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而是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通过“补偿纲领”的实施，使广大居民直接感受到制度的好处，从而取得广大居民对制度的忠诚，为制度的稳定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氛围。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是直接的、可以为人们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力度更强，可信度也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虽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过时，有学者据此得出哈贝马斯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未免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真理性和开放性是紧密结合的。哈贝马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是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源泉，是独立的变数”，“是意识形态”等论断，这些结论只是为了凸显科技的显赫地位。科学技术生产力观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尽管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并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完全过时，只是指出在新的情况下应有新的发展。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指出，人们不应该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而应根据情况重新考虑，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干预的加强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趋于缓和，资本主义统治更具合法性，从而导致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关键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也不能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用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社会进化论。因此，哈贝马斯仍然是把自己的思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理论价值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深刻揭示了当代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变化，尽管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值得商榷和有失偏颇之处，但其合理内核，是不应该轻易忽视和排斥的。研究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挖掘其合理成分，对实现现代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对科学与技术独到的批判性分析具有启发性

　　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批判性分析尽管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其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见解十分独到。他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所潜伏的种种危机，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方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当代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开阔了视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了高标准的物质生活，而且还造成了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生活，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认同，使资本主义制度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进而又成功地实现了人对人的控制。尽管技术与科学本身不是意识形态，但资本主义确实在利用科学技术为其合法性统治进行辩护，如何揭示其合法性的虚伪性，认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及当代技术文明的某些负效应，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的综合发展，防止科技转化为束缚人和压制人的手段，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等等，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另一方面，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有机体，不能只看到科技本身及其对社会的单方面影响，还应当看到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对科技的制约和影响。这正是我们在探讨高科技问题和重建新的科技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从一个侧面指出，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以及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必然会造成工具理性泛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不良风气膨胀，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经常看到的那些道德沦丧、家庭解体、腐化堕落、互相争斗，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种种丑恶现象，便是明显的例证。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当我们以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学习模板时，决不能只注重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也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2.引发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质的理性把握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作用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必然走向技术统治，这是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严重扭曲。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对于人类并不具有任何消极意义，它是中性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人类的目的，人类的失误往往在于未能很好地处理好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假如我们自始至终都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目的进行合理的分析、判断、比较、鉴别和选择，使对自然的获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一样多，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经济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和谐融洽，人们在创造美好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将会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诚然，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是，科技理性的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价值理性为代价。这即是说，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两者之间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科技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前提和基础，而价值理性是科技理性的前进方向和动力保证。科学技术向什么方向发展，取决于人类主体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科技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正确引导下才会真正有益于人类自身，也只有在人类主体的人文价值关怀的目标之下，科技及其物质成果才有其合理的存在理由。也就是说，只有坚持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和谐的发展。

　　3.激起我们对科学与价值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人类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对人的消极作用，提出了如何限制科学技术的非人作用，如何将人的价值因素结合到科学技术之中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和进步符合人类征服自然从而强化、完善自身能力的价值取向。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说，科学技术与人生存的意义、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两者之间是统一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科学与价值相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人类在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科学技术的运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应该说，这种矛盾的产生，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之过，而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人们不尊重甚至无视自然规律，对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因为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所以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总是相冲突的。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止科学技术发挥其进步的功能，企图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当前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未能解决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问题，从而导致科学技术束缚人、压制人的异化现象。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给当今乃至今后的人们提出了警示：科学无视价值的存在以及科技异化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现实意义

　　研究和评价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主要目的不仅在于弄清其思想的实质，而且在于揭示其当代意义，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把发展科技放在首位，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哈贝马斯较早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命题。尽管这一命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下提出的，但它所揭示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对我国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上看，当今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这即是说，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发展状况。因此，各国都将科技兴邦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应当将其贯彻始终，树立以科学技术带动生产力发展的坚定意识。

　　与哈贝马斯站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不同，邓小平同志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根据时代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了新的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从而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推动力量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随后我国提出并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节约型，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类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著。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对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这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切实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2.重视科技的渗透功能，进一步凝练党的执政理念

　　科学技术同时履行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具有不可抗拒的渗透功能，具有强大的控制性。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渗透功能的日益增强，不仅不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更有利于维护现行的统治。西方国家通过人们对科技文化产品的追求，实现人们对政府的认同；可以凭借人们对机器的依赖，实现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可以借助政府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达成社会成员对制度的忠诚。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科技对人心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通过文化领域来维护现行制度，并为其提供合法依据，从而争得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分析，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了科学技术的渗透功能，并成为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点，也是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工具。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论述，说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抗拒的作用。这些思想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它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社会资源整合，确保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基于我国农业人口多，工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现状，根据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这一口号在当时看来只是权宜之计，事实上，它更应理解为针对我国国情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矛盾凸显，出现了不少类似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治党治国的新理念，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社会与人的协调和统一的发展，最终使社会成员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把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与作为目的的人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统一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连接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将有效地指导我国积极化解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

　　3.关注人文精神，努力实现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协调发展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了尽快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科技理性。但是，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科技的物化和异化，科技理性片面发展，人文理性严重缺失，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展现给我们的现实教训。西方国家工业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这一模式曾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以牺牲社会安定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失落、生活世界萎缩，不得不令人深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起之秀，怎样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超越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促进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相协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现代化亟待解决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促进科技与人文和谐相处的新思路。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进步，而且还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科技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长久发展的双赢。另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倡导科技理性的同时，还应以人文精神为指导，努力建立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体系，即要求在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同时，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落脚点。当前，中央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措施，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推进文化创新，等等，正是我党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

　　参考文献：

　　[1]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 陈智：《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探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1期。

　　[3] 叶海源：《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解及其意义指向》，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12期。

　　[4]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载《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

　　[5] 关桂芹：《重建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兼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分歧》，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