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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提出的类比带来了马克思符号化: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都要“面对价值概念。两种科学里都涉及不同类的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一种是劳动和工资，另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类比的理由在于:表面的等价或对应遮掩了实质上的不等价性或任意性，从而让资本主义和语言都在同一性和差异的矛盾中运作起来。这让我们“可以把商品交换当做符号学现象来思考”［2］。然而，这并不能遮掩索绪尔与马克思的差异。因为马克思在为价值祛魅时，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索绪尔则把这种纵向的深度排除在定价系统之外，让语言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拟像。

　　一、两种去物性化

　　“价值”概念强调同一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物与物、物与人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时就是围绕这些关系展开的。索绪尔也是如此，他在讨论语言“价值”时，把语言去物性化了，指出语言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其一，一个音响形象(能指)和一个概念(所指)结合形成一个符指。这种结合是任意的，缺乏必然的或“自然的”联系。声音是音响—发音的复合单位，需要有生理、物理的因素，声音和概念的结合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3］。在此，“物质性”不是纯粹物理的存在，而是与抽象概念相对立而言的。能指是声响意象，而不是具体的发声。索绪尔是从形式上讨论语言的。符指=思维+语音形式上的配置。在这一点上，他离马克思并不远，马克思的唯物论也不是自然科学理论，《资本论》讨论的也是商品形式。其二，“语言”作为系统是靠关系运作的。孤立的语言单位不是实体，有资格称为实体的东西来自价值，价值来自关系，关系构成系统。各单位的价值由其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决定，因而语言的诸单位，只有在语言系统里活动才有价值。语言里每一个单位体现的都是关系，而不是实体。这是索绪尔的象棋例证的核心，棋子的变动、身份和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4］。商品也是一样，孤立的产品不是商品。马克思在商品中看到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然而，索绪尔的论述却不能完全用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仍然强调劳动在生产商品(包括商品体和价值)中的作用。工人改造物质世界生产出产品，被资本家拿到市场中交换。出现在交换场所的“物”并不是纯粹自在的物，而是被赋予了目的性的物，从而也是一种关系性的物。产品要对他人有用(使用价值)，还要对资本家有用(交换价值)。两种有用性都由文化语境决定，即使是纯粹物质性的使用也非39“纯生的”，而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5］。在商品社会中，获取交换(剩余)价值的目的支配着一切，从而导致了商品价格与劳动价值的脱离。物质性的产品或使用价值是被生产出来的，需要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实实在在的耗费。产品所换取的价值应该是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力的耗费的表现。“耗费”本身是不可通约的，但资本主义却对其作了量的标量，其价值变成了附在商品上的“幽灵”:因为在物物交换中缺席，“劳动力的耗费”成为被交换压抑的无意识。对其的再现(价格)成为一种客观抽象的东西。商品的定价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对比和差异，失去了与劳动本身的联系。这让后结构主义可以把马克思文本化。

　　如果说语言学转向把政治经济学去物性化了的话，真正的去物性化发生在这里:它断开了劳动和“价值”、意指生成(signifiance)和符指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索绪尔语言学中，除去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今天已经约定俗成的语言学价值，并不需要创造经济学价值所需的具体的劳动。表面看去，能指—所指的结合把指示物排除在外，仿佛货币量和商品的结合把劳动价值排除在外，然而，前者带来的是“拟像”，后者只是“移置”，移置了作为价值本源的劳动。商品的价格，或者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游离源头虽远，但还不是丧失了起源的“踪迹的踪迹”，所以才有剩余价值的生产。

　　二、两种差异

　　一切都开始于马克思的价值祛魅。商品价值是由其与其所属的系统中所有其他商品或符指的对比得来的，其中重要的不是实际、孤立的交换行为或过程，而是发生了一系列位移现象。价值在对比和位移中丧失了与劳动—本源的联系。这是德里达和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契合之处，也是断裂之处。对于后结构主义而言，交换更合适的称谓都不是“置换”或“移置”，而是“延异”或“能指链的滑动”，其后果是价值(或语义)稳定性的彻底消解。价值被去本源化了:“本源”不只是被掩盖，而是完全丧失了——他们用索绪尔改写了马克思。

　　在讨论“等价形式”时，马克思指出，在与其他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之时，一件商品的自然形式演变为价值形式［6］。商品不是通过自身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必须把另一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同它发生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7］。一件商品的定价取决于它与其他商品的对比，其价值是相对的、消极的。交换价值是社会性的，它不是自然地以物换物，或者以劳动换工资。而且，在扩大的或复杂的商品交换中，一件商品的价值不再是一次性地表现出来，而是在商品链的滑动中不断被推延:“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8］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成了未完成的:“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9］。在德里达等人看来，这条链的滑动最终根除了劳动力的耗费决定商品价值的可能性。因为，虽然生产商品价值的是人类劳动，但是实现商品价值的，却是市场中的物物交换。这是一种横向的符指和符指之间的交换，其中商品体是所指，货币表现是能指。交换表现为商品的对比和定价，不是符指(商品+货币表现)与指示物(劳动价值)的对应，而是符指与符指之间的对立和交换。因为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从生产到商品的货币表现，发生了一系列的转换，从而让商品的货币表现一步步背离劳动价值。

　　首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制造了第一重张力:劳动的质和量之间的对立，无法衡量的东西和衡量的准则之间的张力。为了交换，人类劳动的价值被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同一化、抽象化，变成了可通衡和购买的东西，遮蔽了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因无法衡量的劳动而存在，而【它】本身只有通过劳动的结果(商品流通、交换)才能衡量”［10］。或者说，因为交换，作为质性的“剩余”的劳动，现在有了衡量的标准。这改变了劳动本身的特性:创造(剩余)价值成了本身无法确定价值的劳动的价值和目的。其中的关键在于理解“抽象劳动”这一概念，因为它是绝对的异质性，根本无法衡量。马克思说: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不是“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11］。它不是缝或者织，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力，是人类劳动力在生产中具体的但涤去了目的性的耗费，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者人类劳动”［12］。它是最高度的抽象劳动，同时也是最具体的耗费。它生产商品，创造价值，但本身却缺乏衡量的标准。资本主义为它赋值的方式是把它等同于具体劳动，在具体劳动的时间维度中为其定价。但它已经不再是流动、异质的抽象劳动了。这是抽象劳动的悖论，它只是在被同质化和量化之后才能“凝结”成货币能够表现的价值。

　　其次，抽象劳动作为质性的耗费生产了价值，但它在定价系统中却表现为缺席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交换中，只有随着货币的出现，价值才得到充分的建构。货币因为在市场中衡量“抽象劳动”，也就反过来规定和界定了“抽象劳动”。它把“抽象劳动”这一抽象内在的概念变成了外在形式，随之变成了潜在的具体物。这种转化是通过观念或想象的货币完成的。马克思对货币尺度的解释之一就是用想象的货币作想象的计量，之二是把货币实体化为外在尺度，让存在物可以采取价格形式，化具体耗费为观念表现，从而制造了第二重张力:第一，商品作为劳动力耗费的结晶就已经把流动的东西固化;第二，商品的价值是其实存的纯粹观念形式;第三，货币(金子)尺度是一种观念行为——通过想象中与货币(金子)的等同来执行;第四，第二种行为可以通过“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建立。这种观念性具有实在的作用，货币在计量价值时，“建立了一种通约或同质化。即价值形式的确定被具体化为货币衡量”［13］。交换价值与耗费失去了必然的联系，只剩下用货币表现的时间的计量和对比。最彻底的背离因而发生在货币介入之时。作为一种“统一的表现形式”［14］，货币最终带来了一个完全可量化的同质的世界。它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形式，却处于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或直接的社会形式中，成为“纯指”(pure signifier)，能置换所有其他所指，推动了整个商品系统的运作，取代劳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幕后推手。价值因此具有了两种不可分割的构成:未加区分的“抽象劳动”是其内在构成，“纯粹观念或想象的内在本质”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货币则是其外在构成。“在观念上把货币转化为形式确定并因此可通衡或同质的存在物。”［15］原则上应该是内在构成决定外在构成，但是实际表现却刚好相反。这让德里达等认为，货币作为显在的东西，把劳动驱逐出了赋值领域，自己占据了剩下的空场，置换了作为价值之源的劳动的价值，所以剩下的只是货币的自我增值。不过，这与马克思的理解是有出入的。马克思虽然指出货币(资本)成了价值生产的动机，但还是强调货币是对劳动价值“扭曲的”表现。他依然是在传统的再现模式中解释劳动和价值的关系的。

　　三、回到索绪尔的类比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是形式，而非其实质。正如索绪尔声称“语言是形式而非实质”［16］。然而，形式与形式也是有差异的。因为形式统一的对象不同。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表现，是把劳动的价值客观化和形式化，被等价的是异质的耗费——它创造了价值。因为它被置换，纵向的决定表现为横向的对比(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转化为外部的商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讨论的是价值生产的问题。索绪尔讨论的则是价值确定的问题。在他的语言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结合生成一个符指，但其本身并不具备价值，需要与其他结合体比较才能获得价值。他的“语言”概念是符指的赋值规律，并不涉及价值生产，或者意指生成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能够在移置产生的矛盾中探讨资本主义的“危机”，而索绪尔则很难涉及“语言”的危机。“语言”的危机是后结构主义的起点。就德里达和鲍德里亚而言，他们从马克思那里看到了“剩余”，却又把马克思的话语转场到了符号学中，用索绪尔改造了马克思，而且是选择性地利用了索绪尔。索绪尔有两个密切相关的类比，一个是界面:概念和声音意象之间的区分如同空气与水的接触面，在接触之前，两个平面都缺少特色和结构，但两者一旦发生关系，就生成了“语言”，作为能指—所指结合的符指。而且索绪尔强调，这两“面”绝对是相互依赖和补充的［17］。另一个是货币:要决定5法郎硬币的价值，就需要确定(1)它可以用于交换一定量的他物，如面包;(2)它可以与同一系统中的类似价值比较，如1法郎硬币，或与其他系统(如美元)中的硬币交换。同样，一个能指可以置换一种不同的东西，即概念或所指，也可以与某种同质的他物，即另一个(或者一串)能指比较。在这个类比中，前面结构好了却互不相关的结构系统(符指—符指)开始发生联系，生成了作为价值体系的“语言”。换言之，两个类比，前者把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绑在一起，却不能确定其价值，后者让该能指与该语言系统内部的其他能指相比较，来确定前面结合所生成的符指的价值。这种定价系统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符指与指示物的直接联系。符指并不具备自明、肯定的意义(价值)，其价值来自“与类似的价值比较，与可与它对立的众多其它词比较”［18］。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价格时也提到了交换层面的对比。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中，商品A和B的价格是在相互的对比以及与其他商品的对比中确定的。不过，他探讨的对比不是货币量(能指)的对比，而是生产一件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价值的变形)的对比。因为有了劳动时间的差异，所以才有了货币量的差异。由此可见，与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语)不同，商品的定价仍然需要耗费——商品必定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换言之，索绪尔的形式主义忽略了生产符指所需的质性耗费(主体身体—心理的欲驱活动，与马克思的“耗费”概念略有不同)。“语言”因此成为“纯粹的价值体系”［19］，导致了“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移置”［20］。德里达在移置中看到了“语言”的剩余，但也因此把界面变成了栅条，把符指和符指的对比变成了能指和能指的对比，以及所指和所指的对比。

　　德里达选择了货币类比中的后一条赋值原则，即货币量的差异，从中看到了能指的微分，并用来解释货币的自我增值。这样得出的语言价值体系，只能是商品价值体系的拟像:它既否定了能指和所指的肯定结合，也否定了劳动价值本身，货币因而成为无本源的拟像。因为，能指的微分完全是形式区分的结果，丝毫不涉及主体的劳动，绝不同于马克思的货币增值。货币量的增加是劳动的结果，G—M—G’背后的秘密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购买劳动力所付的货币之间的差异。德里达的“增殖”则是能指和所指各自在相互区分中产生的自我繁殖，如difference与differance的书写差异，或者“zhuan jia”这个音位唤起的不同形象(专家、砖家……)。这类微分和差异消解了概念(专名)的稳定性，但与马克思所言的货币(价值)量的增加并不能通约。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作为价值之源的作用——创造剩余价值，带来了货币量的增长。德里达强调的则是能指(货币量)的微分在赋值系统中的解构作用。能指能够自我繁殖，恰恰是因为“本源”成了空场，能指甚至无法“迂回”到达本源。这不同于马克思所言的扭曲。德里达讨论的“剩余”只是符指歧义的剩余。概念统一的是能指在通向所指的过程中的“延异”剩余，货币形式统一的却是质性耗费的“剩余”。

　　这是索绪尔和德里达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因为在为资本主义祛魅时，马克思关注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对劳动(质和量)的掩盖，他要发掘劳动的作用。对于他而言，每一件产品都是不同的，因为它包含着具体劳动的差异。缝劳动和织劳动是不同的，生产出不同的商品体，才有了交换的可能。换言之，先有了商品体的生产，才有了其在商品集合中的交换和定价。索绪尔的“语言”却不是这样，而只是停留在交换的层面。就货币而言，他所讨论的是形式上的交换，而非实际的商品交换。马克思在讨论交换和货币时，涉及了这种形式。但是对于单个商品而言，马克思依然强调其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和物质载体的特征，这才有了背离(或剩余)的产生。语言—货币类比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这种背离。不过，马克思分析作为观念符号的货币，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剩余)劳动本身的价值，被货币定价系统扭曲再现的价值。

　　总之，索绪尔的劳动—工资和能指—所指的类比，以及语言与货币类比，都没有触及劳动价值的层面。仅就货币而言，索绪尔忽视了制造硬币的劳动本身具有价值这一要点，把货币直接等同于观念的货币。语言(货币)因此成为纯粹形式性的东西。这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无需任何外物的介入就可以进入价值的自我建构，其中主体间的关系就是符指与符指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主体生产符指并交流的关系。这种逻辑是无法发现“剩余”的秘密的。

　　［参考文献］

　　［1］［3］［4］［15］［16］［17］［18］［19］［20］De Saussure，Ferdinand．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Paris:Payot，1972:115;98;126;89－90;169;156－157;160;155;109．

　　［2］Eco，Umbert．A Theory of Semiotic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24．

　　［5］［6］［7］［8］［9］［11］［12］［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71;71;78;80;60;65;80．

　　［10］Kristeva，Julia．Semiotics:A Critical Science or a Critique of Science［A］．Trans．Sean Hand．Ed．Toril Moi．The Kristeva Reader［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81．

　　［13］Reuten，Geert．Money as Constituent of Value［A］．Ed．F．Moseley．Marx’s Theory of Money:Modern Appraisals［C］．London:Palgrave，2005:88－89．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