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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下半叶开始，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在欧洲大陆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1]而马克思理论的迅速传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慌。经过短暂的沉默，西方主流社会开始兴起批判和否定马克思理论的浪潮。《资本论》第三卷面世后，反对者们就此断言马克思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劳动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马克思理论体系彻底破产。此后的一百多年，围绕《资本论》的争论从未中断，很多西方学者在多次宣告马克思经济理论已经消亡后，还在不遗余力地继续批判和否定这一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他们在尽力为《资本论》辩护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所谓的“重新解释”、“重新塑造”和“重新发展”，谋求对《资本论》的“改造”与“超越”。近些年来，“改造”论与“超越”论的尝试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三个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思想史上，西方学者“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努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仍然有规律可循：即西方学者首先由马克思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关键性术语入手，作为“改造”《资本论》的突破口，继而转向对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论原理的“改造”，最后谋求全面“改造”《资本论》本身，实现所谓“超越”《资本论》的终极目标。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改造”《资本论》的核心概念

　　剩余价值和剥削是《资本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范畴。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剖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透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并预言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坚决反对并竭力要消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剥削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上述两个概念入手，开始了“改造”《资本论》的探索。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首先提出“经济剩余”的概念，即“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经济剩余的大小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强弱和财富的多少，经济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他们认为，对于大多数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们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是利润、利息和地租三者的总和。事实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也包含一些其他项目，如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支出、国家和教会的收入、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等，但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时将这些内容作为次要因素“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2]，因此。剩余价值范畴不能充分反映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新特点。而经济剩余由于包含“因生产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利用不当所损失的产值”，却不包括“资本家的必要消费以及被认为是必要的政府行政开支等剩余价值部分”[3]，能够弥补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的上述缺陷。于是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并希望通过“术语的更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转变”[4]。

　　马克思的“剥削”范畴也是西方学者致力于“改造”的一个对象。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资本主义剥削的作法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些西方学者对剥削的界定迥异于马克思，彼此对剥削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即普遍泛化剥削的概念，把剥削现象和剥削行为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如杰弗?霍奇森把资本主义剥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契约前的剥削，指工人在与资本家讨价还价时经常处于从属和不利的地位，而“资本家在各种手段、政治程序等方面势力大得多，因此能控制谈判的进程”；第二类是有形的剥削，包括工人的时间更多被劳动过程占用，他们在工作中还要冒着伤残、疾病或生命危险以及流动性低于资本家等；第三类是权力的剥削，如工人为了避免饥饿和贫困，只能选择受雇于他人，或者由于雇用契约规定得不全面，工人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不知情或所知甚少等；第四类为阶级的剥削，是指“一个阶级取得集体劳动的产品，完全是根据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控制”[5]。在对剥削范畴作了上述分类后，霍奇森得出的结论认为，无论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苏维埃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存在剥削，只不过剥削的具体形式不同罢了。

　　约翰•罗默在“改造”剥削概念的路上走得更远。他认为“在既定的经济中，如果某些成员必须从事超过社会必要时间（即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才能挣得他们所需的消费品集，而其他人以少于社会必要时间的劳动就能挣得他们的消费品集，那就可以说剥削将会存在。”罗默根据财产关系把剥削分为奴隶制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剥削等四种类型，他还提出了“社会必要剥削”的概念，认为如果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经济结构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那么这时候的资本主义剥削就是社会必要的，同样，“可归因为不同技能的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剥削也是社会必要剥削。罗默还探讨了剥削产生的根源。他明确反对马克思用剩余劳动定义剥削的作法，认为有形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导致剥削，“剥削存在的决定因素是财产的初始分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生产资料私有权制度，这种制度允许财产分配被累积为代代相传的巨大的不平等。”[6]

　　（二）“改造”《资本论》的重要原理

　　随着对《资本论》中一些重要术语“改造”的完成，西方学者开始了“改造”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论原理的进程，这一“改造”工作是第一阶段关键性概念“改造”的必然延续。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利用“经济剩余”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后，又提出了经济剩余的增长规律。他们认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并未终结竞争，不仅竞争的形式更加多样而且竞争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垄断资本家不断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剩余具有“强大的和持久不断的增长趋势”这一重要结论。巴兰和斯威齐提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规律性描述，不能充分反映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只有经济剩余在“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的倾向”[7]才能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因此，他们主张用剩余增长规律代替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西方学者不断“改造”和“超越”的一个目标。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斯拉法着力研究由众多生产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系内部，在生产方法不变时工资、利润和价格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商品生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他精心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标准体系”的经济模型，提出了“标准商品”的概念。这种标准商品本身的价格不会由于分配的变化而变动。当工资和利润在纯产品中的比重发生变动时，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而言，标准商品的价格会上升或下降，但这种升降的变动只会产生于和它比较的其他商品，而不会产生于它自身。因此，斯拉法认为，这种商品可以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表现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新李嘉图主义者对“标准体系”和“标准商品”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斯拉法不仅发现了李嘉图毕生都在寻找的不变价值尺度，而且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充分说明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彻底解决了转形问题的困扰。因此，绕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单纯利用斯拉法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得出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的结论。于是他们提出了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张。

　　西方世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激发了西方学者研究和“改造”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热情。但他们往往从单一要素的角度论证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有些西方学者把经济危机单纯地理解为消费不足。早在上个世纪中叶，琼•罗宾逊就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例失调，认为马克思就是一位消费不足论者。甚至有学者提出，除了使用的术语和关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不同判断以外，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不仅分析的内容相同，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经济呈现的衰退迹象，布伦纳发表了他对经济周期的看法。他一方面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解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把利润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产量过剩。他认为，在消除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必然导致总需求长期不振。而“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直接原因”[8]。

　　有些学者则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利润率下降。如布伦纳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利润率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这些国家利润率的下降“不是像人们通常论证的那样，或是因为技术潜力的枯竭所引发的生产率增长放缓，或是因为强大的劳工力量所推动的实际工资的过快上涨”[9]，其真实的原因在于“国际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整个体系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而利润率长期未能恢复的主要原因是“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仍进入太多而退出太少”[10]。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探讨危机的根源、发生和传导机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等问题。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兰•弗里曼和路易斯•吉尔等学者坚持认为利润率下降才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如阿兰•弗里曼通过对二战后美国长期利润率变动情况的研究，认为通常作为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要因素，“削减工资……最多在有限的几个时间点有一点短暂的影响，而在任何时间都未能抵消先于工资下降的利润率。”[11]因此，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了此次经济衰退。

　　（三）“超越”《资本论》本身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进程中，西方学者由“改造”《资本论》的一些核心术语作为切入点，进而谋求“改造”马克思的若干重要基本原理，最终达到“改造”《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实现所谓“超越”马克思的目标，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了上述特点。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默，为了追求马克思理论的精密度和准确性，大量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微观基础主义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和剥削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等进行了数学模型化分析。罗默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模型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其进行全面“改造”的过程。以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为例，经过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改造”之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其一，罗默认为，剥削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同样有剥削，剥削的根源是初始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与劳动价值理论无关。“对于作为不平等的一般的统计量，剩余价值这一研究剥削的方法是不成功的……剥削应直接以财产关系来定义，而不应通过剩余价值这一迂回的而且最终并不成功的路线来定义。”[12]其二，罗默强调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工资完全可以脱离马克思的生存工资水平，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非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了它的变动，因此，“重建一个没有生存性工资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于发展出一个不再建立在作为交换理论之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剥削理论来说，是一个可能的途径，而且它也将成为一个必要的重建”。综合罗默的上述观点，再结合劳动价值论在整个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罗默不仅实现了“通过建立一些特定的模型”来表达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各方面的理解”[13]的目标，而且还以放弃劳动价值论为代价完成了对《资本论》的彻底“改造”。

　　在“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问题上，迈克尔•A•莱博维奇丝毫不逊于罗默。莱博维奇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从整体性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不仅要探讨资本内部的关系，而且还要探讨雇佣劳动内部的关系以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单纯从资本的视角写作完成的《资本论》，对于分析整体的资本主义而言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把雇佣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没有考虑生活必需品水平的改变，也没有考虑到工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工资斗争等现实问题，《资本论》所建立的只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它不能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特点。因此，超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莱博维奇坦承，单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建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因为雇佣劳动的概念本身就具有片面性，它所代表的仅仅是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雇佣劳动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不能充分反映具体的雇佣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也不能反映出不同劳动者群体生活必需品标准的差别等。因此，只有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让“资本与雇佣劳动构成一个整体”，既能够克服各自的片面性缺陷，而且还能够通过双方的“互相敌对并展开双向的阶级斗争，从而推动资本主义沿着它的特殊轨道前进。”根据莱博维奇的观点，从整体性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资本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以资本为媒介的生产性劳动和以国家为媒介的非生产性劳动，后者构成马克思所说的“结合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而“对结合总体工人的各个分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莱博维奇认为，上述观点对于打破资本主义的神秘性质十分重要。因此，谋求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通过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实现———个共产主义社会———来完成。”[14]也就是说，“超越”《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资本本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二、反思与总结

　　综合西方学者“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不同观点，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上述哪些观点真正属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在哪些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其次，在“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学者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良好愿望出发，却最终导致了对这一理论的根本性背离？笔者认为，认真思考并合理解释这些疑问，能够帮助我们认清“改造”与“超越”《资本论》的实质，从而有助于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有利于研究成果在更广范围的传播。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尝试值得肯定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至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是马克思的时代没有出现过也未曾预见到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也提供了空间。[15]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土地、技术、资本、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们是否创造价值？金融保险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是否构成创造价值的主体？对上述问题的合理解释，要求劳动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样的道理，马克思虽然以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并没有将其当作终极真理。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污垢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精髓。这一认识本身就包含着剩余价值理论需要发展的思想。因此，斯威齐和巴兰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特点的分析，提出了用经济剩余范畴取代剩余价值概念的主张，是发展剩余价值理论的有益探索。因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剩余价值是一个纯粹的、一般的概念，属于抽象层次的探讨。而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具体层面的理论考察。因此，有必要把一些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剩余范畴使剩余价值范畴的抽象规定性得到了更具体的再现，能够适用于分析一些比较具体层次的经济关系，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那种把经济剩余范畴的提出和使用，简单地贬斥为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是有偏颇的。”[16]

　　莱博维奇强调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只对《资本论》进行简单的添加或修补，有可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变成一种折衷的混和物。因此，“超越”《资本论》必须尊重和运用马克思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要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就要理解它的改变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彼此独立和依赖的变量之间的关系。”[17]莱博维奇从马克思的方法论角度发展马克思理论的立场值得肯定，他通过“超越”《资本论》建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续写马克思未竞的六册计划。其发展和延续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想法和行动非常值得尊敬。

　　(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需要厘清

　　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得的一些进展，并不意味着承认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被“改造”与“超越”后的《资本论》，有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原理是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的发展，但有些内容不仅背离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传统，而且可能已经沦落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对立面，成为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以斯拉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改造为例，如果的确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推导出当剩余价值小于或等于零而利润仍然可以大于零的结论，这一结论割裂了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说明利润的出现完全可以脱离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再以罗默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新古典主义改造为例，他建立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一方面，把剥削理解为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失去了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明确宣布劳动价值论是无用的，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因此，罗默“抛弃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论》的“改造”与“超越”，实际上是“以牺牲辩证法、剩余价值论和共产主义学说为代价的”[18]。

　　莱博维奇认为，《资本论》所建立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片面性，因此他试图“超越”《资本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莱博维奇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谋求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质疑，认为“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片面性的观点，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的根本立场。莱博维奇提出用“需要的首要性”理论替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即“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类需要……是决定社会历史变化进程的重要因素”[19]，当社会结构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时，也就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符合人类个体需要的社会变革。

　　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客观现实，而人类需要尤其是从个体角度探讨的特殊需求则属于主观因素，把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源由客观探讨归结为主观因素，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是相悖的。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4.

　　[2][4][7][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著，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4-15、15，15，69、73.

　　[3][美]保罗•巴兰著，蔡中兴、杨宇光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8.

　　[5][英]杰弗•霍奇森著，于树生、陈东威译.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激进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17、222.

　　[6][12][美]约翰•E•罗默著，段忠桥、刘磊译.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154、118，145.

　　[8][韩]丁圣镇著，蒋宏达、张露丹译.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J].国外理论动态，2009(05).

　　[9][美]罗伯特•布伦纳著，王升生译.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

　　[10]Robert Brenner，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a Reply to Ajit Zacharia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Winter2002，p35.

　　[11]Alan Freeman：Marxism without Marx：A note towards a critique，Capital Class，34(1)，2010.Published by SAGE.

　　[13][美]约翰•E•罗默著，汪立鑫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5、11.

　　[14][17][19][加]迈克尔•A•莱博维奇著，崔秀红译.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92-193、275、276，75，210、223、223.

　　[15]邰丽华、陈翔云.劳动价值论屡遭非议的深层原因探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04).

　　[16]顾海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及其基本特点[J].教学与研究，1997（12）．

　　[18]曹玉涛.略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J].哲学研究，2010(06).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