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O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马哲界出现了两个日益引发关注与热议的话题，如果以学术关键词的方式来概括，它们就是：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二，“国外马克思学”。从其在中国的传播时间先后上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话题要更早一些，大约在2O世纪8O年代，学界就已开始陆续探讨这一话题，只不过，最初更多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现；而第二个话题即“国外马克思学”的出现则相对较晚，大约出现在20世纪9O年代。我们知道，2005年，第一个话题已经取得学科合法化身份，在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之下，纷纷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而第二个话题则依然处于寻求学说合法性和学科可能性的探索阶段。

　　本文拟从兴起时间与代表人物、研究对象与主要方法这两个角度人手，来探讨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存在着时间、代表人物、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的交叉与重叠，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国外马克思学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基本定义


　　无论是“国外马克思学”，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直是定义纷繁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国外”，主要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团体或学者个体对马克思本人及其公认的后继者们的主要思想的探索与研究，其成果既表现为以一定的概念、思想和理论体系为特色的各种学术流派，也表现为以一定的社会运动、政党意志或国家政治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实践。通常我们简称其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依据这个基本界定，我们可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具体划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1)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东马克思主义、(2)西方马克思主义(含法兰克福学派)、以及(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第一大类中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我们都知道，指的是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和希法亭等人为代表的、活跃于19世纪末至2O世纪初的一批来自欧洲各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西方学界称他们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有直接接触，有的甚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或战友。而苏东马克思主义则分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在列宁(以及斯大林)领导下的两大不同学派：一是以米丁等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学派”(在斯大林那里以“教科书”体系而闻名)，二是以梁赞诺夫等为代表的“文本研究学派”。东欧马克思主义则指的是以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沙夫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苏东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文本研究学派”在今天的俄罗斯还有部分成员(如奥伊泽尔曼等)仍在坚持学术活动外，其他学者都因各种原因(特别是苏东剧变)而退出了理论视野。第二大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兴起于2O世纪2O、3O年代，其发展脉络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力在20世纪下半叶有所式微。它包括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有以阿尔都塞、梅洛-庞帝和萨特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第三类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则指的是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以福柯、德里达、齐泽克、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运用马克思思想或精神来解构性批判当代消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上述三大类之间在时间上都有大致的前后相继关系——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替代”，但的确反映了每一个“后者”对“前者”的某种不满，如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思想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等等——尽管每一类甚至每一类中的细分子类内部也都有各种不同声音(如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纷争、苏联学者之间的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不同观点，乃至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截然差异等)。实际上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各个相对的“后者”之所以兴起的主要原因和理论背景。或许，“国外马克思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而诞生的。

　　“国外马克思学”指的是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它最早的倡导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文本研究学派”的梁赞诺夫，后因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吕贝尔的系列学术活动而为学界所知。从时间上来看，国外马克思学的兴起时间至少可追溯到吕贝尔乃至梁赞诺夫的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而其鼎盛发展时代则因受最大的“文本事件”——MEGA的编辑、出版和研究进程的影响，而从2O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天(以MEGA编委会成员为代表的系列活跃于当今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的一批和我们同时代生活的学者，如英国的卡弗、美国的莱文、意大利的内格里、法国的比戴等)。

　　二、兴起时间与代表人物的重叠

　　从上述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学”的基本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兴起时间上具有共时性，即都大约兴起于l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且在2O世纪中后期左右(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闻名于世，只不过，国外马克思学在总体上要稍晚一些，而且，其活跃性在今天也更强烈一些。兴起时间上的共时性，其实更具体地体现在各自代表人物的重叠上。中文语境中早期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对于“国外马克思学”的人物介绍时，都互相有所交叉和重叠，如1991年《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的《<反杜林论)与西方马克思学》一文，就把卢卡奇、马尔库塞、萨特、梅洛一庞帝等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莱文、麦柯莱伦等均列为“西方马克思学”的行列。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有很多在国际学界也被公认为是“马克思学者”，如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第一大类中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如考茨基等人，就被国内外很多学者视为“马克思学者”，更不用提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梁赞诺夫等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很多代表人物，除了刚提到的卢卡奇，还有柯尔施、阿尔都塞、梅洛一庞帝等人，都在国外学界被同时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者”。同时，一些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也自称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如莱文就在一篇访谈中指出自己的原则其实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称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是盛行于2O世纪60—80年代的“两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只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的80年代，作为一个总体运动已走向终结或“死亡”了。同时，莱文也指出，“马克思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文本学研究，同时还开创了对未被解读过的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工作。

　　实际上，我们在理论研究中，也很难把上述这些代表人物截然划分为“国外马克思学者”或“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代表人物。个中主要原因大概由于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交叉之故。

　　三、研究对象与主要方法的交叉

　　从研究对象和主要方法上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研究旨趣，而围外马克思学则主要以马克思(有时也包括恩格斯)的主要文献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各自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同绕着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如早期两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的异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而国外马克思学则主要从文本考据，就马克思主要文献的写作情况以及编辑、出版等传播历史做出尽量实证性的梳理与考证。如果说前者可纳入“思想研究”的框架，那么后者就是“文本研究”的范式了。

　　然而，在研究对象和主要方法上的上述根本性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交叉点或共同点。实际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诸流派中，几乎都有以文本研究见长的“问题”研究者或“思想”体系建构者，如两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中几乎大部分都在其主要著述中对马克思的文献有着十分精致而系统的考据与研究，如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l 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研究，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正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1844年手稿》在这一时期的首次公开出版。此外，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其他手稿(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的考证与梳理，也是功不可没的事实。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更是立足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而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著名的两个不同的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也将《共产党宣言》列人为重点研究对象。

　　总之，我们可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代表流派与人物那里，轻易找到他们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了文本研究的方法，或者说，他们在提出相关理论范畴和思想体系，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评价与哲学反思时，首先对马克思主要文献有着深厚而认真的了解与分析。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自己所在国家与地区的马克思文集的重要译介者。或者说，他们大多是专家型学者。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中找到他们对问题的研究以及思想体系建设的努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主要致力于考据和文献研究，但他们在材料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都很谨慎地展开着问题研究，比如卡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塞耶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莱文对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的研究、布伦纳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拉瑞恩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专题探讨等等。

　　可以发现，马克思一恩格斯思想关系、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起源、马克思思想的单复数问题、马克思思想的时代意义等，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外马克思学所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因为实际上，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是无法截然从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关怀中划分开来的。任何一种文本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就如同任何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思想研究或问题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全脱离文本依据的研究一样。

　　因此，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论述的偏颇与观点的错误而因此放弃了对他们的研究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外马克思学的某些错误观点甚至是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贬低他们，这是一种缺乏学术宽容与自信的表现。因为任何一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用，都会因其自身的优点而带来有时让我们难以忍受的缺点，如果我们不直面和宽容这一点，那我们就无法实践自己的研究活动。

　　总之，鉴于国外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兴起时间和主要代表人物、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重叠和交叉，我们可以把国外马克思学纳入广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可以根据它在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各历史时期的散布，而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模式，也可以根据其在当今的流行程度，把它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三大类“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他们的风格不尽相同，但却几乎盛行于同一时期，那就是2O世纪下半叶，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至少代表着当今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最新趋势与动态。因此，已经有学者提出将国外马克思学纳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之中。

　　

　　参考文献：

　　[1]莱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J]．张亮译．南京大学学报，2006(6)．

　　[2]粱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

　　

　　（《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