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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是一个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交织着对它的各种理解，也充满着对它的的批判与建构。从概念所包括的范围来说，它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我们当前所谈论的“现代性”主要是在哲学层面展开的。现代性发轫于西方世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经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的、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由此他说明了现代性变动不居的特性。现代性出现后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在新世纪，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性的丰富内涵，有必要对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种种学说进行提炼。马克思和吉登斯两人的现代性思想非常丰富，理论非常深刻，都是现代性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们的现代性思想有相近的一面，具有可比性，这就为作者的比较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比较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现代性及其根源

　　现代性这个看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当我们试图准确把握它的内涵时，却发现由于不同的理论流派都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和理解，现代性概念也因此充满了歧义性和复杂性。因此，研究现代性问题，就必须认真分析其如何产生及其本质内涵，这样才能减少对现代性的误读。

　　1、现代性的产生

　　关于现代性的产生，通常认为其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公元14—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为进入“现代历史”拉开了序幕，同时使科学、民主、自由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启蒙运动产生了科学和民主两大成果，科学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形成，民主则表明社会关系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转变。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对现代性的产生进行审视和考察。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内涵，其根基于现代实践，因此，要立足于实践去理解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产生的根源，既不是抽象观念也不是心理体验，而是现代生产。这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2、现代性的本质内涵

　　自文艺复兴以降，有“近代哲学之父”美称的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理性主义哲学的标志性命题，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自此以后，人们逐渐产生了“对人类理性的一种夸大了的信仰，或者说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全部现实从原则上讲，都能够为人类心灵所理解，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必然发生的神秘而难以理解的事物”。 这种对于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的信仰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达到了顶点，构成了其进步信念的基础。可以说启蒙时代就是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用以替代上帝，作为价值之源与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成了判断所有事物的尺度，是人们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也是确立现代性方案所依靠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在理性主义之外，构成启蒙的思想大厦的还有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所关涉的诸种价值及其实现手段而言，自由权利的保护是其基点，“自由”乃是其核心价值。启蒙的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主要是个人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霍布斯指出：“自由这个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洛克对此的认识是：在自由、财产和生命三者中，自由是本质，人的一切权利都是自由的体现。总之，启蒙思想家都推崇“自由”思想，正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由”价值的高扬同时使之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现代社会才打上了自由的印记，“自由”也就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

　　3、后现代性的本质内涵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在西方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思潮。那么什么是后现代性呢？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性就相当于“后资本主义”或者说相当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跨国的、“信息化的”和“消费的”阶段。威特姆在其《现代性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不能定义为是现代性终结之后的一个特别历史时代”，“后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终结感”。

　　后现代性对信仰与理性的权威化与合法化提出了质疑，它以为两者都提供关于现实的描述，两者都不能证实其自身与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严格一致。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后现代性自我形成、自我超越的重要特征。后现代性给了我们一个回顾我们的处身之地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身与周围世界的机会与方式。在我们通过对在我们的后现代意识之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加以思考而开始我们朝向后现代性的旅程时，我们是在论述一种“实在意识”——它摆脱了探求实在与真理的困境。

　　二、马克思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比较

　　马克思和吉登斯都对现代性作了详细的分析，通过探寻他们追寻现代性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吉登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吸收，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性的本质。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现代性的内涵；其二，在对现代性的认识中充满后现代意蕴。

　　利奥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诠释正好是围绕着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展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和彻底批判现代社会，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是现代性产生的核心和灵魂。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非凡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深重灾难，其自身包含着固有的尖锐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要做的就是既充分肯定现代性所产生的现代文明，又无情地批判现代性所导致的劳动和人的异化。从其产生和起源来看，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打开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化打破了以往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使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和传播。很明显，马克思是运用了“世界历史”的理论去诠释现代性，他把现代性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肯定了现代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新时代是一个为未来而产生的时代。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主张，那就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正是从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变革开始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既反对黑格尔的旧哲学又反对形而上学传统，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建构起从实践出发考察现代性本质的科学路径。西方的后现代性理论主要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以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为己任，强调的是一种问题意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具有“问题学”特征，纵观马克思一生对资产阶级时代的考察，他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高度文明的同时，更加注意考察资产阶级时代面临的问题。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的异化，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吹嘘的自由、平等都是虚假的，而且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现代性本身仍然会存在“问题”而且一直都是“问题”。在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中，他很强调批判精神，一直坚持的是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态度。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持久深刻的批判，才具体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诠释。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别人的同时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正是坚持了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才对自身的现代性思想不断进行完善和超越，从而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

　　2、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一直立足于反思和重建现代性，在他对现代性图景的描绘中，主要重新界定了现代性的性质、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后现代性的本质。

　　社会学理论的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都注重对现代性的分析。马克思和涂尔干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成果大大超过其带来的危机。韦伯则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社会把人们笼罩在无形的牢笼之中，不断地摧毁着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充分吸收了以上三大家的思想，他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术语。他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态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 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吉登斯是将现代性看作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现代性不仅包含物质形态的实体，而且也包含现代社会的诸种特征，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思想等。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风险。吉登斯把现代性视为一个“风险社会”，反复强调现代社会充满风险。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性降低了某些地区和生活方式内部总的风险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导入了一些先前的时代基本完成或完全不知道的新的风险参量。另外一个基本特征是断裂。吉登斯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以往的社会类型中不断进化而来的高级形式，而把它看作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共同作用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他这样写道：我们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导于所有传统秩序的类型。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后现代性，他认为当前虽然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但在他看来，“后现代性”是一种超越了现代性的“运动”， 是“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 是一种更高的社会秩序，它是能够实现的。虽然吉登斯并不赞成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的说法，但他认为还是应当对后现代社会进行设想：“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想像出一个后现代时期。” 吉登斯指出：“在20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

　　3、马克思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影响

　　在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中，他一直在向马克思靠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关于全球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考察对其现代性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随着资本运动而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一直坚持用资本逻辑来分析现代性逻辑，认为现代性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条件。吉登斯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面，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 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吉登斯强调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强劲动力，为晚期现代性的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直接性促成了现代性的全球化。但他也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性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消极性的影响，应该改造和批判。虽然吉登斯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他从总体上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仍然适合于现时代，一方面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四分五裂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因此，吉登斯主张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

　　尽管马克思没有运用过全球性与现代性的术语，但他一直是把全球性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的，即讲现代性时没有离开世界性，讲世界性时又没有离开现代性，马克思一直是用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的流变。马克思之所以要把全球性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主要原因在于：在以往，封闭的社会能够维系发展，而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够在封闭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因为现代社会生来就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全球性。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问题时，吸收了马克思对全球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考察。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因此，全球化的维度也就是现代性维度的表现和扩展。他首先批评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其不足之处是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资本主义而忽视了全球化的多重维度。基于这种批评，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

　　三、马克思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比较

　　现代性从一产生就孕育着矛盾，随着其不断发展，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和吉登斯正是认识到了现代性这一危机，从而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对摆脱现代性危机的考察更是具有重大意义。

　　1、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从一诞生就孕育着矛盾和缺陷，因为其本身就诞生于剧烈的冲突和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种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形成了今天特有的现代性危机。现代性危机主要包括了人的异化、启蒙理性发生逆反、自由的丧失三个方面。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现代性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仍然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造成的人的异化。马克思论述了人的异化的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自启蒙运动以来，追寻理性进步就成为现代性的时代理想。但是，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推进，这种启蒙理想出现了逆反，表现在启蒙理性精神并没有促进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启蒙理性精神在社会现实中发生逆转，导致了以下危机：一是普遍理性与实证理性的对立。启蒙精神的实证理性层面不断扩张，而普遍理性层面却受到抑制，进而导致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失落。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工具理性化使现代性丧失了价值理想，使现代社会束缚了人的自由，最终抑制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三是批判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冲突。启蒙理性蜕变为绝对理性，理想主义和批判主义被同化了，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丧失了批判维度。

　　现代性追寻人类的理性精神和自由解放，力争把人从非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从上述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来看，现代人受到资本的抽象统治和奴役，人们只得到了贫困、苦难和颓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现代性真正造成了自由的丧失。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忽视了价值合理性，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自身的灵魂和高尚的信仰，逐渐成为金钱的奴隶，甘心于金钱的驱使，因此丧失了精神独立，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而资本主义工具合理性的扩张，进一步剥夺了人的自主性，窒息了人的自由，造成了自由的丧失。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历史语境是处在行进中的资本全球化社会。正是在对这一“现代社会”的反思性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启蒙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社会政治学批判三个方面。

　　马克思揭示了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蒙蔽与内在矛盾，重点批判了启蒙意识形态的两大基本支柱——抽象人道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抽象人道主义认为人性是普遍的、永恒的、超历史的、抽象的。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首先应该是生命的存在，而不是抽象人道主义所解释的抽象的理性存在。在他看来。人是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实践活动所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在交往实践中成其为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指出，启蒙理性主义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认为理性才是绝对至上的，理性是一种无往不胜的力量，企图用理性代替过去的神性，这样，就神话了理性的力量，即在破除宗教封建迷信的过程中又制造了新的迷信。同时，启蒙理性主义理解的理性是孤立的个人的理性，是具有缺陷的，它严重扭曲了社会关系，最后形成的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髓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主要体现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商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的切入点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现代性所造成的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异化劳动导致了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工人阶级受到异化的剥离，而处于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受其支配。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成为拜物教的本质。“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马克思的商品批判对现代性的病因做出了准确的诊断，这种批判开启了对现代性节度的一个不可超越的根本性路径。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一直认为造成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在于资本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本性。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在“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马克思通过这段话充分揭露了资本无限增殖的秘密，那就是资本作为死劳动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资本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使其变成“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马克思通过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认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完全被资本所束缚，根本无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中，现代性所引起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向共产主义迈进。“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对于究竟如何完成这一革命转变，马克思作了以下几点分析：一是变革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二是用先进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三是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四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

　　3、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批判

　　吉登斯的现代性批判视阈体现在他提出了要从解放政治走到生活政治，他认为生活政治对解决现代性危机具有积极意义。也体现在他进一步提出了后现代社会构想，他认为走向后现代社会才能解决现代性危机。

　　所谓“解放政治”，吉登斯写道：“我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 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 在吉登斯看来，解放政治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为消除人类的剥削和压迫，为争取公平正义和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自身是存在问题的，它只是负责把“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并不因此具有了任何完整意义上的自由”。 它没有把人类带入理想境界，反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磨难，最终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意义的凋敝、公正的埋葬、灵魂的堕落和自由的丧失。随之，他提出要走向“生活政治”。

　　对于什么是“生活政治”，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一个曾经一切都是自然的（或传统的）、而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要通过选择或决定的世界上生活的问题”。 进而他又阐述道：“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学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且在制度反射性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所隔离且被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 也就是说：“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 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整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生活政治重新给那些受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所压制的道德和存在的问题赋予重要性，很好地激发了不同于那些在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都很突出的政治形式的突显。

　　吉登斯认为当前处于“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时期，他关注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极大风险，宣称现代性社会充满错位和不确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面临两个“限度”的问题：一是环境限度，另一个是现代性的限度。基于以上的判断，吉登斯提出了后现代社会的构想。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不是单一的民族的社会，而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详细地描绘了后现代社会的构想的框架：一是修复与重构被破坏的社会团结，重构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二是改变政治思维，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三是发展对话民主与情感民主。四是推行创新型政治。五是建立积极的投资型国家。六是积极解决人类事务中的暴力问题。

　　4、马克思与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有三点意义：颠覆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超越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提出超越现代性的构想。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转向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抓住了现代性的要害，实现了哲学革命，确立了真正的人的活动的主体即“实践主体”，实现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辩证统一，彻底颠覆了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了其终结阶段了。”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批判。现代主义采取的是修正的态度，属于肯定性维度。后现代主义采取的是彻底解构的态度，属于否定性维度。马克思对待现代性问题，采取的是既维护又批判的态度，属于扬弃性维度，这就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批判，认为启蒙现代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类解放，但其自身又充满着矛盾和悖论，所以在他看来，只有走出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理念的误区，才能批判地继承启蒙遗产，才能重写新时代的文明范式。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最伟大意义就在于提出了超越现代性的构想，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它所强调的是人的发展的一种客观状态或客观境界，主要是指人的体力、个性、能力、品质和各方面能力的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问题，人的现代性是从“传统人”走向未来“完整的人”的中介点。也就是说，现代性给人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异化或自由，都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建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现代性终将被超越。

　　从吉登斯的现代性批判视阈中可以看出，吉登斯认识到了现代性危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进而提出了“生活政治”和后现代社会构想，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体现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指出了一条超越现代性的路径。吉登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存在的很多问题和在全球层面上产生的问题，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满日益强烈。吉登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批评了当代资本主义，其本意是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用他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吉登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比如过分依赖市场、政府日益失去民心、不平等加剧、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危机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严重的后果，如果听任现代性及其所导致的全球化的无限度的急剧发展，将会面临巨大危机。吉登斯指出，面对这样的状况，必须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走向后现代社会。而要使其成为现实，可能的出路只能是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作为一种未来导向的社会运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积极回应，是实现超越的媒介和手段。吉登斯指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激进卷入模式，社会运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

　　吉登斯吸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同时，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做了很多思考，他提出的“生活政治”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思考，而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对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批判也进行了再思考。

　　马克思重视个人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可能的社会。时至今日，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即“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有可能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追求个人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吉登斯提出了个人的“生活政治”，指的是“与当地和全球的辩证法以及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的兴起相关联的自我实现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生态问题、身体问题、自我问题、自我认同问题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关涉的都是人的生存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个人的自我实现问题。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自我实现融涵了时代的核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主张不断摆脱常规的束缚，不断发现新的自我，进而建构新的自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发展之路。

　　乌托邦现实主义即后现代社会构想是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总结，它体现了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超越。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普遍历史的”顶峰，因此，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立足于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把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的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在运作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是内在的是在场的”。 毫无疑问，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看到了社会发展面临的危机，但是没有看到失控的根源。虽然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的改良色彩，但是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了乌托邦空想是毫无用处，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空想被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还极具危险性。但是关键在于他批评了资本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倾向。

　　5、马克思与吉登斯对摆脱现代性困境的考察

　　如何摆脱今天特有的现代性困境和危机？众多学者都提出了方案，其中马克思和吉登斯对摆脱现代性危机所作的考察更具代表性。

　　马克思看到了现代性固有的矛盾，所以他在维护现代性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现代性，最终得出一个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基本结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这种批判是彻底的，既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揭露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又从现实中进行批判，批判不合理的世界，建构新世界。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更加注重于实践批判，因为在他看来，理论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 ，批判的落脚点还是在于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重点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这一批判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侧重于对社会现实的根基性和整体性批判，改变资本逻辑，把矛头指向资本。第二，追求社会的现代性而不是观念的现代性，在批判与改造社会现实中去实现现代性的健康发展。第三，突出对既有的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面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失控的世界”的困境，吉登斯认为可能有四种适应性反应。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吉登斯认为实用主义背后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它充满着矛盾。第二种是持久的乐观主义。它坚持的是启蒙主义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的信仰，而从不去管当前面对的危险到底是什么。第三种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这种态度设定了与由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关联，它希望通过幽默或厌倦的方式来抑制焦虑。第四种是激进的卷入。即那种针对已察觉到的危险的根源的实践性搏击。吉登斯持第四种态度，他批判了前三种态度，认为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讲到，虽然当前面对重重现代性危机，使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吉登斯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可供选择的未来，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既不能丢掉乌托邦的理想，又要与现实保持平衡，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

　　四、马克思与吉登斯现代性思想比较的启示

　　在现代性研究中，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知道，从近代以来，我国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体验：向往与惶恐、进步与倒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通过比较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能够得出对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深刻启示。

　　1、正确认识新现代性的实质

　　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现代性在我国并没有完全确立，“现代性还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方式存在，现代性尚未作为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运行和个体生态中。” 一语贯之：现代性问题不断，现代性批判不止，现代性事业未竟。

　　当中国处在前现代社会时，西方国家已经在追求现代性和实现现代化。而当我们走上西方所追寻的现代性和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时，西方国家却又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困窘和迷茫。但我们需要明白一点，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离和抗拒现代性。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代性，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新现代性。“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体现在：新现代性既不是启蒙运动兴起的现代性，也不是工业社会所倡导的现代性；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西方所说的“后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它是后现代主义引导和主导下的现代性，是一种全球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新现代性一方面要求坚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践，以理性的视角分析我国的现代化之路。同时在借鉴中反省西方现代性问题，在反省中关注中国当前的现代性实践，在探索实践中建构出与我国现代化道路相协调的现代性理念。另一方面，主张解决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矛盾与价值冲突，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个性与共性的冲突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等，力求消除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及现代意识的不平衡性，确保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换。

　　2、解决对现代性的文化认同危机

　　我们知道，追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性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我们的现代化又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的技术和制度的吸收和模仿。在经历了前现代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追求后，后现代思潮又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念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这就使得前现代的价值体系、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和后现代的价值体系成为了我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彻底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和宇宙观，中国人对历史和文化价值认同的共同基础不复存在，导致了文化认同危机。因此，我们建构新现代性就必须解决对现代性的文化认同危机。

　　解决文化认同危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强化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精神。总之，我们要强调一种“构造性”的文化认同，在强调对本土文化资源的认同时也要肯定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准则，要充分吸收别的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用“构造性”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我们不但要扬弃和发展我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用自身文明去创造新的价值观，形成体现中国现代性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实现中国和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3、培育人的理性精神

　　前面已经讲到，理性是现代性观念的核心，理性创造出了巨大的辉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变得矛盾重重，资本主义世界罪恶和危机的根源被归结到理性头上，使理性受到了尖锐的抨击。后现代主义主张非理性主义，主张彻底解构理性。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使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浮躁的盲动倾向，造成价值观念混乱与失范等等，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重视培育人的理性精神。

　　马克思通过对理性的考察还原指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的对立，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解决。因此，我们培育人的理性精神不能仅仅就理性谈理性，而是要结合现实生活实践，把重点放在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改造上，最重要的是做到制度的合理安排。培育人的理性精神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是培育个人理性，要引导个人崇尚理性和秩序，强调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强化对个人的“行为约束”和“心理约束”。首先，要倡导和弘扬理性精神，促进个人行为动机的理性化和手段选择的理性化。其次，正确对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认真对待个人对利益的合理追求。第三，引导个人行为的合理预期，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培育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关涉的是公共权力的立法与决策，它所对应的是公共领域，通过思想的表达、意见的交换来形成公共意见。培育公共理性，一是要增加行为者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从而提高行为者的整体素质。二是要始终推行民主与公开原则，保证行为者能够理性、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

　　4、推崇人的自由个性

　　现代性的根本价值是自由，但是当前现代性危机恰恰体现出自由的丧失，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崇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所谓自由，是指个人摆脱各种束缚和压抑，获得解放，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从而成为他自身的主人，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个性是指个人独特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及其发展过程，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主体能动性。“自由个性”本质上属于人的个性范畴，指的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作为人的发展理想状态的“自由个性”，意味着肯定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以及各方面需要的自由满足和实现。

　　自由个性与人的自由发展紧密相关。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个性自由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统一性。自由个性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或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而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的人的自由发展则是实现自由个性的基本途径。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这一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不断得到改造的过程，从而也是人的自由发展不断进到新的阶段和水平的过程。自由个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同样紧密相关。人的自由发展是“自由个性”实现的基本途径，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自由个性”实现的最切近的基础。作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自由个性”应该被完整地理解为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而达到的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5、注重现代性实践的人文关怀

　　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其价值指归在于人文关怀，包括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的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相协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来作为支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文关怀建构成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注重现代性实践的人文关怀，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化的合目的性的展开，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要努力弘扬和培育人文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社会现代化进程。人文价值取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氛围。再次，树立开放的文化视野。随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已经处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因此，我们要树立开放的文化视野，增强开放意识，积极吸纳人类先进文明，汲取现代文化意识，不断扬弃和发展民族的现代文化，从而实现与其它文化形态的相互融合与认同，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最后，努力推进人文教化。我们要通过推进人文教化来培养人的个性意识和完整人格，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全面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实现自我超越。

　　6、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是在西方率先实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它能否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相一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把握现代化的实质。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中，不少人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现代化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以生产力的发达，即以达到高度社会化、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力为根基，实现社会自身的全面协调和综合平衡的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进步过程，其目的是综合国力的强盛和人们生活的普遍提高。”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科学技术决定论这个误区，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得到了当代中国人的认同，这给我国的现代化造成了很大的灾难而且还在造成更大的灾难，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了西方化。因此，我们要认真反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事实上也是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搞现代化、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思想的精神实质、价值内涵和精髓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核心目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模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获得了根本指针。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原则，去开拓共和国更为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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