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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且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重大历史转折，对党的新闻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一、全会召开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内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关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期盼中国能迅速摆脱困境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受过去十年内乱的影响，社会发展遭受严重阻碍，人民群众的生活面临困难，思想上有许多困惑。人们期盼能够尽快摆脱思想束缚和生活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可谓是民心所向，万众期待。 

　　（二）“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拨乱反正十分艰难 

　　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持续了十几年，束缚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文革”结束之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维护和坚持“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十分艰难。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重要时期，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从根本上统一全党思想，为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 

　　（三）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初步恢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开始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初步恢复。1977年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路线，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6.9%；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50.9%。总体来看，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 

　　（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文章发表后，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通过大讨论逐渐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继而影响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同时也为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明朗化 

　　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对我国新生政权采取敌视、封锁和遏制打压的政策。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此后的二十年里，中美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尼克松访华问题，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交流。1972年2月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两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得我国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呈现明朗化趋势，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国际环境基础。 

　　二、全会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以及国家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重新确立全党工作的重点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提出要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改革。 

　　（二）重新确定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而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 

　　（三）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观点，从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四）重新确立党的正确组织路线 

　　全会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从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指出，要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五）决定实行经济调整和全面改革开放政策 

　　全会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为了加快农业发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推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也出现重大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改变历史，引领未来重要会议。它确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以及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来几十年我国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全会对党的新闻政策调整与改革的影响及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我国摆脱极“左”路线束缚，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有力的政策保障，同时也对党的新闻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全会为党的新闻政策的调整改革营造了宏观环境，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启了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事业在国家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也迎来了改革发展的大好机遇，适时进行服务经济建设的工作转向，和进行新闻政策调整与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二）恢复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事业以及新闻政策调整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的党的思想路线，通过解放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摆脱了僵化保守和形式主义的思想束缚，消除了对个人的盲目崇拜。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有效推动了新时期党的新闻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全会以后出现的舆论监督、深度报道，以及传媒业市场化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变化与政策调整都离不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为新闻事业的中心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新闻政策的调整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发展战略，也是新闻政策调整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新闻事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闻政策改革把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视为重要依据，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政策才得以及时调整，新闻事业才得以实现改革和快速发展，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舆论支持。如1981年发布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党中央要求新闻工作必须积极配合国家实现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的需求。 

　　同时，新闻事业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不断受到重视，新闻媒体的市场化改革、集团化改革，晚报、都市报的出现，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都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密不可分。同时，新闻媒体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断得到加强，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发展舆论氛围。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党的新闻政策强化对新闻媒体刊播广告的管理，理顺新闻工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新闻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促进了新闻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改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也推动了新闻政策在强化对新闻媒体刊播广告的管理，以及在理顺新闻工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方面的调整与改革。 

　　1985年发布的《关于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经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和1988年发布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管理办法》，为新闻媒体刊播广告作出了正确引导。针对新闻媒体刊播广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85年和1989年，中共中央又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强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和《关于严禁新闻出版的单位所属记者站、办事处经营广告业务的通知》，对媒体广告业务进行了规范管理。 

　　此后，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问题也受到重视。邓小平强调务必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提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这些对媒体的市场化运营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成为重要原则。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闻媒体市场化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济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并于1992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此背景下，传媒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传媒业的市场化、集团化改革，晚报、都市报、周末版的发展，财经类媒体的涌现，都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 

　　例如，199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管理进一步办好报纸“周末版”的意见》指出，报纸“周末版”的经营和发展体现出我国新闻媒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2002年7月2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对集团化建设、多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拓宽融资渠道等重要改革问题提出意见。截至2011年底，已有近1200家国有文艺院团、570余家国有出版社、1600多家报刊完成转企改制。在一系列新的新闻政策规范和引领下，我国新型新闻媒体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起来。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会所确立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新闻事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此走上了几十年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作者叶俊系重大项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文化体制改革造福文化民生》，《人民日报》2012年6月4日。 

　　来源：中国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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