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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党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我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特殊背景下提前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通过了大会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新党章，对我国后来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党的十一大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大会。 

　　一、党的十一大召开的背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中国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江青等人借机加紧抢班夺权。①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的彻底粉碎，成为党的十一大召开的历史前提。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②“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和对邓小平的批评，引起多方不满，思想理论界开始不断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为党的十一大的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决定在1977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③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党的十一大召开提供了政治前提。 

　　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形成的空前有利的社会环境下，我国国民经济从“文革”时期的停滞、徘徊、下降转为稳定上升，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向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成为党的十一大召开的重要经济前提。④ 

　　从国际方面看，中美关系逐渐缓和，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逐渐改善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与苏联关系虽没有明显改善，但由于美苏争霸造成的影响，苏联对我国的政策有所缓和，党的十一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前召开的。⑤ 

　　二、党的十一大的主要议程及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大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一大主要有三项议程：听取并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为此，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8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3年内大见成效。⑥ 

　　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8个方面作了说明。报告强调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出党章写进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容的重要意义。⑦ 

　　三、党的十一大召开及其大会报告的影响及效果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新时期国家建设，特别是拨乱反正等方面工作的要求：一是阐述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正确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要求的提法作了新的阐述，如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新阐述；三是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科教兴国”“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 

　　党的十一大在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合理化方面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党的十一大没有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但已经在实践中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⑧ 

　　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优传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重视发展教育、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要走在经济发展前面等，这些新认识都为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另外，党的十一大重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中央领导集体，为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⑨ 

　　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等各种原因，党的十一大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我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党的十一大及大会报告对党的新闻政策的影响 

　　（一）党的十一大后新闻媒体对大会精神的宣传 

　　在向全国人民宣传党的十一大的过程中，《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等党的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刊发消息、评论、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等形式大力宣传了党的十一大精神和大会报告内容。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社论，详细介绍了大会内容，传达并宣传了党的十一大精神。从党的十一大以后的历史发展看，社论对党的十一大成就的期望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党的十一大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的特殊时刻，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些抹不掉的时代烙印⑩。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下出现了敢于探讨一些根本性理论问题的风气。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977年7月，他精心指导和创办了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该刊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就以《“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为题，对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理论动态》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文章，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新辟了一个思想理论阵地。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党的十一大在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上尽管遇到严重阻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彻底实现拨乱反正，引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⑪ 

　　由于历史的原因，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仍没能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报告提出的加强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认识，为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⑫。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开始被打破。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⑬ 

　　（二）党的十一大后党的新闻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宣传部，并在批转的《关于成立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规定：中宣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和检查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协助中央指导党报党刊、出版总署、广播事业局等单位工作，并担负对地方各级宣传部门的指导责任。⑭ 

　　宣传部门的组织建设为党的宣传工作制度的贯彻实施和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保障。1978年12月，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⑮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工作的功能与目标出现了阶段性偏离，“阶级斗争的工具”被作为新闻媒体的唯一功能，这是历史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党报党刊率先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新闻报道与理论宣传的实践标准，坚持党性原则，恢复党报党刊的政治方向，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动，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由此我国新闻事业重新回到正轨，并开始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作者钱捷系重大项目组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合作者曹宁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杨宏雨、周瑞瑞：《中共十一大平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②徐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纪录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诗刊》1977年第8期。 

　　④杨宏雨、周瑞瑞：《中共十一大平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⑤敖小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与创新》,《兰州大学》2015年第2期。 

　　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版。 

　　⑦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版。 

　　⑧⑨杨宏雨、周瑞瑞：《中共十一大平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⑩徐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纪录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⑪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版。 

　　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⑬郑保卫、杨柳：《中国共产党90年新闻事业大事记》,《新闻学论集》第26辑2011年。 

　　⑭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来源：中国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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